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團不去北京,大家頗為失望,大概團部為了安撫軍心,頒下一套說辭,各位班長異口同聲告訴我們,六團此行由西京長安出發,先到南京,再到以前滿洲國的新京長春,一共是三個京城,北京去不去又有什麽關係?


    陝西本土生長的新兵,偷偷地問我西京到新京有多遠。我說不知道。今天我為了寫這篇文章,特地翻查資料,掌握了一些裏程數字,我們由陝西寶雞出發,由寶雞到西安,一七三公裏。由西安到徐州,八六○公裏。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裏。由南京到上海,三○九公裏。然後海軍把我們運送到葫蘆島,一三八四公裏(七四七海裏)。由葫蘆島到沈陽,二九三公裏。沈陽到長春,三○五公裏。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裏。


    那時,我們渴望和平。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看報,隊伍入城,我沿街向賣報的報童買了幾份日報,沒想到買報這麽方便!進了營房,全身披掛未卸,站在窗下打開報紙,恍如與世界重逢,心情激動。那時東北是世界注目的焦點,報上說,國軍收複沈陽之北的重鎮四平街,考其時為五月十九日。國軍繼續向北推進,占領長春,那是五月二十二日。這一段時間,史家稱為東北國軍的巔峰期。二十三日,國民政府蔣主席飛沈陽視察,那時我有個可笑的想法:你怎麽不等我們到了沈陽再去視察?我們是你的禁衛軍、是你的內層保障啊!六月六日,蔣氏對東北國軍下達停戰令,我們已在上海。我們在南京逗留的時間,大致可以推算出來。


    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占領東北,蘇軍撤退時把東北移交給共軍,國軍接收東北,事實上就是與共軍作戰。我關心東北,那是我即將前往的地方。我關心山東,那是我的故鄉。抗戰勝利,日軍退走,山東百分之九十的麵積、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由中共控製。一九四三年,蔣氏判斷錯誤,下令撤回駐在山東敵後的國軍,實際上放棄了山東,他並未料到一年以後日本投降。國軍接收東北,陸路難通,必須聚集在北越的海防等美國軍艦接運,有人怪他從溫暖的昆明調軍到嚴寒的東北作戰,兩地氣候差別太大,官兵難以適應,可是他有什麽選擇?運兵的航線繞過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也就是經過南海、東海、黃海入渤海灣,路程到底有多遠,我一時沒法計算。若不是盟軍指定中國接收北越,給了這麽一個出海口,國軍也許悶死在崇山峻嶺裏。可是共軍由山東半島出渤海到營口,二一七海裏(四○二公裏),到大連,八十九海裏(一六五公裏),共軍坐帆船接收東北,搶在國軍前頭。


    我從報紙上看見蔣氏決心糾正他的過失,他以徐州為中心,部署大軍四十六萬人,準備向北、向東逐步壓縮,打通山東境內的津浦路段。他先派李延年接收,後派王耀武去統領山東軍政(老校長李仙洲在哪裏呢?)準備以濟南為中心向東推進,青島的守軍向西推進,協力打通膠濟鐵路。戰雲密布,隻待一聲霹靂。


    那時關內關外,每當共軍受挫、國軍得手的時候,也就是和平的呼聲很高的時候,左派的媒體,中立的賢達,純真的學人,平時有各種分歧,卻在這一點上異口同聲,他們奔走呼號,痛陳中國人民在戰爭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國民政府大幅度讓步謀和,表現了驚人的執著和熱情。他們坦率大膽,指著鼻子罵人,抗戰八年,幾時見過這般不留情麵的言論,簡直讓我慌了手腳,即使是汪精衛政府指責重慶政府,也比這些文章客氣三分。(兩年半以後,李宗仁主政,向共產黨求和,這些人卻全部保持沉默,並未對中共提出類似的要求。)


    想出現和平,需要雙方罷手,想雙方罷手,需要有人調停,美國總統杜魯門派來的特使馬歇爾將軍已在中國辛苦工作了半年。馬營聽訓,朱連長幾次提到“馬帥”,這馬帥是個“嗎帥?”(什麽帥)他沒細說。人到南京,耳聰目明,馬帥者,馬歇爾元帥也,他是美國的五星上將,大戰中擔任陸軍參謀長,有運用組織和談判的才能,長於協調各方麵的力量,“化不可能為可能”,增加勝算。他又是一位戰略家,運籌帷幄,高瞻遠矚,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倚為左右手。盟國對他的尊敬,美國民眾對他的信賴,都可以用“極高”來形容。所以杜魯門總統任命他做特使,調停國共衝突。


    半年來,馬帥的工作並沒有多大進展,他壓迫國民黨讓步,換取中共的信任,所以國民黨人不喜歡他。他又執行美國的政策,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日軍占領過的淪陷區,所以共產黨人也不喜歡他。自古“調人”總是兩麵招怨,馬歇爾正陷入窘境。他首先要促成“停戰”,停戰先要“停火”,他希望國軍共軍都在原地按兵不動,誰也別惹誰,等待談判的結果。可是“衝突”仍然天天有,國共雙方搶先告狀,都說對方開火進攻,“停戰小組”派人調查,哪能查出真相來?何況戰線那麽長,發生衝突的地點那麽多,停戰小組的人員那麽少。


    那時我暗中納悶:“停火”怎麽會那麽難?如果派出幾批人馬,把國共兩軍第一線的駐地畫成地圖,如果發生衝突,調查小組拿著地圖到出事地點去核對,是非曲直豈不立刻可以判明?這樣簡單有效的辦法,停戰小組怎會想不出來?這個問題我一直悶在心裏。


    那時南京是首善之區,“名牌”報紙雜誌很多,《大公報》是一般讀者的首選,報道比較中立,新聞常有獨家。當然要看《中央日報》,抗戰八年,家鄉與後方隔絕,《中央日報》就是中央“公報”。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各地抗日遊擊隊等待上級指示,某地官員拿出一份《中央日報》給遊擊隊領袖看,上麵寫的是遊擊隊就地解散,那些打遊擊的莊稼漢就消失了。“龔大炮”辦的《救國日報》反蘇反共,常以通欄破格的大字標題批評政府,聳動四方。《文匯報》格調近似《大公報》,但激昂慷慨有過之,雍容大方則不及,境界低一級,形象小一圈。也看《掃蕩報》(《和平日報》),我和它南京結緣,三年後覓食台北,竟有幸進了這家報館。


    我也看《新民報》、《南京晚報》,覺得親切,後來知道他們是當地的民營報紙,力求貼近市民。我也看上海來的《申報》、《新聞報》,曾在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屢次看到兩報的大名,有崇拜的心情。還有……我什麽報都看,唯有中共辦的《新華日報》,我不敢看,班長們對我整天看報已經側目而視,他們一向認為讀書看報的兵不可靠,如果我再看中共的機關報,他們將無法忍耐,我自己也覺得太過分了。


    各家報紙立場不同,對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說法,我覺得十分新奇。在後方,我隻知道一個觀點,一種長短,對天下事隻有一種看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應該僅是家務小事,至於國家大事,應該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應該由政府宣示。借用今天流行的詞語,南京上海的報紙“顛覆”了、“解構”了我受的教育,那時我的確受到震撼。自此以後,我一直留在聚訟紛紜的社會中,沒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討生活。


    八十年代,中共建立的共和國開放對美留學,我在紐約認識一位北京來的留學生,他看到紐約新聞文化界“一件事情、十種說詞”,深感苦惱,他又偏要自尋煩惱,到圖書館借出《明報月刊》十年來的合訂本,《七十年代》十年來的合訂本,挑燈夜讀,深入察看,直看得麵黃肌瘦,意亂情迷。我是過來人,我把當年的心路曆程向他剖析一番,他說他得到很大的幫助。


    我們在南京逗留,隻是為了一件事:“謁陵”,登上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參觀致敬。那時複員的機構、來往的官員、過境的部隊都要“謁陵”表示對黨國的忠誠,事關意識形態,絕不可缺,大家掛號排隊,爭先恐後,管理陵園的官員也就有絕大的支配權,管你什麽人物,誰敢站在中山陵園的門口放一個屁,個個隻有小心說話,我們讀曆史,都知道守護漢文帝陵墓的小軍官,如何侮慢李廣將軍。憲兵團一向自視甚高,想不到團部的公文無效,要憲兵司令部才行,少校團附拿了司令部的公文去交涉,人家不理,中校副團長出麵,也不夠看,最後還是團長親自一行。那時流行一句話:“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錢少。”物換星移天不變,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句話已經改成:“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錢少。”然後不斷有人增添,例如到了東北,才知道膽小,到了什麽地方才知道腎髒不好,等等。


    逗留南京,我以為憲兵司令可能來校閱,或者什麽人可能來訓話,結果沒有。我打過遊擊,見過中共練兵,他們每到一個新地方,總有人講述當地的民情風俗,定下官兵遵守的事項,憲兵並沒這樣做(我們進駐東北以後,知道開進東北的五個軍都沒這樣做)。中央大員忙著接收,營連官長忙著帶隊遊覽,我忙著看報。每天晚上,他們談論秦淮河、雨花台、玄武湖,我獨自咀嚼讀報的滋味。我脫隊讀報,沒人幹涉,我把看過的報紙放在牆角,堆成厚厚一疊,今天回憶南京,馬上想到一疊報紙,這一疊報紙放在那裏,沒有任何人去翻動一下。


    離開南京,到了上海,我“嗜報”到達高潮。從那時起,我養成看報的習慣,每天早晨沒有報紙在手,悵悵然若有所失。後來到台北,我幹脆進了報館,職業與興趣結合,實在是一大幸事。我曾追述我在上海讀報的經驗,寫成一篇散文:《舊時天氣,今日心情》。我一直認為,當你伸手買一份報紙的時候,你已花最少的錢買到最多的東西。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某公司正在推銷百科全書,廣告說,你隻要花六分錢就可以買一條知識。我立時想起,報紙讀者隻要花一分錢,就可以買六條資訊。我在勸人讀報的時候說,“一天開門八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報紙。”


    盡管我讀報那麽專心,盡管我讀了那麽多報紙,仍有許多事情我不知道。我難以想象,故鄉蘭陵成為中共的重要據點,臨時設置了蘭陵縣。我知道國軍沿蘇北運河向北布防,並不知道他們攻入蘭陵。我不知道中共從遊擊隊手中奪取臨沂縣城,史家說,中共從此停止鄉村遊擊戰,開始正麵進攻城市。我也不知道,中共在臨沂設置山東省人民政府,召開“山東軍區黨政軍領導幹部會議”,陳毅在臨沂嚴肅地批評了中共幹部的“天下太平思想”,他反對“解甲歸田”,宣稱“自古隻有打出來的江山”。我看報隻知道中共呼籲和平,高音蓋過一切。


    我完全不知道母親已經一病不起,時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那時日軍投降撤走,中共的老五團過境,中共地方黨政幹部進駐,管製工作開始,鬥爭尚未著手。她老人家素有腸胃痼疾,最後病發時,蘭陵一帶隻有中醫,沒有中藥,醫師開出來的藥方,藥店無法配齊。我也不知道,父親本來決心留在家鄉做順民,他知道逃到外地無法生活,可是他是沒落的地主,他讀過專科學校,他曾經是孫傳芳的幕僚,他參加過國民政府遙控的抗日遊擊隊,他有一個兒子當憲兵,他有一個弟弟是炮兵上校,中共革命,他沒有生存的空間。


    起初,工作人員對我家還算寬容,稱讚我母親同情窮人,經常施舍,幹部組織群眾掃街,也因為我家沒有勞動力,予以豁免。後來了解,這是拉攏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一個月後,他們突然拘捕父親,解往蘭陵鎮北的卞莊鎮關押。他已升高為主要敵人。


    父親羈押期間,任何人不得探視,堂弟東才幾番送去衣服食物,也沒到父親手中。幹部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對父親的素行展開細密的調查,鄉人都說他沒有劣跡,隻好放他回家,這是中共的民主作風。後來了解,中共的調查其實是對群眾的教育,勸說鄉親依靠人民,鼓勵他們站穩立場,大義滅親,為下次的拘捕審訊做準備,這是中共的專政原則。父親細密謹慎,他在多次疲勞審訊的問話中窺見中共的鴻圖遠略。


    父親回到家中衰弱疲憊,說話用氣音,別人慰問,他隻搖搖手,想象中他吃了苦。母親逝世,父親又遭拘押,十歲的弟弟和十二歲的妹妹由鄰家勉強照料,也受了很多苦。說到受苦,這並非開始,也不是結束,以後許多年,家人聚居台北,每個人的苦自己藏在心裏,誰也沒說,誰也沒問。當年母親臥病的日子,我在異鄉,十二歲的妹妹侍奉湯藥,清洗穢物,還要每天做兩頓飯,十指粗腫,後來見麵,她沒叫一聲苦。多年來我們形成共識,不讓家人複述痛苦的遭遇,我們能想象,能體會,但是未必能互相承擔,每一個人所以受苦,對方多少是個因素,家庭是個奇怪的組織,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災難,我是長子,我知道自己要負最大責任。


    隨著魯南戰局的發展,共軍退出蘭陵,國軍進入蘭陵。然後,隨著魯南戰局的發展,國軍又退出蘭陵。那天天氣炎熱,父親帶著弟弟、妹妹到大門外路旁邊乘涼,看見國軍大隊出行,好像撤退的樣子。他上前向一位“老總”求證,那時國軍保密訓練不足,“老總”對他說了實話,父親當機立斷,左手拉起他的小兒子,右手牽著他的小女兒,緊緊跟在國軍的隊伍走出去,他老人家一生謹慎周密,唯恐國軍前腳走出,共軍後腳進來,中間不留空隙,他也唯恐國軍出城以後,中共地下人員緊閉城門,禁止出入,機不可失,他沒有回到深宅大院裏去多拿一件衣服。這時候,母親已經逝世了,當父親被捕的時候,母親就已經離開人間,她沒受到種種試煉,上帝釋放了她,她釋放了丈夫和兒女。


    這一老兩小徒步來到徐州,夜色昏黑,想到繼祖母處落腳,五叔給繼祖母租了房子,留下生活費用。繼祖母總算讓他們進門,並不問他們吃過晚飯沒有,教他們睡在客廳的泥土地上。父親一夜未曾合眼,繼祖母在隔壁臥房裏也一夜沒有住口,她抽著旱煙,數落父親沒有出息。好不容易天亮了,這一老兩小倉皇辭出,流浪街頭。


    天無絕人之路,他們也遇見天使。那時徐州鄉下有一個地主,托人找私塾老師教他兒子讀書,塾師住在他的家裏,由他供給三餐,沒有現金報酬。父親前往麵談,要求子女同來,那地主勉強同意隻帶一個女兒。無可奈何,父親另想辦法安置兒子,那時常有難民夫婦雙亡,教會收容遺下的孤兒,父親帶著弟弟前往,執事人員認為孩子還有父親,條件不合,後來知道孩子的母親是誰,破例答應。我母親支持蘭陵教會,接待四方傳道人無數,結下善緣。弟弟在收容所裏常常挨餓挨罵,夜間睡在地上,老鼠咬他的耳朵和腳指頭。這一段生活經驗,弟弟很久很久無法忘記。


    依情理推想,父親終於斷然出走,想是因為外麵還有一個兒子吧!對於他老人家,我僅是空中的一根遊絲,卻也是他的一線希望,這根遊絲也許能變成一根繩索,或者一個救生圈。也許真有心電感應,這根遊絲由西北山區飄起,朝著他老人家飄來,稍一偏差,飄向東南沿海,在南京上空飄蕩,在上海上空飄蕩,又轉一個大彎兒,飄到沈陽。飄來飄去,還隻是一根遊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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