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5 左翼文學熏陶紀事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事出偶然，我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作品。
這要從初到沈陽說起。我們進行學科訓練，使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宿舍做教室，日本在東北經營的鐵路以“滿鐵”為總管，財產龐大，房屋很多，我們奉命在某個範圍內自己挑選。磚牆平頂的三層樓房，式樣整齊劃一，全是空屋，經年無人打掃，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來（據說是搜尋隱藏的浮財），未曾修複。後來找到一棟，不但完整可用，三樓還擺著許多圖書。那時接收人員不要檔案文卷，隻要物資，《大公報》曾以社論責問《誰是今日之蕭何》（劉邦破秦，先入鹹陽，蕭何不取財寶，一心搜集圖籍記錄）。日軍侵入中國，大量掠奪，並未放過中國圖書，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趙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聿均，都寫下專門論文。
這些書苟全一時，雖是精裝，盡是日文。連部找來一輛大卡車，停在窗下，書從三樓窗口擲下來，灰飛煙滅之前，先墮指裂膚。我發現其中有一套中國當代文學的選集，也許有十大本，收錄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導讀、注解、作家小傳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這等事！我急忙搶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裝稀罕，家中隻有《聖經》和《辭源》，我從郵購買過一部精裝的《全國青年代表作》，視同珍品。文藝書平裝釘裝，連穿線裝都很少。一本書祖傳父，父傳子，哥哥姊姊傳給妹妹弟弟，封麵破了、用牛皮紙糊起來，書頁散了、用針線縫起來。那年月做母親的除了補褂子、補襪子，還會修補破損的書。人在翻書的時候手指不離書口，書口是一本書最容易弄髒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邊的書，書口沒有切過，等書翻舊了、弄髒了，愛書人自己動手切齊，書口清潔如新，舊書好像恢複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冊精裝書，覺得發了接收財。
翻看目錄，六冊文選收的是小說和散文，普通文選隻收短篇，它這裏長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當時的思潮，幾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時連隊生活沒有私人的空間，這麽厚一疊書無處存放，最好也別讓連隊長官知道我看魯迅巴金的東西。隊部附近有一家中藥鋪，房屋寬敞，老板善與人交，我借用他的店號對外通信，逃避指導員檢查。我把六冊文選寄放在他那兒，抽空到他店裏看書，中藥鋪裏讀到魯迅的小說《藥》，感受特別深刻，我覺得“人血饅頭”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靈也會讚成，可惜它隻會傳染疾病。讀到祥子夜半求醫，沒有錢預付診費，遭醫生拒絕，惻然久之。多年後我寫了一篇《駱駝祥子後事》，收進《活到老，真好》一書，我能理解那醫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軍官來買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軍醫院專為軍人治病，一切免費，怎會有這些人依賴中醫？而且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樣子。老板說，他有祖傳秘方配製的壯陽補品，遠近馳名，軍政人員接收東北，無非酒色財氣。我聽了大吃一驚，若是我的長官也來買藥，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他惱羞成怒，忌恨在心，我還有好日子可過？我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冊文選，另找地方。
到哪裏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裏？跳上一輛馬車，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門整天敞開，使我想起“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見到一位執事，說明來意，我倆有一番對話，大略如下：
“你這些書是什麽書？”
“都是文學。”
“你是基督徒嗎？”
我硬著頭皮說是。
“基督徒應該讀《聖經》，為什麽讀這些東西？你到教堂隻能讀《聖經》。”
說得也是，可惜臉孔拉得太長，我想起“天堂的門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躑躅街頭，還有什麽地方可去？我想起坐落在城內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們有個同學，自幼隨母親信佛，常隨母親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陽，發現沈陽也有地藏庵，非常高興，常常去拜菩薩，吃素齋，也帶我們不信佛的人去遊玩。庵中三位女師父，一位年紀最長，接近六十歲，想是當家的住持，另外兩位都是二十多歲的少女，一位法號“本參”，一位法號“本寅”，憑法號班輩，也許有人能知道她們的門派源流。兩位說話都是沈陽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體型適中，為什麽會出家，想必背後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對我們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們那裏看書。
都說佛門清靜，難得她們容納我這個俗人。廂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師父給我倒一杯茶，老師父在我右手邊擺一部佛經，她並未勸我讀佛經，她什麽話也沒說，她把佛經放在特製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汙毀經頁。佛經采折疊式，經上放一支竹簽，小師父介紹讀經的方法，手持竹簽一頁一頁翻開，避免手指觸摸。我每個星期天都去讀書，放在我手邊的經書常常更換，依靠聯想作用，我還記得幾部經的名稱：《金剛經》聯想到金剛鑽，《八大人覺經》想到八大山人，《無量壽經》想到成語功德無量，還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聯想到地藏庵。這些經我一頁未讀，我隻讀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賜傳》。
我憑六冊文選初步認識中國的新文學，知道山東出了王統照、李廣田，台灣出了許地山。我喜歡曹聚仁、蕭乾，他倆和報館淵源深，作品帶報道文學風格，也許暗示我和新聞有緣。我喜歡麗尼，也許伏下我對“現代文學”的欣賞能力。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名作《邊城》，寫一個老人和一個孫女相依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帶著幼女流亡，難以終卷，那時我很難從純粹審美的角度接受文學。我也喜歡朱自清、周作人、趙景深，還有丁玲，他們展示廣闊的生活經驗。
我重溫鬱達夫和冰心。我在讀小學的時候，一度親近鬱達夫的作品，他寫漂泊的經驗很吸引我，他使我覺得漂泊有一種無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寫人在流離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減輕了自己的痛苦。我們那一夥文藝青年，得意的時候讀老舍，老舍教我們冷諷熱嘲、幸災樂禍；失意的時候讀魯迅，魯迅替我們罵人；在家讀巴金，巴金教我們怎樣討厭家庭；離家讀鬱達夫，他教我們怎樣流亡，怎樣在流亡中保持小資產階級的憂鬱，無產階級的堅忍，資產階級的詩情畫意。
我也是小學時代親近冰心，後來覺得她的語言夾生，節奏紊亂。我到台灣後一度主編《中國語文月刊》，該刊的主要讀者是中學的國文教師和學生，我曾經想開辟專欄，選擇“台灣能夠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們的舊文，加以注釋分析，幫助學生提升寫作水平，這時才發覺許多前賢修辭馬虎，有時造句也不通順，盡管留下“傑作”，卻不能做學習的範本。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某一位教授，他“順藤摸瓜”，尋找病人，羅列病例，寫了一篇“無情”的論文，我確實嚇了一跳。
我不喜歡魯迅，那時我從未說出口來，即使是今天，說這句話還有些膽怯。我知道陳西瀅、梁實秋、胡秋原、蘇雪林也不喜歡魯迅，但是我那時並未讀到他們的評論，我的耳目所及盡是高度稱頌。我不喜歡他大概是氣性使然，我欣賞文學固然有局限，魯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氣性完全升華轉化。現代詩人楊澤說，魯迅是“恨世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德威說，魯迅刻薄寡恩，他們展示多元的看法，先獲我心。瞿秋白和魯迅同世為人，他說魯迅是狼族，有狼性。羅馬神話：萊漠斯出生後吃狼奶長大，不離狼群。這話我到八十年代才讀到，相見不恨晚。如果說讀書變化氣質，我拒絕變成這樣的人，我也不能欣賞、不敢親近這樣的人。我在說我學習的過程，並非搞文學評論。
我也不喜歡巴金、茅盾、郭沫若，他們都是高大的文學偶像，我對他們的成就總有幾分懷疑。香港作家林以亮為喬誌高譯的《大亨小傳》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話，他說，昔人那樣推崇史坦培克，後人看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培克的名字也可以換成別人，例如巴金……那時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後來到台灣，我進文宣單位做事，知道文學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後朝著方向設計。蘇東坡設計“危險”，寫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拚貼足以產生危險的四項因素，事實上四項因素並未同時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需要拚貼情境，構成“語文的世界”，但評論家卻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在和未來。
我愛好文學，但是沒參加過他們的“讀書會”，所以無從領會那些作品的價值。那時讀書會是個很普遍的組織，左翼作品的內涵外延，靠它解說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確偉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點導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馬太福音，讀書會就是各地的教堂，沒有教堂，馬太福音隻是一本小冊子，有了教堂，馬太福音就是《聖經》。有一位學者說，左翼文學並未發生多大影響，他舉當年那些作品的銷售數字為證，他忽略了：第一，當年一本書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讀書會的組織和教化。正因為如此，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嚴厲取締讀書會和類似的結合，絕不手軟。我如此說，隻是指出前因後果。
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令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麵，讀書會揭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違法而不公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臨門一腳。一九九○年代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小型的茶會，小說家於梨華在座。中國大陸來的一位作家問我，當年青年普遍左傾，我何以能脫離影響。我說這得從《阿 q 正傳》說起，趙家被人搶劫，阿 q 蒙嫌受審，法官問作案始末，阿 q 很委屈地說：“他們沒來叫我！”一座皆笑，隻有於梨華尖聲說：“你萬幸！”巴金晚年呼籲成立現代文學館，說：“我們的現代文學好比是一所預備學校，把無數戰士輸送到革命戰場，難道對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絲毫的功勞？”可見他深曉葫蘆裏的春秋，我想魯迅在這方麵的功勞比他更大。
我疏離上帝以後，我的心靈並未從文學中找到依傍，這些文豪，我在沒有讀到他們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懷想了很久，可是讀了他們的代表作，我這個文學小青年仿佛是一葉扁舟，在許多碼頭旁邊漂來漂去，不能駛入，即使是我喜歡的作家，我也覺得找不到船塢、防波堤或是領航員。我曾經喜歡唐詩宋詞，可是那時對我而言，唐詩宋詞是廢棄的碼頭，是僅供憑吊的古跡風景。
我當然也有收獲，六冊文選讀完，我眼界大開，立刻覺得長大了，比起同儕，我算是見多識廣。白話文學在我血管裏流來流去，所有的方塊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覺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裝進一個口袋裏，背起來萬裏長走。每一篇作品後麵都有附錄，介紹作品背景，作家生平，雖然用日文撰寫，其中夾用的中文名詞，像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太陽社、小說月報、晨報副刊，還有每個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稱，都對我傳遞大量的訊息。我想，寫文章除了賺稿費以外，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大部頭的選集裏擠進一個名字。
即使是你反對的事情，你也會受它影響。這些大作家以及他們的詮釋者、鼓吹者，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他們咒詛權力財富，製造困局，顯示改進無望，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毀滅的快感。那時如果我聽幾句佛法，也許可以得些調劑，然而我心中隻有一部《聖經》，有時候，我覺得基督徒也多半是“恨世者”，革命理論和基督教義的糾結，常使我頭腦混亂。
我後來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強者合作，脾氣急躁，反應每每過當，我猜想肇因這些作品灌輸的意識。感謝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資料中加添麻辣。有一次，我為了弱者的利益和強者爭辯，那強者問我：“像你這樣的人應該留在大陸做共產黨，跑到台灣來做什麽？”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才發覺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那時寫實主義獨霸中國文壇，主張寫小人物，關注人間的窮苦、災難、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現象，他們強調生活經驗，主張以調查、觀察、訪問搜集寫作材料，反對泛濫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時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們給我創作的勇氣，也可能強化了我的弱點。那時寫實主義的詮釋者和鼓吹者，隻談意識形態，不談藝術技巧，作品有沒有價值要看站在什麽立場、為什麽階級說話，要看揭露的是什麽、控訴的是什麽。照原料打分數，不照成品打分數，對創作風氣的影響是鼓勵粗製濫造，助長傲慢自大，對我的影響是：幾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灣倡行“現代主義”，詮釋者和鼓吹者糾正了我。
感謝沈陽的地藏庵給我閱讀、思考和空間，它是那樣安靜，我坐在那裏，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詩句：“鳥鳴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慚愧，我從未捐過香火錢，也不讀她們預備的佛經，她們從未因此慢待我。我寫這篇文章追記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後，其間天翻地覆，不知她們怎樣適應，她們的來生當然沒有問題，我憂慮的是今生，隻要來生沒有問題，今生也就不必太憂慮了吧？老師父應已圓寂，兩位小師父呢？希望她們度一切苦厄，也許此刻尚在某處講經說法。她們是否知道，我終於讀了她們最後給我預備的一本經：《父母恩深難報經》，我決定離開沈陽，生命進入另一次大轉折。她們是否料到，五十年後，我終於把她們放在我手邊的佛經一一讀完。
這要從初到沈陽說起。我們進行學科訓練，使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宿舍做教室，日本在東北經營的鐵路以“滿鐵”為總管，財產龐大，房屋很多，我們奉命在某個範圍內自己挑選。磚牆平頂的三層樓房，式樣整齊劃一，全是空屋，經年無人打掃，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來（據說是搜尋隱藏的浮財），未曾修複。後來找到一棟，不但完整可用，三樓還擺著許多圖書。那時接收人員不要檔案文卷，隻要物資，《大公報》曾以社論責問《誰是今日之蕭何》（劉邦破秦，先入鹹陽，蕭何不取財寶，一心搜集圖籍記錄）。日軍侵入中國，大量掠奪，並未放過中國圖書，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趙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聿均，都寫下專門論文。
這些書苟全一時，雖是精裝，盡是日文。連部找來一輛大卡車，停在窗下，書從三樓窗口擲下來，灰飛煙滅之前，先墮指裂膚。我發現其中有一套中國當代文學的選集，也許有十大本，收錄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導讀、注解、作家小傳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這等事！我急忙搶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裝稀罕，家中隻有《聖經》和《辭源》，我從郵購買過一部精裝的《全國青年代表作》，視同珍品。文藝書平裝釘裝，連穿線裝都很少。一本書祖傳父，父傳子，哥哥姊姊傳給妹妹弟弟，封麵破了、用牛皮紙糊起來，書頁散了、用針線縫起來。那年月做母親的除了補褂子、補襪子，還會修補破損的書。人在翻書的時候手指不離書口，書口是一本書最容易弄髒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邊的書，書口沒有切過，等書翻舊了、弄髒了，愛書人自己動手切齊，書口清潔如新，舊書好像恢複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冊精裝書，覺得發了接收財。
翻看目錄，六冊文選收的是小說和散文，普通文選隻收短篇，它這裏長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當時的思潮，幾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時連隊生活沒有私人的空間，這麽厚一疊書無處存放，最好也別讓連隊長官知道我看魯迅巴金的東西。隊部附近有一家中藥鋪，房屋寬敞，老板善與人交，我借用他的店號對外通信，逃避指導員檢查。我把六冊文選寄放在他那兒，抽空到他店裏看書，中藥鋪裏讀到魯迅的小說《藥》，感受特別深刻，我覺得“人血饅頭”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靈也會讚成，可惜它隻會傳染疾病。讀到祥子夜半求醫，沒有錢預付診費，遭醫生拒絕，惻然久之。多年後我寫了一篇《駱駝祥子後事》，收進《活到老，真好》一書，我能理解那醫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軍官來買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軍醫院專為軍人治病，一切免費，怎會有這些人依賴中醫？而且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樣子。老板說，他有祖傳秘方配製的壯陽補品，遠近馳名，軍政人員接收東北，無非酒色財氣。我聽了大吃一驚，若是我的長官也來買藥，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他惱羞成怒，忌恨在心，我還有好日子可過？我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冊文選，另找地方。
到哪裏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裏？跳上一輛馬車，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門整天敞開，使我想起“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見到一位執事，說明來意，我倆有一番對話，大略如下：
“你這些書是什麽書？”
“都是文學。”
“你是基督徒嗎？”
我硬著頭皮說是。
“基督徒應該讀《聖經》，為什麽讀這些東西？你到教堂隻能讀《聖經》。”
說得也是，可惜臉孔拉得太長，我想起“天堂的門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躑躅街頭，還有什麽地方可去？我想起坐落在城內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們有個同學，自幼隨母親信佛，常隨母親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陽，發現沈陽也有地藏庵，非常高興，常常去拜菩薩，吃素齋，也帶我們不信佛的人去遊玩。庵中三位女師父，一位年紀最長，接近六十歲，想是當家的住持，另外兩位都是二十多歲的少女，一位法號“本參”，一位法號“本寅”，憑法號班輩，也許有人能知道她們的門派源流。兩位說話都是沈陽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體型適中，為什麽會出家，想必背後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對我們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們那裏看書。
都說佛門清靜，難得她們容納我這個俗人。廂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師父給我倒一杯茶，老師父在我右手邊擺一部佛經，她並未勸我讀佛經，她什麽話也沒說，她把佛經放在特製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汙毀經頁。佛經采折疊式，經上放一支竹簽，小師父介紹讀經的方法，手持竹簽一頁一頁翻開，避免手指觸摸。我每個星期天都去讀書，放在我手邊的經書常常更換，依靠聯想作用，我還記得幾部經的名稱：《金剛經》聯想到金剛鑽，《八大人覺經》想到八大山人，《無量壽經》想到成語功德無量，還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聯想到地藏庵。這些經我一頁未讀，我隻讀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賜傳》。
我憑六冊文選初步認識中國的新文學，知道山東出了王統照、李廣田，台灣出了許地山。我喜歡曹聚仁、蕭乾，他倆和報館淵源深，作品帶報道文學風格，也許暗示我和新聞有緣。我喜歡麗尼，也許伏下我對“現代文學”的欣賞能力。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名作《邊城》，寫一個老人和一個孫女相依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帶著幼女流亡，難以終卷，那時我很難從純粹審美的角度接受文學。我也喜歡朱自清、周作人、趙景深，還有丁玲，他們展示廣闊的生活經驗。
我重溫鬱達夫和冰心。我在讀小學的時候，一度親近鬱達夫的作品，他寫漂泊的經驗很吸引我，他使我覺得漂泊有一種無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寫人在流離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減輕了自己的痛苦。我們那一夥文藝青年，得意的時候讀老舍，老舍教我們冷諷熱嘲、幸災樂禍；失意的時候讀魯迅，魯迅替我們罵人；在家讀巴金，巴金教我們怎樣討厭家庭；離家讀鬱達夫，他教我們怎樣流亡，怎樣在流亡中保持小資產階級的憂鬱，無產階級的堅忍，資產階級的詩情畫意。
我也是小學時代親近冰心，後來覺得她的語言夾生，節奏紊亂。我到台灣後一度主編《中國語文月刊》，該刊的主要讀者是中學的國文教師和學生，我曾經想開辟專欄，選擇“台灣能夠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們的舊文，加以注釋分析，幫助學生提升寫作水平，這時才發覺許多前賢修辭馬虎，有時造句也不通順，盡管留下“傑作”，卻不能做學習的範本。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某一位教授，他“順藤摸瓜”，尋找病人，羅列病例，寫了一篇“無情”的論文，我確實嚇了一跳。
我不喜歡魯迅，那時我從未說出口來，即使是今天，說這句話還有些膽怯。我知道陳西瀅、梁實秋、胡秋原、蘇雪林也不喜歡魯迅，但是我那時並未讀到他們的評論，我的耳目所及盡是高度稱頌。我不喜歡他大概是氣性使然，我欣賞文學固然有局限，魯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氣性完全升華轉化。現代詩人楊澤說，魯迅是“恨世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德威說，魯迅刻薄寡恩，他們展示多元的看法，先獲我心。瞿秋白和魯迅同世為人，他說魯迅是狼族，有狼性。羅馬神話：萊漠斯出生後吃狼奶長大，不離狼群。這話我到八十年代才讀到，相見不恨晚。如果說讀書變化氣質，我拒絕變成這樣的人，我也不能欣賞、不敢親近這樣的人。我在說我學習的過程，並非搞文學評論。
我也不喜歡巴金、茅盾、郭沫若，他們都是高大的文學偶像，我對他們的成就總有幾分懷疑。香港作家林以亮為喬誌高譯的《大亨小傳》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話，他說，昔人那樣推崇史坦培克，後人看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培克的名字也可以換成別人，例如巴金……那時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後來到台灣，我進文宣單位做事，知道文學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後朝著方向設計。蘇東坡設計“危險”，寫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拚貼足以產生危險的四項因素，事實上四項因素並未同時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需要拚貼情境，構成“語文的世界”，但評論家卻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在和未來。
我愛好文學，但是沒參加過他們的“讀書會”，所以無從領會那些作品的價值。那時讀書會是個很普遍的組織，左翼作品的內涵外延，靠它解說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確偉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點導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馬太福音，讀書會就是各地的教堂，沒有教堂，馬太福音隻是一本小冊子，有了教堂，馬太福音就是《聖經》。有一位學者說，左翼文學並未發生多大影響，他舉當年那些作品的銷售數字為證，他忽略了：第一，當年一本書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讀書會的組織和教化。正因為如此，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嚴厲取締讀書會和類似的結合，絕不手軟。我如此說，隻是指出前因後果。
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令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麵，讀書會揭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違法而不公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臨門一腳。一九九○年代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小型的茶會，小說家於梨華在座。中國大陸來的一位作家問我，當年青年普遍左傾，我何以能脫離影響。我說這得從《阿 q 正傳》說起，趙家被人搶劫，阿 q 蒙嫌受審，法官問作案始末，阿 q 很委屈地說：“他們沒來叫我！”一座皆笑，隻有於梨華尖聲說：“你萬幸！”巴金晚年呼籲成立現代文學館，說：“我們的現代文學好比是一所預備學校，把無數戰士輸送到革命戰場，難道對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絲毫的功勞？”可見他深曉葫蘆裏的春秋，我想魯迅在這方麵的功勞比他更大。
我疏離上帝以後，我的心靈並未從文學中找到依傍，這些文豪，我在沒有讀到他們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懷想了很久，可是讀了他們的代表作，我這個文學小青年仿佛是一葉扁舟，在許多碼頭旁邊漂來漂去，不能駛入，即使是我喜歡的作家，我也覺得找不到船塢、防波堤或是領航員。我曾經喜歡唐詩宋詞，可是那時對我而言，唐詩宋詞是廢棄的碼頭，是僅供憑吊的古跡風景。
我當然也有收獲，六冊文選讀完，我眼界大開，立刻覺得長大了，比起同儕，我算是見多識廣。白話文學在我血管裏流來流去，所有的方塊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覺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裝進一個口袋裏，背起來萬裏長走。每一篇作品後麵都有附錄，介紹作品背景，作家生平，雖然用日文撰寫，其中夾用的中文名詞，像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太陽社、小說月報、晨報副刊，還有每個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稱，都對我傳遞大量的訊息。我想，寫文章除了賺稿費以外，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大部頭的選集裏擠進一個名字。
即使是你反對的事情，你也會受它影響。這些大作家以及他們的詮釋者、鼓吹者，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他們咒詛權力財富，製造困局，顯示改進無望，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毀滅的快感。那時如果我聽幾句佛法，也許可以得些調劑，然而我心中隻有一部《聖經》，有時候，我覺得基督徒也多半是“恨世者”，革命理論和基督教義的糾結，常使我頭腦混亂。
我後來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強者合作，脾氣急躁，反應每每過當，我猜想肇因這些作品灌輸的意識。感謝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資料中加添麻辣。有一次，我為了弱者的利益和強者爭辯，那強者問我：“像你這樣的人應該留在大陸做共產黨，跑到台灣來做什麽？”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才發覺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那時寫實主義獨霸中國文壇，主張寫小人物，關注人間的窮苦、災難、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現象，他們強調生活經驗，主張以調查、觀察、訪問搜集寫作材料，反對泛濫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時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們給我創作的勇氣，也可能強化了我的弱點。那時寫實主義的詮釋者和鼓吹者，隻談意識形態，不談藝術技巧，作品有沒有價值要看站在什麽立場、為什麽階級說話，要看揭露的是什麽、控訴的是什麽。照原料打分數，不照成品打分數，對創作風氣的影響是鼓勵粗製濫造，助長傲慢自大，對我的影響是：幾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灣倡行“現代主義”，詮釋者和鼓吹者糾正了我。
感謝沈陽的地藏庵給我閱讀、思考和空間，它是那樣安靜，我坐在那裏，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詩句：“鳥鳴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慚愧，我從未捐過香火錢，也不讀她們預備的佛經，她們從未因此慢待我。我寫這篇文章追記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後，其間天翻地覆，不知她們怎樣適應，她們的來生當然沒有問題，我憂慮的是今生，隻要來生沒有問題，今生也就不必太憂慮了吧？老師父應已圓寂，兩位小師父呢？希望她們度一切苦厄，也許此刻尚在某處講經說法。她們是否知道，我終於讀了她們最後給我預備的一本經：《父母恩深難報經》，我決定離開沈陽，生命進入另一次大轉折。她們是否料到，五十年後，我終於把她們放在我手邊的佛經一一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