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粟裕和劉英會合，重新集結的挺進師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遊擊總隊”（簡稱遊擊總隊），粟裕任司令員，劉英任政委。
這時候的粟裕和劉英早已冰釋前嫌。粟裕左臂殘疾，劉英則因負傷同樣右手腕致殘，在給新兵講解遊擊戰術時，粟裕就很風趣地說：“人們以為劉英和我是三頭六臂，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隻有一雙完整的手。”
1938年3月，粟裕率遊擊總隊開赴皖南，劉英奉命留在了浙江。他們從此再沒能見麵，直到5年後劉英被蔣介石下令逮捕並殺害。
粟裕非常懷念這位戰友。劉英死後，他千方百計找到了劉英的遺孀和遺孤，並主動擔負起了撫養之責。劉英的嶽母是一個小腳老太太，劉英又留下了兩個遺孤，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粟裕專門讓人備了一輛馬車，遇有敵情便讓馬車隨大部隊轉移。
與劉英的那段恩怨偶爾還會被人提起，不過粟裕對此更多的已不是抱怨，而是一聲輕輕地感慨：“那時我們都太年輕……”
年輕意味著不成熟，意味著諸多的缺憾，可是隻要搜尋我們的腦海，那些最不能忘懷的記憶，以及最真摯的朋友，往往也正來自於此。
走出青澀的粟裕又碰到了一位故人，在前往皖南的路途上。所不同的是，這位故人過去是敵人，現在是朋友。
他就是粟裕進入浙江時所遭遇的第一個大敵——黃紹竑。 <h2>上滿發條的鬧鍾</h2>
黃紹竑先前在山西指揮了娘子關戰役，但是指揮得很淩亂，尤其是對川軍使用了“填坑式戰法”，導致最後一敗塗地。回到南方後，考慮他曾在浙江主政兩年，熟悉當地情況，又嫻於吏治，蔣介石便重新任命他為浙江省主席。
這個省主席並不好當，在日軍的連續進攻下，包括浙江省會杭州在內的許多地方皆已失陷，潰退部隊到處都是，連交通都為之堵塞，種種不利境況，讓黃紹竑長籲短歎，徹夜難眠。
與粟裕見麵後，大家都不再計較過往。黃紹竑留粟裕吃飯，粟裕則邀請黃紹竑視察教導總隊。
這時的遊擊總隊共有500多人，數量上又回到了剛進浙江時的水平，而且紅七、紅十軍團時期的老骨幹也不太多了。裝備上與國民政府的正規野戰軍相比，更是顯得落後，除槍支混雜、未穿著製式軍裝外，不少人拿著大刀長矛，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
不過在南方遊擊隊中，遊擊總隊仍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武裝。那些不多的紅軍老兵，既能打正規戰又能打遊擊戰，其軍事素質與一般的地方遊擊隊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劉英在葉飛等人麵前每每會以老大自居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兵主要是臨時招募的一些青年學生，他們還沒打過什麽仗，僅接受過臨時性的遊擊戰術訓練，但這些新兵有知識有朝氣，是部隊未來的希望。
視察時，遊擊總隊官兵個個精神抖擻，士氣高昂，黃紹竑看了很是高興。
過去像黃紹竑這樣從正規戰出來的高級將官，一般是看不上遊擊隊或遊擊戰的，可是抗戰開始後，對手變了，在日軍麵前，即便是中國的正規軍主力，裝備方麵也處於劣勢，要跟對方在一點一線上爭長短、決勝負，實在很吃力。經曆娘子關一役後，黃紹竑對此可謂感同身受。
形勢決定戰略，持久抗戰、全麵戰、總體戰遂成為此時國內最流行的軍事術語。黃紹竑由此對遊擊戰產生了濃厚興趣，他不僅對遊擊區和遊擊戰進行了研究，還一度向蔣介石打報告，願意辭去浙江省主席，親自帶一支部隊到遊擊區去活動。
視察結束時，黃紹竑當眾承諾撥給遊擊總隊5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從而為這支抗日新軍助了一臂之力。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義麵前，曾經的死敵走到了一起，當然是暫時的。
1938年4月18日，遊擊總隊到達皖南岩寺，加入新四軍作戰序列。
新四軍係由南方八省遊擊隊組成，其中葉飛的閩東部隊，黃道的閩北部隊都已到達岩寺，並合編為第三支隊。要論淵源，遊擊總隊與三支隊最為接近，可是因為“火並”時候的那點心理陰影還在，要立刻坐一張板凳上共事，多少還顯得有些尷尬，最後的結果是：粟裕就任第二支隊副司令，遊擊總隊也編為第二支隊，為第四團第三營。
粟裕到達岩寺時，台兒莊大戰已經結束，徐州會戰進入後期階段，日軍正計劃南北合擊，對徐州實行迂回包圍，原駐鎮江、蘇州、蕪湖的主力野戰師團因此均被緊急抽調了出去。
新四軍的任務是深入敵後，在蘇南牽製敵軍，毛澤東從延安發來指示，讓新四軍先派支隊到溧水一帶進行戰略偵察，並強調“須派電台及一有軍事知識之人隨去”。
新四軍軍部收到指示後，按照這一標準點兵點將，點到了剛到皖南才幾天的粟裕，由他出任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領的先遣支隊從岩寺出發，越過日軍的公路封鎖線，向蘇南敵後一路挺進。
先遣支隊共有400多人，配置極其精幹，成員都是由第一、二、三支隊中抽出的團以下幹部，下轄的3個偵察連也均為3個支隊中武器裝備最好的部隊。
沒有一個不是十年內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好漢，但抗戰與內戰畢竟不同，加上進入的是陌生環境，氣氛還是很緊張。時年30歲的粟裕像個上滿發條的鬧鍾，每時每刻都對敵情保持著足夠的清醒和警覺。
有一天午夜時分，支隊正在皖東南的南陵縣城宿營休息，粟裕突然下令緊急轉移。
日軍來了？沒有。
大半夜“折騰”大家，隻是來自於粟裕的一個直覺：蘇南多為前方潰軍，很少有向日軍直接開過去的部隊，而南陵離日軍控製的蕪湖很近，支隊行蹤很可能會被日軍發覺。
粟裕對自己的直覺判斷也沒有百分百的把握，說的是“可能”，但這個可能哪怕隻有百分之零點零幾，他也絕不容許存在。
4年前，同樣是一支先遣隊，就是因為軍事主官有僥幸的可能，決策時一再遲疑不決，才導致全軍覆滅，這是血的教訓，粟裕對此須臾不敢忘記。
天剛破曉，日機果然飛到南陵上空，並對支隊原有宿營地進行了狂轟濫炸，但這時支隊已轉移到離南陵不遠的山村。
中國軍隊平時受日軍暗算不少，東北軍在淞滬會戰後期就吃了日機轟炸的不少虧，他們聽到這件事後，對粟裕很是佩服，說還是新四軍的指揮官有遠見，才會讓日機炸個空。
軍部選擇粟裕領兵先遣支隊實在是找對了人。遺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隊才得以正式進入蘇南敵後戰場，而徐州正是在這一天失陷，因此沒能對徐州會戰起到牽製作用。 <h2>困難疊困難</h2>
先遣支隊到得晚，一方麵是出於偵察和隱蔽的需要，必須晝伏夜行，即使風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麵則是讓蘇皖邊境的友軍給耽擱了，這些部隊都有各自防區，他們不讓過，你就隻能繞著走。
等到真正進入蘇南，困難有增無減。
先遣支隊的官兵雖有紅軍時期和三年遊擊戰的豐富經驗，但突然之間，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見了，到處都是一覽無餘的河汊水網，要找個隱蔽或居高臨下的陣地頗不容易。
與“環境關”相應的，是語言關。新四軍老兵主要來自於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聽不懂蘇南話，而他們說的，當地人也聽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請地方士紳。士紳詢問是什麽部隊，士兵回答：“我們是森西滾！”
士紳被這個“森西滾”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才知道士兵說的是“新四軍”。
類似笑話還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紹“某某司令”，聽在當地人耳朵裏，卻是“某某西禮”。
客觀障礙的存在，容易加深誤解。先遣隊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給他們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裏露營，遇到下雨，靠在屋簷下暫且過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還有不肯賣糧食的。這時候就隻好餓上幾頓或靠吃剩飯打發，粟裕本人就經常拿一隻茶缸泡上剩飯來借以充饑。
困難疊困難，但所有的困難加一起，敵不過一個最大的：沒士氣。
蘇南是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的發生地，戰後日軍對其進行了瘋狂的燒殺——隻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就知道當地軍民曾遭遇了怎樣的浩劫，日軍所過之處，真正是“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
日軍燒殺的目的，不光是報複，還有恐嚇，而這種恐嚇，在一定時期確實能起到明顯的威懾效果。
粟裕到達蘇南後，發現江南民眾的抗戰情緒非常低落，更談不上有任何抗戰勝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隊怎樣解釋和動員，人家都會反問：“既然你說抗戰會勝利，敵人的力量在削弱，那為什麽政府軍隊還要從徐州撤退呢？”
還有人說得更刻薄：“現在南京也沒有幾個鬼子，你們為什麽不奪回來？”
質疑中，譏諷的意味很是明顯，這使先遣支隊的宣傳就像拳頭打在棉花上，一點痕跡都看不到。
當地民眾不信任先遣支隊，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看到了支隊背負的武器。
蘇皖屬顧祝同第三戰區範圍，第三戰區共集結了30個步兵師旅，在這些部隊中，新四軍的裝備隻處於中下水平。先遣支隊已是優中選優，好的武器都給它了，可加一起也僅有兩挺輕機槍，其餘槍支都是用舊的，有的缺少瞄準器，有的為便於打遊擊，長槍已鋸成了短槍，還有的是埋在地下許久，剛剛才挖出來的。
皖南集結時，各部隊一看新四軍的裝備如此落後，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隊出發之前，一位友軍將領很不客氣地對粟裕說：“你們軍隊有良好紀律，作為一支政治宣傳隊是好的，如果要到東線去打仗，那就隻有聽下回分解了。”
蘇南百姓沒有軍人的那種鑒別眼光，但也見過世麵。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包括羅卓英第十八軍在內的“中央軍”都曾在蘇南與日軍鏖戰，他們覺得，既然連這些裝備優良的“中央軍”都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憑先遣支隊這麽一點兒人，這麽差的槍，怎麽可能立得住腳。
一些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士紳便出麵勸先遣支隊：“你們明知山有虎，何必還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麵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僅不退，還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他給先遣支隊提出的口號是：“一切靠打勝仗來解決！”過去的經曆告訴粟裕，在戰言戰，隻要打勝一仗，把士氣振作起來，其他困難，不管是“環境關”，還是語言關，都將隨著時間慢慢地迎刃而解。
可是他不說打仗還好，一說打仗，反而嚇壞了當地人。
蘇南的地方武裝和“遊擊隊”其實多如牛毛，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自從日本鬼子來了以後，每天就是拉屎撒尿，都能不小心撞到一個“江南遊擊司令”。
這些“司令”不過是亂世稱王，平時攔個哨卡，收收“抗日稅”可以，真要他們跟日軍幹仗，誰都沒這個膽兒。即便有那衝動之下想靠打日本來立立威的，往往一打就垮，或者還沒打就垮了。
在很多人眼裏，“江南遊擊司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把粟裕和先遣支隊也看成了同一類型。一聽先遣支隊說要打仗，便連連擺手：“不要在我們這個地方打仗，你打仗到遠處去。”或者“你們才這幾條槍，趕快走吧，鬼子包圍過來，你穿便衣都跑不脫！”
最善意的調兒調兒是下麵這種：“可憐的新四軍，無衣無食，還愛打仗，我們得做道場替他們超度超度了。”
粟裕愛打仗不假，可卻並不需要別人提前替他超度，而能夠為他和他那支“可憐的新四軍”正名的，無疑還是戰場上過人的表現。 <h2>破路就像玩家家</h2>
在新四軍的東進計劃中，先遣支隊除了偵察，還起到一個開路先鋒的作用，陳毅隨後便率一支隊開赴蘇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隊與先遣支隊在溧水會師。這段時間，粟裕除將偵察情況向陳毅進行匯報外，也在考慮首仗應該怎麽打，在哪裏打。
6月11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突然向新四軍軍部下達命令，限新四軍在3天內趕到京滬鐵路附近，以破壞敵軍交通。顧祝同還強調，如完不成任務，將予以“嚴厲處分”。
三戰區以雜牌部隊居多，一般情況下，顧祝同不會這麽板著臉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為正麵主戰場又再趨緊張：當天，總部駐於南京的日本“華中派遣軍”已溯江西上，包圍安慶，比剛剛結束的徐州會戰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的武漢會戰開始了。
顧祝同既無能力從正麵發動進攻，便隻有讓已深入敵後的新四軍來破破路，借以對華中派遣軍進行襲擾和牽製。
按照新四軍軍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隊具體執行此次破路任務，陳毅又從一支隊中挑選了部分官兵，組成一個連與先遣支隊一道行動，這樣歸粟裕指揮的部隊一共有4個連。
京滬鐵路距駐地有200餘裏，在限時3天的前提下，任務顯得非常緊迫，但粟裕似乎並不著急，他指定的行軍路線也與既定目的地不符。
當然，這隻是假象。三年內戰時期的“敵進我進”，已使粟裕養成了一種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進，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隻有當白天謝幕，才能隨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變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時正值梅雨季節，烏雲低垂，雨點稠密，道路非常濕滑，但對這些經曆過三年遊擊戰的老兵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眾人腳上都紮了防滑鐵絲，即使在泥濘的路上依舊能保持急行軍的速度。
部隊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進入友軍防區時，幾經交涉都不讓過，一直拖到午後，才予放行。
先遣支隊帶了一部電台，以便與上級聯係，誰知半途電台燈泡燒壞了，反而成了累贅。那時候的電台金貴得很，舍了多少條命也不能丟一部電台，為了便於行動，粟裕索性派一個連護送電台回去，自帶3個連繼續急進。
1938年6月15日拂曉，經過3個雨夜的連續急行軍，先遣支隊終於到達了句容至下蜀鎮公路以東的徐家邊。
經過偵察，發現下蜀鎮共有二十幾個日軍，晚上移駐離下蜀鎮以西約兩裏路的火車站內，周邊構築有塹壕、鐵絲網等防禦工事。
由於要全力投入武漢會戰以及即將展開的惠廣戰役（又稱廣州戰役），留守蘇南的日軍兵力嚴重不足，交通線上相距五六十裏才會有一個據點，這樣的據點通常情況下隻有三四個日本兵，二十幾個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個兵都沒有的鐵路線上去破路，任務是完成了，風險也會降到最低，可那有什麽意思，鬼子連撓癢癢的感覺都沒有，還能叫襲擾和牽製嗎？
粟裕當即決定，就在下蜀幹它一票。
晚上10點，粟裕進行了兵力分配，以一個連向下蜀車站方向警戒，掩護破路，其餘部隊全部投入破路作業。
新四軍沒有破壞鐵路的經驗，隨身帶來的隻有一些鐵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時間和力氣，仍然難以將鐵軌撬下來。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鐵路附近找來了老百姓，一問，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竅門，光硬撬沒用，最好的辦法是去掉道釘，然後移動鐵軌位置。
接下來就順利了。經過4個半小時的作業，一共破壞了40多米的鐵路。見任務完成，粟裕一麵命令警戒連向下蜀車站之敵發起佯攻，一麵在散發傳單標語後，組織部隊迅速撤離。
黎明之前，先遣支隊安全轉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對鐵路線上的動靜進行觀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點，一列從上海方向開來的火車在下蜀出軌，京滬鐵路交通為此中斷達數個小時。
蘇南交通相對發達，相對發達的交通也為日軍快速調集兵力帶來了便利。下蜀鎮為師團部駐於鎮江的第三師團所轄的範圍，第三師團隨後便派來了整整7卡車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鐵道輜重兵，鐵路很快便被修複。
先遣支隊移駐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莊，周圍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進入村莊休整，準備撤離，但是粟裕卻並沒有就此罷手的意思。
根據偵察員帶回的情報，因為鐵路被破壞，各據點的日軍駐兵都得到相應增加，而且各據點還將聯合起來，於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來進行“搜剿”。
擺脫“搜剿”，對粟裕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算不上什麽難題，他真正在意的不是這個。
由於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還不如人家修得快，這很讓人沮喪——固然給軍部和三戰區的戰報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這從來就不是一個以打仗為本分的軍人的風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點兒，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 <h2>兵多不如兵精</h2>
到達蘇南後，粟裕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先打上一仗，以改變當地軍民低落的士氣，偵察員帶來的另一個情報正好與此對路。
據偵察員說，在鎮江到句容的公路上，運輸相當繁忙，每天通過的日軍汽車多達五六十輛，通行時間多在上午8點到9點，以及下午4點前後。
幾天前，粟裕曾親自到那一帶公路沿線進行過偵察，並且當時就對一處地形情有獨鍾。
被粟裕青睞的地方叫韋崗，位於鎮江西南15公裏處，屬於丘陵山地，南北各有兩座近百米高的連綿山岡，公路就像一條狹長的帶子，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彎彎曲曲，夾於其間。
粟裕仔細觀察了一下，盡管山上樹木稀疏，但有許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於隱蔽埋伏，以他多年從事遊擊戰的經驗和眼光來看，這是一個打伏擊戰的絕佳地形。
到韋崗去伏擊日軍車隊，不僅可以避開日軍的“搜剿”，還能借此打開江南抗戰的局麵，何樂而不為？
粟裕立即召集各連幹部到竹林開會。他告訴眾人：“根據日軍車隊活動的規律，戰鬥可能在明天拂曉前後打響……”
粟裕已記不清自己打過多少次伏擊，汽車也打過，但通常沒有押運兵，隻有司機，跑得快的就溜了，反應慢的看到紅軍便瑟瑟發抖，不用費什麽手腳，他自己就會把車停下來。
打日軍的軍用汽車，這還是第一次。對於粟裕來說，另一個他必須麵對的現實是，由於電台損壞，已經來不及將作戰方案向上級報告，也就是說，這一戰必須完全由他自己策劃、自己指揮，當然也要由自己承擔後果，無論是好是壞。
在對韋崗伏擊戰進行部署時，粟裕斬釘截鐵地說：“一定要把日軍的車隊截住，否則我們今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困難會很大！”
會議結束，粟裕的視線才離開了地圖。
從一支隊抽到先遣支隊的那個連的連長叫童炎生，三年遊擊戰爭時期在湘贛邊打遊擊，此前與粟裕從未謀麵，但他和許多新四軍老兵一樣，對粟裕慕名已久。就在這次會後，他難得地與“粟司令”嘮起了嗑兒。
粟裕說的是先遣隊，不過不是現在這支，是4年前的那支：“4年前，在方誌敏同誌領導的抗日先遣隊裏，我被任命為參謀長，但那支先遣隊的使命沒有能完成，我們在懷玉山上被圍困了……”
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但是粟裕的聲音隨後便轉向激越：“4年後的今天，我們又搞出一個先遣隊，並勝利挺進到蘇南，現在我們麵臨著一個全新的形勢。”
粟裕手握著竹枝，目光停留在青青的竹葉上，低吟起了方誌敏在獄中留下了的一首絕句：“雪壓竹頭低，低下欲沾泥，一輪紅日起，依舊與天齊。”
形勢好，不等於就能打得好。4年前的抗日先遣隊，說敗，也就是敗在伏擊戰上，那場伏擊戰沒打好，從此一路敗下去，直至覆亡。
又要打伏擊戰了，還是先遣支隊出師江南後的處女作，對粟裕來說，它的規模也許不大，但是意義不小。最重要的是，他在這場戰鬥中決不能敗，隻能勝。
隨著夜幕降臨，在粟裕的率領下，先遣支隊從下蜀後山出發，插向韋崗。
天正下著大雨，每個人的頭上都像罩著一口大鐵鍋，到處是黑乎乎的一片，能見度極差，隻能隱隱約約地看到一些樹木、草棚和土岡，這使行軍變得非常困難。人們的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流淌，還沒跑多少路，就個個渾身濕透。
從奉命執行任務開始，先遣支隊就這樣天天泡在雨水裏，加上破擊鐵路時通宵苦幹，官兵越來越疲勞，生病的人增加到10多人，隊伍也逐漸拉開了距離。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兆頭，粟裕很快意識到這一點。行至中途，他傳令停止行軍，重新編組部隊。
粟裕從各連挑選出精幹人員，也就是那些身上還有一股虎勁的官兵，共組成6個步槍班、1個機槍班和1個短槍班，各班均配備了手榴彈投擲手。
兵多不如兵精，他要用這支精兵來打伏擊戰，以確保以一當十，得心應手。
淩晨兩點，編組後的先遣支隊分路而行。不參加戰鬥的人員攜帶病員和行李，到預定地點集結待命，參戰部隊則繼續往韋崗前進。
在到達距韋崗約8裏地的一處小蘆葦蕩後，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分配作戰任務外，對伏擊戰做最後一次準備。
機槍班共有兩挺輕機槍，這是先遣支隊唯一的重火力，毫無疑問，機槍手將在戰鬥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機槍手也因此被反複叮囑：“你可要沉著，打得要準，要猛，但不能浪費子彈！”
機槍手是老兵，一拍胸脯：“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話音剛落，就有人拋出了難題：“你先別吹牛，你知道打汽車該打哪裏呀？”
先遣支隊麵臨著很多第一次，“打汽車究竟打哪兒”是一個，其他還有“向鬼子喊話怎麽個喊法”等等，但是最後的焦點都集中在了打汽車上。
從粟裕到童炎生等連班級指揮員，都沒有準備標準答案，他們臨時給士兵們開了個“諸葛亮會”，讓大家一起想辦法。
有人說：“把開車子的打死了，汽車不就僵了。”
這個辦法馬上就遭到反對：“光打死開車的，說不定再冒出個活的來把汽車開走呢……”
“那你說怎麽個打法呢？”
反對的人自有主意：“我說應該打輪胎，把輪胎打漏氣了，車不就跑不動了！”
“打輪胎”得到一致同意，部隊在完成準備後，即向韋崗猛撲過去。 <h2>千鈞一發</h2>
因為路上多費了一番周折，當先遣支隊趕到目的地時，天已經亮了。
1938年6月17日，上午8點，粟裕遠遠地看到從句容方向開來一輛卡車，但因部隊剛到山腳下，還未能進入伏擊陣地，隻能眼睜睜地讓這條魚給溜了。
8點10分，在粟裕的指揮下，先遣支隊展開隊形，占領了公路兩側及山口南北兩頭的有利地形。粟裕自己領了一個機槍手，扼守山口之間的公路。
兵力和火器尚未布置完畢，他突然發現從鎮江方向開來一輛卡車，逼近設伏區域。
時間定格在8點20分。粟裕舉起左輪手槍，挺身而立，高喊一聲：“開火！”
機槍手原本將槍口對準句容方向，此時趕快轉身迎敵。一切都太倉促了，根本來不及想究竟是“打輪胎”還是“打開車的”，一梭子機槍子彈就飛了過去，把卡車打得啪啪直響。
子彈既沒打著輪胎，也沒碰到人，但是擊穿了車頭的汽缸。日軍駕駛員像挨了棍棒的瘋狗一樣，繼續拚了命地往前開。
粟裕事先安排了手榴彈投擲手，可惜投擲手的技術普遍不過硬，手榴彈投過去，離卡車還有十幾米遠，根本炸不著。
在汽缸被擊穿的情況下，卡車也沒法正常行駛，在搖搖晃晃地衝出一裏路後，一頭歪倒在路旁。
當支隊追過去時，日軍已經棄車而逃，車上也沒什麽好東西，隻有一車的郵件，不過這麽一打，把大家的信心打出來了。
伏擊圈處於兩山凹部，沒有村落居民，加之天雨有霧，路上也不見行人，槍聲不會遠傳。行動之前，粟裕最為擔心的是鎮江和句容的日軍會迅速聞聲趕來，對先遣支隊進行夾擊，現在看來，至少短時間內日軍大部隊難以做出反應。
鎮江是第三師的團師團部所在地，粟裕判斷，從鎮江出來的很可能是一支車隊，也就是說，在第一輛被擊毀的卡車後麵，還會跟著第二輛、第三輛。
進入伏擊圈的將不隻是一條單個的魚，而是整整一個魚群，他得拿大網兜住。
粟裕立即穿過公路，登上山坡，通過製高點來監視公路上的敵情。他命令在加強對句容方向警戒的同時，將主要火力全部對準鎮江方向。
果然，沒多久，第二輛汽車來了。這是一輛黑色包車，一看就知道車上坐的是軍官。機槍手一陣猛射，包車被打得周身是火，駕駛員也負了傷。車子先是碰到一塊土埂上，又退回來，最終失控翻入公路西側的水溝。
支隊上前搜檢，發現已有兩名日軍中彈死在車底下。粟裕也來到黑色包車旁檢查，但就在他即將靠近車輛的瞬間，一個讓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險情出現了。
一名中彈負傷的日軍軍官躲在水溝裏，這時驀地跳出，並且端起刺刀向粟裕刺來。
千鈞一發之際，周圍官兵急忙舉槍射擊，將這名日軍軍官撂倒在地，其中致命的一槍來自於粟裕身後的警衛員。不幸的是，由於現場過於慌亂，混亂射擊中，一名戰士也被流彈誤擊身亡，成為伏擊戰中先遣支隊唯一的戰死者。
後經查證，先前被打死的兩名鬼子，一個為駕駛員，一個為土井少佐，而偷襲粟裕的是整個車隊僅次於土井的軍官——梅澤武四郎大尉。
這輛包車裏油水不少，除土井的手槍、軍刀外，先遣支隊還繳獲保險箱1隻，內有日鈔7000元。
很顯然，兩名日軍軍官是這支車隊的核心，後麵的魚還得繼續跳上岸來。
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僅隔5分鍾，第三、第四、第五輛卡車接踵而至，車上總共載有日本兵約30多人。
打掉包車後，官兵作戰情緒明顯高漲，機槍手已能從容不迫地瞄準輪胎開火，打得輪胎上全是洞眼。在先遣支隊的猛烈射擊下，山穀震響，硝煙彌漫，第三輛和第四輛車先後被擊中，一個停於山間公路的中段；另一個停於路口。
大家很快發現，卡車比包車要難打得多。日本人的軍用卡車隻有踏板，沒有攔板，一聽到槍聲，除駕駛員外，其他人可以全部跳到車下，不會遭到大的殺傷，因此並不能馬上將這兩輛卡車的日本兵予以全殲。
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第五輛車上。
3輛車挨得都很近，第五輛車的駕駛員發現不妙，一個急刹車停在了路口以北。此處在機槍的射程之外，火力夠不到，車上的日本兵馬上跳下車，潛伏在公路兩側的草叢中，與先遣支隊展開對射。
粟裕在韋崗伏擊的日軍車隊，屬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該旅團參加過淞滬會戰，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射擊技術非常精準，隻要在200米範圍內，均能命中目標，這使得先遣支隊不敢輕易往前衝。
另一方麵，先遣支隊雖是從新四軍內選出來的精兵，如童炎生等老兵也是從正規戰中摸爬滾打過來的，但三年遊擊戰爭的經曆，讓他們或多或少對正規戰的技術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沒有時間在皖南整訓，倉促投入實戰，馬上陷入了手榴彈投不遠、步槍也打不準的窘境。
情況非常危急。 <h2>就像叉條小魚一樣</h2>
參加這場伏擊戰的童炎生等人，戰後都對粟裕欽佩不已。這種感覺已不光是原先的慕名，而是真正“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式的佩服。
危急時刻，粟裕把支隊的另一名機槍手調到路口以北的製高點，對日軍進行俯瞰射擊。
棋子一動，局麵大變，哪怕那可能隻是一隻小卒。
日軍一下子被擊潰，無法再發起反擊，隻能將幾個傷兵的屍體拖上車，然後開著車逃之夭夭。
粟裕本來在路口還布置了一個穿便衣的短槍班，但短槍班使用的都是駁殼槍，射擊距離有限，無法阻止日軍的後撤。
與此同時，對第三、四輛車上的日軍的圍擊也行將結束。隻是這批鬼子會遊泳，沒負傷的大多借助公路旁的水溝逃走了，戰場上隻剩下幾個受傷未死的家夥還在掙紮。他們從草叢裏跳出來，一邊瘋狂叫喊，一邊挺著刺刀歇斯底裏地向新四軍官兵衝了過來。
戰鬥過於緊張，雖然“向鬼子喊話怎麽個喊法”已經解決，日語口號也早就練過幾遍，但從始至終都沒人記得喊過。現在看這拚命的架勢，似乎也用不著再喊了，他就算是能聽懂，你的好心也會被當作驢肝肺。新四軍仗著人數優勢，一群人叉一個，就像叉條小魚一樣，給幾個日軍殘兵全給解決了。
檢點戰果，擊毀四輛汽車，打死13名鬼子，加上日軍搶運的傷者，總計有20多人死傷，此外還繳獲三八式步槍10餘支。己方除誤擊身亡1人外，還有數人負傷。
卡車上裝著食物、被服等軍需用品，因為人手少，還要抬傷員，隻能取走一部分，其他與車輛一起予以焚燒。
伏擊戰前後大約經曆了半個小時，粟裕估計鎮江之敵應該已得到消息，對方有公路運輸的手段，機動增援的速度將會很快，因此在匆匆打掃戰場後，即下令迅速撤離。
也是過了半個小時，駐鎮江的第三師團增派的援兵趕到，共有17輛運兵車和1輛裝甲車到達韋崗，不過現場除了殘骸，已空無一人。
1938年6月18日，第三師團再次對韋崗一帶“搜剿”，韋崗的民房幾乎全部被燒毀，不少當地民眾遭到槍殺，但日軍仍未能發現先遣支隊的蹤跡，甚至於也搞不清楚這支奇兵的來曆。
當天，南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接到第三師團傳來的報告：“一支番號不明的中國軍隊，對由鎮江至句容的車隊進行了伏擊。”
“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隨即向韋崗派去3架飛機，進行低空盤旋搜索，自然也是一無所獲。
找得到才是怪事，先遣支隊此時已轉移至寶墊，寶墊在韋崗以東30多裏外。聽說新四軍擊毀汽車，打死日本兵，又看到他們繳獲的武器，寶墊人歡欣鼓舞，紛紛走出來歡迎這支凱旋之師。
童炎生說，自進入蘇南，他還是第一次經曆這種熱鬧場麵，韋崗一戰，一下子就把新四軍在當地的形象給樹了起來。
自南京失陷，蘇南民眾已有半年多沒有見到一支像樣的中國軍隊，更不用說還能打勝仗了。在蘇南各個地方，三五個日本兵，甚至是徒手士兵，都可以到遠離據點十裏八裏的村莊橫行，老百姓毫無抵抗的能力，敢怒不敢言。
新四軍恰如橫空出世，逐漸成為敵後群眾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依靠。
粟裕為自己，也為先遣支隊和新四軍開了個好頭，韋崗戰鬥的意義和價值自然非破路可比。陳毅得知後高興地說：“江南處女戰打得很好。”他擅長寫詩，隨即吟詩慶賀：“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
從新四軍軍部到三戰區，級級上報，國民政府軍委會給新四軍軍部發來嘉獎令：“所屬粟部，殊堪嘉尚。”
1938年6月中旬，第二支隊從皖南出發，到達南京至蕪湖鐵路以東。經新四軍軍部指定，第二支隊主力由粟裕指揮，完成了先遣任務的粟裕重回二支隊。 <h2>窮人當家</h2>
韋崗伏擊戰前後，“華中派遣軍”的前鋒部隊已攻占安慶，直抵馬當要塞。
1938年6月23日，新四軍軍部向挺進蘇南敵後的各部隊發出最新指示，要求繼續以遊擊戰的形式，對武漢保衛戰進行配合。
這個指示的前提，是新四軍能在蘇南打遊擊並取勝，然而事實上，究竟能不能，誰心裏都沒底。
韋崗伏擊戰雖然首戰告捷，但通過這一戰也可以看出來，日軍在蘇南占有多大優勢——被伏擊的並不是正規的野戰兵，打他們都那麽費勁，更別說第三師團等極富作戰經驗的老師團了，而且江南相對發達的交通，稠密的人口，無險可據的丘陵平原，均跟山地遊擊戰的特點完全不符。
茅山是蘇南為數不多的山脈，被新四軍確定為遊擊基地。陳毅沒去之前，他想象中的茅山，應該是“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哪知道真到了茅山，才發現山上不僅無樹無花，連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單人獨馬，也隱蔽不了大部隊。這一情景，曾讓陳毅大失所望。
如果劣勢無法改變，那就尋找優勢。陳毅、粟裕都不約而同地看到了這個優勢，那就是“華中派遣軍”的兵力集中在武漢和廣州，即使在韋崗吃了點兒虧，對新四軍還是持輕視態度。
打遊擊最好的時機，就是當對方輕視你的時候，這時候他異常驕傲，異常疏忽，毫無防備，若再不趁機上去占點兒便宜，那就不是他的錯，而是你的錯。
優勢能克服劣勢，有的優勢還得順延，粟裕接下來要打的仍然是伏擊戰，而且又是拿日軍運兵車開涮。
打仗經驗是個慢慢積累的過程，所有經驗和教訓都不能白白浪費，他對韋崗伏擊戰進行了“複盤”，從地形選擇、火力配備等十個方麵，一個個細節摳，摳到手榴彈投擲量應提前多少米，都做了分析。
1938年7月，在粟裕的指揮下，第二支隊伏擊了當塗至蕪湖之間的火車，結果再次獲得成功：擊毀日軍軍車1列，繳獲大批軍用品。
粟裕對江南抗戰有自己的觀點。
剛剛出山的新四軍“家徒四壁”，不僅人少，武器差，而且普遍缺乏正規作戰的經驗。窮人嘛，更得學會當家，日子要一天天過，一年年過，新四軍如果一開始就與日軍大打運動戰，沒多長時間就會被打個精光，日子會越來越難過，但要是能夠積小勝為大勝，就會越來越好過。
粟裕甚至認為，哪怕戰鬥中隻打死一個敵人，隻繳一支槍都是賺了。
第二支隊就這樣反複“蹭”日軍的便宜，他們經常打勝仗，當然這樣的勝仗規模都非常小，真的是打死1個鬼子或繳1支三八大蓋的那種。
“小小勝”越來越多，直到破天荒地俘虜了日軍士兵。
進入7月中旬以後，第三師團等老師團已接到進攻武漢和廣州的預先號令，寧滬杭地區的守備將逐漸交由從日本國內調來的新編師團擔任，但也正因為處於交接期，“華中派遣軍”更不希望院子裏老是莫名其妙地飛來各種小石頭、小瓦片，多煩人哪。
1938年8月22日，“華中派遣軍”從第三師團抽調了4000餘人，騎兵500餘人，兵分八路，水陸並進，對正在小丹陽地區活動的第二支隊展開合圍。
能從三年遊擊戰中活下來，粟裕最不怕的就是這種仗勢壓人的大合圍，他祭出了在那些年屢試不爽的法寶：敵進我進。
第二支隊主力在小丹陽以西隱蔽，一部與日軍相對而進，直接奔襲南京近郊。
當日軍到達小丹陽時，沒有找到新四軍蹤影，但卻連連接到後方告急電報，說是不用找了，新四軍的軍旗已經插上了雨花台的製高點。
日軍指揮官從沒有見識過這種遊擊戰的打法，也不知道粟裕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第一個反應就是趕緊撤退回防。
日軍一收，粟裕馬上把主力抽出來，兜在背後打鬼子的尾巴，前後共斃傷日軍50餘人，己方無一傷亡。
這樣興師動眾的大合圍，不是一拍巴掌就能組織得起來，對合圍的失敗，日軍也無可奈何。
1938年9月，武漢會戰進入關鍵時期，“華中派遣軍”所屬6個師團全部調出參加作戰，接防守備任務的為4個新編師團。
這4個新編師團必須占領和警備蘇、浙、皖三省，其實也就隻能控製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別說抽出機動兵力了，就連必要的警備兵力都不足。
趁此良機，新四軍得到迅速發展，對地形民情也慢慢地熟悉起來。
陳毅眼中的茅山，不再是一無是處，在山裏待的時間一長，他發現茅山果然是“名實相符”：山上的茅草不僅多，而且厚，多數的山窩曲折處，遠了看不到，近了才能看出玄妙，起碼在裏麵藏幾支小型遊擊隊不成問題。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結束，“華中派遣軍”攻陷武漢，但中國政府並未因此投降，那些抽出去的老師團隻能繼續留在正麵戰場作戰。
這個時候，“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已經開始真正把新四軍當回事了，曾經的單純防禦也逐漸轉向攻勢防禦，然而兵力不足仍然是日軍難以解決的老問題，即便在部分使用偽軍後，仍然顯得捉襟見肘，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嚐試改變策略。 <h2>鷹抓兔子</h2>
日本是一個善於模仿和學習的民族。新四軍擅長打遊擊戰，他們就翻抗戰前中國的內戰史，看國民黨部隊如何對付遊擊戰。
蔣介石“圍剿”蘇區用的是碉堡戰術，日本人照搬過來，對新四軍采用“梅花樁戰術”。
“梅花樁”是形象的說法，其實就是指碉堡據點。日軍先以交通網為基礎構建封鎖線，再依據封鎖線，在其內部設立“梅花樁”，從而以這樣一個個棋盤式的小塊來壓縮新四軍的活動範圍。
同是“圍剿”，日本人比當年的國民黨軍隊可狡猾毒辣多了，要戰勝這樣的對手，隻有一個辦法：
你比他更聰明、更威猛！
第二支隊司令部設在小丹陽，日軍就在周邊拉起封鎖線，對第二支隊實行壓迫和圍困。這條封鎖線上有一個“大梅花樁”，它在日軍盤踞的戰略基點蕪湖附近，是一座古鎮，叫官陡門。
從根據地前往官陡門，必須經過100餘裏的河網地帶，中間各條河溝縱橫交叉，深不可涉。在這百餘裏的河網地帶，還有星羅棋布的其他“小梅花樁”，能威脅或截斷進攻部隊的歸路。
官陡門是整個封鎖線的中心，縱然新四軍能逼近官陡門，日軍也能立刻予以援救：半個小時之內，各個“小梅花樁”的增援部隊可完全到達官陡門；不用兩分鍾，飛機便能飛到官陡門上空，對地麵部隊進行低空轟炸和掃射；官陡門未超出蕪湖日軍炮兵的射程，隻要接到呼救信號，炮兵就可實施火力支援。
正因為如此，官陡門被日軍認為是安全係數最高、完全可以高枕無憂的據點。
對手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正是軍事上可以出奇製勝的所在，在對敵情和地形進行偵察後，粟裕果斷決定拔除這根“大梅花樁”。
官陡門的硬件似乎不差，它的不足在於守兵不濟。
從新四軍的實際情況出發，粟裕非常強調打弱敵，這也是他自紅軍時期就形成的一個經驗。他還為此打了一個比方：假如敵人是一隻螃蟹，弱敵就是螃蟹的軟肚皮，打螃蟹要先捅這個。
日軍難打，從一般士兵的技術動作，再到軍官的指揮，都具備較高水準，同時日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防禦時十分頑強，死不繳槍。
如果駐紮官陡門的全是鬼子，粟裕就要三思而後行了，但守在那裏的是300多偽軍，則另當別論。
偽軍戰鬥力不強，易於崩潰，被新四軍戲稱為“豆腐軍”。隻要進襲過程中不被發現，能夠確保速戰速決，用粟裕的話來說，就是“鷹抓兔子”，手到擒來。
粟裕鋪開戰爭圖卷，他寫下的第一個字是“奇”。
自1939年1月中旬起，粟裕便在二支隊展開了夜間動作訓練，大練白刃戰、河川戰和街市戰，不過為了起到奇襲效果，對具體要攻哪裏並未透露。
大家隻能私底下打啞謎。這個說：“究竟打什麽地方啊？”
那個問：“打的到底是哪個呢？”還有人已經在擔心：“隻怕偽軍預先逃走了，那才可惜……”
經過皖南整訓和敵後長達半年的頻繁遊擊作戰，新四軍主力部隊的技戰術能力已有一定提高，而神秘感則令官兵的求戰欲望更加強烈。士兵每天都要自動將步槍擦上七八次，機槍手自己買來生發油，防止機槍在給敵軍“點名”時意外卡殼。
1939年1月18日晨，粟裕率二支隊第三團離開根據地，冒著寒風冷雨，對官陡門進行長途奔襲。
一個早上走了50裏路，到達第一個預定地點時，粟裕傳令下午哪兒也不去，就地住宿，並且除少數工作人員外，一律不得外出。
1月19日，原地停留，直到他掐著表，看著到了預定時間，部隊才偷偷上船。
晚上9點，棄船翻過堤埂，改乘另一隻預先準備好的船。這幾隻船原先都是用來裝肥料的，沒有人會注意。
晚上12點，到達第二個預定地點，部隊進行隱蔽集結。
曲曲彎彎，繞來繞去，差不多連自己人都已經暈頭轉向，而這一切對粟裕來說卻是太熟悉了，三年遊擊戰時期，那是他的必備功課，每天想的不是要多走多少路，而是如何把追敵給徹底繞暈。
不過那時候是用來擺脫追敵，如今則要用來鎖定據點。
1939年1月20日晨，粟裕仍沒有宣布作戰地點，隻是繼續做政治鼓動，午飯以後，他的命令是：睡午覺！
在安排士兵睡午覺的同時，粟裕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將作戰任務逐一分配下去。
吃過晚飯，粟裕避開當地百姓，召集全軍講話。他察覺到，官兵的情緒已非常亢奮，較之18日清晨出發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正是他需要的狀態。
粟裕當場宣布了進攻官陡門的決定。在接下來的準備工作中，有人已經在議論：“打偽軍好像打豆腐，喝米湯一樣，別的不怕，就怕他預先逃走……”
晚上5點，三團向官陡門進發。
前麵都是圍繞一個奇字做文章，從現在開始，粟裕要寫第二個字了，這個字是“快”！
三團的出發地點距離官陡門還有70餘裏，再往前去，很難再保守秘密，他們必須一夜間趕到。
走的時候天還沒有黑，以後天色慢慢暗下來，能看見的，隻是自己前麵的那個人。耳邊，除了刷刷的腳步聲和遠處間或的犬吠聲，什麽都聽不到。
晚上8點，距官陡門還有40裏。
現在部隊行進在兩個敵據點的中心線上，這兩個據點可能會截斷三團的唯一歸路。粟裕按計劃派後衛部隊逼近兩據點，以掩護歸路的安全，其餘部隊則繼續前進。
晚上10點，三團被一條河擋住去路。找船，共找到一大一小兩隻船，小船僅能裝3個人，大船最多也隻能裝十來個，更為棘手的是，小船上沒有劃船工具。 <h2>蛇之七寸</h2>
粟裕估算了一下，要按目前的方式渡完整支部隊，得花費4個小時，而距離官陡門還有30多裏，又要擺渡，等戰鬥打響，天也亮了。
天一亮，攻擊難度勢必加大。
必須搶時間。粟裕一邊對河對岸進行警戒和封鎖，一邊把部隊中預先選好的一批水手喊出來，讓他們幫助大船的船老大劃船，以加快渡河速度。至於小船，則用繩索連起來，直接從兩岸拖。
部隊上下船倉時，粟裕安排了專人招呼，以防止滑倒耽誤時間。這樣，依靠兩條“快速水道”，三團終於在兩個半小時之內得以全部過河。
一上岸，部隊爭分奪秒，急速行軍，速度比平常加快了1/3。
1939年1月21日，淩晨2點，距離官陡門20多裏。
又被一條河攔住了去路。
三團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坐渡船，但是不知道船是否已被敵軍封鎖，還能不能找到；二是繞著走，必須多繞十裏路，而且要從一個叫頭道橋的敵據點的眼皮子底下經過。
前者估不準時間，後者能估算時間，反正左右是那十裏路，但風險無疑要大上許多。
粟裕略一沉吟，便決定繞著走。他命令部隊跑步前進，“走快點，衝猛些”，這樣即使被頭道橋發現也不要緊。
話雖是這樣說，粟裕自己心裏其實也很緊張，因為部隊的繞行路線距頭道橋不過兩三裏路，一旦被敵軍發現，用電話通告各處，事情就不好辦了。
隊列中響起急促的呼吸聲和腳步聲，地上雖然鋪滿霜雪，又刮著寒風，但大家仍跑得一身的汗。
就在跑步前進的過程中，粟裕還擔心附近敵軍會不會從哪裏跑出來擋道，以致影響行軍速度，他甚至在心裏念叨起來：“地球轉慢一點吧，不要過早天亮才好。”
4個小時後，三團繞過頭道橋急進，到達了距官陡門僅3裏的地方，這時粟裕的一顆心才落了地。
官陡門據點本身也極其險要，它以河相隔，分東西兩岸，兩岸街道全建在高高的堤埂上，可以瞰製四周的河網與水田。在據點周圍，設置了3道鐵絲網和其他障礙物，鐵絲網以內還築有隱蔽戰壕。
粟裕分兵兩路，自率主力攻西岸，等西岸打響後，東岸部隊再行攻擊。
部隊沿堤埂的傾斜麵前進，一裏，半裏，粟裕命令：“停止！”
大家全都蹲下來，隊伍一片肅靜，靜到連呼吸聲都低了下來。粟裕派突擊隊匍匐前行，第二梯隊官兵則在背後慢慢跟進。
當突擊隊接近鐵絲網時，正要拉開障礙，警報器響了，偽軍哨兵叫道：“哪個？”
開火，槍聲過處，哨兵被打成了馬蜂窩。
哨兵後麵約10米的地方，有一座掩蔽所，裏麵全是偽軍，但還沒等偽軍們反應過來，彈幕便從頭罩下。
突擊隊的“花機關”（一種國產的手提衝鋒槍）、輕機槍、駁殼槍同時連發，手榴彈也不停地甩過來。就像是爆竹店裏失了火，所有槍聲都混雜在一起，聽不出明顯段落，隻有手榴彈的爆炸聲能清晰分出個數，知道甩了多少手榴彈過去。
掩蔽所裏的偽軍，動作快的，鑽出來就成了肉泥，洞門被屍體堵住，動作慢的便永遠出不來了。
不到一分鍾，3層鐵絲網被全部衝破，並能聽到東岸的機關槍聲音，表明東岸部隊也開始實施攻擊。
突擊隊和第二梯隊全都湧入街口，這時偽軍已死傷一片，槍扔得滿街都是。新四軍裝備落後，一般情況下見到槍支就“眼紅”，但這次第二梯隊對地下的槍支看都不看，就往河邊衝去。
在官陡門兩岸之間，隻有一座寬約一米的小板橋貫通，分配作戰任務時，粟裕對西岸部隊有言在先：進入官陡門，必須第一個搶占小板橋，搶不到要受處分。
第二梯隊到河邊，搶的就是那座小板橋。
奪得板橋，第二梯隊衝到河東，直接殺入東岸的偽軍司令部，協助東岸部隊解決了戰鬥。
奇襲官陡門，從開始攻擊到戰鬥結束，隻用了8分鍾，加上清掃戰場，也不過花了20分鍾。當日軍援兵和飛機聞訊趕到時，三團早已撤出了官陡門。
戰後初步統計，共殲滅偽軍200餘人，活捉57人，僅偽軍司令一人因在蕪湖未歸而僥幸漏網。三團方麵，隻有一名衛生員和司號員負傷，人員方麵基本沒有損失。此外，繳獲到的機步槍、手榴彈、子彈很多，去掉消耗掉的彈藥還有很大盈餘。
在官陡門之戰中，粟裕雖然隻是牛刀小試，但其謀劃之精，出兵之奇，行動之快，用時之短，都堪稱突襲戰的經典範例，在這場戰鬥中，甚至可以依稀見到史書中“李愬雪夜取蔡州”的影子。
“梅花樁戰術”的要害在“梅花樁”，這是蛇之七寸，一旦“梅花樁”被拔，日軍的封鎖線就沒法咬人，新四軍則可進可出，自由穿插。
粟裕在三戰區的名氣越來越大，顧祝同因此專門派人請粟裕去教授遊擊戰課程。
粟裕在台上連續講了幾個小時，下麵的將領都聽得出了神。一名川軍師長說：“粟司令，我以前還有點瞧不起你們共產黨軍隊，今天聽了報告，才知道你們打仗的水平高。” <h2>漸露崢嶸</h2>
“梅花樁”是死的，人是活的，還是難以困住新四軍。
1939年1月19日，為部分緩解江南兵力不足的問題，東京方麵將新組成的3個獨立混成旅團調至蘇浙皖，日軍機動兵力得到增強，也有能力出動部隊進行較長期的掃蕩戰。
相比於偽軍，日軍可不是“豆腐”，沒那麽容易入口，跟他們打交道，自身一定得有兩下子。
挺進江南初期，因為環境限製，粟裕主要是采用“以賽代練”的方式，通過實戰來練兵。條件允許之後，他開始組建訓練隊，經常從前線抽出一兩個連，來司令部進行一兩個月的軍事輪訓，以此提高二支隊的作戰能力。
1939年4月10日，日軍集中千餘兵力，分三路向二支隊駐地狸頭橋發動進攻。
這是在實行軍事輪訓製後，二支隊所麵對的一次較大規模掃蕩。粟裕的最初設想，仍是“敵進我進”，從內線跳到外線後，集中兵力消滅或殺傷其一路。
“敵進我進”不是盲目的進，必須知己知彼，知道往哪裏進才行，但因為情況突然，在返回的偵察情報上，日軍的兵力部署和各路的行動方向說的都不是很清楚。
粟裕於是臨時將“進”改為“退”。主力撤退，隻留兩個連就地進行阻擊。
阻擊部隊首先與第一路日軍交火，前後打了5個小時，在確保主力已經安全轉移的情況下，粟裕命令阻擊部隊也撤出陣地。
當天下午，第一路日軍占領了狸頭橋以西的紅楊樹，到了晚上，其餘兩路日軍與之會合，在紅楊樹宿營。
了解了日軍的虛實，粟裕隨即派部隊發動夜襲。紅楊樹的日軍雖有千餘，但不熟悉地形，又是在晚上，不敢到處亂跑，隻能依托房屋應戰。
這次夜襲戰，日軍被打死打傷70多人，很是受了一番驚嚇。第二天早晨便各回各家，撤回了原有防地。
與日軍的角力，最能修補自身不足。在實戰中，粟裕感覺到光一般性輪訓還不行，部隊中的連營幹部太少了，有的連裏竟然隻有一個連長在主持。
俗話說得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沒有可用的戰將是個大問題。1939年5月，繼訓練隊之後，粟裕又在二支隊組建了教導隊。
教導隊的訓練以半年為期，學員至少是班、排長，粟裕親自審定名單，特別強調“三不要”：體弱多病的不要，表現不好的不要，沒有培養前途的不要。
1939年8月，新四軍軍部決定將第一、二支隊予以合並，組建江南指揮部。月底，受軍部指派，粟裕負責前往茅山地區組建江南指揮部，去的時候他別的部隊都沒帶，隻帶了一個教導隊。
11月7日，江南指揮部正式成立於溧陽縣水西村，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從此成為陳毅身邊不可或缺的軍事助手。
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及地方武裝共計14000餘人。江南指揮部成立的第二天，主力部隊即在丹陽賀甲村全殲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擊斃日軍中隊長以下168人，生俘3人。這就是新四軍戰史中有名的“賀甲村之戰”（又稱延陵大捷），此役開創了江南敵後殲滅日軍的新紀錄，受到延安總部的通報表彰。
延陵大捷是新四軍漸露崢嶸的一個標誌，僅以第二支隊為例，挺進江南不過一年，已經由原來的1700餘人發展到6000餘人。陳毅有一次做過統計，在一個獨立團中，除少數遊擊戰爭時期的老兵外，絕大多數是後來參軍入伍的江南人。陳毅說“江南人舉手”，下麵仿佛升起了一座濃密的竹林。
龍如果有飛騰的跡象，它一定會嫌池子太小。
第三戰區給新四軍劃定的“防區”，是一個最長距離不超過30公裏的沿江狹長地帶，陳毅、粟裕自然不肯困守一隅，他們都一再衝出“防區”，向外延伸擴展。
往東，已接近上海西郊，到了極限，剩下來就隻有往北發展。
與東進不同，南北畢竟隔一條江，若要跨江北上，不能沒有一個合適的理由。
在陳、粟沒有預料的情況下，這個理由突然不期而至。
這時候的粟裕和劉英早已冰釋前嫌。粟裕左臂殘疾，劉英則因負傷同樣右手腕致殘，在給新兵講解遊擊戰術時，粟裕就很風趣地說：“人們以為劉英和我是三頭六臂，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隻有一雙完整的手。”
1938年3月，粟裕率遊擊總隊開赴皖南，劉英奉命留在了浙江。他們從此再沒能見麵，直到5年後劉英被蔣介石下令逮捕並殺害。
粟裕非常懷念這位戰友。劉英死後，他千方百計找到了劉英的遺孀和遺孤，並主動擔負起了撫養之責。劉英的嶽母是一個小腳老太太，劉英又留下了兩個遺孤，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粟裕專門讓人備了一輛馬車，遇有敵情便讓馬車隨大部隊轉移。
與劉英的那段恩怨偶爾還會被人提起，不過粟裕對此更多的已不是抱怨，而是一聲輕輕地感慨：“那時我們都太年輕……”
年輕意味著不成熟，意味著諸多的缺憾，可是隻要搜尋我們的腦海，那些最不能忘懷的記憶，以及最真摯的朋友，往往也正來自於此。
走出青澀的粟裕又碰到了一位故人，在前往皖南的路途上。所不同的是，這位故人過去是敵人，現在是朋友。
他就是粟裕進入浙江時所遭遇的第一個大敵——黃紹竑。 <h2>上滿發條的鬧鍾</h2>
黃紹竑先前在山西指揮了娘子關戰役，但是指揮得很淩亂，尤其是對川軍使用了“填坑式戰法”，導致最後一敗塗地。回到南方後，考慮他曾在浙江主政兩年，熟悉當地情況，又嫻於吏治，蔣介石便重新任命他為浙江省主席。
這個省主席並不好當，在日軍的連續進攻下，包括浙江省會杭州在內的許多地方皆已失陷，潰退部隊到處都是，連交通都為之堵塞，種種不利境況，讓黃紹竑長籲短歎，徹夜難眠。
與粟裕見麵後，大家都不再計較過往。黃紹竑留粟裕吃飯，粟裕則邀請黃紹竑視察教導總隊。
這時的遊擊總隊共有500多人，數量上又回到了剛進浙江時的水平，而且紅七、紅十軍團時期的老骨幹也不太多了。裝備上與國民政府的正規野戰軍相比，更是顯得落後，除槍支混雜、未穿著製式軍裝外，不少人拿著大刀長矛，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
不過在南方遊擊隊中，遊擊總隊仍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武裝。那些不多的紅軍老兵，既能打正規戰又能打遊擊戰，其軍事素質與一般的地方遊擊隊不可同日而語，這也是劉英在葉飛等人麵前每每會以老大自居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兵主要是臨時招募的一些青年學生，他們還沒打過什麽仗，僅接受過臨時性的遊擊戰術訓練，但這些新兵有知識有朝氣，是部隊未來的希望。
視察時，遊擊總隊官兵個個精神抖擻，士氣高昂，黃紹竑看了很是高興。
過去像黃紹竑這樣從正規戰出來的高級將官，一般是看不上遊擊隊或遊擊戰的，可是抗戰開始後，對手變了，在日軍麵前，即便是中國的正規軍主力，裝備方麵也處於劣勢，要跟對方在一點一線上爭長短、決勝負，實在很吃力。經曆娘子關一役後，黃紹竑對此可謂感同身受。
形勢決定戰略，持久抗戰、全麵戰、總體戰遂成為此時國內最流行的軍事術語。黃紹竑由此對遊擊戰產生了濃厚興趣，他不僅對遊擊區和遊擊戰進行了研究，還一度向蔣介石打報告，願意辭去浙江省主席，親自帶一支部隊到遊擊區去活動。
視察結束時，黃紹竑當眾承諾撥給遊擊總隊5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從而為這支抗日新軍助了一臂之力。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義麵前，曾經的死敵走到了一起，當然是暫時的。
1938年4月18日，遊擊總隊到達皖南岩寺，加入新四軍作戰序列。
新四軍係由南方八省遊擊隊組成，其中葉飛的閩東部隊，黃道的閩北部隊都已到達岩寺，並合編為第三支隊。要論淵源，遊擊總隊與三支隊最為接近，可是因為“火並”時候的那點心理陰影還在，要立刻坐一張板凳上共事，多少還顯得有些尷尬，最後的結果是：粟裕就任第二支隊副司令，遊擊總隊也編為第二支隊，為第四團第三營。
粟裕到達岩寺時，台兒莊大戰已經結束，徐州會戰進入後期階段，日軍正計劃南北合擊，對徐州實行迂回包圍，原駐鎮江、蘇州、蕪湖的主力野戰師團因此均被緊急抽調了出去。
新四軍的任務是深入敵後，在蘇南牽製敵軍，毛澤東從延安發來指示，讓新四軍先派支隊到溧水一帶進行戰略偵察，並強調“須派電台及一有軍事知識之人隨去”。
新四軍軍部收到指示後，按照這一標準點兵點將，點到了剛到皖南才幾天的粟裕，由他出任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領的先遣支隊從岩寺出發，越過日軍的公路封鎖線，向蘇南敵後一路挺進。
先遣支隊共有400多人，配置極其精幹，成員都是由第一、二、三支隊中抽出的團以下幹部，下轄的3個偵察連也均為3個支隊中武器裝備最好的部隊。
沒有一個不是十年內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好漢，但抗戰與內戰畢竟不同，加上進入的是陌生環境，氣氛還是很緊張。時年30歲的粟裕像個上滿發條的鬧鍾，每時每刻都對敵情保持著足夠的清醒和警覺。
有一天午夜時分，支隊正在皖東南的南陵縣城宿營休息，粟裕突然下令緊急轉移。
日軍來了？沒有。
大半夜“折騰”大家，隻是來自於粟裕的一個直覺：蘇南多為前方潰軍，很少有向日軍直接開過去的部隊，而南陵離日軍控製的蕪湖很近，支隊行蹤很可能會被日軍發覺。
粟裕對自己的直覺判斷也沒有百分百的把握，說的是“可能”，但這個可能哪怕隻有百分之零點零幾，他也絕不容許存在。
4年前，同樣是一支先遣隊，就是因為軍事主官有僥幸的可能，決策時一再遲疑不決，才導致全軍覆滅，這是血的教訓，粟裕對此須臾不敢忘記。
天剛破曉，日機果然飛到南陵上空，並對支隊原有宿營地進行了狂轟濫炸，但這時支隊已轉移到離南陵不遠的山村。
中國軍隊平時受日軍暗算不少，東北軍在淞滬會戰後期就吃了日機轟炸的不少虧，他們聽到這件事後，對粟裕很是佩服，說還是新四軍的指揮官有遠見，才會讓日機炸個空。
軍部選擇粟裕領兵先遣支隊實在是找對了人。遺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隊才得以正式進入蘇南敵後戰場，而徐州正是在這一天失陷，因此沒能對徐州會戰起到牽製作用。 <h2>困難疊困難</h2>
先遣支隊到得晚，一方麵是出於偵察和隱蔽的需要，必須晝伏夜行，即使風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麵則是讓蘇皖邊境的友軍給耽擱了，這些部隊都有各自防區，他們不讓過，你就隻能繞著走。
等到真正進入蘇南，困難有增無減。
先遣支隊的官兵雖有紅軍時期和三年遊擊戰的豐富經驗，但突然之間，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見了，到處都是一覽無餘的河汊水網，要找個隱蔽或居高臨下的陣地頗不容易。
與“環境關”相應的，是語言關。新四軍老兵主要來自於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聽不懂蘇南話，而他們說的，當地人也聽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請地方士紳。士紳詢問是什麽部隊，士兵回答：“我們是森西滾！”
士紳被這個“森西滾”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才知道士兵說的是“新四軍”。
類似笑話還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紹“某某司令”，聽在當地人耳朵裏，卻是“某某西禮”。
客觀障礙的存在，容易加深誤解。先遣隊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給他們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裏露營，遇到下雨，靠在屋簷下暫且過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還有不肯賣糧食的。這時候就隻好餓上幾頓或靠吃剩飯打發，粟裕本人就經常拿一隻茶缸泡上剩飯來借以充饑。
困難疊困難，但所有的困難加一起，敵不過一個最大的：沒士氣。
蘇南是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的發生地，戰後日軍對其進行了瘋狂的燒殺——隻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就知道當地軍民曾遭遇了怎樣的浩劫，日軍所過之處，真正是“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
日軍燒殺的目的，不光是報複，還有恐嚇，而這種恐嚇，在一定時期確實能起到明顯的威懾效果。
粟裕到達蘇南後，發現江南民眾的抗戰情緒非常低落，更談不上有任何抗戰勝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隊怎樣解釋和動員，人家都會反問：“既然你說抗戰會勝利，敵人的力量在削弱，那為什麽政府軍隊還要從徐州撤退呢？”
還有人說得更刻薄：“現在南京也沒有幾個鬼子，你們為什麽不奪回來？”
質疑中，譏諷的意味很是明顯，這使先遣支隊的宣傳就像拳頭打在棉花上，一點痕跡都看不到。
當地民眾不信任先遣支隊，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看到了支隊背負的武器。
蘇皖屬顧祝同第三戰區範圍，第三戰區共集結了30個步兵師旅，在這些部隊中，新四軍的裝備隻處於中下水平。先遣支隊已是優中選優，好的武器都給它了，可加一起也僅有兩挺輕機槍，其餘槍支都是用舊的，有的缺少瞄準器，有的為便於打遊擊，長槍已鋸成了短槍，還有的是埋在地下許久，剛剛才挖出來的。
皖南集結時，各部隊一看新四軍的裝備如此落後，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隊出發之前，一位友軍將領很不客氣地對粟裕說：“你們軍隊有良好紀律，作為一支政治宣傳隊是好的，如果要到東線去打仗，那就隻有聽下回分解了。”
蘇南百姓沒有軍人的那種鑒別眼光，但也見過世麵。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包括羅卓英第十八軍在內的“中央軍”都曾在蘇南與日軍鏖戰，他們覺得，既然連這些裝備優良的“中央軍”都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憑先遣支隊這麽一點兒人，這麽差的槍，怎麽可能立得住腳。
一些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士紳便出麵勸先遣支隊：“你們明知山有虎，何必還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麵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僅不退，還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他給先遣支隊提出的口號是：“一切靠打勝仗來解決！”過去的經曆告訴粟裕，在戰言戰，隻要打勝一仗，把士氣振作起來，其他困難，不管是“環境關”，還是語言關，都將隨著時間慢慢地迎刃而解。
可是他不說打仗還好，一說打仗，反而嚇壞了當地人。
蘇南的地方武裝和“遊擊隊”其實多如牛毛，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自從日本鬼子來了以後，每天就是拉屎撒尿，都能不小心撞到一個“江南遊擊司令”。
這些“司令”不過是亂世稱王，平時攔個哨卡，收收“抗日稅”可以，真要他們跟日軍幹仗，誰都沒這個膽兒。即便有那衝動之下想靠打日本來立立威的，往往一打就垮，或者還沒打就垮了。
在很多人眼裏，“江南遊擊司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把粟裕和先遣支隊也看成了同一類型。一聽先遣支隊說要打仗，便連連擺手：“不要在我們這個地方打仗，你打仗到遠處去。”或者“你們才這幾條槍，趕快走吧，鬼子包圍過來，你穿便衣都跑不脫！”
最善意的調兒調兒是下麵這種：“可憐的新四軍，無衣無食，還愛打仗，我們得做道場替他們超度超度了。”
粟裕愛打仗不假，可卻並不需要別人提前替他超度，而能夠為他和他那支“可憐的新四軍”正名的，無疑還是戰場上過人的表現。 <h2>破路就像玩家家</h2>
在新四軍的東進計劃中，先遣支隊除了偵察，還起到一個開路先鋒的作用，陳毅隨後便率一支隊開赴蘇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隊與先遣支隊在溧水會師。這段時間，粟裕除將偵察情況向陳毅進行匯報外，也在考慮首仗應該怎麽打，在哪裏打。
6月11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突然向新四軍軍部下達命令，限新四軍在3天內趕到京滬鐵路附近，以破壞敵軍交通。顧祝同還強調，如完不成任務，將予以“嚴厲處分”。
三戰區以雜牌部隊居多，一般情況下，顧祝同不會這麽板著臉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為正麵主戰場又再趨緊張：當天，總部駐於南京的日本“華中派遣軍”已溯江西上，包圍安慶，比剛剛結束的徐州會戰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的武漢會戰開始了。
顧祝同既無能力從正麵發動進攻，便隻有讓已深入敵後的新四軍來破破路，借以對華中派遣軍進行襲擾和牽製。
按照新四軍軍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隊具體執行此次破路任務，陳毅又從一支隊中挑選了部分官兵，組成一個連與先遣支隊一道行動，這樣歸粟裕指揮的部隊一共有4個連。
京滬鐵路距駐地有200餘裏，在限時3天的前提下，任務顯得非常緊迫，但粟裕似乎並不著急，他指定的行軍路線也與既定目的地不符。
當然，這隻是假象。三年內戰時期的“敵進我進”，已使粟裕養成了一種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進，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隻有當白天謝幕，才能隨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變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時正值梅雨季節，烏雲低垂，雨點稠密，道路非常濕滑，但對這些經曆過三年遊擊戰的老兵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眾人腳上都紮了防滑鐵絲，即使在泥濘的路上依舊能保持急行軍的速度。
部隊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進入友軍防區時，幾經交涉都不讓過，一直拖到午後，才予放行。
先遣支隊帶了一部電台，以便與上級聯係，誰知半途電台燈泡燒壞了，反而成了累贅。那時候的電台金貴得很，舍了多少條命也不能丟一部電台，為了便於行動，粟裕索性派一個連護送電台回去，自帶3個連繼續急進。
1938年6月15日拂曉，經過3個雨夜的連續急行軍，先遣支隊終於到達了句容至下蜀鎮公路以東的徐家邊。
經過偵察，發現下蜀鎮共有二十幾個日軍，晚上移駐離下蜀鎮以西約兩裏路的火車站內，周邊構築有塹壕、鐵絲網等防禦工事。
由於要全力投入武漢會戰以及即將展開的惠廣戰役（又稱廣州戰役），留守蘇南的日軍兵力嚴重不足，交通線上相距五六十裏才會有一個據點，這樣的據點通常情況下隻有三四個日本兵，二十幾個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個兵都沒有的鐵路線上去破路，任務是完成了，風險也會降到最低，可那有什麽意思，鬼子連撓癢癢的感覺都沒有，還能叫襲擾和牽製嗎？
粟裕當即決定，就在下蜀幹它一票。
晚上10點，粟裕進行了兵力分配，以一個連向下蜀車站方向警戒，掩護破路，其餘部隊全部投入破路作業。
新四軍沒有破壞鐵路的經驗，隨身帶來的隻有一些鐵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時間和力氣，仍然難以將鐵軌撬下來。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鐵路附近找來了老百姓，一問，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竅門，光硬撬沒用，最好的辦法是去掉道釘，然後移動鐵軌位置。
接下來就順利了。經過4個半小時的作業，一共破壞了40多米的鐵路。見任務完成，粟裕一麵命令警戒連向下蜀車站之敵發起佯攻，一麵在散發傳單標語後，組織部隊迅速撤離。
黎明之前，先遣支隊安全轉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對鐵路線上的動靜進行觀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點，一列從上海方向開來的火車在下蜀出軌，京滬鐵路交通為此中斷達數個小時。
蘇南交通相對發達，相對發達的交通也為日軍快速調集兵力帶來了便利。下蜀鎮為師團部駐於鎮江的第三師團所轄的範圍，第三師團隨後便派來了整整7卡車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鐵道輜重兵，鐵路很快便被修複。
先遣支隊移駐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莊，周圍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進入村莊休整，準備撤離，但是粟裕卻並沒有就此罷手的意思。
根據偵察員帶回的情報，因為鐵路被破壞，各據點的日軍駐兵都得到相應增加，而且各據點還將聯合起來，於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來進行“搜剿”。
擺脫“搜剿”，對粟裕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算不上什麽難題，他真正在意的不是這個。
由於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還不如人家修得快，這很讓人沮喪——固然給軍部和三戰區的戰報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這從來就不是一個以打仗為本分的軍人的風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點兒，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 <h2>兵多不如兵精</h2>
到達蘇南後，粟裕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先打上一仗，以改變當地軍民低落的士氣，偵察員帶來的另一個情報正好與此對路。
據偵察員說，在鎮江到句容的公路上，運輸相當繁忙，每天通過的日軍汽車多達五六十輛，通行時間多在上午8點到9點，以及下午4點前後。
幾天前，粟裕曾親自到那一帶公路沿線進行過偵察，並且當時就對一處地形情有獨鍾。
被粟裕青睞的地方叫韋崗，位於鎮江西南15公裏處，屬於丘陵山地，南北各有兩座近百米高的連綿山岡，公路就像一條狹長的帶子，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彎彎曲曲，夾於其間。
粟裕仔細觀察了一下，盡管山上樹木稀疏，但有許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於隱蔽埋伏，以他多年從事遊擊戰的經驗和眼光來看，這是一個打伏擊戰的絕佳地形。
到韋崗去伏擊日軍車隊，不僅可以避開日軍的“搜剿”，還能借此打開江南抗戰的局麵，何樂而不為？
粟裕立即召集各連幹部到竹林開會。他告訴眾人：“根據日軍車隊活動的規律，戰鬥可能在明天拂曉前後打響……”
粟裕已記不清自己打過多少次伏擊，汽車也打過，但通常沒有押運兵，隻有司機，跑得快的就溜了，反應慢的看到紅軍便瑟瑟發抖，不用費什麽手腳，他自己就會把車停下來。
打日軍的軍用汽車，這還是第一次。對於粟裕來說，另一個他必須麵對的現實是，由於電台損壞，已經來不及將作戰方案向上級報告，也就是說，這一戰必須完全由他自己策劃、自己指揮，當然也要由自己承擔後果，無論是好是壞。
在對韋崗伏擊戰進行部署時，粟裕斬釘截鐵地說：“一定要把日軍的車隊截住，否則我們今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困難會很大！”
會議結束，粟裕的視線才離開了地圖。
從一支隊抽到先遣支隊的那個連的連長叫童炎生，三年遊擊戰爭時期在湘贛邊打遊擊，此前與粟裕從未謀麵，但他和許多新四軍老兵一樣，對粟裕慕名已久。就在這次會後，他難得地與“粟司令”嘮起了嗑兒。
粟裕說的是先遣隊，不過不是現在這支，是4年前的那支：“4年前，在方誌敏同誌領導的抗日先遣隊裏，我被任命為參謀長，但那支先遣隊的使命沒有能完成，我們在懷玉山上被圍困了……”
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但是粟裕的聲音隨後便轉向激越：“4年後的今天，我們又搞出一個先遣隊，並勝利挺進到蘇南，現在我們麵臨著一個全新的形勢。”
粟裕手握著竹枝，目光停留在青青的竹葉上，低吟起了方誌敏在獄中留下了的一首絕句：“雪壓竹頭低，低下欲沾泥，一輪紅日起，依舊與天齊。”
形勢好，不等於就能打得好。4年前的抗日先遣隊，說敗，也就是敗在伏擊戰上，那場伏擊戰沒打好，從此一路敗下去，直至覆亡。
又要打伏擊戰了，還是先遣支隊出師江南後的處女作，對粟裕來說，它的規模也許不大，但是意義不小。最重要的是，他在這場戰鬥中決不能敗，隻能勝。
隨著夜幕降臨，在粟裕的率領下，先遣支隊從下蜀後山出發，插向韋崗。
天正下著大雨，每個人的頭上都像罩著一口大鐵鍋，到處是黑乎乎的一片，能見度極差，隻能隱隱約約地看到一些樹木、草棚和土岡，這使行軍變得非常困難。人們的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流淌，還沒跑多少路，就個個渾身濕透。
從奉命執行任務開始，先遣支隊就這樣天天泡在雨水裏，加上破擊鐵路時通宵苦幹，官兵越來越疲勞，生病的人增加到10多人，隊伍也逐漸拉開了距離。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兆頭，粟裕很快意識到這一點。行至中途，他傳令停止行軍，重新編組部隊。
粟裕從各連挑選出精幹人員，也就是那些身上還有一股虎勁的官兵，共組成6個步槍班、1個機槍班和1個短槍班，各班均配備了手榴彈投擲手。
兵多不如兵精，他要用這支精兵來打伏擊戰，以確保以一當十，得心應手。
淩晨兩點，編組後的先遣支隊分路而行。不參加戰鬥的人員攜帶病員和行李，到預定地點集結待命，參戰部隊則繼續往韋崗前進。
在到達距韋崗約8裏地的一處小蘆葦蕩後，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分配作戰任務外，對伏擊戰做最後一次準備。
機槍班共有兩挺輕機槍，這是先遣支隊唯一的重火力，毫無疑問，機槍手將在戰鬥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機槍手也因此被反複叮囑：“你可要沉著，打得要準，要猛，但不能浪費子彈！”
機槍手是老兵，一拍胸脯：“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話音剛落，就有人拋出了難題：“你先別吹牛，你知道打汽車該打哪裏呀？”
先遣支隊麵臨著很多第一次，“打汽車究竟打哪兒”是一個，其他還有“向鬼子喊話怎麽個喊法”等等，但是最後的焦點都集中在了打汽車上。
從粟裕到童炎生等連班級指揮員，都沒有準備標準答案，他們臨時給士兵們開了個“諸葛亮會”，讓大家一起想辦法。
有人說：“把開車子的打死了，汽車不就僵了。”
這個辦法馬上就遭到反對：“光打死開車的，說不定再冒出個活的來把汽車開走呢……”
“那你說怎麽個打法呢？”
反對的人自有主意：“我說應該打輪胎，把輪胎打漏氣了，車不就跑不動了！”
“打輪胎”得到一致同意，部隊在完成準備後，即向韋崗猛撲過去。 <h2>千鈞一發</h2>
因為路上多費了一番周折，當先遣支隊趕到目的地時，天已經亮了。
1938年6月17日，上午8點，粟裕遠遠地看到從句容方向開來一輛卡車，但因部隊剛到山腳下，還未能進入伏擊陣地，隻能眼睜睜地讓這條魚給溜了。
8點10分，在粟裕的指揮下，先遣支隊展開隊形，占領了公路兩側及山口南北兩頭的有利地形。粟裕自己領了一個機槍手，扼守山口之間的公路。
兵力和火器尚未布置完畢，他突然發現從鎮江方向開來一輛卡車，逼近設伏區域。
時間定格在8點20分。粟裕舉起左輪手槍，挺身而立，高喊一聲：“開火！”
機槍手原本將槍口對準句容方向，此時趕快轉身迎敵。一切都太倉促了，根本來不及想究竟是“打輪胎”還是“打開車的”，一梭子機槍子彈就飛了過去，把卡車打得啪啪直響。
子彈既沒打著輪胎，也沒碰到人，但是擊穿了車頭的汽缸。日軍駕駛員像挨了棍棒的瘋狗一樣，繼續拚了命地往前開。
粟裕事先安排了手榴彈投擲手，可惜投擲手的技術普遍不過硬，手榴彈投過去，離卡車還有十幾米遠，根本炸不著。
在汽缸被擊穿的情況下，卡車也沒法正常行駛，在搖搖晃晃地衝出一裏路後，一頭歪倒在路旁。
當支隊追過去時，日軍已經棄車而逃，車上也沒什麽好東西，隻有一車的郵件，不過這麽一打，把大家的信心打出來了。
伏擊圈處於兩山凹部，沒有村落居民，加之天雨有霧，路上也不見行人，槍聲不會遠傳。行動之前，粟裕最為擔心的是鎮江和句容的日軍會迅速聞聲趕來，對先遣支隊進行夾擊，現在看來，至少短時間內日軍大部隊難以做出反應。
鎮江是第三師的團師團部所在地，粟裕判斷，從鎮江出來的很可能是一支車隊，也就是說，在第一輛被擊毀的卡車後麵，還會跟著第二輛、第三輛。
進入伏擊圈的將不隻是一條單個的魚，而是整整一個魚群，他得拿大網兜住。
粟裕立即穿過公路，登上山坡，通過製高點來監視公路上的敵情。他命令在加強對句容方向警戒的同時，將主要火力全部對準鎮江方向。
果然，沒多久，第二輛汽車來了。這是一輛黑色包車，一看就知道車上坐的是軍官。機槍手一陣猛射，包車被打得周身是火，駕駛員也負了傷。車子先是碰到一塊土埂上，又退回來，最終失控翻入公路西側的水溝。
支隊上前搜檢，發現已有兩名日軍中彈死在車底下。粟裕也來到黑色包車旁檢查，但就在他即將靠近車輛的瞬間，一個讓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險情出現了。
一名中彈負傷的日軍軍官躲在水溝裏，這時驀地跳出，並且端起刺刀向粟裕刺來。
千鈞一發之際，周圍官兵急忙舉槍射擊，將這名日軍軍官撂倒在地，其中致命的一槍來自於粟裕身後的警衛員。不幸的是，由於現場過於慌亂，混亂射擊中，一名戰士也被流彈誤擊身亡，成為伏擊戰中先遣支隊唯一的戰死者。
後經查證，先前被打死的兩名鬼子，一個為駕駛員，一個為土井少佐，而偷襲粟裕的是整個車隊僅次於土井的軍官——梅澤武四郎大尉。
這輛包車裏油水不少，除土井的手槍、軍刀外，先遣支隊還繳獲保險箱1隻，內有日鈔7000元。
很顯然，兩名日軍軍官是這支車隊的核心，後麵的魚還得繼續跳上岸來。
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僅隔5分鍾，第三、第四、第五輛卡車接踵而至，車上總共載有日本兵約30多人。
打掉包車後，官兵作戰情緒明顯高漲，機槍手已能從容不迫地瞄準輪胎開火，打得輪胎上全是洞眼。在先遣支隊的猛烈射擊下，山穀震響，硝煙彌漫，第三輛和第四輛車先後被擊中，一個停於山間公路的中段；另一個停於路口。
大家很快發現，卡車比包車要難打得多。日本人的軍用卡車隻有踏板，沒有攔板，一聽到槍聲，除駕駛員外，其他人可以全部跳到車下，不會遭到大的殺傷，因此並不能馬上將這兩輛卡車的日本兵予以全殲。
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第五輛車上。
3輛車挨得都很近，第五輛車的駕駛員發現不妙，一個急刹車停在了路口以北。此處在機槍的射程之外，火力夠不到，車上的日本兵馬上跳下車，潛伏在公路兩側的草叢中，與先遣支隊展開對射。
粟裕在韋崗伏擊的日軍車隊，屬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該旅團參加過淞滬會戰，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射擊技術非常精準，隻要在200米範圍內，均能命中目標，這使得先遣支隊不敢輕易往前衝。
另一方麵，先遣支隊雖是從新四軍內選出來的精兵，如童炎生等老兵也是從正規戰中摸爬滾打過來的，但三年遊擊戰爭的經曆，讓他們或多或少對正規戰的技術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沒有時間在皖南整訓，倉促投入實戰，馬上陷入了手榴彈投不遠、步槍也打不準的窘境。
情況非常危急。 <h2>就像叉條小魚一樣</h2>
參加這場伏擊戰的童炎生等人，戰後都對粟裕欽佩不已。這種感覺已不光是原先的慕名，而是真正“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式的佩服。
危急時刻，粟裕把支隊的另一名機槍手調到路口以北的製高點，對日軍進行俯瞰射擊。
棋子一動，局麵大變，哪怕那可能隻是一隻小卒。
日軍一下子被擊潰，無法再發起反擊，隻能將幾個傷兵的屍體拖上車，然後開著車逃之夭夭。
粟裕本來在路口還布置了一個穿便衣的短槍班，但短槍班使用的都是駁殼槍，射擊距離有限，無法阻止日軍的後撤。
與此同時，對第三、四輛車上的日軍的圍擊也行將結束。隻是這批鬼子會遊泳，沒負傷的大多借助公路旁的水溝逃走了，戰場上隻剩下幾個受傷未死的家夥還在掙紮。他們從草叢裏跳出來，一邊瘋狂叫喊，一邊挺著刺刀歇斯底裏地向新四軍官兵衝了過來。
戰鬥過於緊張，雖然“向鬼子喊話怎麽個喊法”已經解決，日語口號也早就練過幾遍，但從始至終都沒人記得喊過。現在看這拚命的架勢，似乎也用不著再喊了，他就算是能聽懂，你的好心也會被當作驢肝肺。新四軍仗著人數優勢，一群人叉一個，就像叉條小魚一樣，給幾個日軍殘兵全給解決了。
檢點戰果，擊毀四輛汽車，打死13名鬼子，加上日軍搶運的傷者，總計有20多人死傷，此外還繳獲三八式步槍10餘支。己方除誤擊身亡1人外，還有數人負傷。
卡車上裝著食物、被服等軍需用品，因為人手少，還要抬傷員，隻能取走一部分，其他與車輛一起予以焚燒。
伏擊戰前後大約經曆了半個小時，粟裕估計鎮江之敵應該已得到消息，對方有公路運輸的手段，機動增援的速度將會很快，因此在匆匆打掃戰場後，即下令迅速撤離。
也是過了半個小時，駐鎮江的第三師團增派的援兵趕到，共有17輛運兵車和1輛裝甲車到達韋崗，不過現場除了殘骸，已空無一人。
1938年6月18日，第三師團再次對韋崗一帶“搜剿”，韋崗的民房幾乎全部被燒毀，不少當地民眾遭到槍殺，但日軍仍未能發現先遣支隊的蹤跡，甚至於也搞不清楚這支奇兵的來曆。
當天，南京“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接到第三師團傳來的報告：“一支番號不明的中國軍隊，對由鎮江至句容的車隊進行了伏擊。”
“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隨即向韋崗派去3架飛機，進行低空盤旋搜索，自然也是一無所獲。
找得到才是怪事，先遣支隊此時已轉移至寶墊，寶墊在韋崗以東30多裏外。聽說新四軍擊毀汽車，打死日本兵，又看到他們繳獲的武器，寶墊人歡欣鼓舞，紛紛走出來歡迎這支凱旋之師。
童炎生說，自進入蘇南，他還是第一次經曆這種熱鬧場麵，韋崗一戰，一下子就把新四軍在當地的形象給樹了起來。
自南京失陷，蘇南民眾已有半年多沒有見到一支像樣的中國軍隊，更不用說還能打勝仗了。在蘇南各個地方，三五個日本兵，甚至是徒手士兵，都可以到遠離據點十裏八裏的村莊橫行，老百姓毫無抵抗的能力，敢怒不敢言。
新四軍恰如橫空出世，逐漸成為敵後群眾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依靠。
粟裕為自己，也為先遣支隊和新四軍開了個好頭，韋崗戰鬥的意義和價值自然非破路可比。陳毅得知後高興地說：“江南處女戰打得很好。”他擅長寫詩，隨即吟詩慶賀：“鎮江城下初遭遇，脫手斬得小樓蘭。”
從新四軍軍部到三戰區，級級上報，國民政府軍委會給新四軍軍部發來嘉獎令：“所屬粟部，殊堪嘉尚。”
1938年6月中旬，第二支隊從皖南出發，到達南京至蕪湖鐵路以東。經新四軍軍部指定，第二支隊主力由粟裕指揮，完成了先遣任務的粟裕重回二支隊。 <h2>窮人當家</h2>
韋崗伏擊戰前後，“華中派遣軍”的前鋒部隊已攻占安慶，直抵馬當要塞。
1938年6月23日，新四軍軍部向挺進蘇南敵後的各部隊發出最新指示，要求繼續以遊擊戰的形式，對武漢保衛戰進行配合。
這個指示的前提，是新四軍能在蘇南打遊擊並取勝，然而事實上，究竟能不能，誰心裏都沒底。
韋崗伏擊戰雖然首戰告捷，但通過這一戰也可以看出來，日軍在蘇南占有多大優勢——被伏擊的並不是正規的野戰兵，打他們都那麽費勁，更別說第三師團等極富作戰經驗的老師團了，而且江南相對發達的交通，稠密的人口，無險可據的丘陵平原，均跟山地遊擊戰的特點完全不符。
茅山是蘇南為數不多的山脈，被新四軍確定為遊擊基地。陳毅沒去之前，他想象中的茅山，應該是“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哪知道真到了茅山，才發現山上不僅無樹無花，連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單人獨馬，也隱蔽不了大部隊。這一情景，曾讓陳毅大失所望。
如果劣勢無法改變，那就尋找優勢。陳毅、粟裕都不約而同地看到了這個優勢，那就是“華中派遣軍”的兵力集中在武漢和廣州，即使在韋崗吃了點兒虧，對新四軍還是持輕視態度。
打遊擊最好的時機，就是當對方輕視你的時候，這時候他異常驕傲，異常疏忽，毫無防備，若再不趁機上去占點兒便宜，那就不是他的錯，而是你的錯。
優勢能克服劣勢，有的優勢還得順延，粟裕接下來要打的仍然是伏擊戰，而且又是拿日軍運兵車開涮。
打仗經驗是個慢慢積累的過程，所有經驗和教訓都不能白白浪費，他對韋崗伏擊戰進行了“複盤”，從地形選擇、火力配備等十個方麵，一個個細節摳，摳到手榴彈投擲量應提前多少米，都做了分析。
1938年7月，在粟裕的指揮下，第二支隊伏擊了當塗至蕪湖之間的火車，結果再次獲得成功：擊毀日軍軍車1列，繳獲大批軍用品。
粟裕對江南抗戰有自己的觀點。
剛剛出山的新四軍“家徒四壁”，不僅人少，武器差，而且普遍缺乏正規作戰的經驗。窮人嘛，更得學會當家，日子要一天天過，一年年過，新四軍如果一開始就與日軍大打運動戰，沒多長時間就會被打個精光，日子會越來越難過，但要是能夠積小勝為大勝，就會越來越好過。
粟裕甚至認為，哪怕戰鬥中隻打死一個敵人，隻繳一支槍都是賺了。
第二支隊就這樣反複“蹭”日軍的便宜，他們經常打勝仗，當然這樣的勝仗規模都非常小，真的是打死1個鬼子或繳1支三八大蓋的那種。
“小小勝”越來越多，直到破天荒地俘虜了日軍士兵。
進入7月中旬以後，第三師團等老師團已接到進攻武漢和廣州的預先號令，寧滬杭地區的守備將逐漸交由從日本國內調來的新編師團擔任，但也正因為處於交接期，“華中派遣軍”更不希望院子裏老是莫名其妙地飛來各種小石頭、小瓦片，多煩人哪。
1938年8月22日，“華中派遣軍”從第三師團抽調了4000餘人，騎兵500餘人，兵分八路，水陸並進，對正在小丹陽地區活動的第二支隊展開合圍。
能從三年遊擊戰中活下來，粟裕最不怕的就是這種仗勢壓人的大合圍，他祭出了在那些年屢試不爽的法寶：敵進我進。
第二支隊主力在小丹陽以西隱蔽，一部與日軍相對而進，直接奔襲南京近郊。
當日軍到達小丹陽時，沒有找到新四軍蹤影，但卻連連接到後方告急電報，說是不用找了，新四軍的軍旗已經插上了雨花台的製高點。
日軍指揮官從沒有見識過這種遊擊戰的打法，也不知道粟裕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第一個反應就是趕緊撤退回防。
日軍一收，粟裕馬上把主力抽出來，兜在背後打鬼子的尾巴，前後共斃傷日軍50餘人，己方無一傷亡。
這樣興師動眾的大合圍，不是一拍巴掌就能組織得起來，對合圍的失敗，日軍也無可奈何。
1938年9月，武漢會戰進入關鍵時期，“華中派遣軍”所屬6個師團全部調出參加作戰，接防守備任務的為4個新編師團。
這4個新編師團必須占領和警備蘇、浙、皖三省，其實也就隻能控製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線，別說抽出機動兵力了，就連必要的警備兵力都不足。
趁此良機，新四軍得到迅速發展，對地形民情也慢慢地熟悉起來。
陳毅眼中的茅山，不再是一無是處，在山裏待的時間一長，他發現茅山果然是“名實相符”：山上的茅草不僅多，而且厚，多數的山窩曲折處，遠了看不到，近了才能看出玄妙，起碼在裏麵藏幾支小型遊擊隊不成問題。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結束，“華中派遣軍”攻陷武漢，但中國政府並未因此投降，那些抽出去的老師團隻能繼續留在正麵戰場作戰。
這個時候，“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已經開始真正把新四軍當回事了，曾經的單純防禦也逐漸轉向攻勢防禦，然而兵力不足仍然是日軍難以解決的老問題，即便在部分使用偽軍後，仍然顯得捉襟見肘，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嚐試改變策略。 <h2>鷹抓兔子</h2>
日本是一個善於模仿和學習的民族。新四軍擅長打遊擊戰，他們就翻抗戰前中國的內戰史，看國民黨部隊如何對付遊擊戰。
蔣介石“圍剿”蘇區用的是碉堡戰術，日本人照搬過來，對新四軍采用“梅花樁戰術”。
“梅花樁”是形象的說法，其實就是指碉堡據點。日軍先以交通網為基礎構建封鎖線，再依據封鎖線，在其內部設立“梅花樁”，從而以這樣一個個棋盤式的小塊來壓縮新四軍的活動範圍。
同是“圍剿”，日本人比當年的國民黨軍隊可狡猾毒辣多了，要戰勝這樣的對手，隻有一個辦法：
你比他更聰明、更威猛！
第二支隊司令部設在小丹陽，日軍就在周邊拉起封鎖線，對第二支隊實行壓迫和圍困。這條封鎖線上有一個“大梅花樁”，它在日軍盤踞的戰略基點蕪湖附近，是一座古鎮，叫官陡門。
從根據地前往官陡門，必須經過100餘裏的河網地帶，中間各條河溝縱橫交叉，深不可涉。在這百餘裏的河網地帶，還有星羅棋布的其他“小梅花樁”，能威脅或截斷進攻部隊的歸路。
官陡門是整個封鎖線的中心，縱然新四軍能逼近官陡門，日軍也能立刻予以援救：半個小時之內，各個“小梅花樁”的增援部隊可完全到達官陡門；不用兩分鍾，飛機便能飛到官陡門上空，對地麵部隊進行低空轟炸和掃射；官陡門未超出蕪湖日軍炮兵的射程，隻要接到呼救信號，炮兵就可實施火力支援。
正因為如此，官陡門被日軍認為是安全係數最高、完全可以高枕無憂的據點。
對手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正是軍事上可以出奇製勝的所在，在對敵情和地形進行偵察後，粟裕果斷決定拔除這根“大梅花樁”。
官陡門的硬件似乎不差，它的不足在於守兵不濟。
從新四軍的實際情況出發，粟裕非常強調打弱敵，這也是他自紅軍時期就形成的一個經驗。他還為此打了一個比方：假如敵人是一隻螃蟹，弱敵就是螃蟹的軟肚皮，打螃蟹要先捅這個。
日軍難打，從一般士兵的技術動作，再到軍官的指揮，都具備較高水準，同時日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防禦時十分頑強，死不繳槍。
如果駐紮官陡門的全是鬼子，粟裕就要三思而後行了，但守在那裏的是300多偽軍，則另當別論。
偽軍戰鬥力不強，易於崩潰，被新四軍戲稱為“豆腐軍”。隻要進襲過程中不被發現，能夠確保速戰速決，用粟裕的話來說，就是“鷹抓兔子”，手到擒來。
粟裕鋪開戰爭圖卷，他寫下的第一個字是“奇”。
自1939年1月中旬起，粟裕便在二支隊展開了夜間動作訓練，大練白刃戰、河川戰和街市戰，不過為了起到奇襲效果，對具體要攻哪裏並未透露。
大家隻能私底下打啞謎。這個說：“究竟打什麽地方啊？”
那個問：“打的到底是哪個呢？”還有人已經在擔心：“隻怕偽軍預先逃走了，那才可惜……”
經過皖南整訓和敵後長達半年的頻繁遊擊作戰，新四軍主力部隊的技戰術能力已有一定提高，而神秘感則令官兵的求戰欲望更加強烈。士兵每天都要自動將步槍擦上七八次，機槍手自己買來生發油，防止機槍在給敵軍“點名”時意外卡殼。
1939年1月18日晨，粟裕率二支隊第三團離開根據地，冒著寒風冷雨，對官陡門進行長途奔襲。
一個早上走了50裏路，到達第一個預定地點時，粟裕傳令下午哪兒也不去，就地住宿，並且除少數工作人員外，一律不得外出。
1月19日，原地停留，直到他掐著表，看著到了預定時間，部隊才偷偷上船。
晚上9點，棄船翻過堤埂，改乘另一隻預先準備好的船。這幾隻船原先都是用來裝肥料的，沒有人會注意。
晚上12點，到達第二個預定地點，部隊進行隱蔽集結。
曲曲彎彎，繞來繞去，差不多連自己人都已經暈頭轉向，而這一切對粟裕來說卻是太熟悉了，三年遊擊戰時期，那是他的必備功課，每天想的不是要多走多少路，而是如何把追敵給徹底繞暈。
不過那時候是用來擺脫追敵，如今則要用來鎖定據點。
1939年1月20日晨，粟裕仍沒有宣布作戰地點，隻是繼續做政治鼓動，午飯以後，他的命令是：睡午覺！
在安排士兵睡午覺的同時，粟裕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將作戰任務逐一分配下去。
吃過晚飯，粟裕避開當地百姓，召集全軍講話。他察覺到，官兵的情緒已非常亢奮，較之18日清晨出發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正是他需要的狀態。
粟裕當場宣布了進攻官陡門的決定。在接下來的準備工作中，有人已經在議論：“打偽軍好像打豆腐，喝米湯一樣，別的不怕，就怕他預先逃走……”
晚上5點，三團向官陡門進發。
前麵都是圍繞一個奇字做文章，從現在開始，粟裕要寫第二個字了，這個字是“快”！
三團的出發地點距離官陡門還有70餘裏，再往前去，很難再保守秘密，他們必須一夜間趕到。
走的時候天還沒有黑，以後天色慢慢暗下來，能看見的，隻是自己前麵的那個人。耳邊，除了刷刷的腳步聲和遠處間或的犬吠聲，什麽都聽不到。
晚上8點，距官陡門還有40裏。
現在部隊行進在兩個敵據點的中心線上，這兩個據點可能會截斷三團的唯一歸路。粟裕按計劃派後衛部隊逼近兩據點，以掩護歸路的安全，其餘部隊則繼續前進。
晚上10點，三團被一條河擋住去路。找船，共找到一大一小兩隻船，小船僅能裝3個人，大船最多也隻能裝十來個，更為棘手的是，小船上沒有劃船工具。 <h2>蛇之七寸</h2>
粟裕估算了一下，要按目前的方式渡完整支部隊，得花費4個小時，而距離官陡門還有30多裏，又要擺渡，等戰鬥打響，天也亮了。
天一亮，攻擊難度勢必加大。
必須搶時間。粟裕一邊對河對岸進行警戒和封鎖，一邊把部隊中預先選好的一批水手喊出來，讓他們幫助大船的船老大劃船，以加快渡河速度。至於小船，則用繩索連起來，直接從兩岸拖。
部隊上下船倉時，粟裕安排了專人招呼，以防止滑倒耽誤時間。這樣，依靠兩條“快速水道”，三團終於在兩個半小時之內得以全部過河。
一上岸，部隊爭分奪秒，急速行軍，速度比平常加快了1/3。
1939年1月21日，淩晨2點，距離官陡門20多裏。
又被一條河攔住了去路。
三團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坐渡船，但是不知道船是否已被敵軍封鎖，還能不能找到；二是繞著走，必須多繞十裏路，而且要從一個叫頭道橋的敵據點的眼皮子底下經過。
前者估不準時間，後者能估算時間，反正左右是那十裏路，但風險無疑要大上許多。
粟裕略一沉吟，便決定繞著走。他命令部隊跑步前進，“走快點，衝猛些”，這樣即使被頭道橋發現也不要緊。
話雖是這樣說，粟裕自己心裏其實也很緊張，因為部隊的繞行路線距頭道橋不過兩三裏路，一旦被敵軍發現，用電話通告各處，事情就不好辦了。
隊列中響起急促的呼吸聲和腳步聲，地上雖然鋪滿霜雪，又刮著寒風，但大家仍跑得一身的汗。
就在跑步前進的過程中，粟裕還擔心附近敵軍會不會從哪裏跑出來擋道，以致影響行軍速度，他甚至在心裏念叨起來：“地球轉慢一點吧，不要過早天亮才好。”
4個小時後，三團繞過頭道橋急進，到達了距官陡門僅3裏的地方，這時粟裕的一顆心才落了地。
官陡門據點本身也極其險要，它以河相隔，分東西兩岸，兩岸街道全建在高高的堤埂上，可以瞰製四周的河網與水田。在據點周圍，設置了3道鐵絲網和其他障礙物，鐵絲網以內還築有隱蔽戰壕。
粟裕分兵兩路，自率主力攻西岸，等西岸打響後，東岸部隊再行攻擊。
部隊沿堤埂的傾斜麵前進，一裏，半裏，粟裕命令：“停止！”
大家全都蹲下來，隊伍一片肅靜，靜到連呼吸聲都低了下來。粟裕派突擊隊匍匐前行，第二梯隊官兵則在背後慢慢跟進。
當突擊隊接近鐵絲網時，正要拉開障礙，警報器響了，偽軍哨兵叫道：“哪個？”
開火，槍聲過處，哨兵被打成了馬蜂窩。
哨兵後麵約10米的地方，有一座掩蔽所，裏麵全是偽軍，但還沒等偽軍們反應過來，彈幕便從頭罩下。
突擊隊的“花機關”（一種國產的手提衝鋒槍）、輕機槍、駁殼槍同時連發，手榴彈也不停地甩過來。就像是爆竹店裏失了火，所有槍聲都混雜在一起，聽不出明顯段落，隻有手榴彈的爆炸聲能清晰分出個數，知道甩了多少手榴彈過去。
掩蔽所裏的偽軍，動作快的，鑽出來就成了肉泥，洞門被屍體堵住，動作慢的便永遠出不來了。
不到一分鍾，3層鐵絲網被全部衝破，並能聽到東岸的機關槍聲音，表明東岸部隊也開始實施攻擊。
突擊隊和第二梯隊全都湧入街口，這時偽軍已死傷一片，槍扔得滿街都是。新四軍裝備落後，一般情況下見到槍支就“眼紅”，但這次第二梯隊對地下的槍支看都不看，就往河邊衝去。
在官陡門兩岸之間，隻有一座寬約一米的小板橋貫通，分配作戰任務時，粟裕對西岸部隊有言在先：進入官陡門，必須第一個搶占小板橋，搶不到要受處分。
第二梯隊到河邊，搶的就是那座小板橋。
奪得板橋，第二梯隊衝到河東，直接殺入東岸的偽軍司令部，協助東岸部隊解決了戰鬥。
奇襲官陡門，從開始攻擊到戰鬥結束，隻用了8分鍾，加上清掃戰場，也不過花了20分鍾。當日軍援兵和飛機聞訊趕到時，三團早已撤出了官陡門。
戰後初步統計，共殲滅偽軍200餘人，活捉57人，僅偽軍司令一人因在蕪湖未歸而僥幸漏網。三團方麵，隻有一名衛生員和司號員負傷，人員方麵基本沒有損失。此外，繳獲到的機步槍、手榴彈、子彈很多，去掉消耗掉的彈藥還有很大盈餘。
在官陡門之戰中，粟裕雖然隻是牛刀小試，但其謀劃之精，出兵之奇，行動之快，用時之短，都堪稱突襲戰的經典範例，在這場戰鬥中，甚至可以依稀見到史書中“李愬雪夜取蔡州”的影子。
“梅花樁戰術”的要害在“梅花樁”，這是蛇之七寸，一旦“梅花樁”被拔，日軍的封鎖線就沒法咬人，新四軍則可進可出，自由穿插。
粟裕在三戰區的名氣越來越大，顧祝同因此專門派人請粟裕去教授遊擊戰課程。
粟裕在台上連續講了幾個小時，下麵的將領都聽得出了神。一名川軍師長說：“粟司令，我以前還有點瞧不起你們共產黨軍隊，今天聽了報告，才知道你們打仗的水平高。” <h2>漸露崢嶸</h2>
“梅花樁”是死的，人是活的，還是難以困住新四軍。
1939年1月19日，為部分緩解江南兵力不足的問題，東京方麵將新組成的3個獨立混成旅團調至蘇浙皖，日軍機動兵力得到增強，也有能力出動部隊進行較長期的掃蕩戰。
相比於偽軍，日軍可不是“豆腐”，沒那麽容易入口，跟他們打交道，自身一定得有兩下子。
挺進江南初期，因為環境限製，粟裕主要是采用“以賽代練”的方式，通過實戰來練兵。條件允許之後，他開始組建訓練隊，經常從前線抽出一兩個連，來司令部進行一兩個月的軍事輪訓，以此提高二支隊的作戰能力。
1939年4月10日，日軍集中千餘兵力，分三路向二支隊駐地狸頭橋發動進攻。
這是在實行軍事輪訓製後，二支隊所麵對的一次較大規模掃蕩。粟裕的最初設想，仍是“敵進我進”，從內線跳到外線後，集中兵力消滅或殺傷其一路。
“敵進我進”不是盲目的進，必須知己知彼，知道往哪裏進才行，但因為情況突然，在返回的偵察情報上，日軍的兵力部署和各路的行動方向說的都不是很清楚。
粟裕於是臨時將“進”改為“退”。主力撤退，隻留兩個連就地進行阻擊。
阻擊部隊首先與第一路日軍交火，前後打了5個小時，在確保主力已經安全轉移的情況下，粟裕命令阻擊部隊也撤出陣地。
當天下午，第一路日軍占領了狸頭橋以西的紅楊樹，到了晚上，其餘兩路日軍與之會合，在紅楊樹宿營。
了解了日軍的虛實，粟裕隨即派部隊發動夜襲。紅楊樹的日軍雖有千餘，但不熟悉地形，又是在晚上，不敢到處亂跑，隻能依托房屋應戰。
這次夜襲戰，日軍被打死打傷70多人，很是受了一番驚嚇。第二天早晨便各回各家，撤回了原有防地。
與日軍的角力，最能修補自身不足。在實戰中，粟裕感覺到光一般性輪訓還不行，部隊中的連營幹部太少了，有的連裏竟然隻有一個連長在主持。
俗話說得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沒有可用的戰將是個大問題。1939年5月，繼訓練隊之後，粟裕又在二支隊組建了教導隊。
教導隊的訓練以半年為期，學員至少是班、排長，粟裕親自審定名單，特別強調“三不要”：體弱多病的不要，表現不好的不要，沒有培養前途的不要。
1939年8月，新四軍軍部決定將第一、二支隊予以合並，組建江南指揮部。月底，受軍部指派，粟裕負責前往茅山地區組建江南指揮部，去的時候他別的部隊都沒帶，隻帶了一個教導隊。
11月7日，江南指揮部正式成立於溧陽縣水西村，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從此成為陳毅身邊不可或缺的軍事助手。
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及地方武裝共計14000餘人。江南指揮部成立的第二天，主力部隊即在丹陽賀甲村全殲日軍一個加強中隊，擊斃日軍中隊長以下168人，生俘3人。這就是新四軍戰史中有名的“賀甲村之戰”（又稱延陵大捷），此役開創了江南敵後殲滅日軍的新紀錄，受到延安總部的通報表彰。
延陵大捷是新四軍漸露崢嶸的一個標誌，僅以第二支隊為例，挺進江南不過一年，已經由原來的1700餘人發展到6000餘人。陳毅有一次做過統計，在一個獨立團中，除少數遊擊戰爭時期的老兵外，絕大多數是後來參軍入伍的江南人。陳毅說“江南人舉手”，下麵仿佛升起了一座濃密的竹林。
龍如果有飛騰的跡象，它一定會嫌池子太小。
第三戰區給新四軍劃定的“防區”，是一個最長距離不超過30公裏的沿江狹長地帶，陳毅、粟裕自然不肯困守一隅，他們都一再衝出“防區”，向外延伸擴展。
往東，已接近上海西郊，到了極限，剩下來就隻有往北發展。
與東進不同，南北畢竟隔一條江，若要跨江北上，不能沒有一個合適的理由。
在陳、粟沒有預料的情況下，這個理由突然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