有一次，我問中國一位哲學家為什麽東西方的思維方式會有如此大的差異。他回答說：“因為你們有亞裏士多德，而我們有孔子。”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在開玩笑。盡管亞裏士多德和孔子對後人的智慧、社會和政治曆史產生了深刻影響，但他們不是各自文化的源泉而是各自文化的產物。如果他們不是反映了他們所生存的社會的文化，那麽他們就不會有如此卓越的成就。實際上，希臘的確有像赫拉克利特這樣的哲學家，他的精神實際上更接近東方；中國也有像墨子這樣的哲學家，他的許多思想與西方哲學家一樣，這就是有關以上觀點的一個“證據”。盡管在當時很引人注目，但這些不合常規的哲學都夭折了，西方繼承的是亞裏士多德的傳統，而東方傳播的是孔子的思想。
一些學者在回答為什麽古代中國和希臘會有那麽大的差異這個問題時，給出了以下幾個貌似合理的理由。
希臘在個人自由、個人特征和客觀思維的發展方麵與當時的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不同。這些特質似乎可以從其政治體製中得到解釋，希臘當時獨一無二的政治體係也就是城邦及城邦政治，特別是市民集會，在集會上人們不得不憑借理性的論證來說服彼此。城邦也很重要，因為城邦使得那些知識的叛逆者可以四處遊走，從而保持一種相對來說自由探索知識的狀態。確實，在一個城邦內不受歡迎的知識分子有時會被其他的城邦挖走，因為他們會為這些城邦帶來巨大的影響力。蘇格拉底的追隨者請求他離開雅典，到其他地方去而不要坐等死刑。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歡迎，而他所在的城邦的人們對他已經失去了興趣。
有時，人們用另一個因素來解釋希臘的獨特性，這就是希臘臨海的地理條件使貿易成為一種賺錢的行業，這就意味著存在一個生活殷實的商人階層，他們可以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商人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是由於教育本身，教育的驅動力很顯然是因為好奇以及知識本身的價值的吸引力。希臘人好奇的特點或許也可以將希臘處於世界貿易的十字路口這樣的地理位置作為理由之一。他們經常遇到奇異的、令人費解的人、風俗和信仰。對於生活在海岸線附近的任何一個希臘人（大部分如此）來說，遇上帶有其他種族特點、宗教和政治色彩的人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雅典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很像《星球大戰》中的酒吧。
不同的習俗和信仰在希臘傳播，其明顯的後果就是人們要學會處理各種矛盾。他們經常會遇到一個人讚成a而另一個人讚成非a這樣的情形。集會上、集市上希臘人自身的觀點中所表現出來的矛盾以及來自外來人的各種觀點的矛盾，或許促進了認知過程（包括形式邏輯）的發展，來應對這些不一致的觀點。
相反，如今中國大部分人口屬於漢族。全國50多個少數民族幾乎都分布在中國的西部地區，所以生活在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很少有機會遇上一個信仰和習慣完全不同的人。中國民族的同質性似乎可以從中央集權這個方麵得到部分解釋。另外，中國農村的生活方式推動人們的行為準則向和睦相處、趨同的方向發展。看到一點兒意見分歧或者發現來自上級或同事所持的不同意見，中國人很少會采取一些方法來裁決哪個觀點正確。相反，中國人要千方百計地來解決這一分歧，這才是要達到的目的。這就推動中國人找到了中庸之道。
一些學者在回答為什麽古代中國和希臘會有那麽大的差異這個問題時，給出了以下幾個貌似合理的理由。
希臘在個人自由、個人特征和客觀思維的發展方麵與當時的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不同。這些特質似乎可以從其政治體製中得到解釋，希臘當時獨一無二的政治體係也就是城邦及城邦政治，特別是市民集會，在集會上人們不得不憑借理性的論證來說服彼此。城邦也很重要，因為城邦使得那些知識的叛逆者可以四處遊走，從而保持一種相對來說自由探索知識的狀態。確實，在一個城邦內不受歡迎的知識分子有時會被其他的城邦挖走，因為他們會為這些城邦帶來巨大的影響力。蘇格拉底的追隨者請求他離開雅典，到其他地方去而不要坐等死刑。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歡迎，而他所在的城邦的人們對他已經失去了興趣。
有時，人們用另一個因素來解釋希臘的獨特性，這就是希臘臨海的地理條件使貿易成為一種賺錢的行業，這就意味著存在一個生活殷實的商人階層，他們可以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商人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是由於教育本身，教育的驅動力很顯然是因為好奇以及知識本身的價值的吸引力。希臘人好奇的特點或許也可以將希臘處於世界貿易的十字路口這樣的地理位置作為理由之一。他們經常遇到奇異的、令人費解的人、風俗和信仰。對於生活在海岸線附近的任何一個希臘人（大部分如此）來說，遇上帶有其他種族特點、宗教和政治色彩的人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雅典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很像《星球大戰》中的酒吧。
不同的習俗和信仰在希臘傳播，其明顯的後果就是人們要學會處理各種矛盾。他們經常會遇到一個人讚成a而另一個人讚成非a這樣的情形。集會上、集市上希臘人自身的觀點中所表現出來的矛盾以及來自外來人的各種觀點的矛盾，或許促進了認知過程（包括形式邏輯）的發展，來應對這些不一致的觀點。
相反，如今中國大部分人口屬於漢族。全國50多個少數民族幾乎都分布在中國的西部地區，所以生活在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很少有機會遇上一個信仰和習慣完全不同的人。中國民族的同質性似乎可以從中央集權這個方麵得到部分解釋。另外，中國農村的生活方式推動人們的行為準則向和睦相處、趨同的方向發展。看到一點兒意見分歧或者發現來自上級或同事所持的不同意見，中國人很少會采取一些方法來裁決哪個觀點正確。相反，中國人要千方百計地來解決這一分歧，這才是要達到的目的。這就推動中國人找到了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