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季，桑峪遠山梯田上的梨花盛開，潔白如雪，（花瓣）翻飛如蝶，最美麗的季節到了，我也到了告別桑峪的時刻。此後，我再也沒有機會到這個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個小時山路的地點去看梨花了。這兒有一株我平生看到過的最大的梨樹。團市委的下放幹部，主要是市團校的工作人員們回城了，我們這些另類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隊一擔石溝。
一擔石溝山勢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許多遠地都已荒廢。這裏在大躍進中成立了造林大隊，由市委、團市委、北京日報等單位出資、出人造林，遠山油鬆側柏、近山蘋果蜜桃，還想搞點副食生產補助機關。由一位王姓主任負責這裏的工作，上述單位的幹部輪流前來勞動，一至兩個月為期。我們編為八班，為長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長期，人數較我們少，屬於曆史有問題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說話極雅致，客氣，溫柔，標準老北京，略帶女氣，滿臉帶笑地用多禮的腔調對我介紹說：“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們七班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調門與社交場合互相介紹：“這位是張老板，那位是劉二爺……”絕無二致。所謂語言暴力的另一麵會成為語言的潤滑與失義，成為語言的程式化空心化與社交化，就像英語稱呼誰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語民族槍決一個犯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要說“請過來，我親愛的”。反正我聽過老舍先生對於丁玲的批判，他說“……還有您，陳明同誌，您的思想也是反動的……”他的第二人稱尊稱稱謂，絕對一絲不苟。這位七班的老王君說起什麽分子什麽分子，也滿溢著老北京“旗人”的窮而好禮，幽雅規矩。如果那五（鄧友梅小說中人物）在場，該也是這樣說話的吧。
這裏我接觸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發現，相當一部分不是由於右，而是由於太左才找了倒黴。一位少年得誌，已經是副局級的很紅的青年紀檢領導幹部，在運動高xdx潮中上繳了自己的日記及與弟弟的通信，結果兄弟倆同時劃為右派。一位團的紀檢骨幹，在運動基本結束的1958年7月1日——黨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講堅持延安傳統的重要，痛批一些人進城後忘了本，學了陳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墮落成右派。他的調門高了些，幹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樣的同誌，到了掃五氣和向黨交心階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結果是請君入甕。一位女性熱愛文學，少有成果，便在運動後期把自己的沒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據此，右而派之。
當時已經有一些對蘇共二十大、對赫魯曉夫的非議傳出來了，1958年蘇共在赫魯曉夫的控製下把布爾加寧、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定成反黨集團，一位小幹部表示對赫的不滿（王按：他可能是為了表現積極），說“把莫老頭接到咱們這兒來吧。”結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長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門文化教養很不錯的女性，當了右派以後一再稱頌對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還有兩位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同誌，則主要是為人有問題，犯渾，愛吵，說粗野的話，弄成右派。我們班有一位理發師傅，自稱不是幹部，當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對統購統銷亂講話定成“反社會主義分子”的……
八班有班長副班長各一人，領導大家。造林隊辦公室的王主任比較適合抓生產，他對改造思想的任務不太鑽得進去。一次他聽八班的總結批判討論會，睡著了，鼾聲大作。於是二位班長挑起了擔子，樹立了很強的領導意識，並說過能領導這麽一些人也不簡單，將來回憶起來是有意義的。他們極力組織思想批判，用運動中自己領教過的方法與語辭自己搞自己。動輒深夜開會，抓住點什麽就猛鬥一氣，一次鬥得北京日報的漫畫家李濱聲幾乎暈倒。“恬不知恥！”“自取滅亡！”“反動本能！”“欲蓋彌彰！”時過午夜了八班還在喊叫不停，最後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幹部身份的其他臨時來參加勞動的同誌提出意見，認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醜調百出，擾人清夢，惡心討厭……後來才稍稍降了一下鬥爭溫度。可以說這是風欲靜而樹不止的奇觀。
公平地說，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二位班長身上，眾右派們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積極性，願意互相批鬥，尤其願意至少是習慣於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強梁粗暴施之於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後），（駕輕就熟地）轉施於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則授受最親。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這也是人性的一個變種。
二位班長還有雅興抓文藝，下令我寫一個反映右派改造的話劇劇本，並稱這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有意義的。我明知沒有法寫，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狀。
無電燈，熬夜用明拈兒燒煤油（人們管這樣的燈叫做“禿小子”）的燈照明，冒著黑煙，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說，這樣的燈冒出的煙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眾人笑道“王蒙的腦子裏淨是沒氧化的炭分子……”無法再說下去，其實改善一下燈的狀況不難，但是這裏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對科學與科學主義的輕蔑：都右派了，要科學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誰來薰呢？
文藝活動倒還頗有成績。我們中有一位少年宮的音樂老師，他指揮我們合唱，舊調新詞，表達改造決心。“挑水來上山呀，我們的意誌堅，不管風大天又寒……”歌詞是新作，張永經（後任北京市廣播局長）作詞，音樂老師作曲。“一擔石溝石頭多，石頭滿地滿山坡……”也是張作詞，用的是《亞克西》的調子。“嘖噶嘖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蘇民歌，什麽詞忘了，但調兒實在好聽。通過這些活動我初步養成了唱歌看指揮手勢的習慣。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齊聲高唱劫夫作的《社會主義好》，尤其要大聲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麵唱一麵互看莞爾，是為了表明立場的轉變與徹底的服氣吧，我想是這樣。但從革命者方麵看來，不知是何觀感。
這裏的學習、小組會主題是認罪，這個邏輯顛撲不破，很繞人：隻有承認自己反黨，才證明有可能改成不反黨。想改成不反黨，必須確認自己反黨。聲稱自己沒有反黨，就是與組織（說你反黨）唱對台戲，證明至今仍在反黨。表白不反黨是反黨的鐵證。自責反了黨，則更是確實反了黨的供認不諱。但存有希望：未來尚可能不再反黨。卻畢竟是鐵案如山，永無翻身之日。翻過來掉過去，難逃反黨惡名。這也像那個著名的難題，你到了某地，說實話要燒死，說假話要淹死。這又像那個著名的某某條軍規，神經正常的人不準退役，神經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請退役。
有一位團市委的原統戰部副部長，大齡未婚，有潔癖，是從協和醫院來的，可能受醫科教育中了“毒”（其實他的本業不是醫療而是行政），死腦筋，怎麽也不承認自己反黨。他講的各種雞毛蒜皮的事例與abc式的理論令大家覺得隻有白癡才琢磨這些小兒科心思——話語。大家又氣又笑又罵，批鬥幫助，喊口號，揮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兩天翻案，最後鬥他也鬥不起來了，大家喊什麽不投降就滅亡之類，他也隨著喊，喊完了與大家一起笑，笑著笑著又急迫起來甚至哭起來，急火攻心起來。而且他認定：我與你們不一樣，你們是反黨的，你們都承認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沒有這方麵的罪惡，我這兒什麽材料都沒有。這麽一說就更討厭之至，他當然是害群之馬，咬群之驢。悲劇變成了喜劇、鬧劇了，喜劇鬧轟大發了又終於變成了悲劇。一致認為小子渾蛋一個，自找倒黴，活該！
他喜讀醫書，有一個習慣，對照醫書找自己的症狀，今天認為自己得了a症，數天後來了新的醫學資料，他改認定自己屬於b症，誰勸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與你研究起現代醫學的成就與重要性來，保準把你嚇得退避三舍。
若幹年後，他終於得了癌症，去世了。願他的在天之靈安息。
作家叢維熙也在這裏，他居然還找我談創作問題，我覺得他不識時務了。我覺得他在找倒黴。我又覺得他實在迂誠。
需要一寫的是徐寶倫，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個支部的首任書記，比我大兩三歲。他是東北人，喜歡冬天支楞著“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後他調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適，他喜歡研究理論，他關心的多是共運的大問題，喜歡使用大概念大名詞。解放前他就對我說過，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認識劉楓同誌。1955年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他的理論文字，關於訂立愛國公約問題的，令我羨慕佩服之至。我聽說他的愛情生活不順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圍巾，幾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隊遇到了他。他介紹說，他由於說過可以用“斯大林主義”一詞以概括斯的綱領與實踐而被劃。眼光“遠大”，與眾不同。
在一擔石溝，我看到他的搪瓷飯盆下麵壓著一張紙，上麵寫著一首唐詩：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
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
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雖然我早就喜歡李商隱了，對這首七律《北青蘿》並不熟悉，也不算激賞，我默頌了會兒，向老戰友徐輕輕一笑，我的笑容帶有勸他放寬心思的潛台詞。他則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問：“你怎麽樣？”
他做了一個手勢，說：“過去的事，全凍結了。”他的“凍結”兩個字拉著長聲。我咕噥了一句“想開一點……”無法再談下去。那次我還向他借了幾塊錢，可能是因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錢已不夠在路上應用。
半個月後，休假完畢，徐沒有回來。問誰，都態度嚴肅，後來知道，就是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樓圖書館自縊了。
我很吃驚。他怎麽會這樣？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這也與他愛情上的遭遇有關。我不能不感謝我的愛情生活的幸福。此後許多運動，我堅信挺不過來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敵，在社會上在單位挨鬥，回到家也得不到溫暖。青年人向往革命，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燒著舊世界也可能燒到自身，不要以為輕易地可以成為無往而不勝的革命家，不要以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遠優越。不能不查。
我連忙找組織，說明我還欠著徐一點錢，後來徐父來料理喪事，我還了錢。但我心裏的震驚與遺憾是無法消除幹淨的。
由於徐的自殺，市委從此對“分子”們的出入加強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時去與市委同樓辦公的團市委領工資——順便說一下，對我比較優厚，沒有扣減工資——被有關人員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過的侮辱。
叢維熙與原北京日報的幾個人後來又進了大牆。據說與他們同一單位的副班長在這一事態發展中起了作用。說什麽他們幾人傳看了南斯拉夫的“黨”的綱領。結果是送去勞動教養。事態變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無語。
已經沒有心軟心疼的餘地，誰倒黴至少暫時隻能是誰扛著，王蒙能夠做到也必須做到的是照顧好自身，爭取不跌入更凶更險的深淵。何況與此同時是一日千裏的大好形勢，要過共產主義關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萬歲》的預付稿費，我寫信告訴芳，馬上貨幣就要廢除了，我們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強不息，不惜一切代價，躍進出一個最新最美的圖畫來，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會，我不能沉淪，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來，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黨，相信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隻巨大的手仍然在保護著我，相信個人與國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一擔石溝山勢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許多遠地都已荒廢。這裏在大躍進中成立了造林大隊，由市委、團市委、北京日報等單位出資、出人造林，遠山油鬆側柏、近山蘋果蜜桃，還想搞點副食生產補助機關。由一位王姓主任負責這裏的工作，上述單位的幹部輪流前來勞動，一至兩個月為期。我們編為八班，為長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長期，人數較我們少，屬於曆史有問題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說話極雅致，客氣，溫柔，標準老北京，略帶女氣，滿臉帶笑地用多禮的腔調對我介紹說：“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們七班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調門與社交場合互相介紹：“這位是張老板，那位是劉二爺……”絕無二致。所謂語言暴力的另一麵會成為語言的潤滑與失義，成為語言的程式化空心化與社交化，就像英語稱呼誰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語民族槍決一個犯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要說“請過來，我親愛的”。反正我聽過老舍先生對於丁玲的批判，他說“……還有您，陳明同誌，您的思想也是反動的……”他的第二人稱尊稱稱謂，絕對一絲不苟。這位七班的老王君說起什麽分子什麽分子，也滿溢著老北京“旗人”的窮而好禮，幽雅規矩。如果那五（鄧友梅小說中人物）在場，該也是這樣說話的吧。
這裏我接觸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發現，相當一部分不是由於右，而是由於太左才找了倒黴。一位少年得誌，已經是副局級的很紅的青年紀檢領導幹部，在運動高xdx潮中上繳了自己的日記及與弟弟的通信，結果兄弟倆同時劃為右派。一位團的紀檢骨幹，在運動基本結束的1958年7月1日——黨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講堅持延安傳統的重要，痛批一些人進城後忘了本，學了陳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墮落成右派。他的調門高了些，幹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樣的同誌，到了掃五氣和向黨交心階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結果是請君入甕。一位女性熱愛文學，少有成果，便在運動後期把自己的沒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據此，右而派之。
當時已經有一些對蘇共二十大、對赫魯曉夫的非議傳出來了，1958年蘇共在赫魯曉夫的控製下把布爾加寧、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定成反黨集團，一位小幹部表示對赫的不滿（王按：他可能是為了表現積極），說“把莫老頭接到咱們這兒來吧。”結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長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門文化教養很不錯的女性，當了右派以後一再稱頌對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還有兩位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同誌，則主要是為人有問題，犯渾，愛吵，說粗野的話，弄成右派。我們班有一位理發師傅，自稱不是幹部，當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對統購統銷亂講話定成“反社會主義分子”的……
八班有班長副班長各一人，領導大家。造林隊辦公室的王主任比較適合抓生產，他對改造思想的任務不太鑽得進去。一次他聽八班的總結批判討論會，睡著了，鼾聲大作。於是二位班長挑起了擔子，樹立了很強的領導意識，並說過能領導這麽一些人也不簡單，將來回憶起來是有意義的。他們極力組織思想批判，用運動中自己領教過的方法與語辭自己搞自己。動輒深夜開會，抓住點什麽就猛鬥一氣，一次鬥得北京日報的漫畫家李濱聲幾乎暈倒。“恬不知恥！”“自取滅亡！”“反動本能！”“欲蓋彌彰！”時過午夜了八班還在喊叫不停，最後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幹部身份的其他臨時來參加勞動的同誌提出意見，認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醜調百出，擾人清夢，惡心討厭……後來才稍稍降了一下鬥爭溫度。可以說這是風欲靜而樹不止的奇觀。
公平地說，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二位班長身上，眾右派們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積極性，願意互相批鬥，尤其願意至少是習慣於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強梁粗暴施之於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後），（駕輕就熟地）轉施於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則授受最親。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這也是人性的一個變種。
二位班長還有雅興抓文藝，下令我寫一個反映右派改造的話劇劇本，並稱這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有意義的。我明知沒有法寫，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狀。
無電燈，熬夜用明拈兒燒煤油（人們管這樣的燈叫做“禿小子”）的燈照明，冒著黑煙，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說，這樣的燈冒出的煙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眾人笑道“王蒙的腦子裏淨是沒氧化的炭分子……”無法再說下去，其實改善一下燈的狀況不難，但是這裏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對科學與科學主義的輕蔑：都右派了，要科學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誰來薰呢？
文藝活動倒還頗有成績。我們中有一位少年宮的音樂老師，他指揮我們合唱，舊調新詞，表達改造決心。“挑水來上山呀，我們的意誌堅，不管風大天又寒……”歌詞是新作，張永經（後任北京市廣播局長）作詞，音樂老師作曲。“一擔石溝石頭多，石頭滿地滿山坡……”也是張作詞，用的是《亞克西》的調子。“嘖噶嘖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蘇民歌，什麽詞忘了，但調兒實在好聽。通過這些活動我初步養成了唱歌看指揮手勢的習慣。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齊聲高唱劫夫作的《社會主義好》，尤其要大聲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麵唱一麵互看莞爾，是為了表明立場的轉變與徹底的服氣吧，我想是這樣。但從革命者方麵看來，不知是何觀感。
這裏的學習、小組會主題是認罪，這個邏輯顛撲不破，很繞人：隻有承認自己反黨，才證明有可能改成不反黨。想改成不反黨，必須確認自己反黨。聲稱自己沒有反黨，就是與組織（說你反黨）唱對台戲，證明至今仍在反黨。表白不反黨是反黨的鐵證。自責反了黨，則更是確實反了黨的供認不諱。但存有希望：未來尚可能不再反黨。卻畢竟是鐵案如山，永無翻身之日。翻過來掉過去，難逃反黨惡名。這也像那個著名的難題，你到了某地，說實話要燒死，說假話要淹死。這又像那個著名的某某條軍規，神經正常的人不準退役，神經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請退役。
有一位團市委的原統戰部副部長，大齡未婚，有潔癖，是從協和醫院來的，可能受醫科教育中了“毒”（其實他的本業不是醫療而是行政），死腦筋，怎麽也不承認自己反黨。他講的各種雞毛蒜皮的事例與abc式的理論令大家覺得隻有白癡才琢磨這些小兒科心思——話語。大家又氣又笑又罵，批鬥幫助，喊口號，揮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兩天翻案，最後鬥他也鬥不起來了，大家喊什麽不投降就滅亡之類，他也隨著喊，喊完了與大家一起笑，笑著笑著又急迫起來甚至哭起來，急火攻心起來。而且他認定：我與你們不一樣，你們是反黨的，你們都承認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沒有這方麵的罪惡，我這兒什麽材料都沒有。這麽一說就更討厭之至，他當然是害群之馬，咬群之驢。悲劇變成了喜劇、鬧劇了，喜劇鬧轟大發了又終於變成了悲劇。一致認為小子渾蛋一個，自找倒黴，活該！
他喜讀醫書，有一個習慣，對照醫書找自己的症狀，今天認為自己得了a症，數天後來了新的醫學資料，他改認定自己屬於b症，誰勸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與你研究起現代醫學的成就與重要性來，保準把你嚇得退避三舍。
若幹年後，他終於得了癌症，去世了。願他的在天之靈安息。
作家叢維熙也在這裏，他居然還找我談創作問題，我覺得他不識時務了。我覺得他在找倒黴。我又覺得他實在迂誠。
需要一寫的是徐寶倫，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個支部的首任書記，比我大兩三歲。他是東北人，喜歡冬天支楞著“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後他調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適，他喜歡研究理論，他關心的多是共運的大問題，喜歡使用大概念大名詞。解放前他就對我說過，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認識劉楓同誌。1955年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他的理論文字，關於訂立愛國公約問題的，令我羨慕佩服之至。我聽說他的愛情生活不順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圍巾，幾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隊遇到了他。他介紹說，他由於說過可以用“斯大林主義”一詞以概括斯的綱領與實踐而被劃。眼光“遠大”，與眾不同。
在一擔石溝，我看到他的搪瓷飯盆下麵壓著一張紙，上麵寫著一首唐詩：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
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
世界微塵裏，吾寧愛與憎。
雖然我早就喜歡李商隱了，對這首七律《北青蘿》並不熟悉，也不算激賞，我默頌了會兒，向老戰友徐輕輕一笑，我的笑容帶有勸他放寬心思的潛台詞。他則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問：“你怎麽樣？”
他做了一個手勢，說：“過去的事，全凍結了。”他的“凍結”兩個字拉著長聲。我咕噥了一句“想開一點……”無法再談下去。那次我還向他借了幾塊錢，可能是因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錢已不夠在路上應用。
半個月後，休假完畢，徐沒有回來。問誰，都態度嚴肅，後來知道，就是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樓圖書館自縊了。
我很吃驚。他怎麽會這樣？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這也與他愛情上的遭遇有關。我不能不感謝我的愛情生活的幸福。此後許多運動，我堅信挺不過來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敵，在社會上在單位挨鬥，回到家也得不到溫暖。青年人向往革命，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燒著舊世界也可能燒到自身，不要以為輕易地可以成為無往而不勝的革命家，不要以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遠優越。不能不查。
我連忙找組織，說明我還欠著徐一點錢，後來徐父來料理喪事，我還了錢。但我心裏的震驚與遺憾是無法消除幹淨的。
由於徐的自殺，市委從此對“分子”們的出入加強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時去與市委同樓辦公的團市委領工資——順便說一下，對我比較優厚，沒有扣減工資——被有關人員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過的侮辱。
叢維熙與原北京日報的幾個人後來又進了大牆。據說與他們同一單位的副班長在這一事態發展中起了作用。說什麽他們幾人傳看了南斯拉夫的“黨”的綱領。結果是送去勞動教養。事態變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無語。
已經沒有心軟心疼的餘地，誰倒黴至少暫時隻能是誰扛著，王蒙能夠做到也必須做到的是照顧好自身，爭取不跌入更凶更險的深淵。何況與此同時是一日千裏的大好形勢，要過共產主義關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萬歲》的預付稿費，我寫信告訴芳，馬上貨幣就要廢除了，我們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強不息，不惜一切代價，躍進出一個最新最美的圖畫來，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會，我不能沉淪，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來，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黨，相信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隻巨大的手仍然在保護著我，相信個人與國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