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話我一聽就覺得殘酷，但身臨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隻能如此，豈有他哉。
包括父親，也表示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擁護。他早已嚇破了膽。他雖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區，但因一貫自由散漫而又學無專長，一直不得煙抽。1955年結合反胡風各單位搞肅反，追起他的曆史，他因在擔任青島師範校長期間當過日偽的國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惡極，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處決的準備。
父親尤其鼓勵我去參加勞動（改造）。他反複引用俄蘇科學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愛腦力勞動也愛體力勞動，但是我更愛體力勞動。”
我在少年得誌的時候還有點“不健康”情緒，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說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車以後，我卻隻剩下“健康情緒”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緒與表現。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隻有死路一條，於是活下來的都愈來愈健康。
等候處理期間我派到少年宮工地參加建築勞動。我高高興地一次與同伴共抬八塊城磚。每塊磚十八市斤。最多時我與另一人抬過十二塊磚。我咬著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學會了換肩，就更能挑了。給抹灰工供泥供各種灰，用一長長木柄圓勺，上下揮舞，其樂如遊戲。我曾經悲哀地想過，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沒有童年。現在，終於補償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與暑期回來的芳一起去新街口電影院看西班牙電影《騎車人之死》，冒著暴雨打著傘擠公共汽車，沒趕上片頭，電影散場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熱愛生活，我享受生活，這是無法改變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門頭溝區齋堂公社（鄉）的軍餉大隊（村）的桑峪生產隊（自然村）。我背著行李什物，在京包線的雁翅火車站下車，走了三十六裏地才到達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築路大隊與采石隊的勞動，滿耳都是大河嘩啦嘩啦與鋼釺撞擊在山石上的聲音，滿目都是山峰相連，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遠，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彎，浪花飛濺，青白白青，再沒有什麽柔情，什麽溫馨，什麽膩膩乎乎，什麽心靈的火花，而隻有鋼鐵的火花，巨石的威嚴，大水的決絕，山道的綿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懼又歡呼的是空前的粗獷與充實。
從桑峪繼續往深山裏走，是這裏的鄉政府所在地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頭角的評論家樂黛雲就在那裏。當厄運成了規模的時候，厄運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天靈靈，地靈靈，“點兒”走到這一步了。
但是勞動改造也並非易事。在山區我學會了背簍子，弓背彎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與食指圍成一個環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絆可以卸載，我最多短程背過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簍。我的鐵鍁也用得不錯，但是我沒有什麽眼力見兒，手也拙笨，鋤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腦用眼睛的活兒我幹得不好，我的過於樂觀，過於不拿自己當外人，與農民說說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慣。我需要進一步學習灰頭灰腦、低聲下氣、摧眉折腰，謹小慎微。
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右派的含義是慢慢體會的。《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卻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消息，隻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劉少奇同誌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種終於弄假成真的感覺。木已成舟，需要以舟為戒，以懲效尤，豈有緩衝轉圜的餘地？
土改也罷，三反也罷，肅反也罷，延安時期的整風搶救也罷，都有一個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糾偏平反，寬大處理，歡聲雷動，直到給受到錯誤審查的同誌賠禮道歉。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幻想反右後也有這麽一場好事，我一想到這種可能就恨不得搶天哭地，叩頭流血，不用來真的，隻一想已經感激涕零。
然而，沒有。與過往記錄不同，與曆次搞運動的傳統不同，反右以來，從此隻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強硬再強硬。就因為這個運動最玄乎，最不具體，爭議最多，沒有或很少鐵案，隻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飛花案分析案論說案，如果開開一個口子，如果平反三個五個，有可能稀裏嘩啦，陣腳大亂。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們才結婚不到一年，我到遠郊勞動去了，不能見麵，她的處境也不好，怎麽辦呢？我們每天都通信，有時一天兩封信，我的信全部是報喜不報憂，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賞山水，在學習提高，在搞農村調查，在補充學識。這樣多的信我們一直存著，直到文革初期，才幹脆一把火送它們到了子虛烏有的渺渺之境。
規定是兩個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後芳乘火車送我到了雁翅。買不到硬座票了，我們倆幹脆買了軟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見。卻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遊。這樣的事也隻有我們做得出來。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關頭，我曾經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西餐。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也遠遠不是浮華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時深信早晚能化凶為吉，化坎坷為坦途，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飲食起居，必須興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兒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個月了，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因為秋收和深翻地大躍進，延遲了休假。我給三個月的兒子唱那個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東北民歌《丟戒指》，王山隨著我啊啊地叫。不久，這個影片與歌曲也都在報紙上受到了批評。已經愈來愈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情況了，你喜歡什麽，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長到二十多歲，第一個給我以深刻印象的農村是桑峪。當地人自稱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口音特別，稱叔為“紹”，稱累了為“使”得慌或“使”著了，稱有病是沒精神。出門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樹棗樹，桃花梨花，荊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嶇，沿溝而上，山形險峻，移步換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澗、奇穀，個神仙世界。登高望遠，山村如畫，山外公路，車輛如梭。春夏秋冬，陰晴寒暑，日月星辰，風雨雪霜，端的是無限風光，無限變化。這是哪兒來的機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經纖細的王蒙能到這裏一遊一走一幹活一鍛煉一成長！
我就是這樣想，真實又樂觀。
根本不存在別的選擇。
這裏是老區，農民中就有老黨員老遊擊隊員。又趕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躍進，花樣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點到玉米地裏。食堂化，吃飯不要錢，吃一次饅頭，消息傳到幾十公裏外，到了這一天，各地親友來桑峪白吃。最高還吃過油炸黃米（黍子）麵粘糕蘸蜂蜜。農民相信這是最耐饑的食物，諺雲：紅薯一溜屁，切糕二裏地。秋季早戰，每天夜三時前起床，先是背蘿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後來全部凍壞。接著深翻地，翻出陰土，造成減產。全民做詩，大躍進民歌響徹雲霄。掃盲落實到人，三個月要消滅文盲。立秋節氣家家門框上插著核桃葉。石塊壘牆，石板代瓦蓋頂子的民居簡陋，但是好看，絕對比日後小康了掙了不少錢了的農民，蓋的瓷磚貼麵、塑鋼門窗的新房好看。團市委的下放幹部們，一麵勞動一麵高唱“共產黨領導，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無邊！盤龍山上鎖盤龍呀……”“阿哥阿妹情意長，好像那流水日夜響……”
前一個歌約出自影片《降龍伏虎》，後者出於《蘆笙戀歌》。屬於下放革命幹部者，按期休假，他們看過這些電影，我們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則是在農村露天放映的。《蘆笙戀歌》的原著是彭荊風，也已在運動中落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勢發展覺悟提高，腐朽的意識形態土崩瓦解，過去的剝削階級不想變也得變，有少數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人無關大局……
文章氣勢與內容都使我們深為觸動。我們這人互相提醒不要變成花崗岩腦袋。一位愛講笑話的“分子”說過，我們是反動派，但不是紙老虎，最多是紙老鼠，這次他又說，我們做不成花崗岩，最多做個花崗搓（讀chai,第三聲，即包穀糝子，為當地常吃的食品）兒粥。此話傳了出去，本以為會批一通，結果尚稱溫馨，沒怎麽樣。大概左派們聽了這種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說也可以算是認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現，不無可愛吧。這段期間，我們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領導讓我們評改造的“上遊、中遊、下遊”。我們幹脆自稱“下流”。談到何時被揪，便說那時臉色與“屁薰”的一樣。說到誰誰死了，便說無非“臭了一塊地”。說到自己怎麽“定了性”，劃成了什麽什麽，便說“這回踏實啦。”
我們也參加了工具改革，什麽什麽都要車子化，還到北京參觀了北京下放幹部們搞的工具改革展覽。我實在想不出什麽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狀，在紙上畫了一些改進後的背簍子的圖，無疾而終。
夏季，報上出現了快樂的言論，說是現在的問題是糧食太多吃不完，要考慮今後三分之一田地種糧，三分之一種花，三分之一休閑。到了冬天，卻隻剩下了一天喝兩頓玉米搓子粥的份兒。拚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脹炸，五髒疼痛挪位，仍然不飽。然後隻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隻有包穀皮皮，第二天風一起，大便居然毫無痕跡，真是幹淨得很。於是你病我病大家輪著生病，我也是一會兒長針眼，一會兒拉稀，一會兒發燒，一會兒咳嗽不止。鄉裏有一個中醫，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啞人，但很健康。他幫助了我們艱難地挺了過來。
即使這樣，桑峪的經曆仍然被我珍重，我與大自然，我與農村農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興奮，寬闊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體驗，新知識，新感覺。例如當地農民對於酒的評論，他們隻承認白幹，他們說葡萄酒是“酸泔水”，說啤酒是“馬尿”。他們說“北京出（產）什麽？就出大糞。”他們還說北京的東城，富人多，大糞有勁，價錢也比西城區的糞高。我們的掏糞隊長李三，是當年的隊遊擊隊長。他一再囑咐我們，越是髒活，越要做得幹淨利索。我也難忘公社化時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鹹菜缸往食堂裏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記立秋節氣時家家門上插上一枝核桃葉。小子何德？與聞其盛！
也許這當真是阿q精神？也許我當真忘記了自己的嚴峻處境？也許我的細胞裏有中國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間的遺傳基因？我畢竟還年輕，沒有什麽好著急的。山風清爽，山色斑爛，山徑畸嶇，山石踴躍，山野遼闊；水光鮮麗，水波粼粼，水道彎曲，水聲如語；星空如洗，皓月如銀；地塊參差，田畝雕砌，草木旺盛，蟲鳥飛翔；地氣徐來，炊煙嫋嫋，農事辛勞，節氣分明，民風樸厚，民俗親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緣相親相依大半載，如詩如夢也哦！
包括父親，也表示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擁護。他早已嚇破了膽。他雖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區，但因一貫自由散漫而又學無專長，一直不得煙抽。1955年結合反胡風各單位搞肅反，追起他的曆史，他因在擔任青島師範校長期間當過日偽的國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惡極，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處決的準備。
父親尤其鼓勵我去參加勞動（改造）。他反複引用俄蘇科學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愛腦力勞動也愛體力勞動，但是我更愛體力勞動。”
我在少年得誌的時候還有點“不健康”情緒，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說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車以後，我卻隻剩下“健康情緒”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緒與表現。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隻有死路一條，於是活下來的都愈來愈健康。
等候處理期間我派到少年宮工地參加建築勞動。我高高興地一次與同伴共抬八塊城磚。每塊磚十八市斤。最多時我與另一人抬過十二塊磚。我咬著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學會了換肩，就更能挑了。給抹灰工供泥供各種灰，用一長長木柄圓勺，上下揮舞，其樂如遊戲。我曾經悲哀地想過，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沒有童年。現在，終於補償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與暑期回來的芳一起去新街口電影院看西班牙電影《騎車人之死》，冒著暴雨打著傘擠公共汽車，沒趕上片頭，電影散場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熱愛生活，我享受生活，這是無法改變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門頭溝區齋堂公社（鄉）的軍餉大隊（村）的桑峪生產隊（自然村）。我背著行李什物，在京包線的雁翅火車站下車，走了三十六裏地才到達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築路大隊與采石隊的勞動，滿耳都是大河嘩啦嘩啦與鋼釺撞擊在山石上的聲音，滿目都是山峰相連，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遠，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彎，浪花飛濺，青白白青，再沒有什麽柔情，什麽溫馨，什麽膩膩乎乎，什麽心靈的火花，而隻有鋼鐵的火花，巨石的威嚴，大水的決絕，山道的綿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懼又歡呼的是空前的粗獷與充實。
從桑峪繼續往深山裏走，是這裏的鄉政府所在地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頭角的評論家樂黛雲就在那裏。當厄運成了規模的時候，厄運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天靈靈，地靈靈，“點兒”走到這一步了。
但是勞動改造也並非易事。在山區我學會了背簍子，弓背彎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與食指圍成一個環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絆可以卸載，我最多短程背過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簍。我的鐵鍁也用得不錯，但是我沒有什麽眼力見兒，手也拙笨，鋤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腦用眼睛的活兒我幹得不好，我的過於樂觀，過於不拿自己當外人，與農民說說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慣。我需要進一步學習灰頭灰腦、低聲下氣、摧眉折腰，謹小慎微。
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右派的含義是慢慢體會的。《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卻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消息，隻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劉少奇同誌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種終於弄假成真的感覺。木已成舟，需要以舟為戒，以懲效尤，豈有緩衝轉圜的餘地？
土改也罷，三反也罷，肅反也罷，延安時期的整風搶救也罷，都有一個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糾偏平反，寬大處理，歡聲雷動，直到給受到錯誤審查的同誌賠禮道歉。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幻想反右後也有這麽一場好事，我一想到這種可能就恨不得搶天哭地，叩頭流血，不用來真的，隻一想已經感激涕零。
然而，沒有。與過往記錄不同，與曆次搞運動的傳統不同，反右以來，從此隻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強硬再強硬。就因為這個運動最玄乎，最不具體，爭議最多，沒有或很少鐵案，隻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飛花案分析案論說案，如果開開一個口子，如果平反三個五個，有可能稀裏嘩啦，陣腳大亂。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們才結婚不到一年，我到遠郊勞動去了，不能見麵，她的處境也不好，怎麽辦呢？我們每天都通信，有時一天兩封信，我的信全部是報喜不報憂，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賞山水，在學習提高，在搞農村調查，在補充學識。這樣多的信我們一直存著，直到文革初期，才幹脆一把火送它們到了子虛烏有的渺渺之境。
規定是兩個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後芳乘火車送我到了雁翅。買不到硬座票了，我們倆幹脆買了軟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見。卻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遊。這樣的事也隻有我們做得出來。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關頭，我曾經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西餐。我沒有別的意思，我也遠遠不是浮華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時深信早晚能化凶為吉，化坎坷為坦途，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飲食起居，必須興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兒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個月了，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因為秋收和深翻地大躍進，延遲了休假。我給三個月的兒子唱那個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東北民歌《丟戒指》，王山隨著我啊啊地叫。不久，這個影片與歌曲也都在報紙上受到了批評。已經愈來愈是這樣一種無奈的情況了，你喜歡什麽，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長到二十多歲，第一個給我以深刻印象的農村是桑峪。當地人自稱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口音特別，稱叔為“紹”，稱累了為“使”得慌或“使”著了，稱有病是沒精神。出門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樹棗樹，桃花梨花，荊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嶇，沿溝而上，山形險峻，移步換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澗、奇穀，個神仙世界。登高望遠，山村如畫，山外公路，車輛如梭。春夏秋冬，陰晴寒暑，日月星辰，風雨雪霜，端的是無限風光，無限變化。這是哪兒來的機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經纖細的王蒙能到這裏一遊一走一幹活一鍛煉一成長！
我就是這樣想，真實又樂觀。
根本不存在別的選擇。
這裏是老區，農民中就有老黨員老遊擊隊員。又趕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躍進，花樣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點到玉米地裏。食堂化，吃飯不要錢，吃一次饅頭，消息傳到幾十公裏外，到了這一天，各地親友來桑峪白吃。最高還吃過油炸黃米（黍子）麵粘糕蘸蜂蜜。農民相信這是最耐饑的食物，諺雲：紅薯一溜屁，切糕二裏地。秋季早戰，每天夜三時前起床，先是背蘿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後來全部凍壞。接著深翻地，翻出陰土，造成減產。全民做詩，大躍進民歌響徹雲霄。掃盲落實到人，三個月要消滅文盲。立秋節氣家家門框上插著核桃葉。石塊壘牆，石板代瓦蓋頂子的民居簡陋，但是好看，絕對比日後小康了掙了不少錢了的農民，蓋的瓷磚貼麵、塑鋼門窗的新房好看。團市委的下放幹部們，一麵勞動一麵高唱“共產黨領導，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無邊！盤龍山上鎖盤龍呀……”“阿哥阿妹情意長，好像那流水日夜響……”
前一個歌約出自影片《降龍伏虎》，後者出於《蘆笙戀歌》。屬於下放革命幹部者，按期休假，他們看過這些電影，我們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則是在農村露天放映的。《蘆笙戀歌》的原著是彭荊風，也已在運動中落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勢發展覺悟提高，腐朽的意識形態土崩瓦解，過去的剝削階級不想變也得變，有少數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人無關大局……
文章氣勢與內容都使我們深為觸動。我們這人互相提醒不要變成花崗岩腦袋。一位愛講笑話的“分子”說過，我們是反動派，但不是紙老虎，最多是紙老鼠，這次他又說，我們做不成花崗岩，最多做個花崗搓（讀chai,第三聲，即包穀糝子，為當地常吃的食品）兒粥。此話傳了出去，本以為會批一通，結果尚稱溫馨，沒怎麽樣。大概左派們聽了這種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說也可以算是認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現，不無可愛吧。這段期間，我們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領導讓我們評改造的“上遊、中遊、下遊”。我們幹脆自稱“下流”。談到何時被揪，便說那時臉色與“屁薰”的一樣。說到誰誰死了，便說無非“臭了一塊地”。說到自己怎麽“定了性”，劃成了什麽什麽，便說“這回踏實啦。”
我們也參加了工具改革，什麽什麽都要車子化，還到北京參觀了北京下放幹部們搞的工具改革展覽。我實在想不出什麽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狀，在紙上畫了一些改進後的背簍子的圖，無疾而終。
夏季，報上出現了快樂的言論，說是現在的問題是糧食太多吃不完，要考慮今後三分之一田地種糧，三分之一種花，三分之一休閑。到了冬天，卻隻剩下了一天喝兩頓玉米搓子粥的份兒。拚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脹炸，五髒疼痛挪位，仍然不飽。然後隻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隻有包穀皮皮，第二天風一起，大便居然毫無痕跡，真是幹淨得很。於是你病我病大家輪著生病，我也是一會兒長針眼，一會兒拉稀，一會兒發燒，一會兒咳嗽不止。鄉裏有一個中醫，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啞人，但很健康。他幫助了我們艱難地挺了過來。
即使這樣，桑峪的經曆仍然被我珍重，我與大自然，我與農村農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興奮，寬闊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體驗，新知識，新感覺。例如當地農民對於酒的評論，他們隻承認白幹，他們說葡萄酒是“酸泔水”，說啤酒是“馬尿”。他們說“北京出（產）什麽？就出大糞。”他們還說北京的東城，富人多，大糞有勁，價錢也比西城區的糞高。我們的掏糞隊長李三，是當年的隊遊擊隊長。他一再囑咐我們，越是髒活，越要做得幹淨利索。我也難忘公社化時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鹹菜缸往食堂裏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記立秋節氣時家家門上插上一枝核桃葉。小子何德？與聞其盛！
也許這當真是阿q精神？也許我當真忘記了自己的嚴峻處境？也許我的細胞裏有中國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間的遺傳基因？我畢竟還年輕，沒有什麽好著急的。山風清爽，山色斑爛，山徑畸嶇，山石踴躍，山野遼闊；水光鮮麗，水波粼粼，水道彎曲，水聲如語；星空如洗，皓月如銀；地塊參差，田畝雕砌，草木旺盛，蟲鳥飛翔；地氣徐來，炊煙嫋嫋，農事辛勞，節氣分明，民風樸厚，民俗親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緣相親相依大半載，如詩如夢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