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並沒有關心,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一九六五)。我曾當麵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麵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托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誌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做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係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茲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係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份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文協”的領導班子,王藍長於辭令,他已重拾畫筆,經常帶著畫家出國展覽。事後公開報告經過,他總是當著大官的麵說,這次展覽某廳某部幫了忙,某長某老解決了困難,到了外國,某部某局某會的駐外機構給了多少支持,當地僑胞對台灣有多麽大的向心力,國際友人對台灣又有多麽大的好感,所以畫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功勞。大官聽了開心,以後看到文藝二字也就放開眉頭。那時政府萬能,什麽都管,要想推動文藝工作,你得塗一些滑潤劑才行。果老年齡比較輕,容易放下身段,“文協”在走出“道公”的庇蔭之後,多賴果老調和軍政關係,可是那天他也沒機會講話。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禮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麽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麽,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轉合,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麽我去幹什麽,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征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麽,一個是怎麽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麽,我們隻管怎麽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麵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可說是戰時如平時,軍隊枕戈待旦,又可以說平時如戰時。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麵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己訂做飼料,外麵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幾十個幾百個現代的“陸遊”,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隻能忙裏偷閑,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隻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征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裏麵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隻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隻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隻記得麵孔、不記得姓名,或者隻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誌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煜煜。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誌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了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隻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旋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太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麽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裏,我看見瘂弦的詩集,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裏麵運籌帷幄。坑道裏,岩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裏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黴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黴再吃。
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
虹影在她的小說裏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這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象征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軍中文藝另有一段奇緣。
中央副刊的老編孫如陵,眾人稱為孫公,他編輯台上作業周到,但很少主動跟作家聯係。有一天他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有一個筆名叫孤影?”我說沒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誰的筆名?”我不知道。幾天以後,中央副刊開始連載“孤影”的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考其時為一九七二年四月。連載期間,承辦軍中文藝運動業務的田原上校打電話問我:《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你寫的嗎?我說不是。你可知道是誰寫的?我不知道。
我這才細讀這篇長文。孤影文筆明朗生動,博學鴻詞,我所不及,為什麽會和我聯想在一起呢?我在《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寫了十幾年方塊文章,圍繞著幾個大主題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隨著新聞發展,掃描社會的不安浮動,要求有守者容忍現狀,珍惜未來,有為者投入體製,從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則”。這個論點,“小市民”吸收了。我隨手假設,斷續舉例,“小市民”也大體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幾處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並未附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隻因文章寫得好,決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麵讀,一麵懷疑是中央黨部炮製的文宣,但立即斷定黨部沒有這樣的智慧。王昇上將讚賞這篇文章,聯係《中央日報》出版抽印本,以“總政戰部”的力量普遍推廣,據說總量有一百萬冊,我若在此時出麵“考證”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風頭,那樣也就敗人興味,形同攪局。我保持沉默,後來孤影出麵,他把版稅完全捐給台大同學會的福利組織,如此這般,可說是一切圓滿。
我自己並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見,當時那樣做文章,出於權宜之計。我們寫的那種小專欄,惹是生非,蜚短流長,處處得罪有權有勢的人,為了使他們還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職業上的小秘訣,例如說,一連幾天你的文章都讓他惹氣,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讓他順氣,或者你昨天對某人發出惡聲,今天最好對某人的上司來幾句美言,他也就不便發作。在我的整體設計裏,這些段落是安全瓣,類似一種零件,三言兩語,點到為止,如同幼芽萌發,它們有機會植入園林,長成粗枝大葉,給台灣社會增加清涼,那也是一樁美事。
我接到王耀華上校的電話,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麽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大概王化公也終於聽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貢獻吧?……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幹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麵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將”。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讀書一小時,有時一個上午到五個地方去聽簡報。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隻請了一桌客,而且隻有八個人,我叨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唰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唰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麽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麽,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係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鍾鼎文這麽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遊,他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隻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瘂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曆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並沒有關心,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一九六五)。我曾當麵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麵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托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誌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做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係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茲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係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份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文協”的領導班子,王藍長於辭令,他已重拾畫筆,經常帶著畫家出國展覽。事後公開報告經過,他總是當著大官的麵說,這次展覽某廳某部幫了忙,某長某老解決了困難,到了外國,某部某局某會的駐外機構給了多少支持,當地僑胞對台灣有多麽大的向心力,國際友人對台灣又有多麽大的好感,所以畫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功勞。大官聽了開心,以後看到文藝二字也就放開眉頭。那時政府萬能,什麽都管,要想推動文藝工作,你得塗一些滑潤劑才行。果老年齡比較輕,容易放下身段,“文協”在走出“道公”的庇蔭之後,多賴果老調和軍政關係,可是那天他也沒機會講話。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禮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麽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麽,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轉合,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麽我去幹什麽,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征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麽,一個是怎麽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麽,我們隻管怎麽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麵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可說是戰時如平時,軍隊枕戈待旦,又可以說平時如戰時。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麵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己訂做飼料,外麵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幾十個幾百個現代的“陸遊”,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隻能忙裏偷閑,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隻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征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裏麵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隻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隻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隻記得麵孔、不記得姓名,或者隻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誌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煜煜。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誌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了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隻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旋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太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麽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裏,我看見瘂弦的詩集,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裏麵運籌帷幄。坑道裏,岩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裏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黴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黴再吃。
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
虹影在她的小說裏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這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象征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軍中文藝另有一段奇緣。
中央副刊的老編孫如陵,眾人稱為孫公,他編輯台上作業周到,但很少主動跟作家聯係。有一天他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有一個筆名叫孤影?”我說沒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誰的筆名?”我不知道。幾天以後,中央副刊開始連載“孤影”的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考其時為一九七二年四月。連載期間,承辦軍中文藝運動業務的田原上校打電話問我:《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你寫的嗎?我說不是。你可知道是誰寫的?我不知道。
我這才細讀這篇長文。孤影文筆明朗生動,博學鴻詞,我所不及,為什麽會和我聯想在一起呢?我在《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寫了十幾年方塊文章,圍繞著幾個大主題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隨著新聞發展,掃描社會的不安浮動,要求有守者容忍現狀,珍惜未來,有為者投入體製,從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則”。這個論點,“小市民”吸收了。我隨手假設,斷續舉例,“小市民”也大體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幾處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並未附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隻因文章寫得好,決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麵讀,一麵懷疑是中央黨部炮製的文宣,但立即斷定黨部沒有這樣的智慧。王昇上將讚賞這篇文章,聯係《中央日報》出版抽印本,以“總政戰部”的力量普遍推廣,據說總量有一百萬冊,我若在此時出麵“考證”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風頭,那樣也就敗人興味,形同攪局。我保持沉默,後來孤影出麵,他把版稅完全捐給台大同學會的福利組織,如此這般,可說是一切圓滿。
我自己並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見,當時那樣做文章,出於權宜之計。我們寫的那種小專欄,惹是生非,蜚短流長,處處得罪有權有勢的人,為了使他們還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職業上的小秘訣,例如說,一連幾天你的文章都讓他惹氣,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讓他順氣,或者你昨天對某人發出惡聲,今天最好對某人的上司來幾句美言,他也就不便發作。在我的整體設計裏,這些段落是安全瓣,類似一種零件,三言兩語,點到為止,如同幼芽萌發,它們有機會植入園林,長成粗枝大葉,給台灣社會增加清涼,那也是一樁美事。
我接到王耀華上校的電話,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麽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大概王化公也終於聽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貢獻吧?……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幹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麵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將”。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讀書一小時,有時一個上午到五個地方去聽簡報。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隻請了一桌客,而且隻有八個人,我叨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唰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唰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麽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麽,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係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鍾鼎文這麽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遊,他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隻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瘂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曆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