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2 憲兵的學科訓練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在南京上海耽誤了許多時間，到了沈陽，立即開始“學科”的課程，時間也是六個月。術科是軍事訓練，學科是司法訓練，有人說“憲兵以毫無司法常識之人兼任司法警察”頗失公允。各門課程由軍官講授，班長“靠邊站”，軍官們循循善誘，憲兵連這才有那麽一點“學校”的氣氛。我們一麵上課，一麵投入憲兵勤務，很像文學校清寒學生的半工半讀。
讀些什麽呢，最重要的是法律課程，我最喜歡的也是法律課程。楊排長講法學通論，講刑法總則，我聽得入神。法學通論先談天地宇宙的大法，幾乎提升到宗教層次，天地宇宙的一切秩序都是“法”，法律是人世的秩序。我後來能領悟什麽是“天人合一”，這段話是起了作用的。《通論》又說，“法”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說明的”，也就是事實如此；還有一種是“規範的”，也就是應當如此，兩者並不經常相等。那年代，萬事宣傳先行，宣傳家常把“應然”當做“實然”來敘述，這是一種欺騙，人憑語言文字認識世界，語文訓練又往往不足，容易落入陷阱，幸虧我先打了“防疫針”。後來我參加新聞工作，“新聞不是意見”，後來學寫小說，小說也不是意見，我都老早開了竅。
法律文字簡練周密，千錘百煉。刑法總則說，直係親屬是“己身所出或己身所從出”，多一個“從”字，分開尊卑，真是懸之國門、不能增減。它又說“能作為當作為而不作為”要負法律責任，不得了，一句之中，“作為”重複三次，依然字斟句酌。刑法規定刑期，常說幾年以上幾年以下，“本法所稱以上以下俱連本數計算”，七年以上和七年以下都包括“七年”在內，不留漏洞。這些文句，我看一遍就能背誦，也了解為什麽這樣寫，它們影響了我的文字風格。
楊排長說，法律條文後麵都有法理，“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沒錯，若論法理，可分“絕對有效說”，“絕對無效說”，“相對有效說”。上級下達命令，下級絕對服從，如果命令違法，由上級負完全責任，這是一說。命令能夠生效，由於下級執行，而執行視為同意，命令如果違法，同意者要負共同責任，這是一說。如果命令違法，它根本沒有效力，下級當然不必執行，上級不得處罰，這又是一說。我一聽，這可新鮮！這“三說”長在我心，後來我到台灣，聽胡適之高談人民對政府“合法的反抗”，同儕嘩然，我心恍然。
我正式投入社會組織以後，總是遇到大有謀略的上級，他總是希望部下勇敢地去破禁忌、試法網、創業績。政府機關降罪，他頂住，若是頂不住，他犧牲你，棄車保帥。大家都硬著頭皮照老板的意思做，他們不知道“三說”，好在多半平安沒事。可是我心中有“三說”，我總是拒絕“同意”，我在法理上站得住，我在老板的階下站不住，所以人家升官總是比我快。我雖然有些坎坷，老板寬大，倒也沒讓我挨凍受餓，文章寫到此處，我遙向老板們在天之靈致謝。
我還記得《服務規程》中有三句話：憲兵維持社會治安，要“防患於未然，遏難於將發，懲戒於事後”。我喜歡這樣的句法，也喜歡這樣的思想，相形之下，“謹小慎微”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大風起於萍末”玄虛抽象、難以落實。我終身奉行這三句話，我常告訴朋友，我們都是弱者，將來有了難處，我不能替你擔當，現在沒有難處，我可以替你規劃預防。我那時勸親戚朋友，後來勸國家社會，法律條文使我思慮周密，言辭果決。
沈陽時代，張誌華排長調到團部辦公，後來升了連長，他來給我們講過幾堂課。還記得他時時提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大家討論，他說，“現行犯”的定義是“犯罪在進行中”，如果我罵你一句，馬上閉嘴，算不算現行犯？他問，法律有“損毀國幣罪”，我撕碎我自己的鈔票，對別人有什麽害處？為什麽要定罪？有一次，他引用曆史故事，皇帝出巡，看見一個老百姓隨身帶刀，立刻吩咐“拿下”，理由是他有凶器，可以殺人。隨行的一位大臣指著路旁的一個男人，要求皇帝拿下，理由是他有陽具，可以奸淫。皇帝大笑，放了帶刀的百姓。張排長要我們表示意見，大家踴躍發言，笑聲一再哄堂，引得連長走過來察看。法律用詞精準，對我啟示良多。
母親曾經希望我做醫生，父親曾經猜想過各種職業，沈陽時代，我發現我最適合的職業是做法官，我喜歡咬文嚼字，斟酌權衡，堅持條條框框，忘記生死禍福。未能做醫生，母親的遺憾，未能做法官，我的遺憾。父親不管我做什麽，隻要是正當職業，能分擔家庭責任。我後來總算勉強做到。
資深班長也有課，他們講服勤務的經驗，幾乎沒有例外，他們真心崇拜穀正倫。穀將軍號稱憲兵之父，其實他是第二任司令，在他手裏，憲兵正規化和擴大發展，由八個團到二十三個團，由南京到各省，由軍事警察到行政、司法。成立憲兵學校，蔣公介石兼任校長，他任教育長。抗戰八年，憲兵擴充為四十個團（獨立營），外加通信營，特務營。穀正倫生殺予奪，獨斷專行，創造了憲兵的父權時代，憲兵“見官大一級”，和黃埔軍校學生、空軍飛行員並列為最受女學生注目的軍人。穀氏後來官拜貴州省主席，糧食部長，他是貴州人，風水先生說，貴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氣泄盡，難以產生大人物，但是貴州不但有何應欽、張道藩，還有穀正鼎、穀正綱、穀正倫，“一門三部長”。都說貴州安順的穀家老太太有福氣，生了三個好兒子，比美廣東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個好女兒。
憲兵勤務基本上是一種人際關係，處理人際關係要有技巧，也要看天時地利。那時憲兵完全沒有這種觀念！聽老班長傳經說法，他們個個都以為自己是穀正倫，鐵口直斷，一錘定音。但穀正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快要過去了，潮流衝擊，憲兵需要蛻變，身上那一層硬殼脫不下來，隻有一再收縮，減少時潮的衝擊麵，這是國民黨喪失創造力的征候之一。我趕上中國憲兵衰落的時代，大體上說，憲兵在東北未嚐為惡，也不能為善。
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凡是當過中華民國憲兵的人，當然有曆史問題。一九六八年，中央頒布公安六條，憲兵上等兵也定性為反革命，這就太抬舉憲兵了。我們受訓一年，從未學到能阻遏中共發展的東西，沒喊一句反共口號，沒讀一頁反共教材，沒人講解放區實況，沒人講偵破中共地下組織的案例。“國父遺教”、“領袖言行”，也都是退到台灣以後的新課程，我們都是沒有思想的木偶，複雜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該有，簡單的思想如忠黨愛國，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緊的是服裝整齊，姿勢正確，站衛兵，擺儀隊。哪能趕得上人家八路軍，除了“人人都是戰鬥員”以外，還要“人人都是情報員，人人都是宣傳員”。
為了寫回憶錄，我苦讀東北有關的文史資料，從沈陽政協文史委員會出版的《古城風雲錄》中得知，那時中共的地下工作條件匱乏而態度十分積極，他們推拉板車謀生，情報藏在輪胎裏；他們擺攤賣菜為生，情報藏在挖空了的紅辣椒裏；他們販賣豆油，情報就塞在瓶口裏。他們把線裝的皇曆拆開，情報寫在空白的邊緣，再裝訂起來。我們幾乎天天跟菜攤、板車擦身而過，“匪諜就在你身邊？”可是從未起過疑心。
我在憲兵隊的那些日子，沈陽發生學潮，西區憲兵隊奉命押送幾個“共產黨”到團部，這時二連換了連長，新連長是老資格，沉穩含蓄，他出來一看也忍不住說：“都是些孩子嘛！”口吻表情仿佛慈禧憐惜汪精衛。以後各地學潮越來越多，警備機關抓人也越來越多，事過境遷看資料，似乎從未抓到策動指揮學潮的共產黨幹部，抓到的都是“孩子”，年齡上的孩子或心智上的孩子。國民黨到中共內部做情報工作太難了，簡直雪裏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國民黨像個大蜂窩，處處可以潛伏，共產黨人找一個洞蹲下，四鄰不能發覺，即使事敗被捕，好歹也還有條活路。了解背景，才可以了解國民黨據守台灣以後的“過猶不及”。
後來知道，憲兵團裏麵有個“特高組”，他們才是特務，他們的工作和人事，憲兵團長不能過問，憲兵司令部有獨立的特務訓練班，不屬於憲兵學校。正確的說法是，憲兵裏頭藏著特務。一般人並不知道，國家排除危害，有警察、警備、作戰三種手段，警備司令部可以指揮警察和軍隊執行任務，因此憲兵也常常出麵調查和逮捕，他們的工作是在警備範圍。
一般憲兵離特務很遠很遠，究竟多遠，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曾任憲兵第五團團長的趙良佐，晚年寫了一本回憶錄，他一九四九年出任團長，想和中共的地下黨接洽歸順，費盡心機，始終沒接上頭。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起義，他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的領導人，是憲兵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軍法官。
有兩件事情，老班長們津津樂道，引為憲兵的無上光榮。
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吸收南京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供給情報。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協調不夠，長江中遊還停留著日本船艦七十艘，海軍陸戰隊六千人，國民政府計劃擊沉船隻，堵塞水道，把日本的這些武力完全殲滅。黃浚對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泄露機密，江中的日軍船艦連夜逃入大海。這個案子是穀正倫指揮憲兵偵破的，黃浚和南造雲子都被捕，黃浚處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詩文俱佳，陳寅恪有詩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學史上，而留在間諜史上，令人嗟歎。
七七事變發生前三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日本駐華使館副總領事藏本英明失蹤，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負責，調軍艦溯江而上，聲言派陸戰隊自行搜尋，又說要撤退在華日僑，一時情勢十分緊張。依照日本政府的計劃，藏本先失蹤，後自殺，製造借口，向中國興師問罪，但藏本貪生，遲疑不決，也是穀正倫派人找到了他，消弭了一場危機。
憲兵的豐功偉績也就是如此了吧？自此以後，由抗戰到內戰，特高組似乎沒有重大貢獻。我絕對不想當特務，但是從此對間諜小說、間諜電影發生興趣，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發展成我唯一的秘密癖好。
那時沙團長提倡讀書，規定軍官交讀書報告，軍官們常常找我執筆代撰，我因此讀了一些“課外讀物”。
我替何排長讀《孫子兵法》，他一度在本連當排長，挺著個大肚子，時常宣告“我的命令絕對有效”，是個有趣的人物，他調到第一連，仍然和我有聯係。那時政壇論客常引孫子一句話：“民與上同意。”軍隊作戰要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共軍做到了，國軍沒做到。我打開《孫子兵法》找這句話，發現原文是“令民與上同意”，還有一個動詞：“令”。動詞前麵應該還有主詞，中文慣例，主詞可以省略，倘若補足，全句應該是“中共令民與上同意”，並非“民與上同意”，更非“上與民同意”。奈何有些論客將錯就錯，有些論客人雲亦雲！我抓住這句話做文章，何排長大而化之，他教我寫了直接寄到團部，他連看也沒看。
我還有一些意見，當時沒有寫出來。孫子說，“兵以詐立，以利動。”你一旦出兵作戰，你就是一個“不能輸的人”。他一再批判道德觀念，除非以道德行詐謀利。我念慣了“王者之師”、“仁者無敵”，對孫子的說法不能接受。後來閱曆增長，我也得承認“兵不厭詐”、“兵不厭狠”往往是打勝仗的關鍵，我退一步想，倘若孫子兵法是“真理”，也隻是戰場上的真理，不能用於做人做事。這些念頭一直縈繞心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寫了一篇《兵法與人生》。
我替連長讀《比較憲法》。那時國民政府定出時間表，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也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憲法”一字一句關係重大，學者咬文嚼字，爭議不休。我代讀的這本比較憲法，評介歐美多國的憲法，指陳得失，烘雲托月，顯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最好。依五權憲法，總統的權力很大，淩駕立法、司法、監察之上，民主人士予以負麵的批評，我一時也沒個主意。那時人人心裏有數，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必定是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主席，我想連長隻能肯定五權憲法，隻能讚成總統有權，於是我把這本書大大稱讚一番。後來憲法通過，采取權力製衡，向歐美的兩院製傾斜，但是“開卷有益”，這本比較憲法學術包裝的部分，給我許多客觀的知識，以後很有用處。
指導員沒教我替他讀書，他教我替他做文章，上級常常出“策論題”考他，他需要助手。有一次，他拿出一個題目來：《用人唯德與用人唯才孰為得失》，要我提供意見，我想了兩天，交了白卷。然後我繼續在想，繼續在看，越看越多，看出一個廣度來，越想越透，想出一個高度來，最後，我把心得寫進《隨緣破密》那本書裏，副產品還有一篇短評。
我代讀了十幾本書，書目都是上級指定的，沒有一本批判共產主義，沒有一本分析國際局勢，也沒有一本介紹東北的民情風土。全連上下，沒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雞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騙人。我不明白，為什麽要一個少尉讀兵法，為什麽要一個上尉讀憲法，最後這些書輪到一個上等兵來讀，更是可笑。不過“開卷有益”，我獲益匪淺。
讀些什麽呢，最重要的是法律課程，我最喜歡的也是法律課程。楊排長講法學通論，講刑法總則，我聽得入神。法學通論先談天地宇宙的大法，幾乎提升到宗教層次，天地宇宙的一切秩序都是“法”，法律是人世的秩序。我後來能領悟什麽是“天人合一”，這段話是起了作用的。《通論》又說，“法”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說明的”，也就是事實如此；還有一種是“規範的”，也就是應當如此，兩者並不經常相等。那年代，萬事宣傳先行，宣傳家常把“應然”當做“實然”來敘述，這是一種欺騙，人憑語言文字認識世界，語文訓練又往往不足，容易落入陷阱，幸虧我先打了“防疫針”。後來我參加新聞工作，“新聞不是意見”，後來學寫小說，小說也不是意見，我都老早開了竅。
法律文字簡練周密，千錘百煉。刑法總則說，直係親屬是“己身所出或己身所從出”，多一個“從”字，分開尊卑，真是懸之國門、不能增減。它又說“能作為當作為而不作為”要負法律責任，不得了，一句之中，“作為”重複三次，依然字斟句酌。刑法規定刑期，常說幾年以上幾年以下，“本法所稱以上以下俱連本數計算”，七年以上和七年以下都包括“七年”在內，不留漏洞。這些文句，我看一遍就能背誦，也了解為什麽這樣寫，它們影響了我的文字風格。
楊排長說，法律條文後麵都有法理，“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沒錯，若論法理，可分“絕對有效說”，“絕對無效說”，“相對有效說”。上級下達命令，下級絕對服從，如果命令違法，由上級負完全責任，這是一說。命令能夠生效，由於下級執行，而執行視為同意，命令如果違法，同意者要負共同責任，這是一說。如果命令違法，它根本沒有效力，下級當然不必執行，上級不得處罰，這又是一說。我一聽，這可新鮮！這“三說”長在我心，後來我到台灣，聽胡適之高談人民對政府“合法的反抗”，同儕嘩然，我心恍然。
我正式投入社會組織以後，總是遇到大有謀略的上級，他總是希望部下勇敢地去破禁忌、試法網、創業績。政府機關降罪，他頂住，若是頂不住，他犧牲你，棄車保帥。大家都硬著頭皮照老板的意思做，他們不知道“三說”，好在多半平安沒事。可是我心中有“三說”，我總是拒絕“同意”，我在法理上站得住，我在老板的階下站不住，所以人家升官總是比我快。我雖然有些坎坷，老板寬大，倒也沒讓我挨凍受餓，文章寫到此處，我遙向老板們在天之靈致謝。
我還記得《服務規程》中有三句話：憲兵維持社會治安，要“防患於未然，遏難於將發，懲戒於事後”。我喜歡這樣的句法，也喜歡這樣的思想，相形之下，“謹小慎微”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大風起於萍末”玄虛抽象、難以落實。我終身奉行這三句話，我常告訴朋友，我們都是弱者，將來有了難處，我不能替你擔當，現在沒有難處，我可以替你規劃預防。我那時勸親戚朋友，後來勸國家社會，法律條文使我思慮周密，言辭果決。
沈陽時代，張誌華排長調到團部辦公，後來升了連長，他來給我們講過幾堂課。還記得他時時提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大家討論，他說，“現行犯”的定義是“犯罪在進行中”，如果我罵你一句，馬上閉嘴，算不算現行犯？他問，法律有“損毀國幣罪”，我撕碎我自己的鈔票，對別人有什麽害處？為什麽要定罪？有一次，他引用曆史故事，皇帝出巡，看見一個老百姓隨身帶刀，立刻吩咐“拿下”，理由是他有凶器，可以殺人。隨行的一位大臣指著路旁的一個男人，要求皇帝拿下，理由是他有陽具，可以奸淫。皇帝大笑，放了帶刀的百姓。張排長要我們表示意見，大家踴躍發言，笑聲一再哄堂，引得連長走過來察看。法律用詞精準，對我啟示良多。
母親曾經希望我做醫生，父親曾經猜想過各種職業，沈陽時代，我發現我最適合的職業是做法官，我喜歡咬文嚼字，斟酌權衡，堅持條條框框，忘記生死禍福。未能做醫生，母親的遺憾，未能做法官，我的遺憾。父親不管我做什麽，隻要是正當職業，能分擔家庭責任。我後來總算勉強做到。
資深班長也有課，他們講服勤務的經驗，幾乎沒有例外，他們真心崇拜穀正倫。穀將軍號稱憲兵之父，其實他是第二任司令，在他手裏，憲兵正規化和擴大發展，由八個團到二十三個團，由南京到各省，由軍事警察到行政、司法。成立憲兵學校，蔣公介石兼任校長，他任教育長。抗戰八年，憲兵擴充為四十個團（獨立營），外加通信營，特務營。穀正倫生殺予奪，獨斷專行，創造了憲兵的父權時代，憲兵“見官大一級”，和黃埔軍校學生、空軍飛行員並列為最受女學生注目的軍人。穀氏後來官拜貴州省主席，糧食部長，他是貴州人，風水先生說，貴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氣泄盡，難以產生大人物，但是貴州不但有何應欽、張道藩，還有穀正鼎、穀正綱、穀正倫，“一門三部長”。都說貴州安順的穀家老太太有福氣，生了三個好兒子，比美廣東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個好女兒。
憲兵勤務基本上是一種人際關係，處理人際關係要有技巧，也要看天時地利。那時憲兵完全沒有這種觀念！聽老班長傳經說法，他們個個都以為自己是穀正倫，鐵口直斷，一錘定音。但穀正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快要過去了，潮流衝擊，憲兵需要蛻變，身上那一層硬殼脫不下來，隻有一再收縮，減少時潮的衝擊麵，這是國民黨喪失創造力的征候之一。我趕上中國憲兵衰落的時代，大體上說，憲兵在東北未嚐為惡，也不能為善。
一九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凡是當過中華民國憲兵的人，當然有曆史問題。一九六八年，中央頒布公安六條，憲兵上等兵也定性為反革命，這就太抬舉憲兵了。我們受訓一年，從未學到能阻遏中共發展的東西，沒喊一句反共口號，沒讀一頁反共教材，沒人講解放區實況，沒人講偵破中共地下組織的案例。“國父遺教”、“領袖言行”，也都是退到台灣以後的新課程，我們都是沒有思想的木偶，複雜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該有，簡單的思想如忠黨愛國，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緊的是服裝整齊，姿勢正確，站衛兵，擺儀隊。哪能趕得上人家八路軍，除了“人人都是戰鬥員”以外，還要“人人都是情報員，人人都是宣傳員”。
為了寫回憶錄，我苦讀東北有關的文史資料，從沈陽政協文史委員會出版的《古城風雲錄》中得知，那時中共的地下工作條件匱乏而態度十分積極，他們推拉板車謀生，情報藏在輪胎裏；他們擺攤賣菜為生，情報藏在挖空了的紅辣椒裏；他們販賣豆油，情報就塞在瓶口裏。他們把線裝的皇曆拆開，情報寫在空白的邊緣，再裝訂起來。我們幾乎天天跟菜攤、板車擦身而過，“匪諜就在你身邊？”可是從未起過疑心。
我在憲兵隊的那些日子，沈陽發生學潮，西區憲兵隊奉命押送幾個“共產黨”到團部，這時二連換了連長，新連長是老資格，沉穩含蓄，他出來一看也忍不住說：“都是些孩子嘛！”口吻表情仿佛慈禧憐惜汪精衛。以後各地學潮越來越多，警備機關抓人也越來越多，事過境遷看資料，似乎從未抓到策動指揮學潮的共產黨幹部，抓到的都是“孩子”，年齡上的孩子或心智上的孩子。國民黨到中共內部做情報工作太難了，簡直雪裏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國民黨像個大蜂窩，處處可以潛伏，共產黨人找一個洞蹲下，四鄰不能發覺，即使事敗被捕，好歹也還有條活路。了解背景，才可以了解國民黨據守台灣以後的“過猶不及”。
後來知道，憲兵團裏麵有個“特高組”，他們才是特務，他們的工作和人事，憲兵團長不能過問，憲兵司令部有獨立的特務訓練班，不屬於憲兵學校。正確的說法是，憲兵裏頭藏著特務。一般人並不知道，國家排除危害，有警察、警備、作戰三種手段，警備司令部可以指揮警察和軍隊執行任務，因此憲兵也常常出麵調查和逮捕，他們的工作是在警備範圍。
一般憲兵離特務很遠很遠，究竟多遠，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曾任憲兵第五團團長的趙良佐，晚年寫了一本回憶錄，他一九四九年出任團長，想和中共的地下黨接洽歸順，費盡心機，始終沒接上頭。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起義，他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的領導人，是憲兵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軍法官。
有兩件事情，老班長們津津樂道，引為憲兵的無上光榮。
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吸收南京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供給情報。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協調不夠，長江中遊還停留著日本船艦七十艘，海軍陸戰隊六千人，國民政府計劃擊沉船隻，堵塞水道，把日本的這些武力完全殲滅。黃浚對日本女間諜南造雲子泄露機密，江中的日軍船艦連夜逃入大海。這個案子是穀正倫指揮憲兵偵破的，黃浚和南造雲子都被捕，黃浚處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詩文俱佳，陳寅恪有詩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學史上，而留在間諜史上，令人嗟歎。
七七事變發生前三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日本駐華使館副總領事藏本英明失蹤，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負責，調軍艦溯江而上，聲言派陸戰隊自行搜尋，又說要撤退在華日僑，一時情勢十分緊張。依照日本政府的計劃，藏本先失蹤，後自殺，製造借口，向中國興師問罪，但藏本貪生，遲疑不決，也是穀正倫派人找到了他，消弭了一場危機。
憲兵的豐功偉績也就是如此了吧？自此以後，由抗戰到內戰，特高組似乎沒有重大貢獻。我絕對不想當特務，但是從此對間諜小說、間諜電影發生興趣，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發展成我唯一的秘密癖好。
那時沙團長提倡讀書，規定軍官交讀書報告，軍官們常常找我執筆代撰，我因此讀了一些“課外讀物”。
我替何排長讀《孫子兵法》，他一度在本連當排長，挺著個大肚子，時常宣告“我的命令絕對有效”，是個有趣的人物，他調到第一連，仍然和我有聯係。那時政壇論客常引孫子一句話：“民與上同意。”軍隊作戰要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共軍做到了，國軍沒做到。我打開《孫子兵法》找這句話，發現原文是“令民與上同意”，還有一個動詞：“令”。動詞前麵應該還有主詞，中文慣例，主詞可以省略，倘若補足，全句應該是“中共令民與上同意”，並非“民與上同意”，更非“上與民同意”。奈何有些論客將錯就錯，有些論客人雲亦雲！我抓住這句話做文章，何排長大而化之，他教我寫了直接寄到團部，他連看也沒看。
我還有一些意見，當時沒有寫出來。孫子說，“兵以詐立，以利動。”你一旦出兵作戰，你就是一個“不能輸的人”。他一再批判道德觀念，除非以道德行詐謀利。我念慣了“王者之師”、“仁者無敵”，對孫子的說法不能接受。後來閱曆增長，我也得承認“兵不厭詐”、“兵不厭狠”往往是打勝仗的關鍵，我退一步想，倘若孫子兵法是“真理”，也隻是戰場上的真理，不能用於做人做事。這些念頭一直縈繞心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寫了一篇《兵法與人生》。
我替連長讀《比較憲法》。那時國民政府定出時間表，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也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憲法”一字一句關係重大，學者咬文嚼字，爭議不休。我代讀的這本比較憲法，評介歐美多國的憲法，指陳得失，烘雲托月，顯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最好。依五權憲法，總統的權力很大，淩駕立法、司法、監察之上，民主人士予以負麵的批評，我一時也沒個主意。那時人人心裏有數，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必定是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主席，我想連長隻能肯定五權憲法，隻能讚成總統有權，於是我把這本書大大稱讚一番。後來憲法通過，采取權力製衡，向歐美的兩院製傾斜，但是“開卷有益”，這本比較憲法學術包裝的部分，給我許多客觀的知識，以後很有用處。
指導員沒教我替他讀書，他教我替他做文章，上級常常出“策論題”考他，他需要助手。有一次，他拿出一個題目來：《用人唯德與用人唯才孰為得失》，要我提供意見，我想了兩天，交了白卷。然後我繼續在想，繼續在看，越看越多，看出一個廣度來，越想越透，想出一個高度來，最後，我把心得寫進《隨緣破密》那本書裏，副產品還有一篇短評。
我代讀了十幾本書，書目都是上級指定的，沒有一本批判共產主義，沒有一本分析國際局勢，也沒有一本介紹東北的民情風土。全連上下，沒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雞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騙人。我不明白，為什麽要一個少尉讀兵法，為什麽要一個上尉讀憲法，最後這些書輪到一個上等兵來讀，更是可笑。不過“開卷有益”，我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