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5 新兵是怎樣煉成的(上)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在寶雞城內略事休息，開到一個叫做馬營的小鎮去接受新兵訓練。今天看地圖，馬營在寶雞城東南，隔著渭河，我不記得有河，因為受訓形同囚禁，根本不準外出。
馬營沒有寨牆，出操的時候，操場和田野連在一起，但是班長們好像能使用巫術，他們在操場四周建起無形的高牆，我們能望見田間的小徑，卻不能走上去，我也從來不想走上去，我的心思意念到操場的邊緣為止。即便是野外教練，我們的“陣地”也選在馬營鎮的東南，馬營的房屋隔斷視線，我們看不見那河，更看不見寶雞縣城，他們用心剪掉我們思想的翅膀。
馬營的營房本是一座廟，那時鄉鎮廟宇都有大院子，容納信眾朝拜，都有很高的圍牆，阻擋外麵的紅塵，正適合做管理新兵的地方。“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流水已把廟內的任何痕跡衝刷得幹幹淨淨。我在魯南參加遊擊隊的時候，中共的八路軍從不住廟，如果萬不得已要住，官兵不入正殿，葷腥不入廟門。國民政府的軍隊是魯莽的，流亡期間見過幾座廟宇，正殿神像所穿的錦緞袍服都不見了，據說是被軍官的太太扒下來使用了。我能想象，馬營這座宗教信仰的中心如何一步步遭受破壞。
我們各地來的新兵編成一個連，叫做補充連。那時憲兵連的編製是每連三個排，每排三個班，每班十個人。編隊時，每排第一班都盡量挑選長相好、反應快的兵擺出來，排橫隊集合的時候，這一班站在最前麵，好比一本書的封麵，上級長官來訓話的時候，可以看見最好的陣容，那時候，上級長官會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來，伸手一指，要一個兵回答，他總是隨意從第一班挑人，列兵能答上來，連長才有麵子。我們流亡學生分散在三個排裏，卻又大部分集中在每排的第一班裏，這種安排顯出我們是補充連新兵中的精英。
我編入第一排第一班，全連集合的時候，這一班站在全連的前麵，尤其是麵子中的麵子。我的個子高，站在第一班的排頭。“排頭兵”也是個榮譽，他是本班的標兵，操演班隊形變換的時候，排頭兵要立刻了解口令的意旨，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指定的地點站好，全班列兵跟進，如果排頭兵錯了，全班的行動都錯，如果排頭兵慢了，全班的行動都慢。據說在火線上如果正副班長同時陣亡，排頭兵立刻暫時代理班長。
我們立刻知道憲兵根本不能保送升學，我們的薪餉服裝和步兵完全相同，憲六團服勤的地區並非北平而是沈陽。真奇怪，也不知消息從哪裏來，立刻人心浮動。班長不動聲色，他們有經驗，知道怎樣走下一步棋。
那時練兵，操課作業全在戶外，營房隻是睡覺的地方。倘若老天下雨，大家可以窩在地鋪上，釘紐扣，寫家信，伸懶腰，十分舒適。所以雨天是軍中四喜之一，軍中流傳一首四喜詩：“早操逢陰雨，病號蓋被子，安寢無崗夜，月底加菜時。”第二句需要解釋一下，早晨起床以後，人人把棉被疊得方方正正，整天不碰不摸，晚上睡覺才準許打開。若是生了病，準了全休的病假，就可以蓋上被子休息，滋味十分甘美。
可是福兮禍所依，“暗賬”也可能在下雨天欠下。
下雨天也是擦槍的時候。那時，上麵發給我們一支步槍，“漢陽造”，即使在遊擊隊裏，這種舊槍也是姥姥不疼，奶奶不愛，可是現在我們得好好地伺候它。軍中對擦槍要求很高，規定很瑣碎，那沒上過戰場的人不能領會“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隻覺得這玩意兒既麻煩、又無聊。那位於同學，漢陰之夜把我從床上拉起來的那個人，協助鄭排長挖人，功在六團，他在擦槍時想起讀書的日子，他說了幾句憤慨的話，“那些和我們競爭的人正在物理！化學！我們在這裏玩弄一塊廢鐵！”停了一會兒，他居然又說：“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盡頭（意思是前程遠大），他們已看見我們的盡頭（意思是從此完蛋）。”他越說越氣，舉起手中的步槍往地鋪上一丟。“老子不甘心！”
在一種權力之下，無論那權力多小，多暴虐，無論那權力給你多大痛苦，總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賣同類，逢迎它的需要。於同學放言無忌，小報告到了班長的耳朵裏。
全連官兵緊急集合，站成戲劇舞台所謂“三麵牆”的隊形，當時的“軍語”——稱之為講話隊形。連長先作了簡短的訓話，他說於某某嚴重破壞紀律，不可饒恕。接著兩名班長把於同學架出來，按倒在隊形缺口處的地上，打屁股。他們朝這人的口中塞一塊軟木，防他因疼痛咬斷舌頭，又在他小腹底下墊一個枕頭，防他疼痛時擠破睾丸。最後一個步驟是，兩名班長拉緊他的褲子，否則棍子打下去，褲子的褶皺會像刀刃一般縱橫割裂他的皮肉，使他久久不易複元。
本班的班長負責行刑，用鄉下人挑東西的“扁擔”代替軍棍。我不敢看，閉上眼睛，聽聲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個人不同的表情，真個是感同身受！聽覺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說包括）視覺和觸覺，四年後我進廣播電台寫廣播稿，這番體驗幫助了我。
打完了，隊伍解散，班長立刻架起挨打的人，協助他艱難地踱步。班長知道要走滿多少步，才可以把他領進禁閉室，把他平放在門板上。班長立刻褪下他的褲子，雙手蘸滿燒酒，為他推拿。他們還有一個偏方，把舊鞋的鞋底燒成灰，敷在打破了皮的地方，幫助傷口提前愈合。這是一套製式作業，唯有如此，挨打的人才不會留下後遺症，成為連隊的棄材。
新兵的抱怨立刻無聲，竊竊私語也消失了，人人對班長的眼神反應靈敏，自己的麵部表情卻逐漸麻木，然後隨著操場上基本教練的進度，每個人的肢體動作機械化了。人人隨著班長的大呼小叫驚魂不定，同時又中規中矩，全部生活沒有餘地可以躲避，沒有餘暇可以喘息，以前，生活是悠然神往和忐忑不安合成的，現在隻有麻木。
我們在馬營受訓六個月，前三個月高潮多，每月都有一個人受到這樣的大刑伺候，另外兩個是陝西青年。班長們也實在能幹，他一天花多大精神監視我們，教育我們，打罵我們，連半分鍾休閑也沒有。他好像永不疲倦，我們的一切過失，他都能立刻發覺。
他們每一次舉起扁擔來的時候，我都閉著眼睛，堅持不看。我心裏一直想，他們行刑的動作怎麽這樣熟練，默契怎麽這樣好，他們究竟幹過多少次了？尤其是受刑者嘴裏的那塊軟木，每個班長行囊裏都備有一塊，一定是經過多次試驗改進，定出規格，代代相傳。經驗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累積的？傳統是花了多少時間形成的？在此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咬斷了舌頭、擠破了睾丸？
在第一次大刑的震懾之後，各班班長麵目一變，整天不說，不笑，隻發口令，打人。他們管打耳光叫燒餅，管拳頭叫麵包，管腳踢叫火腿。那年代，我們沒有人見過麵包，也吃不到火腿，班長們使用這些代稱，顯示他們的幽默。
原來新兵訓練就是挨打，操課教材無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號已響，你的動作慢了，要打；起床號未響，你的動作快了，要打。熄燈號未響，搶先上床，要打；熄燈號已響，還沒有上床，也要打。他們打起人來真狠、真下毒手。
夜間緊急集合是一個完善的樣本。緊急集合的號聲，把大家從夢中驚醒，穿衣服的時限是五分鍾，動作慢一拍的人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褲子穿反了，並不驚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該打，罪名是“老油條”。有人擔心自己來不及，穿著衣服睡覺，該打，罪名是“神經病”。老百姓，老油條，神經病，班長每天動手動腳，念念有詞。
尤其是“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活老百姓，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悖，但是你不該因此汙辱老百姓，不該借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
也就是這個時候吧，八路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複區農家的灶門，親親熱熱叫聲老大娘老大爺：“八路軍把鬼子打退了，蔣介石要下山來摘桃子……”
以我親身體會，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麽能得到老百姓支持。一九四九年，那時國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灣賣文為生，下筆東拉西扯，不知輕重。我給具有軍方背景的《掃蕩報》副刊寫了一篇文章，直陳軍中不可把“老百姓”當做罵人的話使用。
忘記過了多久，政府通令全軍，徹底廢除“老百姓”一語。當然不會是根據我的意見，我想文章既然登在報上，而且是軍方的日報，軍方有人看過，反映到決策階層。
後來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謂“法準”。班長打人並沒有準則，早操跑步的時候，有人踩掉了前麵列兵的鞋子。班長立刻把他揪出來，拿刺刀當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沒有軍人氣概，要狠打。有人硬挺著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長激怒了。他一麵用力打一麵說：“你有種，你好漢，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後來挨打的人流下眼淚，班長打得更凶，一麵說：“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後來，唉，挨打的人一麵挨打果然也一麵笑出來，笑聲淒厲，混合著哀傷、憤怒、絕望，完全不是人類的聲音，我至今回想起來，毛骨悚然。
班長們常說，你的事到了我的手裏，要多輕鬆有多輕鬆，要多嚴重有多嚴重，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兩”。多謝那些班長給我啟了蒙、開了竅，五十年代的台灣，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內，許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兩的心法傳給好幾位朋友，幫他們趨吉避凶。據說，殷海光教授聽到這八個字，嗟歎久之，他把這八個字轉換成學術用語，稱為“不確定感”，並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裏說，國民黨用“不確定感”統治台灣。
挨過板子的人，左手手心腫得像托著一個包子，他用一隻手吃飯，咬著牙。有位同學幫他穿衣服，流下眼淚，班長發現了，也挨了幾拳。班長認為流淚是一種批判，一麵打他，一麵追問：“班長什麽地方做錯了？你說！你說！”
有一個新兵，唉，我也別說他的姓名了，相貌骨架都好，如果有心培養，將來是個人才。可惜他有個壞習慣，話多。也不知他從哪裏得到的消息：憲兵學校快要撤銷了，由中央軍校設一個憲兵科，訓練憲兵軍官。
倘若這樣，憲兵與步兵炮兵同列，喪失了自許的特殊性，很難再宣傳自己是“法治之兵種”，做不成“革命的內層保障”，也不再是“領袖的近衛軍”。虛幻的榮寵喪失了，對憲兵是難以容忍的毀謗。班長們叫這個同學站在院子裏，一床棉被蒙在他的頭上，幾個班長把他圍在中間，輪流加以拳打腳踢。這有個名堂，叫“八國聯軍”。如果在三伏天，烈日下，蒙在被子裏的人又痛又熱，懲罰的效果最大，我們冬天受訓，“聯軍”的戰果稍稍減色。
這個陣式像排球選手練球，“八國”原則上穩站不動，把你打得東倒西歪，你歪到哪一“國”的手下腳旁，哪一國踢你搗你，用一拳一腿之力把你送給另一“國”。他們邊打邊問：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麽受處分？起初當然不知道，這是執迷不悟，該打，後來回答知道了，好，罪有應得，繼續打。
“八國聯軍”進攻的時候，我正坐在第三排楊排長的臥房裏，他召我個別談話。他聽見窗外“八國聯軍”的殺伐之聲，沉默下來，他好像考慮要不要介入。依照訓練時期的不成文法，排長不能幹涉班長的教育手段，為的是保持班長的權威性，班長是摶捏新兵人格的工匠。但是他好像認為夠了，再打下去太過分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見連長的聲音，他出來結束了列強的“侵略”。連長名叫朱騰，從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我在公元二○○二年追述公元一九四五年的新兵訓練，閱讀相關資料，發現軍中有些口耳相傳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軍淮軍，民國初期的北洋軍閥，經過北伐抗戰，一直留傳到國民黨的台灣時代。
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煉。”這兩句格言在軍中已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訓練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煉之中，磨煉也就可以冒充訓練，磨煉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為樂趣的心態，也就百年不絕。
班長們常說“好鐵不打不成釘，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們警告“雞蛋碰不過石頭”，“胳臂拗不過大腿”，胳臂又細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壯，是強者，恃強可以淩弱，識時務者為俊傑，否則“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後來知道，這些話也是不朽的經典。
排長們說話和行為比較文雅，對班長的這一套采旁觀的態度，不管怎樣，班長把我們“打碎了、和成泥、再捏一個”，他樂觀其成。我們的張排長提醒我們“義不掌財，慈不帶兵”。言外之意，一切小心。後來有位姓何的來當過幾天排長，他沒那麽含蓄，他告訴我們軍中流行兩句話：“連長打死人，團長殺死人。”也就是，連長可以把一個兵打成重傷，如果這個兵的傷養不好，死掉了，連長可以報這個兵病死，上麵不會追究。作戰的時候，團長可以用抗命或作戰不力的罪名就地槍斃士兵，上級也不會調查。他豪情萬丈，自己甘願先吃兔子後喂獅子，也就是“我先殺你，上級再殺我，我看見你死，你看不見我死”。
我對這種訓練非常失望，他們要把我們打造成沒有個性、沒有正義感的動物，他們要我們對暴力屈服，承認一切現狀合理，這哪裏像是訓練“民眾之保、軍伍之師”？這樣訓練出來的機械人，又怎能擔任“革命的內層保障、領袖的近衛軍”！班長常常反複訓示：你可以折斷一根筷子，你不能折斷一把筷子。他隻是要把我們變成筷子。
班長們聯手營造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深入骨髓的恐怖氣氛。他們確實精力過人，料事如神，我們的過去心、未來心、現在心，全在他們的掌中。他們永遠不休息，似乎也永遠不睡覺。半夜，人人熟睡的時候，一個新兵起來上廁所，班長立即跟蹤而至。偶然，兩個同學趁左右無人，說幾句悄悄話，轉臉一看魂飛魄散，班長不知何時從天而降，逼你把對話重排一次，再罰二十個臥倒起立。
兩個月以後，我們同學之間斷絕了一切溝通，如果還有誰找你攀談，那人準是班長派出來的線民。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裸體，都好像透明，班長不戴手套，愛摸我們哪裏就摸哪裏。夜晚熄燈以後，我倒在枕頭上，努力使呼吸均勻，唯恐有人數算我呼吸的次數。我合上眼再也不睜開，唯恐看見班長的眼睛正在上方注視，看我是真睡還是假睡。據說，在電影院裏，如果一個男孩目不轉睛地看前排的一個女孩，那女孩的後腦勺就會覺得有壓力。我每夜總是帶著這種壓力。
新兵訓練和流亡學校的新生訓練確乎不同，兩者的區別，並非僅僅是嚴格到什麽程度的問題，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設立學校是教學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別人生存，新兵訓練卻是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歸於盡，依軍中通用的語言，這是“有我無敵，有敵無我”，這是“必死不死，幸生不生”。這是最特殊的一種訓練，也是最反常的一種訓練。
所以當年國民政府對大兵沒有退伍後的照顧，沒人設想他活到七老八十。五十年代，國民黨退守台灣，知恥知病，痛改前非，尊稱老兵為榮譽國民，負責養老送終。八十年代，台灣“解嚴”，人民可以自由遊行請願，老兵也為自己的利益走上街頭。竟有做過大官的人不以為然，依這位退休特任官的意見，老兵當年在營，作戰不力，這個戰役也沒成仁，那個戰役也沒取義，一路敗退到台灣，依賴政府養活直到耋耄之年，他們還有什麽資格爭長爭短？他的意見能代表某一些人。
我後來逐漸明白，軍隊的存在是一種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業不同，因之，軍人所受的訓練，“老百姓”很難了解。那時，建立軍隊的特殊性，要從人人挨打的時候甘之如飴開始。他要摧毀我們每個人的個性，掃蕩我們每個人的自尊，要我們再也沒有判斷力，再也沒有自主性，放棄人生的一切理想，得過且過，自暴自棄。據說人到此時，從自輕自賤中生出勇敢，萬眾一心，視死如歸。我稱之為“無恥近乎勇”。
新兵訓練是一種輪回，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此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當然不會愛民，一個人格破碎的人很難有愛，更難有大愛，除非後來從宗教情操得到救贖。如此這般成長的人又怎會威武不屈？如果班長是他們的教士，“胳臂拗不過大腿”、“別想拿雞蛋碰石頭”是他們代代相傳的聖經，後來內戰的戰場上，處處有“四十萬人齊解甲”的大場麵，也就事出有因了。
那時，跟我們隔著秦川平原生聚教訓的中共，可不是這樣練兵的！我得承認，自大清朝廷、北洋政府、國民革命軍是一套文化，中共的解放軍另是一種文化。
如果說，當年憲兵團的苦修也使我受到什麽造就，……一九四九年，我逃到台灣。台灣成為反共基地，出現了所謂白色恐怖。我憑著馬營的學習心得，可以料到他們做什麽、怎樣做，我能理解、能忍受、能躲閃、能坦然相對。我把自己可能受到的傷害減到最小，可是也萎縮成一棵從未盛開的花。
地球總是在轉。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教育發達，軍隊素質提高，憲兵上等兵都是高中畢業，打罵教育完全廢除。服役時有成就感，三年退伍，轉業渠道也多，當憲兵是青年的一條好出路，可惜我早生了幾十年。
馬營沒有寨牆，出操的時候，操場和田野連在一起，但是班長們好像能使用巫術，他們在操場四周建起無形的高牆，我們能望見田間的小徑，卻不能走上去，我也從來不想走上去，我的心思意念到操場的邊緣為止。即便是野外教練，我們的“陣地”也選在馬營鎮的東南，馬營的房屋隔斷視線，我們看不見那河，更看不見寶雞縣城，他們用心剪掉我們思想的翅膀。
馬營的營房本是一座廟，那時鄉鎮廟宇都有大院子，容納信眾朝拜，都有很高的圍牆，阻擋外麵的紅塵，正適合做管理新兵的地方。“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流水已把廟內的任何痕跡衝刷得幹幹淨淨。我在魯南參加遊擊隊的時候，中共的八路軍從不住廟，如果萬不得已要住，官兵不入正殿，葷腥不入廟門。國民政府的軍隊是魯莽的，流亡期間見過幾座廟宇，正殿神像所穿的錦緞袍服都不見了，據說是被軍官的太太扒下來使用了。我能想象，馬營這座宗教信仰的中心如何一步步遭受破壞。
我們各地來的新兵編成一個連，叫做補充連。那時憲兵連的編製是每連三個排，每排三個班，每班十個人。編隊時，每排第一班都盡量挑選長相好、反應快的兵擺出來，排橫隊集合的時候，這一班站在最前麵，好比一本書的封麵，上級長官來訓話的時候，可以看見最好的陣容，那時候，上級長官會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來，伸手一指，要一個兵回答，他總是隨意從第一班挑人，列兵能答上來，連長才有麵子。我們流亡學生分散在三個排裏，卻又大部分集中在每排的第一班裏，這種安排顯出我們是補充連新兵中的精英。
我編入第一排第一班，全連集合的時候，這一班站在全連的前麵，尤其是麵子中的麵子。我的個子高，站在第一班的排頭。“排頭兵”也是個榮譽，他是本班的標兵，操演班隊形變換的時候，排頭兵要立刻了解口令的意旨，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指定的地點站好，全班列兵跟進，如果排頭兵錯了，全班的行動都錯，如果排頭兵慢了，全班的行動都慢。據說在火線上如果正副班長同時陣亡，排頭兵立刻暫時代理班長。
我們立刻知道憲兵根本不能保送升學，我們的薪餉服裝和步兵完全相同，憲六團服勤的地區並非北平而是沈陽。真奇怪，也不知消息從哪裏來，立刻人心浮動。班長不動聲色，他們有經驗，知道怎樣走下一步棋。
那時練兵，操課作業全在戶外，營房隻是睡覺的地方。倘若老天下雨，大家可以窩在地鋪上，釘紐扣，寫家信，伸懶腰，十分舒適。所以雨天是軍中四喜之一，軍中流傳一首四喜詩：“早操逢陰雨，病號蓋被子，安寢無崗夜，月底加菜時。”第二句需要解釋一下，早晨起床以後，人人把棉被疊得方方正正，整天不碰不摸，晚上睡覺才準許打開。若是生了病，準了全休的病假，就可以蓋上被子休息，滋味十分甘美。
可是福兮禍所依，“暗賬”也可能在下雨天欠下。
下雨天也是擦槍的時候。那時，上麵發給我們一支步槍，“漢陽造”，即使在遊擊隊裏，這種舊槍也是姥姥不疼，奶奶不愛，可是現在我們得好好地伺候它。軍中對擦槍要求很高，規定很瑣碎，那沒上過戰場的人不能領會“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隻覺得這玩意兒既麻煩、又無聊。那位於同學，漢陰之夜把我從床上拉起來的那個人，協助鄭排長挖人，功在六團，他在擦槍時想起讀書的日子，他說了幾句憤慨的話，“那些和我們競爭的人正在物理！化學！我們在這裏玩弄一塊廢鐵！”停了一會兒，他居然又說：“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盡頭（意思是前程遠大），他們已看見我們的盡頭（意思是從此完蛋）。”他越說越氣，舉起手中的步槍往地鋪上一丟。“老子不甘心！”
在一種權力之下，無論那權力多小，多暴虐，無論那權力給你多大痛苦，總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賣同類，逢迎它的需要。於同學放言無忌，小報告到了班長的耳朵裏。
全連官兵緊急集合，站成戲劇舞台所謂“三麵牆”的隊形，當時的“軍語”——稱之為講話隊形。連長先作了簡短的訓話，他說於某某嚴重破壞紀律，不可饒恕。接著兩名班長把於同學架出來，按倒在隊形缺口處的地上，打屁股。他們朝這人的口中塞一塊軟木，防他因疼痛咬斷舌頭，又在他小腹底下墊一個枕頭，防他疼痛時擠破睾丸。最後一個步驟是，兩名班長拉緊他的褲子，否則棍子打下去，褲子的褶皺會像刀刃一般縱橫割裂他的皮肉，使他久久不易複元。
本班的班長負責行刑，用鄉下人挑東西的“扁擔”代替軍棍。我不敢看，閉上眼睛，聽聲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個人不同的表情，真個是感同身受！聽覺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說包括）視覺和觸覺，四年後我進廣播電台寫廣播稿，這番體驗幫助了我。
打完了，隊伍解散，班長立刻架起挨打的人，協助他艱難地踱步。班長知道要走滿多少步，才可以把他領進禁閉室，把他平放在門板上。班長立刻褪下他的褲子，雙手蘸滿燒酒，為他推拿。他們還有一個偏方，把舊鞋的鞋底燒成灰，敷在打破了皮的地方，幫助傷口提前愈合。這是一套製式作業，唯有如此，挨打的人才不會留下後遺症，成為連隊的棄材。
新兵的抱怨立刻無聲，竊竊私語也消失了，人人對班長的眼神反應靈敏，自己的麵部表情卻逐漸麻木，然後隨著操場上基本教練的進度，每個人的肢體動作機械化了。人人隨著班長的大呼小叫驚魂不定，同時又中規中矩，全部生活沒有餘地可以躲避，沒有餘暇可以喘息，以前，生活是悠然神往和忐忑不安合成的，現在隻有麻木。
我們在馬營受訓六個月，前三個月高潮多，每月都有一個人受到這樣的大刑伺候，另外兩個是陝西青年。班長們也實在能幹，他一天花多大精神監視我們，教育我們，打罵我們，連半分鍾休閑也沒有。他好像永不疲倦，我們的一切過失，他都能立刻發覺。
他們每一次舉起扁擔來的時候，我都閉著眼睛，堅持不看。我心裏一直想，他們行刑的動作怎麽這樣熟練，默契怎麽這樣好，他們究竟幹過多少次了？尤其是受刑者嘴裏的那塊軟木，每個班長行囊裏都備有一塊，一定是經過多次試驗改進，定出規格，代代相傳。經驗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累積的？傳統是花了多少時間形成的？在此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咬斷了舌頭、擠破了睾丸？
在第一次大刑的震懾之後，各班班長麵目一變，整天不說，不笑，隻發口令，打人。他們管打耳光叫燒餅，管拳頭叫麵包，管腳踢叫火腿。那年代，我們沒有人見過麵包，也吃不到火腿，班長們使用這些代稱，顯示他們的幽默。
原來新兵訓練就是挨打，操課教材無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號已響，你的動作慢了，要打；起床號未響，你的動作快了，要打。熄燈號未響，搶先上床，要打；熄燈號已響，還沒有上床，也要打。他們打起人來真狠、真下毒手。
夜間緊急集合是一個完善的樣本。緊急集合的號聲，把大家從夢中驚醒，穿衣服的時限是五分鍾，動作慢一拍的人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褲子穿反了，並不驚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該打，罪名是“老油條”。有人擔心自己來不及，穿著衣服睡覺，該打，罪名是“神經病”。老百姓，老油條，神經病，班長每天動手動腳，念念有詞。
尤其是“老百姓”，這一條是每個新兵的原罪。班長打一下，罵一聲活老百姓，打一下，罵一聲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兵士來自民間，帶著民間的習性和身段，也許和軍事訓練的目標相悖，但是你不該因此汙辱老百姓，不該借此醜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淩百姓的官兵來。
也就是這個時候吧，八路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複區農家的灶門，親親熱熱叫聲老大娘老大爺：“八路軍把鬼子打退了，蔣介石要下山來摘桃子……”
以我親身體會，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百姓為恥。這樣的軍隊怎麽能得到老百姓支持。一九四九年，那時國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灣賣文為生，下筆東拉西扯，不知輕重。我給具有軍方背景的《掃蕩報》副刊寫了一篇文章，直陳軍中不可把“老百姓”當做罵人的話使用。
忘記過了多久，政府通令全軍，徹底廢除“老百姓”一語。當然不會是根據我的意見，我想文章既然登在報上，而且是軍方的日報，軍方有人看過，反映到決策階層。
後來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謂“法準”。班長打人並沒有準則，早操跑步的時候，有人踩掉了前麵列兵的鞋子。班長立刻把他揪出來，拿刺刀當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沒有軍人氣概，要狠打。有人硬挺著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長激怒了。他一麵用力打一麵說：“你有種，你好漢，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後來挨打的人流下眼淚，班長打得更凶，一麵說：“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後來，唉，挨打的人一麵挨打果然也一麵笑出來，笑聲淒厲，混合著哀傷、憤怒、絕望，完全不是人類的聲音，我至今回想起來，毛骨悚然。
班長們常說，你的事到了我的手裏，要多輕鬆有多輕鬆，要多嚴重有多嚴重，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兩”。多謝那些班長給我啟了蒙、開了竅，五十年代的台灣，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內，許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兩的心法傳給好幾位朋友，幫他們趨吉避凶。據說，殷海光教授聽到這八個字，嗟歎久之，他把這八個字轉換成學術用語，稱為“不確定感”，並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裏說，國民黨用“不確定感”統治台灣。
挨過板子的人，左手手心腫得像托著一個包子，他用一隻手吃飯，咬著牙。有位同學幫他穿衣服，流下眼淚，班長發現了，也挨了幾拳。班長認為流淚是一種批判，一麵打他，一麵追問：“班長什麽地方做錯了？你說！你說！”
有一個新兵，唉，我也別說他的姓名了，相貌骨架都好，如果有心培養，將來是個人才。可惜他有個壞習慣，話多。也不知他從哪裏得到的消息：憲兵學校快要撤銷了，由中央軍校設一個憲兵科，訓練憲兵軍官。
倘若這樣，憲兵與步兵炮兵同列，喪失了自許的特殊性，很難再宣傳自己是“法治之兵種”，做不成“革命的內層保障”，也不再是“領袖的近衛軍”。虛幻的榮寵喪失了，對憲兵是難以容忍的毀謗。班長們叫這個同學站在院子裏，一床棉被蒙在他的頭上，幾個班長把他圍在中間，輪流加以拳打腳踢。這有個名堂，叫“八國聯軍”。如果在三伏天，烈日下，蒙在被子裏的人又痛又熱，懲罰的效果最大，我們冬天受訓，“聯軍”的戰果稍稍減色。
這個陣式像排球選手練球，“八國”原則上穩站不動，把你打得東倒西歪，你歪到哪一“國”的手下腳旁，哪一國踢你搗你，用一拳一腿之力把你送給另一“國”。他們邊打邊問：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麽受處分？起初當然不知道，這是執迷不悟，該打，後來回答知道了，好，罪有應得，繼續打。
“八國聯軍”進攻的時候，我正坐在第三排楊排長的臥房裏，他召我個別談話。他聽見窗外“八國聯軍”的殺伐之聲，沉默下來，他好像考慮要不要介入。依照訓練時期的不成文法，排長不能幹涉班長的教育手段，為的是保持班長的權威性，班長是摶捏新兵人格的工匠。但是他好像認為夠了，再打下去太過分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見連長的聲音，他出來結束了列強的“侵略”。連長名叫朱騰，從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我在公元二○○二年追述公元一九四五年的新兵訓練，閱讀相關資料，發現軍中有些口耳相傳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軍淮軍，民國初期的北洋軍閥，經過北伐抗戰，一直留傳到國民黨的台灣時代。
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煉。”這兩句格言在軍中已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訓練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煉之中，磨煉也就可以冒充訓練，磨煉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為樂趣的心態，也就百年不絕。
班長們常說“好鐵不打不成釘，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們警告“雞蛋碰不過石頭”，“胳臂拗不過大腿”，胳臂又細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壯，是強者，恃強可以淩弱，識時務者為俊傑，否則“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後來知道，這些話也是不朽的經典。
排長們說話和行為比較文雅，對班長的這一套采旁觀的態度，不管怎樣，班長把我們“打碎了、和成泥、再捏一個”，他樂觀其成。我們的張排長提醒我們“義不掌財，慈不帶兵”。言外之意，一切小心。後來有位姓何的來當過幾天排長，他沒那麽含蓄，他告訴我們軍中流行兩句話：“連長打死人，團長殺死人。”也就是，連長可以把一個兵打成重傷，如果這個兵的傷養不好，死掉了，連長可以報這個兵病死，上麵不會追究。作戰的時候，團長可以用抗命或作戰不力的罪名就地槍斃士兵，上級也不會調查。他豪情萬丈，自己甘願先吃兔子後喂獅子，也就是“我先殺你，上級再殺我，我看見你死，你看不見我死”。
我對這種訓練非常失望，他們要把我們打造成沒有個性、沒有正義感的動物，他們要我們對暴力屈服，承認一切現狀合理，這哪裏像是訓練“民眾之保、軍伍之師”？這樣訓練出來的機械人，又怎能擔任“革命的內層保障、領袖的近衛軍”！班長常常反複訓示：你可以折斷一根筷子，你不能折斷一把筷子。他隻是要把我們變成筷子。
班長們聯手營造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深入骨髓的恐怖氣氛。他們確實精力過人，料事如神，我們的過去心、未來心、現在心，全在他們的掌中。他們永遠不休息，似乎也永遠不睡覺。半夜，人人熟睡的時候，一個新兵起來上廁所，班長立即跟蹤而至。偶然，兩個同學趁左右無人，說幾句悄悄話，轉臉一看魂飛魄散，班長不知何時從天而降，逼你把對話重排一次，再罰二十個臥倒起立。
兩個月以後，我們同學之間斷絕了一切溝通，如果還有誰找你攀談，那人準是班長派出來的線民。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裸體，都好像透明，班長不戴手套，愛摸我們哪裏就摸哪裏。夜晚熄燈以後，我倒在枕頭上，努力使呼吸均勻，唯恐有人數算我呼吸的次數。我合上眼再也不睜開，唯恐看見班長的眼睛正在上方注視，看我是真睡還是假睡。據說，在電影院裏，如果一個男孩目不轉睛地看前排的一個女孩，那女孩的後腦勺就會覺得有壓力。我每夜總是帶著這種壓力。
新兵訓練和流亡學校的新生訓練確乎不同，兩者的區別，並非僅僅是嚴格到什麽程度的問題，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設立學校是教學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別人生存，新兵訓練卻是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歸於盡，依軍中通用的語言，這是“有我無敵，有敵無我”，這是“必死不死，幸生不生”。這是最特殊的一種訓練，也是最反常的一種訓練。
所以當年國民政府對大兵沒有退伍後的照顧，沒人設想他活到七老八十。五十年代，國民黨退守台灣，知恥知病，痛改前非，尊稱老兵為榮譽國民，負責養老送終。八十年代，台灣“解嚴”，人民可以自由遊行請願，老兵也為自己的利益走上街頭。竟有做過大官的人不以為然，依這位退休特任官的意見，老兵當年在營，作戰不力，這個戰役也沒成仁，那個戰役也沒取義，一路敗退到台灣，依賴政府養活直到耋耄之年，他們還有什麽資格爭長爭短？他的意見能代表某一些人。
我後來逐漸明白，軍隊的存在是一種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業不同，因之，軍人所受的訓練，“老百姓”很難了解。那時，建立軍隊的特殊性，要從人人挨打的時候甘之如飴開始。他要摧毀我們每個人的個性，掃蕩我們每個人的自尊，要我們再也沒有判斷力，再也沒有自主性，放棄人生的一切理想，得過且過，自暴自棄。據說人到此時，從自輕自賤中生出勇敢，萬眾一心，視死如歸。我稱之為“無恥近乎勇”。
新兵訓練是一種輪回，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此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當然不會愛民，一個人格破碎的人很難有愛，更難有大愛，除非後來從宗教情操得到救贖。如此這般成長的人又怎會威武不屈？如果班長是他們的教士，“胳臂拗不過大腿”、“別想拿雞蛋碰石頭”是他們代代相傳的聖經，後來內戰的戰場上，處處有“四十萬人齊解甲”的大場麵，也就事出有因了。
那時，跟我們隔著秦川平原生聚教訓的中共，可不是這樣練兵的！我得承認，自大清朝廷、北洋政府、國民革命軍是一套文化，中共的解放軍另是一種文化。
如果說，當年憲兵團的苦修也使我受到什麽造就，……一九四九年，我逃到台灣。台灣成為反共基地，出現了所謂白色恐怖。我憑著馬營的學習心得，可以料到他們做什麽、怎樣做，我能理解、能忍受、能躲閃、能坦然相對。我把自己可能受到的傷害減到最小，可是也萎縮成一棵從未盛開的花。
地球總是在轉。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教育發達，軍隊素質提高，憲兵上等兵都是高中畢業，打罵教育完全廢除。服役時有成就感，三年退伍，轉業渠道也多，當憲兵是青年的一條好出路，可惜我早生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