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三國演義》還是小時候的事。近日斷斷續續地看了一些同名電視劇的片段，產生了一些胡思亂想：
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嗎？什麽英雄？爭權奪利，好勇鬥狠，爾虞我詐，就是英雄嗎？刮骨療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嗎？這疼與死又所為何來呢？
他們關心的唯一熱點無非是爭奪權力，特別是爭奪那唯一的一把龍椅罷了。為了爭龍椅，不惜殺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決堤放水，乘風放火，不惜生靈塗炭，啼饑號寒……這麽多英雄怎麽沒有一個人替老百姓說一句話呢？
劉備火燒新野，帶了一些老百姓避難樊城，就大仁大義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麽火攻，老百姓又哪裏有這種流離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個別地看，英雄事跡不無感人之處，例如擊鼓罵曹，例如孤膽英雄趙子龍長阪坡救主子的兒子；但綜觀全局和曆史，這樣的亂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沒有好日子過，生產力就愈不發展，社會就愈不進步。中國已經吃夠了這種爭王位的英雄們的虧！
趕巧前不久又看了電影《西楚霸王》，對鞏俐、張豐毅等主演的這部片子的商業性改頭換麵及其得失這裏暫且不表。問題是秦皇出巡時劉邦與項羽的反應“大丈夫當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國的有為之士以做皇帝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以官階為價值判斷的唯一標準的可怕與可悲。
價值標準的一元化、貧乏化、俗鄙化，“價值=權力”的公式，使終極目標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隻有一個，如何能不爭不鬥不殺他個屍橫遍野、白骨如山？
價值標準的單一化看似是天下定於“一”了，有利於統一與穩定，但須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亂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來爭這個“一”了，焉能不亂？
政治=權力=升官圖，而最高的價值=一切有為之士的終極目標=“龍位”——這樣的等式實是中國數千年來戰亂不斷，發展緩慢，而終於在近百年顯出了積弱來，即是說搞出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許，對於三國時期的英雄們來說，老百姓是太沒有意義了。三國時期的英雄們，其實是拿老百姓當墊腳石、當工具、當犧牲品的英雄。這樣的英雄今天難道還算英雄嗎？我們能夠無條件地接受“三國”的英雄觀念嗎？
那個時候的政治呢？當然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這種政治的特點，一個是砍腦殼政治，一會兒就提溜一個一秒鍾前的活人的腦袋進來，並以此為勇、為豪氣、為人生最大快事。一個是陰謀政治，就是不斷地使計謀。而計謀的核心在於欺騙、說謊，誰善於欺騙誰就勝利而且獲得智多星的美名，誰相信了——輕信了別人誰就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這種心理暗示實在太可怕了。
“三國”裏的計謀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謂連環計，使計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廂情願，堪稱愚而詐、小兒科而又不擇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偉大的事業——忠君報國，就是說漢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間諜來維持。這未免可悲可恥。這種偉大事業的偉大性與正義性也隨之可疑起來。
而被使計的一方，即董卓與呂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徹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個年方二八（周歲隻不過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揮棒跳舞，說一不二，比校場操練還聽話還準確，這能夠令人相信嗎？如果說董呂兩個人也曾經掌握權柄，赫赫一時，能是這樣徹頭徹尾的白癡嗎？何進中計一節也是一樣的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韓少功寫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國一個未接受過職業的色情間諜訓練的十五歲的小女子，在一千幾百年前就能勝任這樣一個極端狡猾、極端殘酷、極端非人性的角色，這是多麽的不祥呀！我們這個民族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這種權力政治的第三個特點是叛徒的政治。整個《三國演義》電視劇的第一部分叫作什麽“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賣史。吃誰的飯砸誰的鍋的呂布，沒有好下場，不但快了人心，也體現了“三國”對叛徒政治的否定。
但是，以我們的頭號英雄人物劉備來說，據說關羽、張飛、諸葛亮對他都是忠而又忠、義而又義的了，可他對誰忠義過呢？他投靠過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然後又都叛變了他們。在這一點上，他與所謂反複無常的呂布究竟有什麽區別呢？
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論。一方麵要忠要義，一方麵又有什麽“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的“叛變有理”論。哪樣對呢？全看“活學活用”了。
一些“三國”故事，頗有濃厚的黑社會、黑手黨故事的意味。上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典型的黑社會做法和黑手黨語言：“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盜匪的亡命氣。電視劇裏張飛的形象尤其可笑複可憎，一副匪氣霸氣蠢氣、惡聲惡氣、昏頭昏腦、蠻不講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對“大哥”如奴婢鷹犬、對他人如閻王虎狼的嘴臉，誰需要這樣的“三弟”呢？隻能是黑社會的大哥大。他給人們的視覺觀感甚至還不如《沙家浜》裏的胡傳魁。
當然，《三國演義》並不是曆史，而是民間的曆史傳說，它反映的是吾國百姓草民們對曆史的觀點，包括“誤讀”與趣味性、通俗性“重寫”。但是想一想，吾國百姓們對於天下大事、曆史沿革，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包括對於英雄主義的解讀竟曾經是如此簡單化、俗鄙化、小兒科化、赤裸裸的野蠻與霸道化，這不能不給人以怵目驚心之感。
也許《三國演義》的故事裏要把劉備樹成一個仁義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這個任務實在是太艱巨了。按現在表現的，劉關張之屬實在與曹孫袁乃至何進、董卓等沒有什麽質的差別。
也許在封建社會，王道雲雲隻是說一說的，而實際上，人們隻承認霸道的力量。
霸道當然是有力量的，這力量卻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會走向反麵。這種霸權主義，很實用實惠，但又是不無危險的，弄不好它會流於愚昧短見的野蠻主義、蒙昧主義。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國早期燦爛而後來停滯的一個原因，思之令人害臊歎息。
《三國演義》電視劇下了很大功夫，製片態度不可謂不嚴肅，但收視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觀念上的愚昧野蠻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認為電視劇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類型化與事件的簡單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繁複紛紜而又千奇百怪，“三國”人物是又多又雜，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寫到了，故而總體看來，“三國”的閱讀效果堪稱是相當成功的，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三國”寫得豐富多彩、琳琅滿目。但這種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的效果是粗線條的，一往屏幕上立，類型化、小兒科化的毛病就顯出來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領導同誌常舉的例子來了，他多次說過：“誰說戀愛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三國演義》就沒有寫戀愛嘛，還不是一樣寫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類型多，當然用不著愛情。但是不要輕視類型的生命力，愈是類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為“典型”，成為“共鳴”。成了典型、共鳴了也還是暴露出了類型化的缺憾，這個問題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當然不是要以張飛的態度對《三國演義》這一古典文學名著搞一次砍殺，不是對於“三國”的全麵評價，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對於同名電視劇的批評。電視劇裏的某些情節處理得還是很妙的，例如袁紹兵敗後派眼線搜集所部的言談話語，有非議者立即杖責或處死，這麽一幹更是軍心大亂。鑒於此，袁紹之子乃誅殺專門挑撥是非的打小報告的眼線。這段故事可圈可點，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我也從同名電視劇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視的東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現代”的東西，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我們的學問家熱衷於“後現代”已經很久了。中國這麽大，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國的發展變化日益與世界同步，因而中國這裏也有了超豪華、超奢侈的後現代，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畢竟這裏多得多的是前現代——離現代化還遠去了呢。
不論從電視劇《三國演義》裏的張飛身上，還是從各位餐館老板祭供的關老爺身上，或者是從電影屏幕上看個沒完沒了的這個帝、那個妃上（張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學自由談》上對此有一精彩評論，讀之大快），我都覺得我們應該比關注後現代還要嚴重地關心前現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首《西江月》列於全書卷首，也唱在每一集電視劇前頭。很好，好得很。
當“三國”各路英雄活躍在黃金時間的千家萬戶之際，我看是該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現這種“群雄並起”的局麵了，再不要出現這樣的豺狼英雄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該與前現代的“三國”精神、“三國”意識道一聲“拜拜啦您”！
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嗎？什麽英雄？爭權奪利，好勇鬥狠，爾虞我詐，就是英雄嗎？刮骨療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嗎？這疼與死又所為何來呢？
他們關心的唯一熱點無非是爭奪權力，特別是爭奪那唯一的一把龍椅罷了。為了爭龍椅，不惜殺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決堤放水，乘風放火，不惜生靈塗炭，啼饑號寒……這麽多英雄怎麽沒有一個人替老百姓說一句話呢？
劉備火燒新野，帶了一些老百姓避難樊城，就大仁大義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麽火攻，老百姓又哪裏有這種流離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個別地看，英雄事跡不無感人之處，例如擊鼓罵曹，例如孤膽英雄趙子龍長阪坡救主子的兒子；但綜觀全局和曆史，這樣的亂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沒有好日子過，生產力就愈不發展，社會就愈不進步。中國已經吃夠了這種爭王位的英雄們的虧！
趕巧前不久又看了電影《西楚霸王》，對鞏俐、張豐毅等主演的這部片子的商業性改頭換麵及其得失這裏暫且不表。問題是秦皇出巡時劉邦與項羽的反應“大丈夫當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國的有為之士以做皇帝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以官階為價值判斷的唯一標準的可怕與可悲。
價值標準的一元化、貧乏化、俗鄙化，“價值=權力”的公式，使終極目標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隻有一個，如何能不爭不鬥不殺他個屍橫遍野、白骨如山？
價值標準的單一化看似是天下定於“一”了，有利於統一與穩定，但須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亂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來爭這個“一”了，焉能不亂？
政治=權力=升官圖，而最高的價值=一切有為之士的終極目標=“龍位”——這樣的等式實是中國數千年來戰亂不斷，發展緩慢，而終於在近百年顯出了積弱來，即是說搞出了亡國滅種的危險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也許，對於三國時期的英雄們來說，老百姓是太沒有意義了。三國時期的英雄們，其實是拿老百姓當墊腳石、當工具、當犧牲品的英雄。這樣的英雄今天難道還算英雄嗎？我們能夠無條件地接受“三國”的英雄觀念嗎？
那個時候的政治呢？當然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這種政治的特點，一個是砍腦殼政治，一會兒就提溜一個一秒鍾前的活人的腦袋進來，並以此為勇、為豪氣、為人生最大快事。一個是陰謀政治，就是不斷地使計謀。而計謀的核心在於欺騙、說謊，誰善於欺騙誰就勝利而且獲得智多星的美名，誰相信了——輕信了別人誰就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這種心理暗示實在太可怕了。
“三國”裏的計謀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謂連環計，使計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廂情願，堪稱愚而詐、小兒科而又不擇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偉大的事業——忠君報國，就是說漢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間諜來維持。這未免可悲可恥。這種偉大事業的偉大性與正義性也隨之可疑起來。
而被使計的一方，即董卓與呂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徹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個年方二八（周歲隻不過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揮棒跳舞，說一不二，比校場操練還聽話還準確，這能夠令人相信嗎？如果說董呂兩個人也曾經掌握權柄，赫赫一時，能是這樣徹頭徹尾的白癡嗎？何進中計一節也是一樣的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韓少功寫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國一個未接受過職業的色情間諜訓練的十五歲的小女子，在一千幾百年前就能勝任這樣一個極端狡猾、極端殘酷、極端非人性的角色，這是多麽的不祥呀！我們這個民族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這種權力政治的第三個特點是叛徒的政治。整個《三國演義》電視劇的第一部分叫作什麽“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賣史。吃誰的飯砸誰的鍋的呂布，沒有好下場，不但快了人心，也體現了“三國”對叛徒政治的否定。
但是，以我們的頭號英雄人物劉備來說，據說關羽、張飛、諸葛亮對他都是忠而又忠、義而又義的了，可他對誰忠義過呢？他投靠過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然後又都叛變了他們。在這一點上，他與所謂反複無常的呂布究竟有什麽區別呢？
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論。一方麵要忠要義，一方麵又有什麽“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的“叛變有理”論。哪樣對呢？全看“活學活用”了。
一些“三國”故事，頗有濃厚的黑社會、黑手黨故事的意味。上來就是“桃園三結義”，典型的黑社會做法和黑手黨語言：“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盜匪的亡命氣。電視劇裏張飛的形象尤其可笑複可憎，一副匪氣霸氣蠢氣、惡聲惡氣、昏頭昏腦、蠻不講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對“大哥”如奴婢鷹犬、對他人如閻王虎狼的嘴臉，誰需要這樣的“三弟”呢？隻能是黑社會的大哥大。他給人們的視覺觀感甚至還不如《沙家浜》裏的胡傳魁。
當然，《三國演義》並不是曆史，而是民間的曆史傳說，它反映的是吾國百姓草民們對曆史的觀點，包括“誤讀”與趣味性、通俗性“重寫”。但是想一想，吾國百姓們對於天下大事、曆史沿革，特別是政治軍事鬥爭包括對於英雄主義的解讀竟曾經是如此簡單化、俗鄙化、小兒科化、赤裸裸的野蠻與霸道化，這不能不給人以怵目驚心之感。
也許《三國演義》的故事裏要把劉備樹成一個仁義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這個任務實在是太艱巨了。按現在表現的，劉關張之屬實在與曹孫袁乃至何進、董卓等沒有什麽質的差別。
也許在封建社會，王道雲雲隻是說一說的，而實際上，人們隻承認霸道的力量。
霸道當然是有力量的，這力量卻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會走向反麵。這種霸權主義，很實用實惠，但又是不無危險的，弄不好它會流於愚昧短見的野蠻主義、蒙昧主義。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國早期燦爛而後來停滯的一個原因，思之令人害臊歎息。
《三國演義》電視劇下了很大功夫，製片態度不可謂不嚴肅，但收視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觀念上的愚昧野蠻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認為電視劇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類型化與事件的簡單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於《三國演義》所述故事繁複紛紜而又千奇百怪，“三國”人物是又多又雜，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寫到了，故而總體看來，“三國”的閱讀效果堪稱是相當成功的，人們的一般印象是“三國”寫得豐富多彩、琳琅滿目。但這種豐富多彩、琳琅滿目的效果是粗線條的，一往屏幕上立，類型化、小兒科化的毛病就顯出來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領導同誌常舉的例子來了，他多次說過：“誰說戀愛是文學的永恒主題？《三國演義》就沒有寫戀愛嘛，還不是一樣寫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類型多，當然用不著愛情。但是不要輕視類型的生命力，愈是類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為“典型”，成為“共鳴”。成了典型、共鳴了也還是暴露出了類型化的缺憾，這個問題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當然不是要以張飛的態度對《三國演義》這一古典文學名著搞一次砍殺，不是對於“三國”的全麵評價，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對於同名電視劇的批評。電視劇裏的某些情節處理得還是很妙的，例如袁紹兵敗後派眼線搜集所部的言談話語，有非議者立即杖責或處死，這麽一幹更是軍心大亂。鑒於此，袁紹之子乃誅殺專門挑撥是非的打小報告的眼線。這段故事可圈可點，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我也從同名電視劇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視的東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現代”的東西，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我們的學問家熱衷於“後現代”已經很久了。中國這麽大，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國的發展變化日益與世界同步，因而中國這裏也有了超豪華、超奢侈的後現代，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畢竟這裏多得多的是前現代——離現代化還遠去了呢。
不論從電視劇《三國演義》裏的張飛身上，還是從各位餐館老板祭供的關老爺身上，或者是從電影屏幕上看個沒完沒了的這個帝、那個妃上（張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學自由談》上對此有一精彩評論，讀之大快），我都覺得我們應該比關注後現代還要嚴重地關心前現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首《西江月》列於全書卷首，也唱在每一集電視劇前頭。很好，好得很。
當“三國”各路英雄活躍在黃金時間的千家萬戶之際，我看是該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現這種“群雄並起”的局麵了，再不要出現這樣的豺狼英雄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該與前現代的“三國”精神、“三國”意識道一聲“拜拜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