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從“中國廣播公司”退休，這年我五十一歲。
依“中廣”公司規定，年滿六十五歲必須退休，服務滿二十五年可以申請退休，我已符合後一項規定，無意久留。
公司當局想留下我來撰寫“中廣”的曆史，新近成立的廣播語文研究會，也希望我繼續推動工作，建立節目的語文風格。這一手在情報界叫“榨檸檬”，擠幹了再丟。他以含混的語氣向我提起李荊蓀的案子，仿佛認為這是我的弱點，更引起我的反感。
總稽核陳本苞提醒我，退休以後很難再找到第二職業，我說我以文學為職業，不再去找別的工作了。“你在‘中廣’也可以寫稿子呀”，我得擺脫廣播，追求進一步的成就，廣播稿結構簡單，語言淺白，題材庸俗，沒法獨立思考，個人也很難有完整的精神麵貌。
“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中央黨部突然規定員工的退休金打七折發給。這是台灣富裕的時候，也是黨庫充裕的時候，依國民黨的論述，台灣的繁榮進步都是國民黨的功勞，倘若如此，其中當然有黨工的苦勞，這時軍政各界都提高了職工的待遇和福利，惟有中央黨部相反。
退休金的給付本來有一次付給和按月付給兩種方式，這時中央附加規定，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髒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可以按月支領，中央期待他再領幾年就死亡了事，否則一次了斷，減輕日後的財務負擔。
接近退休年資的人都打個寒噤。管錢的人一向“隻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但是沒想到刻薄到這般程度，大家說“簡直是謀財害命嘛！”當年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濟、同體共生”的領袖，居然也批準了這個缺德的辦法。
中央這種“棄老”的心態早就有了，“中廣”來到台灣以後，跟“行政院”簽下合約，“中廣”負責政府的內外宣傳，“行政院”支持“中廣”的營運發展，根據合約，“中廣”的員工都參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員醫療健康保險，簡稱“公保”。不久中央黨部開辦黨營事業工作人員的健康保險，命令“中廣”納入範圍，保費按月在薪水內扣除，簡稱“黨保”，我們有了兩個保險。起初，中央黨部收款多，付款少，後來投保人老化，老人多病，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來，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財務人員一撥算盤，立刻命令我們一律退出黨保，專享公保。
黨營事業的人事室主任齊集中央黨部，懇切陳情，新的財務政策害了一輩子受黨驅策的老牛老馬，嚴重打擊黨工的忠心，還談什麽“黨員以黨為家”，談什麽“立千萬年不朽之根基”。“中廣”人事室主任袁暌九（應未遲）更直言中央失信於黨員，而“民無信不立”。無奈當時“中央財務委員會”的那個主任委員的眼光隻是一個“賬房”，賬麵盈虧近在眼前，黨國興亡遠在天邊，他怎管得了那許多？
財務委員會為富不仁，黨產累積超過新台幣一千億元（當時美元換台幣一比四○），用意在為國民黨厚植根基，延續命脈。二○○○年，國民黨大選失利，民進黨出而執政，以清算的方式追究黨產的“不當所得”，我難免想起我們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中央黨部吐出許多產業歸公，新任的賬房“不算經濟賬、隻算人情賬”，投資穩賠不賺的事業，賤賣地產，貴買房產，作風浪漫，動輒新台幣幾億、十幾億元拱手讓人，國民黨自己閉門清查，發現黨產實際上隻剩下新台幣五十億元（美金約十六億元），當年魏景蒙拚命中興的“中國廣播公司”，黎世芬“流淚播種”的“中國電視公司”，龔弘積勞成疾的“中央電影公司”，也都迫於形勢，草草脫手。嗚呼，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中央黨部的預告：“黨營事業歸零”，也就是全部脫手，這大概就是“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了。
閑話休提，我神閑氣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國大陸稱離職為“下崗”，我確實享受到衛兵交班的輕鬆。古人說辭職是恢複“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憑此一念，開啟了我以後三十多年的文學創作。
回家閉門思過，我作了一番回顧與檢討。
我對報紙上的雜文專欄早已厭倦了，每天緊跟在新聞後麵揀話題，思想越來越貧乏。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路邊撿到一張鈔票，從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來，他撿到生鏽的鐵釘九千個，過期的獎券兩千張，紐扣一千五百個，一分錢的硬幣六百個，鉛筆頭五百個，玻璃瓶四百個……他的背駝了，眼睛也近視了，我覺得我也快成為那個人了。
我的雜文專欄算是很出色，獅子搏兔也全力以赴，餘老板說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對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觀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沒有時間蓄積、醞釀、發酵、蒸餾，大材小用，依小說家徐的說法，這是炒肉絲，用政論家楊照的話來說，這是製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貪圖小成小就，避難就易，執簡棄繁，這個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報刊寫文章，晚上寫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發表出來，沒有“高欄”需要越過，久而久之，把寫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貪圖急功近利，熱衷短線操作，這種寫作的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寫小文章，對小市民談論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穩，子曰詩雲，難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寫大文章的風格）。報紙對雜文的期許是爭取讀者，增加銷路，我們總得有幾句聳動聽聞的話做“賣點”，這幾句話無須和你評論的事物相稱，你隻是借題發揮，或者為尖銳而尖銳，為辛辣而辛辣，讀者已經看過新聞，他現在要看到的也隻是你這幾句話是否“過癮”。職業的榮譽是很大的壓力，令人身不由己，我們得在修辭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貶得宜。後來革除這種壞習慣，我花了更久的時間。
六十年代，副刊上的雜文專欄寫出最多的過激之詞（在此之前，作者拘謹，在此之後，作者高雅）。過激之詞對建立一個公平的、有理性的社會並無幫助。例如說，學校是不準讀書的地方（林語堂），醫生的聽筒是騙人的東西（郭沫若），學醫無用，不過是把病人醫好再讓帝國主義去殺掉（魯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當遺臭萬年（桓溫），這些當年寫在筆記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來丟進字紙簍裏。莎士比亞：“生命是一個傻子說的笑話”，這句話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劇。我為何要誘人這樣思考呢，但是有時候球在腳邊，不能不踢，顧不得球門旁邊坐著一個孩子。我何堪再以此為業？更何堪以此名家？
《中國時報》的員工折舊率很快，雖說服務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對《時報》意見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說我“有正直之名”。餘董事長統馭有術，他知道不可把我這樣的人推出門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門外也許肆無忌憚，興風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貢獻才能，消磨英年。我這個“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淺，熬到曲未終而人將散，我還是不能離開，江湖洗手，談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長，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國時報》這頂保護傘。沒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國的機會，更沒想到這一去再也沒回台灣，我可以離開《中國時報》了，我是辭職，不是退休。
人過中年，精力有限，難再維持廣泛的興趣，說得好是“由博返約”，說得不好就像飛機超載，必須一件一件往下丟行李。我首先放棄的是電影，接著放棄了文學理論，然後是放棄戲劇和音樂，終於我得放棄新聞評論，甚至放棄對新聞的關心。我就像藝壇大老馬壽華所說，寫秦篆、寫漢隸、寫鍾鼎石鼓，最後能把行書寫好就不錯了。
我久已向慕“狹義的文學”，那就是通過“意象”來表現思想感情，除了修辭技巧，還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義。這是文學的本門和獨門，倘若作品隻炫示自己的思想，怎麽樣對哲學也遜一籌，倘若隻以記述事實取勝，怎麽樣也輸給曆史，文學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發表文章一直順利，現在人生經驗多一點，社會關係減一點，文學境界高一點，眼底美感添一點，經過黨部掛帥，學院掛帥，本土掛帥和市場掛帥的鍛煉，本領強一點，七十年代台灣物阜民豐，經濟壓力輕一點，風簷展書讀、見賢思齊的心事重一點。我認為文章水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職業認可”，我在“中廣”公司、《中國時報》都算好手，第二是“社會認可”，台灣各報館各電台都願意用我的稿子，最後是“曆史認可”，作品晉入選本，名字進入文學史。我走過前麵兩個階段，麵臨第三個階段的誘惑，我決心不計成敗毀譽往前走，放棄了是個遺憾；努力過、失敗了也是遺憾。這兩種遺憾有很大的分別，我既然從小立誌做作家，隻有選擇後一種遺憾，才可以對天地君親師有個交代。
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學，傳世的文學。酬世文章在手在口，傳世的文學在心在魂，作家必須有酬世之量，傳世之誌。
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藝術，有胎生的藝術。卵生自外而內，胎生自內而外，卵生計劃寫作、意誌寫作，胎生不能己於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時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時作家的人格統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將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傳世者多胎生。
我已知道文學固然不能依附權力，也不能依附時潮流派，什麽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現代，都是花朵，文學藝術是花落之後的果實，果實裏麵有種子，花落蓮成，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固然有花而後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無果之花。
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醜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他太不長進，他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如此這般，我為自己樹起文學的標杆，我常默念《新約》一句話：我是“出重價贖回”的文學人口。
我知道政治控製文藝的時代過去了，經濟控製文藝的時代繼之而來，作家必須能過簡樸的生活。感謝上帝，我妻棣華能同甘共苦，其實隻有“共苦”，並未“同甘”，她並未能分享創作的快樂，她隻擔當作家的寂寞。當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給作家，作家已經嫁給了文學，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對她說，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對人性最好是難得糊塗，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難得，她奮不顧身和我結婚，支持我搞文學。
我說過，中國文壇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輕，有黨派門戶；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偵察告密成風；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著賺錢。就在這“相忘”的年代，有幾位人物注視著我。
哥倫比亞大學夏誌清教授，研究評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權威學者，六十年代台灣文學“學院掛帥”，他和他的兄長、台大教授夏濟安一同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夏誌清教授在他寫給台灣文友的信裏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後來我們在台北見了麵，他當麵指出一些缺點和優點，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紹給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譯叢》，譯成英文發表。
我到美國以後常和夏教授見麵，許多年輕的學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請必喧嘩笑鬧，言不及義，高潮迭起，絕無冷場，滿座皆大歡喜，但是想在茶餘酒後“偷”一點學問見識，絕無可能，數十年修為，常人難以做到。
許多人說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沒提出具體事件，我這裏倒有一條，也是在宴會之中，他以一貫的“天真”作風很誇張地說，“我捧誰誰就紅”，當場舉在座的潘琦君女士為例。琦君拉長了臉說：“我從沒紅過，也從沒黑過，沒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風喚雨，大家頭一次看見有人當麵頂撞他，都不知道說什麽好。
沒多久發生了另一件事。
那時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本“附冊”，補充各科內容，其中有一條台灣文學，委托西東大學某教授執筆，這個執筆人每年都先向夏誌清請教，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話之後，夏公毫不遲疑地告訴他，“你寫潘琦君好了”。
台北某大學的學生社團舉辦活動的時候，我認識了師大國文係楊昌年教授，他出入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門類，博中見精，受青年救國團倚重，大專青年愛戴。台灣的文學批評像打籃球，用西洋的規則，喊英文的口令，前輩文論多英文句法，楊昌年“種桃種李種春風”，中文簡約精準，關鍵處每有《文心雕龍》和《詩品》筆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屢次在演講時、在接受訪問時提到我的名字，他為散文欣賞寫了專書，其中設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納我某一時期作品的特征。
說來不可思議，這一因緣竟延續到他的學生，台北師範學院語教係的張春榮教授，並且再延長到張教授的學生蔡倩如碩士。
張春榮是如此熱愛“台灣時期”的新文學，他對我後期出版的書，每本都有懇切細密的評述，我讀他有關修辭學的著述六種，他遍搜時人的佳句雋語，分類妥帖，點評中肯，我覺得他連續以修辭學的形式證明白話文學成熟了，誰也不能再說文言是綢緞，白話是粗布。他並非僅是“統統有獎”而已，他對時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對文學的愛是博愛，無黨無我，惟精惟一，為末世文學注入活力，非僅我個人獨受青睞。
蔡倩如讀碩士學位，寫畢業論文，他的指導教授就是楊昌年和張春榮，論文的題目就是王鼎鈞的散文。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觀察整理，並把我的理論和創作聯係起來。
我酷愛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那時有幾位副刊主編對我很支持，《中國時報》為高信疆，《聯合報》為瘂弦，《中華日報》為蔡文甫，《青年戰士報》為吳東權……那是文學副刊得時當令，那個時代已一去不返，最後無可避免，我們分離，我獨自麵對另一個時代。
感謝我的母親，她很會說故事。感謝基督教會，他們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學讀物，《聖經》。感謝張道藩先生創辦了小說創作研究組，感謝趙友培先生，他是啟蒙導師，感謝王夢鷗先生、李辰冬先生，幫助我成長。一個寫文章的人，他還得感謝芸芸眾生，感謝他遇見、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給他看，有人老謀深算給他看，有人懸崖勒馬給他看，有人赴湯蹈火給他看，有人高風亮節給他看，有人蠅營狗苟給他看，有人愛給他看，有人死給他看。這一切人成全了他這個作家。
我感謝“中國廣播公司”，他是我文學江湖中的一片蘆葦，星月之下，供我棲身。我感謝“中國電視公司”，使我得見現代傳播事業的百官之富，宮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眾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語更能中的，選材更能宜時。嗚呼，“前人地，後人收，還有後人在後頭”，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兩家公司都易主了！
我感謝《中國時報》，“江湖滿地一漁翁”，逐波鼓浪，網網不空，無窮計謀，無限精力，締造報業帝國，右手握現實，左手抓曆史，人傑形象，長在我心。一個機構並非一張團體合照，而是一座八陣圖，這一認識成為日後無窮靈感的泉源。嗚呼，死去原知萬事空，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時報》集團“一包袱”簽約出售了！
我感謝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特務，他們的任務培養我對文字的敏感，證明“字義並不在字典裏，而是在人們的腦子裏”。他們了解作家是什麽樣的動物，文學和政權總是同床異夢，作家和政客是兩種人、兩條路、兩顆心，作家寫作是交心，你交心給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顆心、還有一顆心，再交出一顆心、也還有一顆心，如此這般，他們幫助我探求文學的深度，幫助我知道如何營造作品的多義和象征。他們從作品探求作家的潛意識，我寫作時反方向構思，把意識變現成文學，他們像索隱派紅學家那樣解讀作品，除了他們以外，再也沒有誰這樣重視我們寫的東西。嗚呼，後來他們也星散消失了。
我感謝世界上有文學，感謝我有機緣投入文學。感謝古代、現在、中國、外國，都有那麽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謝現在有那麽多作家、讀者和我同行，或者說我跟他們同行。文學之於我，如老蠶之繭，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學會死亡，如果文學該死，我也該死。
關於增助之緣，這篇文章一時無法說盡，也隻能說到我離開台灣之前為止，畢竟我比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後完成的，還有無盡的支持者在我遠適異國的日子裏出現，緣未了，文章未完。
依“中廣”公司規定，年滿六十五歲必須退休，服務滿二十五年可以申請退休，我已符合後一項規定，無意久留。
公司當局想留下我來撰寫“中廣”的曆史，新近成立的廣播語文研究會，也希望我繼續推動工作，建立節目的語文風格。這一手在情報界叫“榨檸檬”，擠幹了再丟。他以含混的語氣向我提起李荊蓀的案子，仿佛認為這是我的弱點，更引起我的反感。
總稽核陳本苞提醒我，退休以後很難再找到第二職業，我說我以文學為職業，不再去找別的工作了。“你在‘中廣’也可以寫稿子呀”，我得擺脫廣播，追求進一步的成就，廣播稿結構簡單，語言淺白，題材庸俗，沒法獨立思考，個人也很難有完整的精神麵貌。
“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中央黨部突然規定員工的退休金打七折發給。這是台灣富裕的時候，也是黨庫充裕的時候，依國民黨的論述，台灣的繁榮進步都是國民黨的功勞，倘若如此，其中當然有黨工的苦勞，這時軍政各界都提高了職工的待遇和福利，惟有中央黨部相反。
退休金的給付本來有一次付給和按月付給兩種方式，這時中央附加規定，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髒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可以按月支領，中央期待他再領幾年就死亡了事，否則一次了斷，減輕日後的財務負擔。
接近退休年資的人都打個寒噤。管錢的人一向“隻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但是沒想到刻薄到這般程度，大家說“簡直是謀財害命嘛！”當年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濟、同體共生”的領袖，居然也批準了這個缺德的辦法。
中央這種“棄老”的心態早就有了，“中廣”來到台灣以後，跟“行政院”簽下合約，“中廣”負責政府的內外宣傳，“行政院”支持“中廣”的營運發展，根據合約，“中廣”的員工都參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員醫療健康保險，簡稱“公保”。不久中央黨部開辦黨營事業工作人員的健康保險，命令“中廣”納入範圍，保費按月在薪水內扣除，簡稱“黨保”，我們有了兩個保險。起初，中央黨部收款多，付款少，後來投保人老化，老人多病，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來，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財務人員一撥算盤，立刻命令我們一律退出黨保，專享公保。
黨營事業的人事室主任齊集中央黨部，懇切陳情，新的財務政策害了一輩子受黨驅策的老牛老馬，嚴重打擊黨工的忠心，還談什麽“黨員以黨為家”，談什麽“立千萬年不朽之根基”。“中廣”人事室主任袁暌九（應未遲）更直言中央失信於黨員，而“民無信不立”。無奈當時“中央財務委員會”的那個主任委員的眼光隻是一個“賬房”，賬麵盈虧近在眼前，黨國興亡遠在天邊，他怎管得了那許多？
財務委員會為富不仁，黨產累積超過新台幣一千億元（當時美元換台幣一比四○），用意在為國民黨厚植根基，延續命脈。二○○○年，國民黨大選失利，民進黨出而執政，以清算的方式追究黨產的“不當所得”，我難免想起我們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中央黨部吐出許多產業歸公，新任的賬房“不算經濟賬、隻算人情賬”，投資穩賠不賺的事業，賤賣地產，貴買房產，作風浪漫，動輒新台幣幾億、十幾億元拱手讓人，國民黨自己閉門清查，發現黨產實際上隻剩下新台幣五十億元（美金約十六億元），當年魏景蒙拚命中興的“中國廣播公司”，黎世芬“流淚播種”的“中國電視公司”，龔弘積勞成疾的“中央電影公司”，也都迫於形勢，草草脫手。嗚呼，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中央黨部的預告：“黨營事業歸零”，也就是全部脫手，這大概就是“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了。
閑話休提，我神閑氣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國大陸稱離職為“下崗”，我確實享受到衛兵交班的輕鬆。古人說辭職是恢複“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憑此一念，開啟了我以後三十多年的文學創作。
回家閉門思過，我作了一番回顧與檢討。
我對報紙上的雜文專欄早已厭倦了，每天緊跟在新聞後麵揀話題，思想越來越貧乏。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路邊撿到一張鈔票，從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來，他撿到生鏽的鐵釘九千個，過期的獎券兩千張，紐扣一千五百個，一分錢的硬幣六百個，鉛筆頭五百個，玻璃瓶四百個……他的背駝了，眼睛也近視了，我覺得我也快成為那個人了。
我的雜文專欄算是很出色，獅子搏兔也全力以赴，餘老板說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對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觀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沒有時間蓄積、醞釀、發酵、蒸餾，大材小用，依小說家徐的說法，這是炒肉絲，用政論家楊照的話來說，這是製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貪圖小成小就，避難就易，執簡棄繁，這個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報刊寫文章，晚上寫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發表出來，沒有“高欄”需要越過，久而久之，把寫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貪圖急功近利，熱衷短線操作，這種寫作的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寫小文章，對小市民談論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穩，子曰詩雲，難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寫大文章的風格）。報紙對雜文的期許是爭取讀者，增加銷路，我們總得有幾句聳動聽聞的話做“賣點”，這幾句話無須和你評論的事物相稱，你隻是借題發揮，或者為尖銳而尖銳，為辛辣而辛辣，讀者已經看過新聞，他現在要看到的也隻是你這幾句話是否“過癮”。職業的榮譽是很大的壓力，令人身不由己，我們得在修辭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貶得宜。後來革除這種壞習慣，我花了更久的時間。
六十年代，副刊上的雜文專欄寫出最多的過激之詞（在此之前，作者拘謹，在此之後，作者高雅）。過激之詞對建立一個公平的、有理性的社會並無幫助。例如說，學校是不準讀書的地方（林語堂），醫生的聽筒是騙人的東西（郭沫若），學醫無用，不過是把病人醫好再讓帝國主義去殺掉（魯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當遺臭萬年（桓溫），這些當年寫在筆記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來丟進字紙簍裏。莎士比亞：“生命是一個傻子說的笑話”，這句話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劇。我為何要誘人這樣思考呢，但是有時候球在腳邊，不能不踢，顧不得球門旁邊坐著一個孩子。我何堪再以此為業？更何堪以此名家？
《中國時報》的員工折舊率很快，雖說服務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對《時報》意見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說我“有正直之名”。餘董事長統馭有術，他知道不可把我這樣的人推出門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門外也許肆無忌憚，興風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貢獻才能，消磨英年。我這個“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淺，熬到曲未終而人將散，我還是不能離開，江湖洗手，談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長，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國時報》這頂保護傘。沒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國的機會，更沒想到這一去再也沒回台灣，我可以離開《中國時報》了，我是辭職，不是退休。
人過中年，精力有限，難再維持廣泛的興趣，說得好是“由博返約”，說得不好就像飛機超載，必須一件一件往下丟行李。我首先放棄的是電影，接著放棄了文學理論，然後是放棄戲劇和音樂，終於我得放棄新聞評論，甚至放棄對新聞的關心。我就像藝壇大老馬壽華所說，寫秦篆、寫漢隸、寫鍾鼎石鼓，最後能把行書寫好就不錯了。
我久已向慕“狹義的文學”，那就是通過“意象”來表現思想感情，除了修辭技巧，還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義。這是文學的本門和獨門，倘若作品隻炫示自己的思想，怎麽樣對哲學也遜一籌，倘若隻以記述事實取勝，怎麽樣也輸給曆史，文學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發表文章一直順利，現在人生經驗多一點，社會關係減一點，文學境界高一點，眼底美感添一點，經過黨部掛帥，學院掛帥，本土掛帥和市場掛帥的鍛煉，本領強一點，七十年代台灣物阜民豐，經濟壓力輕一點，風簷展書讀、見賢思齊的心事重一點。我認為文章水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職業認可”，我在“中廣”公司、《中國時報》都算好手，第二是“社會認可”，台灣各報館各電台都願意用我的稿子，最後是“曆史認可”，作品晉入選本，名字進入文學史。我走過前麵兩個階段，麵臨第三個階段的誘惑，我決心不計成敗毀譽往前走，放棄了是個遺憾；努力過、失敗了也是遺憾。這兩種遺憾有很大的分別，我既然從小立誌做作家，隻有選擇後一種遺憾，才可以對天地君親師有個交代。
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學，傳世的文學。酬世文章在手在口，傳世的文學在心在魂，作家必須有酬世之量，傳世之誌。
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藝術，有胎生的藝術。卵生自外而內，胎生自內而外，卵生計劃寫作、意誌寫作，胎生不能己於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時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時作家的人格統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將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傳世者多胎生。
我已知道文學固然不能依附權力，也不能依附時潮流派，什麽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現代，都是花朵，文學藝術是花落之後的果實，果實裏麵有種子，花落蓮成，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固然有花而後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無果之花。
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醜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他太不長進，他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如此這般，我為自己樹起文學的標杆，我常默念《新約》一句話：我是“出重價贖回”的文學人口。
我知道政治控製文藝的時代過去了，經濟控製文藝的時代繼之而來，作家必須能過簡樸的生活。感謝上帝，我妻棣華能同甘共苦，其實隻有“共苦”，並未“同甘”，她並未能分享創作的快樂，她隻擔當作家的寂寞。當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給作家，作家已經嫁給了文學，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對她說，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對人性最好是難得糊塗，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難得，她奮不顧身和我結婚，支持我搞文學。
我說過，中國文壇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輕，有黨派門戶；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偵察告密成風；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著賺錢。就在這“相忘”的年代，有幾位人物注視著我。
哥倫比亞大學夏誌清教授，研究評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權威學者，六十年代台灣文學“學院掛帥”，他和他的兄長、台大教授夏濟安一同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夏誌清教授在他寫給台灣文友的信裏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後來我們在台北見了麵，他當麵指出一些缺點和優點，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紹給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譯叢》，譯成英文發表。
我到美國以後常和夏教授見麵，許多年輕的學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請必喧嘩笑鬧，言不及義，高潮迭起，絕無冷場，滿座皆大歡喜，但是想在茶餘酒後“偷”一點學問見識，絕無可能，數十年修為，常人難以做到。
許多人說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沒提出具體事件，我這裏倒有一條，也是在宴會之中，他以一貫的“天真”作風很誇張地說，“我捧誰誰就紅”，當場舉在座的潘琦君女士為例。琦君拉長了臉說：“我從沒紅過，也從沒黑過，沒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風喚雨，大家頭一次看見有人當麵頂撞他，都不知道說什麽好。
沒多久發生了另一件事。
那時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本“附冊”，補充各科內容，其中有一條台灣文學，委托西東大學某教授執筆，這個執筆人每年都先向夏誌清請教，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話之後，夏公毫不遲疑地告訴他，“你寫潘琦君好了”。
台北某大學的學生社團舉辦活動的時候，我認識了師大國文係楊昌年教授，他出入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門類，博中見精，受青年救國團倚重，大專青年愛戴。台灣的文學批評像打籃球，用西洋的規則，喊英文的口令，前輩文論多英文句法，楊昌年“種桃種李種春風”，中文簡約精準，關鍵處每有《文心雕龍》和《詩品》筆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屢次在演講時、在接受訪問時提到我的名字，他為散文欣賞寫了專書，其中設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納我某一時期作品的特征。
說來不可思議，這一因緣竟延續到他的學生，台北師範學院語教係的張春榮教授，並且再延長到張教授的學生蔡倩如碩士。
張春榮是如此熱愛“台灣時期”的新文學，他對我後期出版的書，每本都有懇切細密的評述，我讀他有關修辭學的著述六種，他遍搜時人的佳句雋語，分類妥帖，點評中肯，我覺得他連續以修辭學的形式證明白話文學成熟了，誰也不能再說文言是綢緞，白話是粗布。他並非僅是“統統有獎”而已，他對時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對文學的愛是博愛，無黨無我，惟精惟一，為末世文學注入活力，非僅我個人獨受青睞。
蔡倩如讀碩士學位，寫畢業論文，他的指導教授就是楊昌年和張春榮，論文的題目就是王鼎鈞的散文。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觀察整理，並把我的理論和創作聯係起來。
我酷愛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那時有幾位副刊主編對我很支持，《中國時報》為高信疆，《聯合報》為瘂弦，《中華日報》為蔡文甫，《青年戰士報》為吳東權……那是文學副刊得時當令，那個時代已一去不返，最後無可避免，我們分離，我獨自麵對另一個時代。
感謝我的母親，她很會說故事。感謝基督教會，他們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學讀物，《聖經》。感謝張道藩先生創辦了小說創作研究組，感謝趙友培先生，他是啟蒙導師，感謝王夢鷗先生、李辰冬先生，幫助我成長。一個寫文章的人，他還得感謝芸芸眾生，感謝他遇見、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給他看，有人老謀深算給他看，有人懸崖勒馬給他看，有人赴湯蹈火給他看，有人高風亮節給他看，有人蠅營狗苟給他看，有人愛給他看，有人死給他看。這一切人成全了他這個作家。
我感謝“中國廣播公司”，他是我文學江湖中的一片蘆葦，星月之下，供我棲身。我感謝“中國電視公司”，使我得見現代傳播事業的百官之富，宮室之美，使我更了解受眾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語更能中的，選材更能宜時。嗚呼，“前人地，後人收，還有後人在後頭”，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兩家公司都易主了！
我感謝《中國時報》，“江湖滿地一漁翁”，逐波鼓浪，網網不空，無窮計謀，無限精力，締造報業帝國，右手握現實，左手抓曆史，人傑形象，長在我心。一個機構並非一張團體合照，而是一座八陣圖，這一認識成為日後無窮靈感的泉源。嗚呼，死去原知萬事空，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時報》集團“一包袱”簽約出售了！
我感謝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特務，他們的任務培養我對文字的敏感，證明“字義並不在字典裏，而是在人們的腦子裏”。他們了解作家是什麽樣的動物，文學和政權總是同床異夢，作家和政客是兩種人、兩條路、兩顆心，作家寫作是交心，你交心給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顆心、還有一顆心，再交出一顆心、也還有一顆心，如此這般，他們幫助我探求文學的深度，幫助我知道如何營造作品的多義和象征。他們從作品探求作家的潛意識，我寫作時反方向構思，把意識變現成文學，他們像索隱派紅學家那樣解讀作品，除了他們以外，再也沒有誰這樣重視我們寫的東西。嗚呼，後來他們也星散消失了。
我感謝世界上有文學，感謝我有機緣投入文學。感謝古代、現在、中國、外國，都有那麽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謝現在有那麽多作家、讀者和我同行，或者說我跟他們同行。文學之於我，如老蠶之繭，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學會死亡，如果文學該死，我也該死。
關於增助之緣，這篇文章一時無法說盡，也隻能說到我離開台灣之前為止，畢竟我比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後完成的，還有無盡的支持者在我遠適異國的日子裏出現，緣未了，文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