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我訪問美國的時候，在電視節目中看到一個測驗，主持者請求一些美國居民列舉他們所知道的中國人名。他們的答案中提到了孔夫子、孫中山和毛澤東，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排名第四的是功夫演員李小龍，排名第五的是並不存在的偵探小說中的人物陳查禮。這就很有趣了。
小說和電影是能提供某種信息的，但是這種信息不一定準確。
美國華裔英語女作家湯婷婷描寫了在美的華裔早期移民修建橫亙美國的大鐵路的情況。還有一些電影表現了早期華裔淘金者。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華人的堅韌、勤勞、刻苦、節省與服從長上、服從命運的特點，也表現了某些華人的嗜酒、嗜賭、毆打妻子等。我想這些作品大致上是寫實的，我對它們的評價基本上是積極的。
小說與電影不僅有寫實的一種，也可以包含許多虛構和想象。一些好萊塢的娛樂片中，唐人街的華人多是非法移民、黑手黨徒，充斥在那裏麵的對於華人的負麵描寫也就是想象的成分居多了——如果我不說這裏有什麽偏見的話。事實如何呢？請注意，一九九三年美國移民局統計，中國人在非法移民總數中，並不占首位，數量上占首位的非法移民恰恰是來自一個歐洲國家。
一些在西方十分暢銷的小說，如譚恩美的《喜福會》（joy luck club），也包含著明顯的對於西方讀者趣味的迎合，改編的電影竟然把中國的民間比喻“千裏送鵝毛，禮輕情義重”，表現為一個中國女人當真從中國拿著一片鵝毛不遠萬裏到美國去探望親戚，這是荒唐不經的。當然，這本書也有它的動人之處，我無意在這裏對全書做出輕率的價值判斷。
不僅在西方，近年來，在中國，許多作家和電影導演，熱衷於做“被看”的“他者”，熱衷於表現中國人的奇特、神秘、古怪以至於貧窮、野蠻、殘酷、愚昧。一些青年作家從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成功受到了極大鼓舞和啟發，他們也熱衷於用類似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神秘的東方”，熱衷於寫一些匪夷所思的地理條件下的聞所未聞的故事，即專寫窮鄉僻壤裏的奇聞佚聞，或隻是曾經存在於一些人的口頭而早已滅絕了的奇風異俗，加上來自原始迷信的傳說故事。
可能是由於外國硬通貨的吸引力，或是由於對西方文化的追逐，一些急於成功的作家從開始謀篇就考慮到翻譯成外文的前景，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讀者的口味。電影也是如此，張藝謀的才能是世界馳名的，他在中國也有極多的觀眾，我個人對他的成就一直極表敬意。但是他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一片中所表現的掛燈以表示“駕幸”、捶腳以增進性欲等情節，全都是杜撰，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性風俗。電影家、小說家有權虛構情節，對此我對我的同行們沒有任何異議。問題是如果有機會告訴北美與歐洲的觀眾，哪些情節是寫實的，哪些情節是杜撰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也許就更好了。
也許這些提到的小說和電影更適合於娛樂和抒情，而不是反映中國的真實。也許那些奇特的描寫表現了作家的出色的想象力，乃至具有某種文化學的意義，但它們顯然無助於正確地了解中國。請不要太相信流行在你們那裏的以中國人和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和電影，想了解中國還是到中國去看一看更好。
中國曆史上確實存在過多妻製。描寫中國的多妻故事也許迎合了某些男性的性心理，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市場。
我的朋友、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爾多魯奇導演的《末代皇帝》得到了巨大的成功。我在部長任上支持他完成了此片的拍攝。他描寫的皇帝與兩個妃子同時做愛的場麵，其中對被單的起伏的表現或許是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因為中國古典詩詞中有時用對牙床、錦衾和羅帳的描寫來曲折地寫人們的性生活。然而，具體到中國皇帝，他同時與兩個女人做愛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是貓王，他們大都患有性無能症，多妻製對男人也並非總是好的。當然，同時，中國的舊時代雖然允許男人特別是皇帝的多妻，從道德和風俗上是絕對不允許同時在同一張床上與一個以上的女人做愛的。群交和亂交，這在中國是沒有記錄的，它的發明權顯然是屬於現代西方社會。
上麵提到的隻是一個並不十分重要的細節。重要的是，貝爾多魯奇的電影表現了對中國人在近現代的遭遇的巨大同情，麵對著曆史的衝突、曆史的曲折、曆史的考驗、曆史的挑戰，個人常常是渺小的，個人的選擇餘地是很有限的。那些動不動想教訓中國人的人，那些整天要給中國人上文明社會的abc課的人，遇到了中國人在近現代遇到過的境遇，我不認為他們一定比中國人表現得更有道德或更智慧。
簡單的結論：
小說和電影對於“他者”的形象推廣，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小說和電影畢竟不一定可靠。
為取悅西方受眾而過分地編造，雖然可能取得市場上的成功，從藝術良心與藝術質量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可取的。至於具體作品，還是要做整體評價，我前麵提到過的張與貝的電影，從整體上看都是優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進程將使東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來吸引受眾，將不可能長期成功。我們（華人）與歐美人互為主體與他者，在以往許多代中國人的眼裏，中國人才是主體，而歐美人正是他者異類。中國人也有過許多對歐美人、對“洋鬼子”的荒謬的描繪，許多外國人在中國的形象也並不佳妙。這需要一個過程來增進相互了解，需要一個過程學會更文明也更聰明地共處於一個多元的世界。
隨著亞洲的崛起，隨著中國的進步，我個人並不為中國人的形象問題而感到擔憂。中國人在開放過程中學到了許多好東西，發展與壯大了自己，這也增加了中國文化的自信，樹立了中國與中國人的日益良好的形象，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獲得了新的可能。中國在世界上不會永遠是“他者”。我們也從不認為具有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的中國是“他者”。這裏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將對各方有益。友誼離不開正確的理解。
小說和電影是能提供某種信息的，但是這種信息不一定準確。
美國華裔英語女作家湯婷婷描寫了在美的華裔早期移民修建橫亙美國的大鐵路的情況。還有一些電影表現了早期華裔淘金者。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華人的堅韌、勤勞、刻苦、節省與服從長上、服從命運的特點，也表現了某些華人的嗜酒、嗜賭、毆打妻子等。我想這些作品大致上是寫實的，我對它們的評價基本上是積極的。
小說與電影不僅有寫實的一種，也可以包含許多虛構和想象。一些好萊塢的娛樂片中，唐人街的華人多是非法移民、黑手黨徒，充斥在那裏麵的對於華人的負麵描寫也就是想象的成分居多了——如果我不說這裏有什麽偏見的話。事實如何呢？請注意，一九九三年美國移民局統計，中國人在非法移民總數中，並不占首位，數量上占首位的非法移民恰恰是來自一個歐洲國家。
一些在西方十分暢銷的小說，如譚恩美的《喜福會》（joy luck club），也包含著明顯的對於西方讀者趣味的迎合，改編的電影竟然把中國的民間比喻“千裏送鵝毛，禮輕情義重”，表現為一個中國女人當真從中國拿著一片鵝毛不遠萬裏到美國去探望親戚，這是荒唐不經的。當然，這本書也有它的動人之處，我無意在這裏對全書做出輕率的價值判斷。
不僅在西方，近年來，在中國，許多作家和電影導演，熱衷於做“被看”的“他者”，熱衷於表現中國人的奇特、神秘、古怪以至於貧窮、野蠻、殘酷、愚昧。一些青年作家從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成功受到了極大鼓舞和啟發，他們也熱衷於用類似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神秘的東方”，熱衷於寫一些匪夷所思的地理條件下的聞所未聞的故事，即專寫窮鄉僻壤裏的奇聞佚聞，或隻是曾經存在於一些人的口頭而早已滅絕了的奇風異俗，加上來自原始迷信的傳說故事。
可能是由於外國硬通貨的吸引力，或是由於對西方文化的追逐，一些急於成功的作家從開始謀篇就考慮到翻譯成外文的前景，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讀者的口味。電影也是如此，張藝謀的才能是世界馳名的，他在中國也有極多的觀眾，我個人對他的成就一直極表敬意。但是他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一片中所表現的掛燈以表示“駕幸”、捶腳以增進性欲等情節，全都是杜撰，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性風俗。電影家、小說家有權虛構情節，對此我對我的同行們沒有任何異議。問題是如果有機會告訴北美與歐洲的觀眾，哪些情節是寫實的，哪些情節是杜撰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也許就更好了。
也許這些提到的小說和電影更適合於娛樂和抒情，而不是反映中國的真實。也許那些奇特的描寫表現了作家的出色的想象力，乃至具有某種文化學的意義，但它們顯然無助於正確地了解中國。請不要太相信流行在你們那裏的以中國人和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和電影，想了解中國還是到中國去看一看更好。
中國曆史上確實存在過多妻製。描寫中國的多妻故事也許迎合了某些男性的性心理，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市場。
我的朋友、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爾多魯奇導演的《末代皇帝》得到了巨大的成功。我在部長任上支持他完成了此片的拍攝。他描寫的皇帝與兩個妃子同時做愛的場麵，其中對被單的起伏的表現或許是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因為中國古典詩詞中有時用對牙床、錦衾和羅帳的描寫來曲折地寫人們的性生活。然而，具體到中國皇帝，他同時與兩個女人做愛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是貓王，他們大都患有性無能症，多妻製對男人也並非總是好的。當然，同時，中國的舊時代雖然允許男人特別是皇帝的多妻，從道德和風俗上是絕對不允許同時在同一張床上與一個以上的女人做愛的。群交和亂交，這在中國是沒有記錄的，它的發明權顯然是屬於現代西方社會。
上麵提到的隻是一個並不十分重要的細節。重要的是，貝爾多魯奇的電影表現了對中國人在近現代的遭遇的巨大同情，麵對著曆史的衝突、曆史的曲折、曆史的考驗、曆史的挑戰，個人常常是渺小的，個人的選擇餘地是很有限的。那些動不動想教訓中國人的人，那些整天要給中國人上文明社會的abc課的人，遇到了中國人在近現代遇到過的境遇，我不認為他們一定比中國人表現得更有道德或更智慧。
簡單的結論：
小說和電影對於“他者”的形象推廣，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小說和電影畢竟不一定可靠。
為取悅西方受眾而過分地編造，雖然可能取得市場上的成功，從藝術良心與藝術質量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很可取的。至於具體作品，還是要做整體評價，我前麵提到過的張與貝的電影，從整體上看都是優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進程將使東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來吸引受眾，將不可能長期成功。我們（華人）與歐美人互為主體與他者，在以往許多代中國人的眼裏，中國人才是主體，而歐美人正是他者異類。中國人也有過許多對歐美人、對“洋鬼子”的荒謬的描繪，許多外國人在中國的形象也並不佳妙。這需要一個過程來增進相互了解，需要一個過程學會更文明也更聰明地共處於一個多元的世界。
隨著亞洲的崛起，隨著中國的進步，我個人並不為中國人的形象問題而感到擔憂。中國人在開放過程中學到了許多好東西，發展與壯大了自己，這也增加了中國文化的自信，樹立了中國與中國人的日益良好的形象，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獲得了新的可能。中國在世界上不會永遠是“他者”。我們也從不認為具有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的中國是“他者”。這裏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將對各方有益。友誼離不開正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