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級通知我們更換裝備,離開上海的日子到了。


    我們換了新槍,聞名已久的中正式步槍運到,連裝箱的木料都嶄新。打開木箱,但見油紙密封,揭破油紙,新步槍像罐頭裏的沙丁魚密密排列,凡士林塗滿槍身,灌滿槍管,我們費了整整一天工夫擦槍,用不完的凡士林油大桶廢棄。想起困居大後方的日子,弄一點凡士林調芥藥多麽珍貴,一聲抗戰勝利,物資又這麽充裕,我覺得很奢侈。槍身木部紋理清晰,鐵部一層晶晶的藍,新得像個新娘子。槍管比較短,想起蔣委員長的身材。據《中國抗戰時期的武器和裝備》一書,它比漢陽造短 6.13 英寸,輕 0.06 公斤,攜帶比較方便。我常常覺得對日本兵來說,三八式步槍是太長了,衝鋒槍對美國兵來說,又太短了。


    中正式步槍的彈艙是“暗艙”,藏在槍身裏麵,不露出來,槍身平坦,“槍上肩”就舒服多了。它用的彈夾叫“橋夾”,像一座橋把五發子彈托住,槍兵用拇指往下一按,子彈魚貫下橋,進入彈艙。這個改變關係重大,我們用漢陽造步槍訓練裝子彈,學到的技術完全作廢,新槍到手,行色匆匆,竟未經過充分操練。事後回想,倘若我們在海上或者在登陸的時候需要戰鬥,大部分人不會使用手中的武器,我也隻能裝一顆子彈射擊一次,好像遊擊隊員使用“單打一”,——它是土造的步槍,沒有彈艙。幸而這樣的狀況沒有發生。


    中正式步槍名氣大,抗戰還沒發生的時候,民間盛傳國軍設計了製式的步槍,將來全國軍隊都用一種步槍,它是采用捷克斯拉夫的藍圖加上某些改進,民間俗名叫捷克式。這槍稀罕,遊擊隊裏偶然有幾支,大家都很景仰,螞蟻也有虛榮心,扛著這樣一支槍出關有精神。三十五年後,我在美國聽說有個世界武器博物館,中國隻有中正式步槍陳列在裏麵,認為它是中國研發出來的武器。我很想去看一看舊物,一直不知道博物館坐落在哪裏。


    接著換新軍服,大家排隊進倉庫領軍服,哇!管理人員一個一個打量我們的身材,發給相應的型號,太棒了!我領到的衣服不會再像緊身馬甲,小周的衣服也不會再像睡袍了。哇!居然是“人字呢”,它是一種高檔的布料,美國織造,纖維重疊成“人”字形,堅固美觀,那時中國沒有這麽好的布料,所以尊稱為“呢”。第一批人字呢進中國,它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中國士兵的禮物,報紙稱為“羅斯福呢”,後來中國用美援款項繼續購買,可是多少軍隊南來北往,幾曾在士兵身上見過?回到十六鋪倉庫,打開衣包,哇!原來是長褲,我們都穿短褲,下麵打綁腿連接,我的褲子太短,一到冬天膝蓋露在外麵。馬營冬天的氣溫通常是攝氏一度,我得了風濕病,青年壯年挺得住,老年變成了痼疾。


    我們也領到憲兵上等兵的領章和正式的符號。那時陸軍各兵科的名稱,依照順序是步、騎、炮、工、輜,各兵科領章的底色,依照順序是紅、黃、藍、白、黑。憲兵並未單獨成科,領章也是紅色,為表示地位特殊,又和步兵略有區別,官文書上說是“暗紅色”,怎麽給我們那個“暗”字!憲兵自己改稱是粉紅色,沙團長訓話說是荷花的顏色,勉勵我們出汙泥而不染。說到這裏,我慨歎那時參謀本部作業沒學問,抗戰時期,國軍炮兵養了一些壯漢,以人力拖拉炮車,代替馬匹,這些壯漢也是軍人,他們在花名冊上叫做“代馬輸卒”,輕賤侮慢,離紙三寸!作家張拓蕪幹過這份差使,他的自傳叫做《代馬輸卒手記》。抗戰勝利了,淪陷區裏有漢奸武力,有國民政府遙控的遊擊武力,有自發自動、自生自滅的地方武力,國民政府訂了個處理辦法,竟籠統稱之為“漢奸遊雜部隊”!當年抗戰發生,政府派員遊走華北,鼓勵地方人士共赴國難,拿出空白的委任狀當麵加委,這個是司令,那個是總隊長。這些人賣田買槍,艱難抗日,九死一生之餘,最後國府說出實話,這些抗日武力的身份既遊且雜,地位竟在漢奸之下,真是情何以堪!


    我們也領到憲兵獨特的袖章,白底紅字,兩個大字“憲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憲兵執行勤務的時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國家賦予的權力。我在淪陷區見過日本憲兵,中國建立憲兵以日本憲兵為藍本,袖章的式樣和日本憲兵相同。日本憲兵代表天皇,中國“憲兵令”第一條自稱“對內代表政府,對外代表國家”。也是學日本憲兵的口氣。沒人喜歡日本憲兵,可是那時我崇拜紀律和效率,日本軍人的表現感動了我。那時我不能用超乎國家的觀點看世事,我認為那些品質是“日本的”才有害處,如果是“中國的”,就是優點。條件相同,結果可以大異,猶如兩部汽車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於駕駛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車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齊,再配上一雙皮靴,“兵要衣裝”,眾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權當照鏡子。這般模樣,可以去見東北父老了!文章寫到這裏,不禁有個“假設”:假設當年國軍接收台灣,也先給官兵打扮打扮,台灣同胞還會說他們是“叫花子”兵嗎?還會對中國失望藐視嗎?“第一印象”很重要!後來我讀到一篇報道,國軍到越南北部受降時,部隊先在邊境的一條河裏洗衣服、刮胡子。假使當年開進台灣的國軍也有這番見識,盡可能注意軍容,抗戰艱苦的烙印不掩興國的氣象,台灣同胞以當時的愛國一念,也能接受甚至欣賞這樣的“王師”。可惜……


    抗戰勝利,還我河山,收複山東是小事,收複台灣和東北才是大事。我在《昨天的雲》裏寫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侵占東北,母校蘭陵小學緊急集合的鍾聲,師生倉皇的表情,校長激昂的語調,猶在眼前。我在年年紀念“九·一八”國恥中長大,唱“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一點也沒有地理隔閡,對東北的感覺一向親切,一步踏上登陸艇,我就覺得是踏上了東北的土地,非常痛快,鬆花江上好像真有我一個家。


    海軍派來一艘登陸艦,我們第一次看見這麽大的“船”,它的形狀與“船”不同,尾部有一堵方形的鐵牆,整麵牆打開,裏麵是個大統艙,汽車坦克車都能開進去。我們又學會了一件事,登上甲板時、向後甲板升起的國旗敬禮,國旗的位置選在後甲板,因為英國海軍名將納爾遜戰死在那裏,中國建軍處處師法外國,創造難!這又是一個證明。我們魚貫入艙,碼頭上喇叭裏傳來歌聲,正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再來是三年以後,一九四九年三月,緊接著“五月的風,吹在花心上。……”


    海上浪花美麗,但即生即滅,一連三日(?)都是“沒有月亮的晚上”。查陳年舊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正是陰曆的五月底。我也曾拂曉爬上甲板,銀灰色的濃雲密布,海景昏沉,沒看見日出。海大得令人絕望,天下地上、你能看見的隻有水,其中有一切的不可思議。我從未見過這麽大的“水”,沒有風浪,水依然動蕩,不是水在地球上動蕩,而是地球在水裏動蕩。海水變幻,我們沒人能控製它,沒人能了解它,也就幾乎沒辦法適應它。海!一張很大的麵具,底下白骨成山,難測難防。


    航行中我不斷思索,海到底有多大,要這麽大的海做什麽。我現在知道,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數學的答案:海洋麵積是大約一三九下麵加六個零、平方英裏。中國成語“三山六水一分田”,沒有科學知識的祖先居然猜個差不多。生物學家說,海是人類的故鄉,可是事到如今,故鄉難依難戀,我們在很大的壓力下爬行,人在水中,心裏想著“異鄉”,暗自估量:現在走到蘇北了,也許對岸就是徐州,現在走到魯南了,也許對岸就是臨沂,我們該進渤海了,也許對岸就是青島。遼東半島好像東北伸出來一隻手,準備接引我們。我哪裏知道,中國大地也像海一樣,變化詭異,吞噬生靈,人的有情對大地的無情,當代滴幾滴眼淚,後世一場笑談。


    海水連天,人如浮在太虛之中,我是基督徒,這時應該想到神,可是我想到的隻是:大水汪洋,船怎能躲開礁石,找到航道。一位海軍軍官告訴我,那時沒有人造衛星導航,高級船艦上用“聲呐”探測,我們坐的登陸艇沒有那樣的配備。海上自然有路,船長能找得到,船長白天看羅盤,晚上看星宿,當然還有經驗,而經驗來自學習和勇氣。好一個“海上自然有路!”後來我到了台灣,一九五六年,台灣修建橫貫公路,由西部到東部,穿過層層疊疊的崇山峻嶺。我參加新聞采訪團前往參觀,總工程師胡美璜接待,我問他如何能在群山萬壑找出路來,他指著山峰說:“你看,每座山都有路,如果沒有路,水如何能流下來?”


    今天回想,我在海上進入了我的“無神論時代”。也許人人都有個無神論時代。少年時期,宗教是詩,老年,宗教是哲學,我的詩花已謝,哲學之樹還沒成林。我七尺血肉,跨步不過七十五公分,舉重不過一百二十磅,投擲不過五十公尺,很想頂天立地。我是矛盾的,一天中午,我登上甲板,海水正藍,有如溫柔的眠床。我忽然想到自殺,大海實在是自殺最理想的場地,隻要縱身一跳,身段瀟灑,葬禮豪華,不遠處有一條魚,像一頭牛那麽大、那麽壯、也那麽不慌不忙,也許是等著觀禮吧。那年代,謳歌死亡的文章多,謳歌生活的文章少,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動機禮讚各種不同的結束,我趕緊下艙,躲避死神的誘惑。有一天,我也許會自殺,然而不是現在,絕對不是現在。


    登陸的地點不是旅順,不是大連,而是葫蘆島。受蘇聯的阻撓,心儀已久的“旅大”無緣一見,葫蘆島成為軍事運輸的咽喉,它一向躲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的胳膊彎裏,知名度突然大增。我們舍舟登陸,五十多年後,張力教授說:“那批老船還在近海效命,堪稱中華民國海軍最長壽的艦隻了。”暮色蒼茫,撲麵有風,隻覺得風的溫度不同,力度不同,風裏傳遞的無字天書也不同。關外的風無情,南方來的遊子悵然有所失,凜然有所懼。想起讀過的兩句詩,“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頭?”後來知道這是清人徐蘭的出征詩,他吟詠的是嘉峪關。


    休說回頭,我們整隊直奔火車站。我對葫蘆島車站唯一的印象是:許多民眾站在鐵路旁邊看兵,露著一排亮晶晶的眼睛,回想起來,其中應該有幾隻中共的情報眼。第二天早晨,列車在某站停靠,有一位中年農婦,左手提著一隻大壺,右手拿著兩個大碗,靠近車廂,問誰要喝茶。我問多少錢一碗,她很爽快地說不要錢,這是我僅見的一次壺漿迎軍。我沒有喝她的茶,她走過一節又一節車廂,好像沒人喝茶,坐在火車裏長途奔馳,解小便麻煩,那時我們年輕,能忍饑耐渴。回想起來,也許有沒有人喝茶無所謂,燒茶的也許是個共產黨員。但是那時我們誰也沒有這樣想過。


    憲兵勤務每省一個團,東北九省隻派一個團,近乎點綴。那時有人說,內戰是火,東北是火頭頭,增兵出關是火上澆油,第六團這一滴油作用不大。後來有人說,出兵東北是“蔣介石的孤注一擲”,第六團隻是一個很小的籌碼。今日論東北戰事,各家著作擺滿了書架,幾乎沒人提到六團,即使是大罵國民黨擾民,也隻是數說警察的罪惡,憲兵連作陪的份兒也沒有。千名關中子弟,投入江湖,留芳遺臭都沾不上邊,究竟是他們的幸、還是不幸?


    沈陽南站下車,好像是走過一段陰暗的地下道、再登上石階“鑽”出來,站前廣場空曠,陽光明亮。後來一位東北青年告訴我,他是滿洲國軍隊的成員,曾在這片廣場上列隊歡迎蘇聯紅軍,指揮官向紅軍部隊長舉起指揮刀,準備行“撇刀禮”,他在舉刀時露出腕上的手表。那個老毛子軍官一眼瞥見手表,立即抓住對方的手,把手表摘下來,裝進口袋裏,後麵的官兵有樣學樣,紛紛動手,把儀隊每個成員的手表搶走。


    廣場中心豎著蘇聯紅軍炫耀戰功的建築物,那時報紙稱為紅軍的勝利紀念碑(沈陽市誌說,現在改稱蘇聯紅軍陣亡將士紀念碑),不管名字叫什麽,且看碑的造型,碑身像一根柱子拔地而起,高聳觸天(現在知道全部高度二十七公尺),碑頂上“挑起”一座躍進式的坦克(現在知道坦克四公尺半高),南站是交通樞紐,每天成千上萬的人從蘇式坦克的陰影下走過,也就是蘇式坦克每天從千千萬萬中國人的頭上碾過,建築也是一種語言,蘇聯臨行放話,何其粗暴!何其傲慢!沈陽留下蘇聯紅軍的勝利紀念碑,雲南留下史迪威公路,台北留下羅斯福大街,都是出於政治謀略,藐視人民心理反應。


    美國用原子彈轟炸了日本廣島,蘇聯這才出兵攻入東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蘇軍繼續推進,占領東北全境七個多月,劫走的工業設備價值美金二十億元,劫走的金塊價值美金三十億元,劫走偽滿時代的紙幣軍票,回頭套購物資。在東北境內發行紅軍票九十七億元,敲骨吸髓。蘇聯大兵在火車電車上公開奸淫婦女,中國女子剪發束胸,穿著男裝,沈陽的朋友曾經把他太太變裝的照片拿給我看。這樣的軍隊,這樣的勝利,居然還允許有這樣的紀念碑!蘇聯在東北的行為沒有國格,然而中國的國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東北人的屈辱。


    跨進沈陽,迎頭撞上“盜賣大豆案”。這是“黃金萬兩”的大案,東北的軍政領導人、東北的經濟最高主管、中央糧食部派到東北的欽差大臣、一幹人等都受牽連。打開報紙,讀到正在流行的順口溜:“小宴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形容接收人員的快樂生活。然後我們陸續聽到“一萬四千個”接收變劫搜的故事,報紙社論“問孝陵鬆柏幾多存?年年少!”貪汙的種子不擇土壤,而東北土地肥沃,“一根筷子插下去也能發芽。”隻見眼前一幹人等,馬前也是桃花,馬後也是桃花。咳!也不過三年光景罷了,“爭春不肯讓分毫,轉眼西風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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