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聖誕節後一個星期日（27日）下午2時至6時，紐約唐人街華人聯合會二樓有一個文字改革討論會，出席這個會議者均是專家學者，如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唐德剛、沈善鋐，哥倫比亞大學張之丙，西東大學楊力宇，紐約州立大學鄺治中，專家李鑫矩、袁曉園等十餘人。
與會者都曾發言，有人認為，中國文字太難，不易學，必須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認為中文不科學，不能進入計算機，所以要改革。而改進之道，過激派則主張用拚音；也有溫和的主張，就現有的文字基礎上求改進。有一些人，對自己提出的意見很像陳獨秀，悍氣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討論會上意見分歧，但高見還是不少。其中，唐德剛教授的發言最多，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也最為中肯。
唐德剛說漢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議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士，洋人習中文，以羅馬字拚音來幫助記憶。清末勞乃宣也曾略加嚐試。後來趙元任也用羅馬字來拚音，也都隻是幫助發音，並不是要代替漢字。而真正要廢除漢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則是吳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後才推動的，其中且有國際背景（第三國際）。
他們何以要搞漢字拉丁化？
唐德剛認為這是半個胡適的結果——隻搞“大膽假設”，不搞“小心求證”。有些人認為方塊字難、拚音字容易。最早創此說者為遜清末葉《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後來從此說者為蔣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蔣廷黻說：“我國的文字原來比歐美各國的字母的文字難，而社會又把文字知識的標準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負擔之重實在可憐極了。我國小學和中學的課程在國文一門上所費的時間比歐美各國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說過類似的話，郭說，使用漢字，在一個受教育的過程上，自小學至大學較拚音文字國家的學生起碼要延長兩年。
馬建忠認為中國文字本不難，因為無文法所以難學，故作《馬氏文通》；蔣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於郭沫若，一不懂拚音文字，二沒有搞過雙語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剛認為大陸上主張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遺老——新文化遺老。新文化已變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運動後繼無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遺老，老朽昏庸。
在這次座談會上，一位計算機專家發言時，就是從郭說，並予誇大。他說中國人學漢字要比拚音文字的國家多花費十五年，即損失十五年光陰。唐德剛聽了這位專家的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他說，中國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夠看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所執教的紐約市立大學，全部學生總數有十餘萬人，每年新生都是紐約市高中畢業招來的，而其中有半數看不懂《紐約時報》。大學生看不懂本地的報紙，豈不是笑話，但這是鐵的事實。所以唐德剛認為中國文字比拚音文字難學的理論不能成立。
然後，唐德剛以他自己的經驗來現身說法，他說：“我讀中學時，我花在英文、數理化上的時間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時間最少，大約隻有百分之五。而我現在用的中文，也就是憑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學時間學來的中文。”然後唐德剛笑著說：“我的中文並不太壞呀！”
接著唐德剛特別強調拚音文字亦並非想象中那樣容易。他說：“拿紐約地區為例：中國僑胞約有十餘萬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說英語、不能看英文報紙。也許有人說這與教育程度有關。那麽拿我們留學生來說，今日旅美華裔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博士、碩士何止千萬，但能寫得出一封清順無訛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說拚音文字比方塊字容易，我不同意這種大膽假設。”
他進一步說，中國的漢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為準，加上附錄，則全數約五萬字。“我的國文不算太壞，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來測驗我自己到底能認多少字，結果隻有十分之一的認字率。所以中國文法科大學畢業生認字總數不出五千字，平時使用已經足夠了，而我有了這五千字的基礎，曾去做過大學國文教師。”
反觀英文，全部單詞數約十六萬，我們以看《紐約時報》第一版為例，沒有一天不發現生字，如果一個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紐約時報》全部讀通，則非識五萬單詞不可，五萬單詞則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還要多，我們非識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報紙，豈不是笑話。唐德剛說：“拚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們學英文，用的字十倍於中文。他舉一個例子，中文“國會”，到了英文裏就有congress及parliament之別。他說這個還算好的。試舉“羊”字為例，則就花樣更多了。他說在我們單音節的詞匯裏，認識一個“羊”字，便可認出“羊”族有關的字來，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綿羊、羊肉、羊毛等，我們一看詞組便知詞義。但在拚音文字裏，音節太長，單詞不易組合。
英語裏羊總稱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國年元旦清晨，紐約美聯社總社編輯部編輯老爺打急電來問這“羊年”是公羊之年，還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剛說：“把我難倒了。一個小羊過年就弄得我如此傷神，那我們‘驊騮開道路’的‘馬家’過年，那還得了！”
拚音文字詞匯多，認詞是拚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煩。讀中文識四五千字即已足夠，識了七百個字也就可以寫信了。而在英文裏，唐說識了七百個字，卻還不能看懂菜單。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樣的，不是方塊字難而拚音文字容易，這要看學習的人的個人條件，尤其是年齡。在十歲以下學，天下無難字；在二十歲以後去學，則天下沒有不難的語文。
關於語文的功用，胡適曾說過，自哈爾濱向昆明畫一直線，三五千公裏之內皆說國語。而反觀歐洲，即使在今天，隻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種不同的語言，其間差別原因何在？唐德剛說，是因為中國有統一的方塊字限製了方言的發展，在曆史上也是靠這方塊字來統一這個幅員廣袤的大帝國，不然也像歐洲一樣，小國林立，也沒有統一的歐洲語言。
唐德剛說，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ction外，還有historical functio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chnicians，隻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這個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ction。對於文字改革，唐認為，社會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遠較文字學家來得重要。
第二個主張漢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漢字與計算機的問題，唐德剛認為有兩個途徑可以解決：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計算機。然後，在二者之間權衡輕重，他說：“計算機是什麽東西？隻有幾十年的曆史，計算機如果今日不行則明日就不一定還是不行。而我們的漢字有幾千年輝煌的曆史，如今要革有幾千年曆史的漢字的命去遷就隻有幾十年曆史的計算機，這就是削足適履。”
解決之道，唐德剛說：“我主張從改革計算機著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計算機較快，也容易成功，從文字上著手慢而且甚難。文字至少幾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樣不能適用於計算機。”
至於有人說方塊字不科學，唐德剛極力反對此說，他說：“科學不科學是我們叫出來的。我國文字很美，文學講美，文學不能精確，一精確就不美，這不關文字問題。以前我們的詞匯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遺老硬將外國一套搬來，其實男女不分有什麽不好？”
如果將漢字拉丁化，以後的現象將如何呢？唐德剛說，那真是不堪設想。五十年後，中國即變成朝鮮、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紅番”一樣，一切要從零開始。一千萬本漢字圖書，包括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叢書、類書，以及《毛澤東選集》《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世界日報》《中國時報》《人民日報》《中報》《明報》《傳記文學》《胡適文存》等都沒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說，也沒有人看得懂《胡適雜憶》了（編者按：《胡適雜憶》為唐德剛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剛說，不僅《胡適雜憶》沒人看得懂，連瓊瑤的小說也要變成“古漢語”而無人看得懂了。一講到“古漢語”，唐德剛就很生氣，他說：“今年春天，我到大陸去講學，在山東大學碰到一位教授，我問他教什麽課，他說他教‘古漢語’。我起初認為是他教甲骨文或鍾鼎文，原來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麽是‘古漢語’，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剛用英文說：“i feel very hurt.（我很難過。）”
唐德剛乃從“古漢語”講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臘文。他說拉丁文及希臘文，眾所周知是西方的deadnguage（死文字）。無論是希臘文還是拉丁文，對德國條頓族或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而言都是外來語。當英語、德語文學（即方言文學）發達時，他們就放棄了拉丁文及希臘文，一如漢文對朝鮮、越南及日本一樣是他們的外來語，所以他們主張放棄漢字，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則不能這樣做。中國文字即中國文明，是一個傳統，unique，一脈相承，全世界隻此一家別無分號。八千年來人類曆史還未找到第二種語文可與方塊字比。它替我們保留了19世紀以前人類最豐富的記錄，它保留的總量超過人類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其次，人類史上很多學科的第一部書都是用文言文寫出來的，如《孫子兵法》《齊民要術》《營造法式》《本草綱目》等都是各科目的始祖，這是很了不起的。
唐德剛指出，文言文是我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它和語體文有血肉難分的關係，它不像希臘文或拉丁文那樣是過時的、全死的外國文字。比如，孔子在兩千多年前罵人說：“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老百姓罵那些該死而不死的禍國殃民的老頭子還是用那一句話。唐德剛問大家說：“你說這句是文言文呢，還是白話呢？”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如什麽“床前明月光”、“清明時節雨紛紛”、“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呢還是活文字呢？
關於文言文，唐德剛說英文也有文言文。他說，《紐約時報》及倫敦《泰晤士報》是文言文報。紐約的《每日新聞》與《紐約時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報紙。《每日新聞》是語體文（spokennguage），而《紐約時報》社論是半文言，倫敦《泰晤士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文言。唐德剛說：“我以前在哥大讀書時，自己覺得英文不夠瀟灑，想學點文言文，所以天天看《紐約時報》及倫敦《泰晤士報》。然而英文文言文極其嚕蘇，英文語體文一頁如寫成英文文言文則要兩頁，而中文正相反，文言文較白話文更為簡練。因為我們口語很嚕蘇，但文字很簡潔。”他說：“去年夏天我去台灣參加民國史討論會，台北一家出版公司要我寫林紓傳。林琴南是古文大家，他當年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無所不用其極，而我是胡適的學生，為林紓作傳，我當然要用白話文寫。寫了三四千字，但因為有篇幅限製，擠不下，不得不改寫，還是擠不下。經過再三改寫之後，結果改成五百字，塞下去了，但最後發現我寫的林紓傳是一篇文言文。”他又說：“我們舍簡潔而就嚕蘇，那算是進步呢，還是現代化呢？”唐德剛問大家，要大家作答，在座諸君均笑而不答，無辭以對。這個又牽涉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問題。
他又說，如果我們放棄漢字，則一部六千年的文明史等於宣布了死刑，漢字變成古埃及的“神書”、“希臘文”、“拉丁文”，我們的文化遺產就全部損失了。一部新的文明史從頭開始，我們要重頭再造一個新文化，這又待何年何月才能造成呢？
唐德剛最後以幽默的口吻說：“我們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拚音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條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拚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拚音語言來得更方便。花五十年造一種新文字，不如花五十年學一種現成的文字。”他所提出的幾個辦法，一是蒙古化，大家學俄文；一是學印第安人的辦法，以英文為主，以拚音為輔；三是印度化，印度境內語言最多最複雜，所以必要時得用英文。大家學英文，英文變成印度的secondnguage（第二種語言）。唐德剛說：“如果我們漢字拉丁化或拚音化，則我國文化遺產消失殆盡；如果印度化，即大家學英文。再不然，在五十年內將古籍全部譯成英文，則我們尚可以保存一點點文明，文明當不致完全消失，何況英文也是世界上美麗的文字之一種。”他說：“西方希臘、羅馬文明中斷，一是他們本來的東西就不多，他們沒有十三經、二十四史等。還有，他們在文字滅絕之前，好東西都已譯成了英文或法文。當年我在哥大讀書時不修拉丁文就是這個道理。試問哪一種拉丁文典籍沒有英文翻譯？但如果把我們《四庫全書》全部拉丁化或拚音化（不管哪一種拚音），則成什麽樣子？豈不變成有字天書，誰也看不懂？如譯成英文還可以看。”接著，唐德剛很激動地說：“我主張連中文spokennguage（口語，即中國話）都取消。”道理何在？他說：“1965年我去印度，發現印度人英語講得不好，很難懂，但印度人聽得懂。所以我建議中文連spokennguage也取消，則大家可以全心全力學英語，要學得徹底一點、學好一點，則以後移民也方便，來美留學也不要考托福了。”唐德剛講這番話，是挖苦與諷刺主張拉丁化或拚音化者的話。但席間一位專家居然認為唐德剛對文字改革的意見是反對漢字拉丁化，但主張全盤英語化，以英文英語來代替漢字及漢語，則大謬特謬矣。
這位專家不懂幽默，誤解唐德剛的意思，在座諸君子聽了大驚失色。這一點倒很像《禮記》的《檀弓篇》裏記孔門弟子誤解孔子說“死欲速朽”的道理一樣。
最後唐德剛呼籲大陸有關方麵及一批五四遺老不要隨便宣布中國文明死亡。
結尾時，他很沉痛地說：“殺一個文明很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六期
（唐德剛講述 湯晏整理）
與會者都曾發言，有人認為，中國文字太難，不易學，必須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認為中文不科學，不能進入計算機，所以要改革。而改進之道，過激派則主張用拚音；也有溫和的主張，就現有的文字基礎上求改進。有一些人，對自己提出的意見很像陳獨秀，悍氣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討論會上意見分歧，但高見還是不少。其中，唐德剛教授的發言最多，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也最為中肯。
唐德剛說漢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議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士，洋人習中文，以羅馬字拚音來幫助記憶。清末勞乃宣也曾略加嚐試。後來趙元任也用羅馬字來拚音，也都隻是幫助發音，並不是要代替漢字。而真正要廢除漢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則是吳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後才推動的，其中且有國際背景（第三國際）。
他們何以要搞漢字拉丁化？
唐德剛認為這是半個胡適的結果——隻搞“大膽假設”，不搞“小心求證”。有些人認為方塊字難、拚音字容易。最早創此說者為遜清末葉《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後來從此說者為蔣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蔣廷黻說：“我國的文字原來比歐美各國的字母的文字難，而社會又把文字知識的標準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負擔之重實在可憐極了。我國小學和中學的課程在國文一門上所費的時間比歐美各國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說過類似的話，郭說，使用漢字，在一個受教育的過程上，自小學至大學較拚音文字國家的學生起碼要延長兩年。
馬建忠認為中國文字本不難，因為無文法所以難學，故作《馬氏文通》；蔣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於郭沫若，一不懂拚音文字，二沒有搞過雙語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剛認為大陸上主張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遺老——新文化遺老。新文化已變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運動後繼無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遺老，老朽昏庸。
在這次座談會上，一位計算機專家發言時，就是從郭說，並予誇大。他說中國人學漢字要比拚音文字的國家多花費十五年，即損失十五年光陰。唐德剛聽了這位專家的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他說，中國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夠看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所執教的紐約市立大學，全部學生總數有十餘萬人，每年新生都是紐約市高中畢業招來的，而其中有半數看不懂《紐約時報》。大學生看不懂本地的報紙，豈不是笑話，但這是鐵的事實。所以唐德剛認為中國文字比拚音文字難學的理論不能成立。
然後，唐德剛以他自己的經驗來現身說法，他說：“我讀中學時，我花在英文、數理化上的時間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時間最少，大約隻有百分之五。而我現在用的中文，也就是憑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學時間學來的中文。”然後唐德剛笑著說：“我的中文並不太壞呀！”
接著唐德剛特別強調拚音文字亦並非想象中那樣容易。他說：“拿紐約地區為例：中國僑胞約有十餘萬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說英語、不能看英文報紙。也許有人說這與教育程度有關。那麽拿我們留學生來說，今日旅美華裔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博士、碩士何止千萬，但能寫得出一封清順無訛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說拚音文字比方塊字容易，我不同意這種大膽假設。”
他進一步說，中國的漢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為準，加上附錄，則全數約五萬字。“我的國文不算太壞，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來測驗我自己到底能認多少字，結果隻有十分之一的認字率。所以中國文法科大學畢業生認字總數不出五千字，平時使用已經足夠了，而我有了這五千字的基礎，曾去做過大學國文教師。”
反觀英文，全部單詞數約十六萬，我們以看《紐約時報》第一版為例，沒有一天不發現生字，如果一個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紐約時報》全部讀通，則非識五萬單詞不可，五萬單詞則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還要多，我們非識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報紙，豈不是笑話。唐德剛說：“拚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們學英文，用的字十倍於中文。他舉一個例子，中文“國會”，到了英文裏就有congress及parliament之別。他說這個還算好的。試舉“羊”字為例，則就花樣更多了。他說在我們單音節的詞匯裏，認識一個“羊”字，便可認出“羊”族有關的字來，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綿羊、羊肉、羊毛等，我們一看詞組便知詞義。但在拚音文字裏，音節太長，單詞不易組合。
英語裏羊總稱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國年元旦清晨，紐約美聯社總社編輯部編輯老爺打急電來問這“羊年”是公羊之年，還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剛說：“把我難倒了。一個小羊過年就弄得我如此傷神，那我們‘驊騮開道路’的‘馬家’過年，那還得了！”
拚音文字詞匯多，認詞是拚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煩。讀中文識四五千字即已足夠，識了七百個字也就可以寫信了。而在英文裏，唐說識了七百個字，卻還不能看懂菜單。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樣的，不是方塊字難而拚音文字容易，這要看學習的人的個人條件，尤其是年齡。在十歲以下學，天下無難字；在二十歲以後去學，則天下沒有不難的語文。
關於語文的功用，胡適曾說過，自哈爾濱向昆明畫一直線，三五千公裏之內皆說國語。而反觀歐洲，即使在今天，隻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種不同的語言，其間差別原因何在？唐德剛說，是因為中國有統一的方塊字限製了方言的發展，在曆史上也是靠這方塊字來統一這個幅員廣袤的大帝國，不然也像歐洲一樣，小國林立，也沒有統一的歐洲語言。
唐德剛說，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ction外，還有historical functio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chnicians，隻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這個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ction。對於文字改革，唐認為，社會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遠較文字學家來得重要。
第二個主張漢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漢字與計算機的問題，唐德剛認為有兩個途徑可以解決：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計算機。然後，在二者之間權衡輕重，他說：“計算機是什麽東西？隻有幾十年的曆史，計算機如果今日不行則明日就不一定還是不行。而我們的漢字有幾千年輝煌的曆史，如今要革有幾千年曆史的漢字的命去遷就隻有幾十年曆史的計算機，這就是削足適履。”
解決之道，唐德剛說：“我主張從改革計算機著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計算機較快，也容易成功，從文字上著手慢而且甚難。文字至少幾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樣不能適用於計算機。”
至於有人說方塊字不科學，唐德剛極力反對此說，他說：“科學不科學是我們叫出來的。我國文字很美，文學講美，文學不能精確，一精確就不美，這不關文字問題。以前我們的詞匯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遺老硬將外國一套搬來，其實男女不分有什麽不好？”
如果將漢字拉丁化，以後的現象將如何呢？唐德剛說，那真是不堪設想。五十年後，中國即變成朝鮮、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紅番”一樣，一切要從零開始。一千萬本漢字圖書，包括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叢書、類書，以及《毛澤東選集》《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世界日報》《中國時報》《人民日報》《中報》《明報》《傳記文學》《胡適文存》等都沒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說，也沒有人看得懂《胡適雜憶》了（編者按：《胡適雜憶》為唐德剛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剛說，不僅《胡適雜憶》沒人看得懂，連瓊瑤的小說也要變成“古漢語”而無人看得懂了。一講到“古漢語”，唐德剛就很生氣，他說：“今年春天，我到大陸去講學，在山東大學碰到一位教授，我問他教什麽課，他說他教‘古漢語’。我起初認為是他教甲骨文或鍾鼎文，原來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麽是‘古漢語’，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剛用英文說：“i feel very hurt.（我很難過。）”
唐德剛乃從“古漢語”講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臘文。他說拉丁文及希臘文，眾所周知是西方的deadnguage（死文字）。無論是希臘文還是拉丁文，對德國條頓族或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而言都是外來語。當英語、德語文學（即方言文學）發達時，他們就放棄了拉丁文及希臘文，一如漢文對朝鮮、越南及日本一樣是他們的外來語，所以他們主張放棄漢字，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則不能這樣做。中國文字即中國文明，是一個傳統，unique，一脈相承，全世界隻此一家別無分號。八千年來人類曆史還未找到第二種語文可與方塊字比。它替我們保留了19世紀以前人類最豐富的記錄，它保留的總量超過人類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其次，人類史上很多學科的第一部書都是用文言文寫出來的，如《孫子兵法》《齊民要術》《營造法式》《本草綱目》等都是各科目的始祖，這是很了不起的。
唐德剛指出，文言文是我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它和語體文有血肉難分的關係，它不像希臘文或拉丁文那樣是過時的、全死的外國文字。比如，孔子在兩千多年前罵人說：“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老百姓罵那些該死而不死的禍國殃民的老頭子還是用那一句話。唐德剛問大家說：“你說這句是文言文呢，還是白話呢？”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如什麽“床前明月光”、“清明時節雨紛紛”、“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呢還是活文字呢？
關於文言文，唐德剛說英文也有文言文。他說，《紐約時報》及倫敦《泰晤士報》是文言文報。紐約的《每日新聞》與《紐約時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報紙。《每日新聞》是語體文（spokennguage），而《紐約時報》社論是半文言，倫敦《泰晤士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文言。唐德剛說：“我以前在哥大讀書時，自己覺得英文不夠瀟灑，想學點文言文，所以天天看《紐約時報》及倫敦《泰晤士報》。然而英文文言文極其嚕蘇，英文語體文一頁如寫成英文文言文則要兩頁，而中文正相反，文言文較白話文更為簡練。因為我們口語很嚕蘇，但文字很簡潔。”他說：“去年夏天我去台灣參加民國史討論會，台北一家出版公司要我寫林紓傳。林琴南是古文大家，他當年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無所不用其極，而我是胡適的學生，為林紓作傳，我當然要用白話文寫。寫了三四千字，但因為有篇幅限製，擠不下，不得不改寫，還是擠不下。經過再三改寫之後，結果改成五百字，塞下去了，但最後發現我寫的林紓傳是一篇文言文。”他又說：“我們舍簡潔而就嚕蘇，那算是進步呢，還是現代化呢？”唐德剛問大家，要大家作答，在座諸君均笑而不答，無辭以對。這個又牽涉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問題。
他又說，如果我們放棄漢字，則一部六千年的文明史等於宣布了死刑，漢字變成古埃及的“神書”、“希臘文”、“拉丁文”，我們的文化遺產就全部損失了。一部新的文明史從頭開始，我們要重頭再造一個新文化，這又待何年何月才能造成呢？
唐德剛最後以幽默的口吻說：“我們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拚音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條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拚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拚音語言來得更方便。花五十年造一種新文字，不如花五十年學一種現成的文字。”他所提出的幾個辦法，一是蒙古化，大家學俄文；一是學印第安人的辦法，以英文為主，以拚音為輔；三是印度化，印度境內語言最多最複雜，所以必要時得用英文。大家學英文，英文變成印度的secondnguage（第二種語言）。唐德剛說：“如果我們漢字拉丁化或拚音化，則我國文化遺產消失殆盡；如果印度化，即大家學英文。再不然，在五十年內將古籍全部譯成英文，則我們尚可以保存一點點文明，文明當不致完全消失，何況英文也是世界上美麗的文字之一種。”他說：“西方希臘、羅馬文明中斷，一是他們本來的東西就不多，他們沒有十三經、二十四史等。還有，他們在文字滅絕之前，好東西都已譯成了英文或法文。當年我在哥大讀書時不修拉丁文就是這個道理。試問哪一種拉丁文典籍沒有英文翻譯？但如果把我們《四庫全書》全部拉丁化或拚音化（不管哪一種拚音），則成什麽樣子？豈不變成有字天書，誰也看不懂？如譯成英文還可以看。”接著，唐德剛很激動地說：“我主張連中文spokennguage（口語，即中國話）都取消。”道理何在？他說：“1965年我去印度，發現印度人英語講得不好，很難懂，但印度人聽得懂。所以我建議中文連spokennguage也取消，則大家可以全心全力學英語，要學得徹底一點、學好一點，則以後移民也方便，來美留學也不要考托福了。”唐德剛講這番話，是挖苦與諷刺主張拉丁化或拚音化者的話。但席間一位專家居然認為唐德剛對文字改革的意見是反對漢字拉丁化，但主張全盤英語化，以英文英語來代替漢字及漢語，則大謬特謬矣。
這位專家不懂幽默，誤解唐德剛的意思，在座諸君子聽了大驚失色。這一點倒很像《禮記》的《檀弓篇》裏記孔門弟子誤解孔子說“死欲速朽”的道理一樣。
最後唐德剛呼籲大陸有關方麵及一批五四遺老不要隨便宣布中國文明死亡。
結尾時，他很沉痛地說：“殺一個文明很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六期
（唐德剛講述 湯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