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注”
近六十年來的“紅學家”，從早期的蔡、胡、陳、錢，到最近台灣的“幼獅十八家”，有著錄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這三百篇也可文以類分的話，筆者不揣淺薄，就鬥膽把他們分為三大派：
第一，“猜謎附會派”。這派的附會猜謎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學、入世、出世之別。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規）先生，以及潘公在香港新亞書院所成立的“紅小組”和組裏的紅衛兵們，胡適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們都打入“笨猜謎”，筆者不敢附和胡說，且名之曰“大猜謎”。大猜謎也不隻蔡、潘兩家。近三十年來把“大觀園”一分為二、剖成“兩個階級”的李希凡、藍翎等“鬥爭派”，和把《紅樓夢》劃成“兩個世界”的餘英時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學派”，也都和舊“索引派”的出發點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謎。
這個大派之下，也還有些小派或巧派。他們要在茶餘酒後把曹雪芹這部大“謎書”或大“淫書”來揭揭底。例如，“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這個“初試”的對象是他的大丫頭襲人呢？還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雙星”——史太君和那位“嗬嗬大笑”的老混賬張道士呢？還是作者沒有交代的將來的小白首雙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這支筆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們小小的童子軍帳篷內也沒有太平日子好過的程度。這是種小猜謎或巧猜謎。但是不論謎底有巧拙，猜謎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則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則是比較實際的“傳記考證派”。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考據”是個科學玩意。要考據就得讓證據說話，不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先把“階級”這個觀念扣牢，然後“找證據”，把曹雪芹來個“階級分析”，那麽曹雪芹的“階級成分”也就永遠查不清，《紅樓夢》這部巨著也就永遠讀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學批評派”。批評也有大小之分。胡適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這話雖是西洋文學批評中的老調或濫調，但是這也是個從大處著眼的大批評。紀曉嵐評《文心雕龍·原道篇》，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現在受西洋文學訓練的“紅學家”，所搞的都是這個“大批評”派。從好處說，他們是“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從短處說，讀《紅樓》的人，如不從十來歲開始，然後來他個五六遍（毛澤東就說他看了六遍），不把《紅樓夢》搞個滾瓜爛熟，博士們也就無法“逐其末”了。這大派便是當代文學界新興的青年職業批評家。
等而下之的則是那些把《紅樓夢》讀得爛熟的業餘牛皮匠。他們對《紅樓夢》有由衷的愛好，而他們所熱衷討論的話題則集中於劉勰所說的什麽神思、風骨、情采、章句等方麵的細枝末節。這一派雖多半是業餘性質，但是《紅樓夢》卻是個無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則草蛇灰線，也是治絲愈棼、瓜蔓無窮的。
《紅樓夢新探》等巨著的作者趙岡先生便是位經濟學教授，他搞“銅臭”搞膩了，也想到怡紅院隨喜一番，聞點“花香”。結果花香銅臭兩難分，隻好解衣下海，亮相一番。
筆者不學，三十年來讀閑書，閱盡諸公“考紅”之作，感染亦多。年前執筆寫胡適之先生的文學觀，便有意為紅學一世祖以下的九流十家來個——如胡氏所說的——“結結賬”，就存歿諸家次第甲乙來寫點紅書讀後感。然深恐懸崖撒手，墮入深淵，自討苦吃，乃知難而退。
不過林黛玉畢竟是我們的大眾情人，《紅樓夢》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人人必讀之書。學人不讀《紅樓夢》，方帽加頭也枉然，因而有時偶有所見，還是要湊點熱鬧。
還有，“紅學”裏的“避諱”問題，也是一樁有趣的小公案。原來在《紅樓夢》的早期鈔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裏，作者對他兩位祖父輩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諱的跡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補裘至深夜，作者不願提“寅正一刻”，而說是“隻聽自鳴鍾已敲了四下”，下麵的“雙行小注”（胡適說是“作者自注”）說是避“寅”字諱。胡適據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孫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說。
可是海外兩位大紅學家，周策縱、潘重規兩先生則不能接受。潘君並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黃”“唐寅”的故事，說作者“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說。策縱並舉出雪芹的曾祖原名“爾玉”，因說：“《紅樓夢》裏的玉又從何避呢？”
這潘、周二問題均不難回答，宗法社會裏“避諱”這件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韓文公說：“其父名仁，其子不得為人乎？”正是這個意思。周公所舉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謂“二名不偏諱”。孔子母親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稱在，言在不稱征”了。韓愈的《諱辨》不是說得很清楚的嗎！
至於曹雪芹不說“寅時”是否是“避諱”，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書人”是如此說的。如果那位“批書人”正如周汝昌所說的是“史湘雲”，難道我們還不相信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而偏要去相信那兩位白發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周策縱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諱，他顯然還避“宜”字諱呢！周汝昌在《紅樓夢》最早的兩部鈔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麵發現個大秘密，他認為是“鈔胥”之錯。那就是在這兩個抄本裏，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三橫畫）。這個“三橫畫”的不成字的字“”，裏麵顯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鈔胥”（俗稱“錄事”）的抄書工作，是可能一誤再誤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們把一個草書的“真”字抄成“十六”。筆者本家前輩有位紈絝子，有次用重金請“槍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因為他把槍手所起的文稿上草書的“希聖希賢”中的“希賢”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書一誤再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裏所有的“宜”字都抄成“”，筆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兩個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裏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寫成“”，這可能也就是一種避諱的寫法。曹雪芹為什麽要避“宜”字諱呢？因為“曹宜”是他的親祖父？還是因為“曹宜”是他們“五慶堂”裏最後一位顯赫的人物呢？我們就要向“紅學家”們繼續請教了。
“避諱”這個東西是我國宗法社會裏最荒唐的製度之一。但是任何壞的東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麵。“避諱”在我國後來的“校勘學”和“版本學”上所發生的功用實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當今的紅學家們忽視了。
再者，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個極大的弱點，那便是搞“紅學”的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夏誌清、潘重規、餘英時……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作家”；所以“紅學家”們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們從靈感、幻想、經驗等到構思、布局、創作、增刪等的艱苦曆程。所以他們每每為“文章自己的好”這一不知不覺的潛意識所支配，而亂下雌黃。胡適之、周汝昌都犯這個毛病。周汝昌在書中那種與高鶚簡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紅學界”裏有豐富創作經驗的唯魯迅與林語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願用情哥哥尋根究底的考據憨勁，但是他二人卻代表“紅學”裏的作家派，他們的話是有其獨到之處的。林語堂先生認為“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的“續作”，而是高氏對曹雪芹原有殘稿的“補寫”。這一論斷，是十分正確的！
至於周汝昌對高鶚的謾罵，林氏就說“周是不配談高鶚的人”（見《平心論高鶚》一書）。這句話雖說重了點，也倒不失為作家派的紅學家的持平之論。
總之，對“紅學”的考證和批評，自胡老師開其先河之後，到今天還是個無底洞，下一切結論都為時尚早。但願海禁大開之後，將來會有更多的傑作出現！ 周策縱先生“按”
策縱按：德剛在這“注”裏說，避諱的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這話就某些朝代說固然很對，但在別的一些時代卻不然。“二名不偏諱”也是如此。陳垣在《史諱舉例》裏已說得相當詳細。他已指出：“唐以前兩字兼避，已成風俗，至太宗時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時二名仍偏諱。”並說：“宋金以來，二名無不偏諱者。”清朝自康熙時代起就講求避諱。陳氏說：“雍乾之世，避諱至嚴。”這正是曹雪芹寫書的時代。試看康熙的諱“玄燁”、雍正的諱“胤禛”、乾隆的諱“弘曆”，無不二名皆偏諱。當然，文人對於自己的祖父，當時是否可不避諱，還值得仔細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諱的實例來，否則就很難斷言曹雪芹可以不避。“爾玉”二字也許較疏遠，“寅”字就較近了。如果說曹雪芹不肯寫“寅正初刻”是為了避諱，而對“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這能說得通嗎？我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把“唐寅”的寅字還開了那麽一個大玩笑，尤其是牽連那極不莊重的春宮圖。作者在這裏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剛的貴宗賢來。在雍正、乾隆時代，會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這種玩笑嗎？自然，我們也很難說曹雪芹不能有這種驚世駭俗之舉，他既然可以把許多“家醜”也和盤托了出來，也許就無所謂避諱吧。不過這仍是我們“想當然”而已。至少我們可以說，就“唐寅”一例說來，《紅樓夢》裏並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諱。其實《紅樓夢》作者本來非常注意避諱的重要性，所以特別指出“紅玉”犯了“寶玉”的諱，便要改名“小紅”。既然如此，又怎麽會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那個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張太醫還說了“寅卯間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鳳姐“至寅正”被平兒請起來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說過尤二姐可於“寅時入殮”的話，“寅”字在書裏至少出現了四次。因此，《紅樓夢》大約在有些地方也許避“寅”字諱，但在別處卻是不避的。這就牽涉全書是否一人所作的問題了。有人自然會說，曹雪芹也許當時是用缺筆避諱的辦法，由於現存的鈔本並非雪芹的手稿，也許原稿“寅”字是缺了筆畫的吧。這個說法本已犯了“以無據為證”的毛病，因為誰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筆畫沒有。事實上，過去作者如抄錄故書，雖可用缺筆之法避諱，自己的創作則多須改字或避用。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裏已指出過：“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於德剛指出：至少“批書人”已認定不說“寅時”是避諱，那麽，這“批書人”自然已認定小說作者的先人一定諱“寅”。胡適這個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還指出過二十二回“戚本”批語對硯台謎語批說“隱榮府祖宗姓名”是指“璽”字，也是對的）。問題隻在這“批書人”到底是誰。這點如果還無法肯定，那就很難下結論了。而且“批書人”為什麽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認為，那另一位“白發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也許還“查無實據”，但在這一點上提出疑問來，卻“事出有因”，還值得我們再四思量。德剛要緊跟著“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揚長而去，我們這些老頭子有何話可說？隻祈禱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發現前麵走著的是個毛發森森的彪形大漢，那時可別錯罵周公的本家汝昌詩人把你捉弄了呢！ 唐德剛先生“再按”
德剛再按：《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原是極有趣的。不但史湘雲夫人注重避諱，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媽媽叫賈敏，所以黛玉說“敏”時就以“密”字代之，寫“敏”字時也“缺”一兩筆。這在他老師賈雨村的注冊記錄裏，是有老卷子可查的。
總之，《紅樓夢》是個無底洞，筆者這個“老頭子”絕不願與另外兩個專家“老頭子”來“聚訟”這個好玩的小問題。還是讓那些喜歡打官司的紅學家們去討論吧。 周策縱先生函
德剛：前兩天才寄你《紅樓夢》會議邀請書，就收到來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傳》封麵一撾，撾是撾過寄去了，這兒又寫了一點抬杠“後按”，不知還來得及附在（《胡適的自傳》第十一章）注末嗎？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誤導讀者，想來澄清一番，恐怕越說越說不清吧，最後的話還得你來說，所以我還是寄到你處，如以為可，就請轉寄給劉紹唐先生，如無緣入書，便可改作“胡適的自傳譯注後按：《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作為《傳記文學》的補白如何？（下略）
匆祝
年安
策縱 1979年12月17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近六十年來的“紅學家”，從早期的蔡、胡、陳、錢，到最近台灣的“幼獅十八家”，有著錄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這三百篇也可文以類分的話，筆者不揣淺薄，就鬥膽把他們分為三大派：
第一，“猜謎附會派”。這派的附會猜謎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學、入世、出世之別。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規）先生，以及潘公在香港新亞書院所成立的“紅小組”和組裏的紅衛兵們，胡適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們都打入“笨猜謎”，筆者不敢附和胡說，且名之曰“大猜謎”。大猜謎也不隻蔡、潘兩家。近三十年來把“大觀園”一分為二、剖成“兩個階級”的李希凡、藍翎等“鬥爭派”，和把《紅樓夢》劃成“兩個世界”的餘英時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學派”，也都和舊“索引派”的出發點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謎。
這個大派之下，也還有些小派或巧派。他們要在茶餘酒後把曹雪芹這部大“謎書”或大“淫書”來揭揭底。例如，“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這個“初試”的對象是他的大丫頭襲人呢？還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雙星”——史太君和那位“嗬嗬大笑”的老混賬張道士呢？還是作者沒有交代的將來的小白首雙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這支筆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們小小的童子軍帳篷內也沒有太平日子好過的程度。這是種小猜謎或巧猜謎。但是不論謎底有巧拙，猜謎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則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則是比較實際的“傳記考證派”。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考據”是個科學玩意。要考據就得讓證據說話，不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先把“階級”這個觀念扣牢，然後“找證據”，把曹雪芹來個“階級分析”，那麽曹雪芹的“階級成分”也就永遠查不清，《紅樓夢》這部巨著也就永遠讀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學批評派”。批評也有大小之分。胡適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這話雖是西洋文學批評中的老調或濫調，但是這也是個從大處著眼的大批評。紀曉嵐評《文心雕龍·原道篇》，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現在受西洋文學訓練的“紅學家”，所搞的都是這個“大批評”派。從好處說，他們是“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從短處說，讀《紅樓》的人，如不從十來歲開始，然後來他個五六遍（毛澤東就說他看了六遍），不把《紅樓夢》搞個滾瓜爛熟，博士們也就無法“逐其末”了。這大派便是當代文學界新興的青年職業批評家。
等而下之的則是那些把《紅樓夢》讀得爛熟的業餘牛皮匠。他們對《紅樓夢》有由衷的愛好，而他們所熱衷討論的話題則集中於劉勰所說的什麽神思、風骨、情采、章句等方麵的細枝末節。這一派雖多半是業餘性質，但是《紅樓夢》卻是個無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則草蛇灰線，也是治絲愈棼、瓜蔓無窮的。
《紅樓夢新探》等巨著的作者趙岡先生便是位經濟學教授，他搞“銅臭”搞膩了，也想到怡紅院隨喜一番，聞點“花香”。結果花香銅臭兩難分，隻好解衣下海，亮相一番。
筆者不學，三十年來讀閑書，閱盡諸公“考紅”之作，感染亦多。年前執筆寫胡適之先生的文學觀，便有意為紅學一世祖以下的九流十家來個——如胡氏所說的——“結結賬”，就存歿諸家次第甲乙來寫點紅書讀後感。然深恐懸崖撒手，墮入深淵，自討苦吃，乃知難而退。
不過林黛玉畢竟是我們的大眾情人，《紅樓夢》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人人必讀之書。學人不讀《紅樓夢》，方帽加頭也枉然，因而有時偶有所見，還是要湊點熱鬧。
還有，“紅學”裏的“避諱”問題，也是一樁有趣的小公案。原來在《紅樓夢》的早期鈔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裏，作者對他兩位祖父輩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諱的跡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補裘至深夜，作者不願提“寅正一刻”，而說是“隻聽自鳴鍾已敲了四下”，下麵的“雙行小注”（胡適說是“作者自注”）說是避“寅”字諱。胡適據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孫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說。
可是海外兩位大紅學家，周策縱、潘重規兩先生則不能接受。潘君並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黃”“唐寅”的故事，說作者“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說。策縱並舉出雪芹的曾祖原名“爾玉”，因說：“《紅樓夢》裏的玉又從何避呢？”
這潘、周二問題均不難回答，宗法社會裏“避諱”這件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韓文公說：“其父名仁，其子不得為人乎？”正是這個意思。周公所舉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謂“二名不偏諱”。孔子母親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稱在，言在不稱征”了。韓愈的《諱辨》不是說得很清楚的嗎！
至於曹雪芹不說“寅時”是否是“避諱”，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書人”是如此說的。如果那位“批書人”正如周汝昌所說的是“史湘雲”，難道我們還不相信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而偏要去相信那兩位白發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周策縱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諱，他顯然還避“宜”字諱呢！周汝昌在《紅樓夢》最早的兩部鈔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麵發現個大秘密，他認為是“鈔胥”之錯。那就是在這兩個抄本裏，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三橫畫）。這個“三橫畫”的不成字的字“”，裏麵顯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鈔胥”（俗稱“錄事”）的抄書工作，是可能一誤再誤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們把一個草書的“真”字抄成“十六”。筆者本家前輩有位紈絝子，有次用重金請“槍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因為他把槍手所起的文稿上草書的“希聖希賢”中的“希賢”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書一誤再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裏所有的“宜”字都抄成“”，筆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兩個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裏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寫成“”，這可能也就是一種避諱的寫法。曹雪芹為什麽要避“宜”字諱呢？因為“曹宜”是他的親祖父？還是因為“曹宜”是他們“五慶堂”裏最後一位顯赫的人物呢？我們就要向“紅學家”們繼續請教了。
“避諱”這個東西是我國宗法社會裏最荒唐的製度之一。但是任何壞的東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麵。“避諱”在我國後來的“校勘學”和“版本學”上所發生的功用實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當今的紅學家們忽視了。
再者，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個極大的弱點，那便是搞“紅學”的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夏誌清、潘重規、餘英時……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作家”；所以“紅學家”們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們從靈感、幻想、經驗等到構思、布局、創作、增刪等的艱苦曆程。所以他們每每為“文章自己的好”這一不知不覺的潛意識所支配，而亂下雌黃。胡適之、周汝昌都犯這個毛病。周汝昌在書中那種與高鶚簡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紅學界”裏有豐富創作經驗的唯魯迅與林語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願用情哥哥尋根究底的考據憨勁，但是他二人卻代表“紅學”裏的作家派，他們的話是有其獨到之處的。林語堂先生認為“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的“續作”，而是高氏對曹雪芹原有殘稿的“補寫”。這一論斷，是十分正確的！
至於周汝昌對高鶚的謾罵，林氏就說“周是不配談高鶚的人”（見《平心論高鶚》一書）。這句話雖說重了點，也倒不失為作家派的紅學家的持平之論。
總之，對“紅學”的考證和批評，自胡老師開其先河之後，到今天還是個無底洞，下一切結論都為時尚早。但願海禁大開之後，將來會有更多的傑作出現！ 周策縱先生“按”
策縱按：德剛在這“注”裏說，避諱的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這話就某些朝代說固然很對，但在別的一些時代卻不然。“二名不偏諱”也是如此。陳垣在《史諱舉例》裏已說得相當詳細。他已指出：“唐以前兩字兼避，已成風俗，至太宗時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時二名仍偏諱。”並說：“宋金以來，二名無不偏諱者。”清朝自康熙時代起就講求避諱。陳氏說：“雍乾之世，避諱至嚴。”這正是曹雪芹寫書的時代。試看康熙的諱“玄燁”、雍正的諱“胤禛”、乾隆的諱“弘曆”，無不二名皆偏諱。當然，文人對於自己的祖父，當時是否可不避諱，還值得仔細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諱的實例來，否則就很難斷言曹雪芹可以不避。“爾玉”二字也許較疏遠，“寅”字就較近了。如果說曹雪芹不肯寫“寅正初刻”是為了避諱，而對“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這能說得通嗎？我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把“唐寅”的寅字還開了那麽一個大玩笑，尤其是牽連那極不莊重的春宮圖。作者在這裏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剛的貴宗賢來。在雍正、乾隆時代，會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這種玩笑嗎？自然，我們也很難說曹雪芹不能有這種驚世駭俗之舉，他既然可以把許多“家醜”也和盤托了出來，也許就無所謂避諱吧。不過這仍是我們“想當然”而已。至少我們可以說，就“唐寅”一例說來，《紅樓夢》裏並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諱。其實《紅樓夢》作者本來非常注意避諱的重要性，所以特別指出“紅玉”犯了“寶玉”的諱，便要改名“小紅”。既然如此，又怎麽會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那個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張太醫還說了“寅卯間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鳳姐“至寅正”被平兒請起來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說過尤二姐可於“寅時入殮”的話，“寅”字在書裏至少出現了四次。因此，《紅樓夢》大約在有些地方也許避“寅”字諱，但在別處卻是不避的。這就牽涉全書是否一人所作的問題了。有人自然會說，曹雪芹也許當時是用缺筆避諱的辦法，由於現存的鈔本並非雪芹的手稿，也許原稿“寅”字是缺了筆畫的吧。這個說法本已犯了“以無據為證”的毛病，因為誰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筆畫沒有。事實上，過去作者如抄錄故書，雖可用缺筆之法避諱，自己的創作則多須改字或避用。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裏已指出過：“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於德剛指出：至少“批書人”已認定不說“寅時”是避諱，那麽，這“批書人”自然已認定小說作者的先人一定諱“寅”。胡適這個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還指出過二十二回“戚本”批語對硯台謎語批說“隱榮府祖宗姓名”是指“璽”字，也是對的）。問題隻在這“批書人”到底是誰。這點如果還無法肯定，那就很難下結論了。而且“批書人”為什麽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認為，那另一位“白發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也許還“查無實據”，但在這一點上提出疑問來，卻“事出有因”，還值得我們再四思量。德剛要緊跟著“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揚長而去，我們這些老頭子有何話可說？隻祈禱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發現前麵走著的是個毛發森森的彪形大漢，那時可別錯罵周公的本家汝昌詩人把你捉弄了呢！ 唐德剛先生“再按”
德剛再按：《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原是極有趣的。不但史湘雲夫人注重避諱，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媽媽叫賈敏，所以黛玉說“敏”時就以“密”字代之，寫“敏”字時也“缺”一兩筆。這在他老師賈雨村的注冊記錄裏，是有老卷子可查的。
總之，《紅樓夢》是個無底洞，筆者這個“老頭子”絕不願與另外兩個專家“老頭子”來“聚訟”這個好玩的小問題。還是讓那些喜歡打官司的紅學家們去討論吧。 周策縱先生函
德剛：前兩天才寄你《紅樓夢》會議邀請書，就收到來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傳》封麵一撾，撾是撾過寄去了，這兒又寫了一點抬杠“後按”，不知還來得及附在（《胡適的自傳》第十一章）注末嗎？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誤導讀者，想來澄清一番，恐怕越說越說不清吧，最後的話還得你來說，所以我還是寄到你處，如以為可，就請轉寄給劉紹唐先生，如無緣入書，便可改作“胡適的自傳譯注後按：《紅樓夢》裏的避諱問題”，作為《傳記文學》的補白如何？（下略）
匆祝
年安
策縱 1979年12月17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