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王耀武一定還能記起一場名叫譚家橋的戰役，在那場他親身參與的戰役中，紅軍犧牲了一位卓越戰將——尋淮洲。
尋淮洲曾任紅七軍團軍團長，他擔任軍團長時，隻有21歲，比林彪還年輕，是當時紅軍中最年輕的軍團長。尋淮洲如果不死，憑其戰功、資曆及其善戰之名，新中國成立後封將拜帥完全沒有問題。
那時候粟裕還隻是軍團參謀長，王耀武無論如何不會想到，正是這個看似瘦小、貌不驚人的幕僚長，日後不僅替戰友報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個國民黨軍隊的克星。
這是一個天生與戰場有緣的人。
人各有誌，有時候這種誌從小就能看得出來。《紅樓夢》中，賈政要測試兒子未來的誌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出來，讓賈寶玉抓取。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寶玉什麽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釵環”抓了過去，為此還換來賈老爺一聲臭罵：“酒色之徒耳！”
如果讓年幼時的粟裕來抓，他緊緊攥在小手裏的，也許隻會是一件東西——劍！ <h2>隻要“神”還留著</h2>
作為傳統的古老兵器，劍代表著俠客風範和男兒血性。佩劍之人，可以雲遊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劍客的夢想，支撐著粟裕的整個童年時光，其間還少不了一個很關鍵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雖不是出生於賈府那樣的鍾鳴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稱富裕，阿陀就是受雇於粟家的一位青年長工。
有一種說法，說民國其實是中國武俠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不僅湧現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俠技擊高手，就連近現代武俠小說的源頭也正是從此處發軔。那時候的人們，比現在更熱衷於談論武俠和劍客。
阿陀顯然自己就是個武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啟蒙老師。從阿陀那裏，粟裕知道了許多蜚聲民間的好漢名字：“草上飛”，這哥們兒輕功了得，能飛簷走壁，尤其擅長在草尖上借力飛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後，必要在牆上畫一枝梅花作為記號……
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聽著這些故事，小粟裕激動得血脈賁張，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劍客嗎？練吧！
“草上飛”訓練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過不停地跑跳，說不準什麽時候就能身輕如燕，展示“日行千裏，夜行八百”的奇跡。
“一枝梅”訓練秘籍：找根一丈長的竹竿，隻留一頭的竹節，其餘全部打通灌沙，這叫“狼牙棒”，一旦練熟，離替天行道興許就不遠了。
在阿陀的帶領下，粟裕樂此不疲，經常練到汗流浹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兒的出現，讓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槍”。原料為一個子彈殼，鑽洞後放入火藥，再添沙子，點燃後沙子就能噴射出來。
粟裕用此“槍”瞄準“假想敵”，一擊即中，頓時把他給樂壞了。
原來槍比劍更厲害！
馮驥才在小說《神鞭》中，描寫了一個會用辮子格鬥的天津好漢傻二，被稱為“神鞭”。他後來發現洋人的洋槍威猛，就毅然割去辮子，並練出了雙手使槍、百分百中的絕活，為此還留下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卻留著……不論嘛新玩意兒，都能玩到家。”
武俠也得隨時代進步哇，隻要“神”還留著。
19歲那年，粟裕終於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槍。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師範的學生，為了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幾個同學合著湊錢買了一支駁殼槍和兩百發子彈。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學投向武漢，加入了中共控製的第24師教導隊。
粟裕不是軍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軍事訓練，即從教導隊開始。
一到教導隊，教官就向這些學生兵發問：“艱苦和死亡相比，哪一個更難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難受。”
教官立即糾正：“不對，艱苦比死亡更難受！”
接下來，教官的一番訓導給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隻是一瞬間的事，而艱苦卻是長期的、時刻都會遇到的。如果你們能夠戰勝艱苦，那麽還有什麽不可戰勝的呢？”
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武俠小說裏吃個丹藥就能功力大長那麽輕鬆，隻有一輪又一輪艱苦的打磨。
第24師師長是北伐名將葉挺。某次作戰，因兵力懸殊，士兵紛紛退卻，葉挺的參謀長親自督戰，仍無濟於事。這時突然傳來消息：“葉挺師長來了！”
眾人立即止步，轉身向敵軍發起衝鋒。一個營長原先隻是受了點輕傷，正哼哼唧唧地要下來，一聽葉挺來了，趕緊跳下擔架去打仗。
葉挺督軍練兵，就一個字：嚴。
一般軍隊是“三操兩講”，教導隊加量加價，為“四操三講”，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課。學生兵的軍事動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幾次，為了達到標準，一排、一連的人常常要連續重複做一個動作，直到隊伍整齊劃一為止。
緊張的生活節奏把吃飯時間都包括了進去，吃個飯，必須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則就來不及。有時教官還會故意在飯中摻入頭發和沙子，你要是皺著眉頭挑挑揀揀，那就別想吃飽了。
粟裕參加教導隊的軍訓統共不過一兩個月，但作為入門，已經夠了。要知道，黃埔軍校受訓也很短，實打實的訓練時間不過才3個月。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到戰場上去繼續練習吧。 <h2>青年戰術家</h2>
教官所說的艱苦，可不單是指訓練。
粟裕隨教導隊參加了南昌起義，並擔任警衛隊班長，主要負責保護後勤物資。南昌起義後，起義軍南下廣東，警衛隊一人背30公斤輜重，還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槍民夫。這些民夫隨時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槍扔下來，結果沿途丟棄了不少武器彈藥。
到了廣東，一場仗沒打好，撤退過於慌張，好不容易籌集到的冬衣、物資、軍餉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腳。
就在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挫折過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顆子彈從頭部穿過，人馬上就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排長一看，腦袋都中槍了，肯定沒得救，便說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駁殼槍就走了。
粟裕心裏很明白，這時候全得靠自己。當他稍能活動時，便掙紮著在路上爬行，終於以驚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隊。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一個接一個失敗了，那是起義軍最艱苦的一個階段。葉挺流亡歐洲，黃埔出身的林彪慨歎：“隊伍不行了，碰不得（敵人），一碰就垮。”
林彪時任連長，本來已經離隊，隻是各個要隘都有民團把守，出不去，才被迫於當夜返回部隊。
這個時候，率隊的朱德顯示了遠見，他說：“蔣桂戰爭一定要爆發，蔣馮戰爭也一定要爆發。”
蔣桂戰爭是蔣介石與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鬥，蔣馮戰爭是蔣介石與馮玉祥鬥，原先這些人合一塊兒，以革命的名義，和被視為軍閥的北洋幹仗。那時節，大家都把北洋當妖怪，個個搶著拿投名狀，隻是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後來他們自己也一個個成了妖怪。
在軍閥的譜係裏，北洋叫作老軍閥，蔣桂馮稱為新軍閥。朱德一針見血地說：“軍閥不爭地盤不可能，要爭地盤就要打仗，他們一打，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展了。”
果然，蔣桂戰爭、蔣馮戰爭先後爆發，國民黨內部打成一鍋粥，誰也顧不上料理共產黨的部隊，起義軍得到了來之不易的喘息之機。
隨著井岡山時期的到來，一支新型軍隊——紅軍誕生了。
紅軍的基本戰法以遊擊戰為主。打遊擊戰，練什麽呢？
爬山。
部隊每天起床，第一個課目就練這個，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氣衝上去。休息幾分鍾後，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飯。
紅軍子彈少，1支槍一般隻有3發子彈。作戰時，衝鋒前打1~2發，衝鋒後就不能再開槍了，那最後一顆子彈還得留著追擊時用。
這樣使用子彈，就必須槍法精準才行。粟裕每天練習單手舉槍射擊，他的紀錄是：一隻手舉步槍，可堅持1~20分鍾。
上世紀50年代，粟裕在蘇聯養病，療養院的按摩醫生和他比腕力，竟然發現自己無法取勝，讓他大為吃驚，而那時候的粟裕早就過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揮才能也開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嶺之戰中，擔任連長的粟裕乘敵疲憊鬆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對方防線。
粟裕能爬山，當他帶頭衝到製高點時，回頭一看，跟上來才9個人，其他人都還掉在後麵。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滯了剝層皮，繼續衝啊。
粟裕留下6個人守製高點，帶3個人越過山頂，猛追逃敵。
一過山坳，發現竟然有百兒八十敵方士兵蝟集一處，他當即大喝一聲：“把槍放下，你們被俘虜了！”
此時製高點上的司號員也配合著在山頂揮起紅旗，吹響了衝鋒號。
說好聽點，這叫疑兵之計，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賭博。隻要這百兒八十兵裏，有那麽幾個有膽色，事情就懸了，粟裕也險了。
妙就妙在沒人有膽色，士兵們早就慌不擇路，一聽動靜這麽大，都乖乖地把槍給放下了。
粟裕一邊隻有3個人，沒法拿百兒八十條槍，於是命令俘虜把機柄卸下，他們自己背機柄，俘虜們背空槍。
很多年後的解放戰爭中，如此戲劇性的場麵經常上演，紅軍時期還是不多。朱德知道後非常高興，稱讚粟裕是“青年戰術家”。 <h2>敵人非常強</h2>
在頻繁的作戰中，機會到處都是，唯一的條件是，你還活著。
1930年，第一次反“圍剿”開始時，粟裕升任師長。到第三次反“圍剿”，他已經是紅十一軍參謀長。
即使在蘇區和紅軍的鼎盛時期，戰爭的天平也並非完全一邊倒，勝利的一方有時亦需付出不小代價。在戰鬥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彈打中，而且正好擊中動脈血管，鮮血噴出一米多遠，他當場就昏了過去。
送到軍醫院時，為避免感染，醫生主張將左臂踞掉。
隻剩一隻胳膊，打仗該多不方便。粟裕對醫生說：“即便有生命危險，我也不鋸！”
最後沒鋸，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殘疾，活動無法自如，僅能幫助右臂做一些輔助性動作。
由於缺乏醫藥，傷口痊愈很慢，當粟裕傷愈出院時，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紅十一軍也早就改編為紅七軍團，軍團長便是尋淮洲，粟裕出任軍團參謀長兼第二十師師長。
第五次反“圍剿”與前麵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現為，參與進攻的國民黨軍隊從數量、戰鬥力、武器乃至戰術都有了極大改進。
過去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好像就賴一個李德，粟裕卻很坦白地承認，這次敵人非常強。
戰場上首次出現了飛機和坦克的影子。蔣介石原來並沒有飛機坦克的成型化特種部隊，是受了長城抗戰失敗的影響後，才開始著手建立的。這些特種部隊當時連雛形都算不上，作戰能力很弱，地空協同、步車協同更是無從談起，不過做個樣子罷了，但它對紅軍的心理威懾作用卻著實不容小覷。
有個號稱“遊擊健將”的紅軍團長，從未見過飛機集中轟炸的場麵，當敵機投彈時，忍不住失聲驚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動的坦克一共才兩輛，而且都是輕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為從沒有見過，大家全都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拿這兩鐵家夥怎麽辦，結果一個師的陣地眼睜睜就被坦克給衝垮了。
打得順時無所謂，怎麽打都行，一旦不順了，其他弊端也會慢慢暴露出來。
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他和粟裕都是從戰爭中學習，憑借一拳一腳在戰場上打出來的好漢。可問題是兩人都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軍團政委手裏。
紅七軍團政委是樂少華。他有留學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此人缺乏軍事經驗，但行事蠻橫霸道，動不動就拍桌子罵娘，看誰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員”的大帽子壓過去，你不服還不行，因為他有“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
軍團開歡迎大會，請剛上任的樂少華作報告，恰巧粟裕從戰場回來，尋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樂少華在台上看見了，便拍著桌子大罵：“他媽的，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
當時樂少華還不認識粟裕，他罵罵咧咧，是要當眾給軍團長難堪，以便樹立他自己的權威。
很快，矛頭又轉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隊打退並消滅了一股敵軍，他親自從前沿跑回軍團指揮所，請示是否繼續追擊。當時尋淮洲和樂少華坐在一根木頭上，尋淮洲一聽，這正是乘勝窮追的好時機啊，馬上說：“好，好，好。”
樂少華沒有吱聲。粟裕以為他同意了，軍情緊急，轉身就走，不料樂少華突然跳起身來大叫：“站住！他媽的，政治委員製度不要了嗎？回來，回來。”
尋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從，隻得停止追擊。
當晚中央軍委來電，批評紅七軍團為什麽不繼續追擊，樂少華才閉口不言，但他隨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對政治委員製度的危險人物”，長期對其進行限製和監視。
樂少華把粟裕當成了尋淮洲的人，一意打擊報複。說粟裕反對某製度雲雲，不過是掛神聖之名，行猥瑣之事罷了。
在這裏，對錯並不重要，站隊最重要，粟裕其實就是站隊沒站好，不會順風使舵而已，他後來吃的許多苦頭，可以說都與此有關。
外麵拚命給壓力，裏麵還在自縛手腳，這仗當然隻會越打越憋氣，越打越失敗。到1934年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近千裏，縮小到300餘裏，中央軍委也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區，進行長征。
1934年7月，紅七軍團被調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內的中央軍委接見了軍團領導人，當麵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
當時中央軍委沒有把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說得太清楚，隻是告訴他們，這次行動的最後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裏將舉行“皖南暴動”，並由此建立蘇區，紅七軍團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幹年後，粟裕才知道，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從字麵上看，紅七軍團是“先遣”，主力紅軍會隨後跟進，但按照後來朱德提供的說明，派先遣隊北上，隻是要讓他們“去做個引子”，以便掩護中央紅軍南下。
換句話說，中央紅軍和紅七軍團的行軍方向正好相反，當紅七軍團北上，從而調開敵軍兵力時，中央紅軍將從中央蘇區的西南部尋求突圍。
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就曾提出過一個挽救中央蘇區的策略。那時恰好爆發了“福建事變”，他主張趁機派紅軍主力挺進包括皖南在內的蘇浙皖贛地區，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決戰，以迫使對方的“圍剿”大部隊回援。可惜的是，當時毛澤東沒有決策權，中央未能采納這一良策。
時移世易，現在再派小股部隊深入險地，其本來的效果和意義已一去不複返。畢竟蔣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圍剿”勝局已定的情況下，他絕不會因為一個北上抗日的口號，或者一支小股部隊的出動而改變原有部署，更不會放鬆對中央蘇區的繼續圍困。
當然，在情況萬分危急之際，中央嚐試丟卒保帥也未必就沒有一點道理，事情糟就糟在，決策者中途又頭腦發熱，對先遣隊的要求也遠遠超出了“保帥”的範圍。 <h2>橡皮膏藥一樣粘著</h2>
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後，按原計劃渡過閩江，準備北上浙西去皖南，但這時中央軍委忽然改變計劃，命令隨之更改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紅七軍團開始奉令進攻福州城。中央軍委下達的這個命令其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會，築有高大城牆以及堅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國民黨部隊為王敬久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部隊，也是早期國民黨“中央軍”裏戰鬥力最強、兵員素質最高的勁旅，其內外戰表現均十分出色，兩年前的“一二八淞滬會戰”，該師是絕對主力，曾在著名的廟行大戰中與日軍常備師團對攻。
福州城裏隻有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可你要想攻破他們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麵，紅七軍團經過連續作戰的消耗，全軍團僅剩4000多人，經過突擊補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戰鬥人員4000多，分編成3個師，但實際上隻相當於3個大團。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紅七軍團隻有一些輕重機槍和6門迫擊炮，用來攻城遠遠不夠。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隻得向閩東轉移，結果第八十七師的那個團還從城裏追了出來，在背後一路攆趕，軍團為此傷亡了好幾個師團幹部。
福州難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煩的是實力被完全暴露了。紅七軍團渡過閩江時，聲勢浩大，對方陣營也弄不清楚究竟來了多少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曾一麵緊急調兵，一麵親自飛往福州進行“視察”。
一個回合過去，弄明白了，原來是一支紅軍的牽製部隊，而且力量也並不怎麽大。
“帥”沒有保成，倒是“卒”逐漸被推入了危險境地。蔣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俞濟時為“追剿軍”總指揮，從蘇浙皖贛就地調集兵力，對紅七軍團展開追堵，一時間紅七軍團如同被橡皮膏藥粘著，想脫身都脫不了。
閩東有一塊蘇區，領導人是菲律賓歸國華僑葉飛。當紅七軍團到達閩東蘇區時，葉飛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軍團槍多兵少，有一人背兩支槍的，有民夫挑著槍的。
葉飛是有人沒槍，尋淮洲和粟裕卻是有槍沒人，福州一戰後，光傷病員就有七八百人，行動異常不便。
協商下來，雙方交換，紅七軍團留下多餘的槍和傷病員，葉飛給紅七軍團補充了1000多名新兵。
當時閩東蘇區有一大塊根據地，號稱“五百裏政權”，不僅糧鹽供應方便，兵員補充也很容易，如果紅七軍團能留下來，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目的，可是軍團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樂少華的經曆相仿，能力和見識也差不多，紅七軍團的領導權就由這兩個“布爾什維克”給把持著。
成立先遣隊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隊之後，卻像個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頹廢有多頹廢，哪個地方都不敢久待，隻想趕緊完成到達皖南的任務就算了事。
紅七軍團北去後，葉飛又集中了1000多人參軍，但已經追趕不上部隊了。
除了軍團的“布爾什維克”，中央軍委的命令也讓尋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擾。紅七軍團離開閩東後，在閩北一連打了幾個小勝仗，最後到達閩北蘇區時，部隊已經疲憊不堪，急需進行短暫休整，然而相應請求卻遭到了中央軍委的來電駁斥：讓你們在閩北停下來休息，正是敵人的企圖！
中央紅軍的長征尚未開始，在中央主持軍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時，不過24歲，缺乏軍事經驗，打仗隻能聽李德的，所做決策也都十分機械笨拙。
事實上，在紅七軍團離開瑞金後，“皖南暴動”已經失敗，建立皖南蘇區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時若隨機應變，讓紅七軍團留在閩東、閩北作戰，其牽製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說，要是能夠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發奇想，提出讓紅七軍團在浙西打遊擊，而且還規定死了遊擊的路線和時間。
遊擊的優勢，全在“靈活”二字，什麽都規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遊擊，說白了，還是在搞運動戰。
江浙作為南京政府的核心區域，建有嚴密的保甲製度，地方上的保安團不僅槍械完備，而且經過純熟的訓練，這種運動戰又豈是好打的。紅七軍團被迫每天一戰，最讓人撓頭的還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戰後傷員沒法安置，隻能抬著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隊戰鬥力。
關係到部隊存亡，尋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機械執行中央命令上，尋淮洲和政治委員樂少華更是麵對麵地發生了激烈爭吵。
自此以後，軍團高層要麽不開會，要麽一開會就吵架，天天如此，幾乎造成指揮上的癱瘓。
樂少華是專橫，不把尋淮洲放在眼裏，作為中央委員的曾洪易則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飛機襲擊後，更是嚇得臉色發青，嘴唇顫抖，他不僅在作戰上毫無主見，還一個勁地嚷嚷著要離開部隊。
就在決斷不下之際，尋淮洲、粟裕獲報，敵軍主力已從不同方向圍攏過來，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軍覆滅。
他們當機立斷，決定不顧中央軍委的一再指責，離開浙西，向皖贛挺進。 <h2>細節是關鍵</h2>
1934年9月30日，紅七軍團到達皖贛邊。這才知道，皖南暴動失敗了。
好在皖贛邊也有蘇區，不僅地形有利，補給上也較充裕，按照尋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贛邊就地開展遊擊戰，先消滅尾追之敵，待時機成熟後再入浙進行襲擾。
可是他們的建議遭到了中央軍委的否決，軍委傳來新的命令，讓紅七軍團進入閩浙贛蘇區接受整編。
從皖贛蘇區到閩浙贛蘇區，又是幾道封鎖線，紅七軍團到達目的地時，整個軍團僅剩下3000多人。
閩浙贛蘇區是方誌敏創建的老蘇區，該蘇區轄有紅十軍。兩軍奉命合並為紅十軍團，軍團長為劉疇西，尋淮洲僅任師長。
這對尋淮洲而言，顯然很不公平，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後，整整4個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進行指揮，最後別人全是原職調動，唯獨他被從軍團長職位上撤了下來。
中央軍委隨主力長征後，紅十軍團改由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統一調度，項英下令紅十軍團以運動戰的方式向外線出擊，以創建新蘇區。
在那種形勢下，博古等人還組建紅十軍團，指望以軍團規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個重大失誤，而項英的決定，則錯上加錯，進一步把紅十軍團推向了危險境地——想想看，中央蘇區原有8萬主力紅軍，連他們都守不住老蘇區，卻要更弱、更小的部隊去創建新蘇區，這實在是一件強人所難的事。
紅十軍團共有3個師，其中，僅有由原紅七軍團改編的第十九師能打正規戰，第二十、二十一師均為紅十軍以及一些地方武裝升級而成，主要長於打遊擊，沒有大兵團活動的能力和經驗。
用朱德的話說就是“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戰打不成，遊擊戰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紅十軍團集結於黃山東南的湯口，國民黨圍追堵截的各路部隊聞聲而動。
3天後，紅十軍團向北轉移，由烏泥關進至黃山東麓的譚家橋。他們獲悉，大部分追敵距離尚遠，隻有補充第一旅緊咬不放，現已抵達湯口。
補充第一旅的旅長正是王耀武。彼時的王耀武隻是剛剛出道，但他已經受到了蔣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畢業於黃埔第三期。在國民黨將官中，一期、二期黃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資曆，能讓蔣介石另眼相看，實在是很不容易。
讓蔣介石動心的，是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王耀武死守宜黃一戰。
駐守宜黃的是國民黨第三十二旅，旅長為黃埔一期的柏天民。當紅軍圍困宜黃時，蔣介石已允許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時任團長王耀武的竭力勸說下，仍選擇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紅軍也始終沒能攻下宜黃。
柏天民在作戰中腿部受重傷，戰後他向蔣介石大力推薦王耀武繼任旅長一職。於是蔣介石專門召見王耀武，並饒有興致地當麵問他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當時已身陷重圍，紅軍又長於打援和野戰，與其突圍時失敗而死，不如與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還說，宜黃是戰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萬人的代價，也未必能夠重新奪取，所以從戰略整體著想，也不能輕易放棄宜黃。
蔣介石聽後十分滿意，決定重用王耀武，不過他沒有讓王耀武繼任第三十二旅旅長，而是任命其為補充第一旅旅長。
授予此職，蔣介石考慮得很是周到。因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黃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資曆淺擺不平，而補充第一旅剛剛成立，沒有這些問題，便於王耀武指揮調度。
當蔣介石把自己的這番用意告訴王耀武時，王耀武感激涕零，練兵作戰也更加盡心盡力。
正是由於太積極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數王耀武衝得最猛最前，隊伍也因此顯得孤立突出。經過分析研究，紅十軍團高層做出決定：打一場漂亮的伏擊戰，拿這個王耀武開刀祭旗。
從裝備上看，補充第一旅勝過紅十軍團，但紅十軍團有3個師計5個團以上的兵力，補充第一旅隻有3個團，另外，紅十軍團還占有地利優勢。
烏泥關是一個山隘口，從烏泥關至譚家橋段的公路兩側，5公裏範圍內，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擊戰的話，乃天造地設的絕佳地形。
打伏擊戰，細節是關鍵，圍繞細節，軍事主官之間產生了分歧。
軍團長劉疇西擬訂的伏擊戰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師為主攻部隊，第十九師負責待主攻方向打響後，向烏泥關穿插，以截斷王耀武的後路。
尋淮洲和粟裕對此存有異議。道理很簡單，第十九師能攻善守，野戰經驗豐富，當然更適宜於擔任主攻。
話醜理端，可惜劉疇西不接受。
劉疇西畢業於黃埔一期。南昌起義時，粟裕不過是個班長，而劉疇西已經是營長，後來他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後因作戰受傷割掉了左臂，人稱獨臂將軍。
劉疇西的資曆是沒有問題，但他在中央蘇區時的最高軍職為師長，來到閩浙贛蘇區後才擔任軍長，時間也不長，與尋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和經驗。
作為負主責的軍團長，劉疇西不會承認自己的欠缺，對殲滅補充第一旅，他也表現得相當樂觀。 <h2>硬碰硬的陣地戰</h2>
劉疇西的樂觀，其實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僅憑“補充”兩字，就認定補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隊，那就完全錯了。
除了武器裝備較好外，這支部隊的兵員素質也很高，士兵多為北方人，作戰風格硬朗，軍官則大多是軍校畢業生，官兵訓練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達烏泥關。他很快發現烏泥關地勢險要，為避免不測，特地留下一個團防守烏泥關及其附近高地，其餘人馬則繼續前進。
紅軍出沒的地帶，多為險要區域，王耀武也不會算命，他事前當然不會知道對方要在這裏設伏，能以1/3兵力做後手，已經比其他將領要精明謹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兩個團就要完全進入伏擊圈，這時意外發生了，一名紅軍戰士因過於緊張，槍突然走火。
補充第一旅的前衛部隊立即警覺起來，發現有紅軍埋伏後，他們一邊搶占路邊高地，一邊派人向王耀武飛報情況。
在前沿指揮的劉疇西見狀又氣又急，隻得提前下達出擊命令，伏擊戰也瞬間演變成了遭遇戰。
王耀武雖然暫時處於被動地位，但他在很短時間內便判明了戰場勢態。看出紅二十師戰鬥力並不強，所據陣地又是控製戰場的製高點，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擊炮和重機槍對其進行火力壓製，同時向高地發起猛攻。
紅二十師以前沒打過這樣硬碰硬的陣地戰，一時慌亂起來。王耀武找準弱點後，便不斷增調兵力向這個點進行突破，最終紅二十師的陣地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隨著補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斷湧入，烏泥關及譚家橋高地盡被王耀武所奪，戰場主動權完全易手。
按照原計劃，當主攻方向的戰鬥打響時，尋淮洲即率紅十九師前去烏泥關抄襲敵軍後路，但這時紅二十師已呈潰散之狀，再抄襲後路已無意義，劉疇西急忙改變計劃，令紅十九師回援。
遺憾的是，尋淮洲沒有遵令，即使方誌敏寫信去調，也沒能調來。
也許長時間的壓抑，讓尋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製勝，在這關鍵時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觀，失去了智，隻剩下勇。
尋淮洲要“單獨自打一方”，隻是他和劉疇西一樣，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當紅十九師到達烏泥關時，王耀武留下的那個團早就占領了製高點，並能居高臨下地俯瞰北麵低地，穿插行進中的紅十九師被隔斷在懸崖峭壁之下，兵力難以展開。
尋淮洲殺紅了眼，幹脆端起一挺機槍，帶頭發起衝鋒。
幾經反複，製高點終於拿了下來，但已無實際意義——紅十九師傷亡過重，失去了繼續攻堅的銳氣，也根本起不到斷敵後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尋淮洲在衝鋒中腹部中彈，受了重傷。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顛簸從擔架上摔下來，導致失血過多，於第二天去世，死時年僅22歲。
譚家橋戰鬥從早上打到下午，戰況異常激烈，王耀武在上報時稱：“是役也，為本旅各次剿匪戰役中最猛烈之戰爭。”
當戰鬥進行到下午，紅二十一師的陣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補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紅十軍團指揮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話，整個紅十軍團就得被人家“包餃子”了。
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方誌敏和劉疇西下達了撤出戰場的命令，此時王耀武也精疲力竭，無力再進行追趕。
譚家橋一戰對雙方都至關重要。若是這一戰能打贏，紅十軍團不僅能補充大量匱乏的物資裝備，而且能挫滅敵軍氣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腳，相反，其處境就變得十分艱難和被動。
譚家橋戰後，俞濟時不斷向皖南一帶調集重兵，包括補充第一旅在內，已集結了20個團的兵力。
麵對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紅軍隻能在寒冷的山區裏饑一頓、飽一頓，靠不停地兜圈子來避敵鋒芒，部隊的戰鬥意誌大為削弱，與此同時，劉疇西也由樂觀者變成悲觀者，決策時優柔寡斷，常常難以下定決心。
紅十軍團轉移時，曾遭遇一個保安團。這時紅十軍團兵力加一塊，仍相當於3個整團，如果劉疇西能審時度勢，下狠心全軍撲上，是有望予以全殲的，但他能避就避，摳摳搜搜，隻派了一個營上去作戰，後來發現一個營不行，又派一個營，直把殲滅戰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戰。
在紅十軍團，方誌敏是項英任命的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權威超過樂少華，但他不懂軍事，同時身上又帶有很多文人氣質，在為人做事的風格上，與樂少華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這個時候，他也不願意與劉疇西鬧得太僵，因此隻好在一旁幹著急。
最後劉疇西做出決定，避戰撤離，一個揀軟柿子捏從而重振士氣的機會就這樣白白丟掉了。
半個月內，紅十軍團往返十餘縣，進行大小戰鬥十餘次，這些戰鬥大多是遭遇戰和消耗戰。劉疇西無心戀戰，一打就走，什麽好處都撈不到，弄得整個軍團人困馬乏，士氣越來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紅十軍團高層在浙西遂安開會。會上分成兩種觀點：一種以樂少華和粟裕為主，主張就地分兵遊擊，以減小目標，保存實力；另一種以方誌敏和劉疇西為主，他們提出，應繼續大兵團作戰，爭取早日返回閩浙贛蘇區進行休整。
經過爭論，方誌敏拍板定案，決定采用後者。
與會者都沒有想到，正是這個決定，把紅十軍團送入了覆亡的不歸之路。 <h2>相差半小時</h2>
方誌敏和劉疇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據地，讓疲憊的紅十軍團得到休整，這當然是必要的，問題是，俞濟時已在前往蘇區的路上設置了十幾道封鎖線，而且蘇區內外地域狹小，實際已無法展開大兵團作戰。
從遂安到閩浙贛蘇區，不過兩百多裏路，正常情況下，急行軍兩天即可到達，但紅十軍團不是光趕路就行，他們還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攔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敵方一個步兵團。在前衛部隊已與敵軍接火的情況下，劉疇西也不通知他們，就率大部隊改道夜行，結果大部隊是甩開了敵人，前衛部隊卻就此與軍團總部失去了聯係。
讓粟裕為之扼腕的還是接下來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紅十軍團到達楊林。由楊林向南越過南華山，就到達了化婺德蘇區，這是閩浙贛蘇區北麵的一個外圍小蘇區，方圓約50公裏，那裏仍有遊擊隊活動。
粟裕向劉疇西建議，全軍應加速通過南華山，到達化婺德蘇區後再休整隱蔽，但劉疇西顧慮主力部隊過於疲勞，下令宿營休息一夜，天亮再出發。
無奈之下，粟裕隻得和方誌敏一起率部先行。
隨粟裕行動的，主要是軍團機關、後勤人員以及傷病員，加上缺乏彈藥的迫擊炮連、重機槍連，總共800餘人。
他們翻過南華山，一直前進至靠近閩浙贛蘇區的地方，才停下來休息。
第二天上午，當劉疇西和軍團主力出發時，已經被一個保安團卡住了通道。前後僅相差半個小時！
劉疇西指揮部隊攻擊，但保安團占據著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於屢次進攻均無法得手，這時劉疇西又開始舉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無決心投入血本，全軍壓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過不去，最終還是不得不繞道而行。
時間越來越緊迫，在俞濟時的嚴令督促下，前來圍追堵截的國民黨部隊全是分秒必爭，那個卡道的保安團一夜走了70裏，才趕在了劉疇西前麵。
偏偏這時劉疇西仍未充分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部隊還在緩慢行軍，整個隊伍拖拖遝遝，前後距離足有十幾裏長。
一直到1月15日，紅十軍團主力才大部進入化婺德蘇區。
離閩浙贛蘇區越來越近，舉眼望去，不過一步之遙，方誌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隻有進入閩浙贛，才能稍稍鬆上一口氣。
1月16日，仍不見主力到來，方誌敏派人送信給劉疇西，讓其率主力迅速跟上，並於當晚通過敵軍的最後一道封鎖線。
下午6點，方誌敏、粟裕正要整隊出發，劉疇西那邊傳來回話：主力已經到齊，但是人員疲憊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聽就急了：“情況這樣緊張，哪能再遲疑啊。今天晚上我們必須全部通過封鎖線！”
方誌敏完全讚同粟裕的意見，因為擔心劉疇西再猶豫搖擺，他當即決定讓粟裕率先頭部隊立即前行，自己則回去接應大部隊。
粟裕指揮先頭部隊連夜疾行，碉堡裏的敵軍發現後，立即開槍射擊。
這時俞濟時雖在兩蘇區之間建立了以碉堡為主的封鎖線，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紅軍虛實，不敢輕易接仗。粟裕就派兩個戰鬥班對碉堡進行佯攻，虛張聲勢，其餘人馬趁此機會，加快步伐通過。
先頭部隊上半夜就全部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到達之後，粟裕一麵同地方人員聯係，一麵等待主力跟進。
下半夜，沒有等到。
第二天，依舊。
第三天，第四天，還是一樣。
粟裕組織了大批便衣隊，前去聯絡和接應，可是均未能聯係得上。一開始還能聽到遠處傳來依稀的槍炮之聲，後來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懸了起來，粟裕變得異常焦灼不安。
戰場直覺告訴他，情況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頭部隊也可能自身難保。
粟裕率部離開了原定的會合地點。他的估計沒錯，方誌敏、劉疇西及其主力再也來不了了。 <h2>最後一個機會</h2>
1935年1月16日，劉疇西接到了方誌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堅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誌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劉疇西的答複後，他長歎一聲，久久無語。
方誌敏是一個責任心非常強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趕先頭部隊，但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劉疇西和大部隊。
劉疇西即將為他連續的遲疑不決付出慘痛代價。當天晚上，共達14個團的國民黨部隊分路趕到，將紅十軍團主力緊緊包圍在懷玉山區。
紅十軍團主力這時僅剩2000餘人，在7倍於己的敵軍圍困下，已是彈盡糧絕，基本失去了強行突圍的能力。方誌敏和劉疇西隻能率部在山區裏左兜右轉，希望能尋找出一條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導的帶領下，紅十軍團向金竹坑封鎖線發起攻擊。
隻要衝過金竹坑，便可進入閩浙贛蘇區，因此這次劉疇西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做困獸之鬥。在他的指揮下，軍團主力蜂擁而上，全力猛撲。
就像粟裕的先頭部隊通過時一樣，黑暗中，碉堡裏的國民黨士兵搞不清外麵狀況，能做的隻是不間斷地朝外開火。
劉疇西一馬當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顆子彈，警衛員急忙將他扶下來。
劉疇西並未下達撤退令，但後續部隊不清楚，見軍團長都撤了下來，也就跟著一起撤退。
事後得知，金竹坑的國民黨守軍僅一個排，而紅十軍團可投入千餘人攻擊，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著夜色突出去的。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沒有了。
隨著包圍圈越縮越小，紅十軍團被完全鎖於牢籠之中。那些天，懷玉山區雨雪交加，官兵們早已斷糧斷食，不得不以草根樹皮充饑，就連方誌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沒有吃上什麽東西。
又冷，又餓，加上看不見突圍的希望，使得紅十軍團再也支持不住，內部呈現出明顯的崩潰瓦解之狀，官兵不斷被分割和打散，方誌敏和劉疇西就此失去了聯係。
雖然已把對手逼入絕境，但參加“追剿”的國民黨各部隊也已是凍累交加，疲憊不堪，俞濟時不斷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報告，他這時也認為“追剿”任務已完成，方誌敏很可能已經突圍，便向蔣介石請求撤軍。
就在這時，方誌敏的警衛員下山尋找食物，被俘叛變，供出了方誌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況。
坐鎮南昌的蔣介石得悉後，向俞濟時發來電報。這份電報被閩浙贛省委所截獲，其內容是：方誌敏、劉疇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軍休整者“殺勿赦”。
1935年1月27日，劉疇西被搜出。僅隔兩天，方誌敏亦被捕。
競技場上，失敗者的結局通常是悲慘的。俞濟時與劉疇西同為黃埔一期的同學，兩人見麵時，劉疇西衣衫襤褸，已是凍得渾身發抖，而俞濟時則身披將軍大氅，雙手還烤著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雖為對手，但畢竟曾是同窗，這俞濟時卻連句寒暄話都沒有，就揮揮手，讓人把劉疇西給帶走了。
後來也是黃埔一期的黃維聽到了這件事，很是鄙夷俞濟時的為人，當著麵數落他：“天那麽冷，你也該叫人吃頓好飯，穿件棉襖嘛！大家同學一場，你也太狠心了。”
失敗者唯一可以堅持和守護的是自己的尊嚴。作為黃埔生，劉疇西拒絕了來自“校長”蔣介石和其他黃埔校友的勸降，麵對死亡，無所畏懼，他說：“死是不可避免的，至於什麽時候死，我不知道，因為生命已經握在我的敵人的掌心。”
更為人所熟知的，還是方誌敏在牢中撰寫的《可愛的中國》。在這部感動了很多人的隨筆作品中，方誌敏總結道：是“政治領導上的錯誤”，以及“軍事指揮上的遲疑”，使紅十軍團遭到了失敗。
被俘了怎麽辦，方誌敏的回答是：“現在準備著越獄，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則堅決就死！”
方誌敏的錚錚鐵骨和硬漢本色，連看守所的所長都被打動了，自願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劉疇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義。
尋淮洲曾任紅七軍團軍團長，他擔任軍團長時，隻有21歲，比林彪還年輕，是當時紅軍中最年輕的軍團長。尋淮洲如果不死，憑其戰功、資曆及其善戰之名，新中國成立後封將拜帥完全沒有問題。
那時候粟裕還隻是軍團參謀長，王耀武無論如何不會想到，正是這個看似瘦小、貌不驚人的幕僚長，日後不僅替戰友報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個國民黨軍隊的克星。
這是一個天生與戰場有緣的人。
人各有誌，有時候這種誌從小就能看得出來。《紅樓夢》中，賈政要測試兒子未來的誌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出來，讓賈寶玉抓取。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寶玉什麽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釵環”抓了過去，為此還換來賈老爺一聲臭罵：“酒色之徒耳！”
如果讓年幼時的粟裕來抓，他緊緊攥在小手裏的，也許隻會是一件東西——劍！ <h2>隻要“神”還留著</h2>
作為傳統的古老兵器，劍代表著俠客風範和男兒血性。佩劍之人，可以雲遊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劍客的夢想，支撐著粟裕的整個童年時光，其間還少不了一個很關鍵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雖不是出生於賈府那樣的鍾鳴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稱富裕，阿陀就是受雇於粟家的一位青年長工。
有一種說法，說民國其實是中國武俠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不僅湧現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俠技擊高手，就連近現代武俠小說的源頭也正是從此處發軔。那時候的人們，比現在更熱衷於談論武俠和劍客。
阿陀顯然自己就是個武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啟蒙老師。從阿陀那裏，粟裕知道了許多蜚聲民間的好漢名字：“草上飛”，這哥們兒輕功了得，能飛簷走壁，尤其擅長在草尖上借力飛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後，必要在牆上畫一枝梅花作為記號……
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聽著這些故事，小粟裕激動得血脈賁張，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劍客嗎？練吧！
“草上飛”訓練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過不停地跑跳，說不準什麽時候就能身輕如燕，展示“日行千裏，夜行八百”的奇跡。
“一枝梅”訓練秘籍：找根一丈長的竹竿，隻留一頭的竹節，其餘全部打通灌沙，這叫“狼牙棒”，一旦練熟，離替天行道興許就不遠了。
在阿陀的帶領下，粟裕樂此不疲，經常練到汗流浹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兒的出現，讓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槍”。原料為一個子彈殼，鑽洞後放入火藥，再添沙子，點燃後沙子就能噴射出來。
粟裕用此“槍”瞄準“假想敵”，一擊即中，頓時把他給樂壞了。
原來槍比劍更厲害！
馮驥才在小說《神鞭》中，描寫了一個會用辮子格鬥的天津好漢傻二，被稱為“神鞭”。他後來發現洋人的洋槍威猛，就毅然割去辮子，並練出了雙手使槍、百分百中的絕活，為此還留下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卻留著……不論嘛新玩意兒，都能玩到家。”
武俠也得隨時代進步哇，隻要“神”還留著。
19歲那年，粟裕終於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槍。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師範的學生，為了迎接北伐軍的到來，幾個同學合著湊錢買了一支駁殼槍和兩百發子彈。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學投向武漢，加入了中共控製的第24師教導隊。
粟裕不是軍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軍事訓練，即從教導隊開始。
一到教導隊，教官就向這些學生兵發問：“艱苦和死亡相比，哪一個更難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難受。”
教官立即糾正：“不對，艱苦比死亡更難受！”
接下來，教官的一番訓導給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隻是一瞬間的事，而艱苦卻是長期的、時刻都會遇到的。如果你們能夠戰勝艱苦，那麽還有什麽不可戰勝的呢？”
在現實生活中，沒有武俠小說裏吃個丹藥就能功力大長那麽輕鬆，隻有一輪又一輪艱苦的打磨。
第24師師長是北伐名將葉挺。某次作戰，因兵力懸殊，士兵紛紛退卻，葉挺的參謀長親自督戰，仍無濟於事。這時突然傳來消息：“葉挺師長來了！”
眾人立即止步，轉身向敵軍發起衝鋒。一個營長原先隻是受了點輕傷，正哼哼唧唧地要下來，一聽葉挺來了，趕緊跳下擔架去打仗。
葉挺督軍練兵，就一個字：嚴。
一般軍隊是“三操兩講”，教導隊加量加價，為“四操三講”，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課。學生兵的軍事動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幾次，為了達到標準，一排、一連的人常常要連續重複做一個動作，直到隊伍整齊劃一為止。
緊張的生活節奏把吃飯時間都包括了進去，吃個飯，必須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則就來不及。有時教官還會故意在飯中摻入頭發和沙子，你要是皺著眉頭挑挑揀揀，那就別想吃飽了。
粟裕參加教導隊的軍訓統共不過一兩個月，但作為入門，已經夠了。要知道，黃埔軍校受訓也很短，實打實的訓練時間不過才3個月。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到戰場上去繼續練習吧。 <h2>青年戰術家</h2>
教官所說的艱苦，可不單是指訓練。
粟裕隨教導隊參加了南昌起義，並擔任警衛隊班長，主要負責保護後勤物資。南昌起義後，起義軍南下廣東，警衛隊一人背30公斤輜重，還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槍民夫。這些民夫隨時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槍扔下來，結果沿途丟棄了不少武器彈藥。
到了廣東，一場仗沒打好，撤退過於慌張，好不容易籌集到的冬衣、物資、軍餉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腳。
就在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挫折過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顆子彈從頭部穿過，人馬上就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排長一看，腦袋都中槍了，肯定沒得救，便說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駁殼槍就走了。
粟裕心裏很明白，這時候全得靠自己。當他稍能活動時，便掙紮著在路上爬行，終於以驚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隊。
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都一個接一個失敗了，那是起義軍最艱苦的一個階段。葉挺流亡歐洲，黃埔出身的林彪慨歎：“隊伍不行了，碰不得（敵人），一碰就垮。”
林彪時任連長，本來已經離隊，隻是各個要隘都有民團把守，出不去，才被迫於當夜返回部隊。
這個時候，率隊的朱德顯示了遠見，他說：“蔣桂戰爭一定要爆發，蔣馮戰爭也一定要爆發。”
蔣桂戰爭是蔣介石與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鬥，蔣馮戰爭是蔣介石與馮玉祥鬥，原先這些人合一塊兒，以革命的名義，和被視為軍閥的北洋幹仗。那時節，大家都把北洋當妖怪，個個搶著拿投名狀，隻是讓人料想不到的是，後來他們自己也一個個成了妖怪。
在軍閥的譜係裏，北洋叫作老軍閥，蔣桂馮稱為新軍閥。朱德一針見血地說：“軍閥不爭地盤不可能，要爭地盤就要打仗，他們一打，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展了。”
果然，蔣桂戰爭、蔣馮戰爭先後爆發，國民黨內部打成一鍋粥，誰也顧不上料理共產黨的部隊，起義軍得到了來之不易的喘息之機。
隨著井岡山時期的到來，一支新型軍隊——紅軍誕生了。
紅軍的基本戰法以遊擊戰為主。打遊擊戰，練什麽呢？
爬山。
部隊每天起床，第一個課目就練這個，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氣衝上去。休息幾分鍾後，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飯。
紅軍子彈少，1支槍一般隻有3發子彈。作戰時，衝鋒前打1~2發，衝鋒後就不能再開槍了，那最後一顆子彈還得留著追擊時用。
這樣使用子彈，就必須槍法精準才行。粟裕每天練習單手舉槍射擊，他的紀錄是：一隻手舉步槍，可堅持1~20分鍾。
上世紀50年代，粟裕在蘇聯養病，療養院的按摩醫生和他比腕力，竟然發現自己無法取勝，讓他大為吃驚，而那時候的粟裕早就過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揮才能也開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嶺之戰中，擔任連長的粟裕乘敵疲憊鬆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對方防線。
粟裕能爬山，當他帶頭衝到製高點時，回頭一看，跟上來才9個人，其他人都還掉在後麵。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滯了剝層皮，繼續衝啊。
粟裕留下6個人守製高點，帶3個人越過山頂，猛追逃敵。
一過山坳，發現竟然有百兒八十敵方士兵蝟集一處，他當即大喝一聲：“把槍放下，你們被俘虜了！”
此時製高點上的司號員也配合著在山頂揮起紅旗，吹響了衝鋒號。
說好聽點，這叫疑兵之計，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賭博。隻要這百兒八十兵裏，有那麽幾個有膽色，事情就懸了，粟裕也險了。
妙就妙在沒人有膽色，士兵們早就慌不擇路，一聽動靜這麽大，都乖乖地把槍給放下了。
粟裕一邊隻有3個人，沒法拿百兒八十條槍，於是命令俘虜把機柄卸下，他們自己背機柄，俘虜們背空槍。
很多年後的解放戰爭中，如此戲劇性的場麵經常上演，紅軍時期還是不多。朱德知道後非常高興，稱讚粟裕是“青年戰術家”。 <h2>敵人非常強</h2>
在頻繁的作戰中，機會到處都是，唯一的條件是，你還活著。
1930年，第一次反“圍剿”開始時，粟裕升任師長。到第三次反“圍剿”，他已經是紅十一軍參謀長。
即使在蘇區和紅軍的鼎盛時期，戰爭的天平也並非完全一邊倒，勝利的一方有時亦需付出不小代價。在戰鬥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彈打中，而且正好擊中動脈血管，鮮血噴出一米多遠，他當場就昏了過去。
送到軍醫院時，為避免感染，醫生主張將左臂踞掉。
隻剩一隻胳膊，打仗該多不方便。粟裕對醫生說：“即便有生命危險，我也不鋸！”
最後沒鋸，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殘疾，活動無法自如，僅能幫助右臂做一些輔助性動作。
由於缺乏醫藥，傷口痊愈很慢，當粟裕傷愈出院時，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紅十一軍也早就改編為紅七軍團，軍團長便是尋淮洲，粟裕出任軍團參謀長兼第二十師師長。
第五次反“圍剿”與前麵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現為，參與進攻的國民黨軍隊從數量、戰鬥力、武器乃至戰術都有了極大改進。
過去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好像就賴一個李德，粟裕卻很坦白地承認，這次敵人非常強。
戰場上首次出現了飛機和坦克的影子。蔣介石原來並沒有飛機坦克的成型化特種部隊，是受了長城抗戰失敗的影響後，才開始著手建立的。這些特種部隊當時連雛形都算不上，作戰能力很弱，地空協同、步車協同更是無從談起，不過做個樣子罷了，但它對紅軍的心理威懾作用卻著實不容小覷。
有個號稱“遊擊健將”的紅軍團長，從未見過飛機集中轟炸的場麵，當敵機投彈時，忍不住失聲驚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動的坦克一共才兩輛，而且都是輕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為從沒有見過，大家全都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拿這兩鐵家夥怎麽辦，結果一個師的陣地眼睜睜就被坦克給衝垮了。
打得順時無所謂，怎麽打都行，一旦不順了，其他弊端也會慢慢暴露出來。
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他和粟裕都是從戰爭中學習，憑借一拳一腳在戰場上打出來的好漢。可問題是兩人都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軍團政委手裏。
紅七軍團政委是樂少華。他有留學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此人缺乏軍事經驗，但行事蠻橫霸道，動不動就拍桌子罵娘，看誰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員”的大帽子壓過去，你不服還不行，因為他有“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
軍團開歡迎大會，請剛上任的樂少華作報告，恰巧粟裕從戰場回來，尋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樂少華在台上看見了，便拍著桌子大罵：“他媽的，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
當時樂少華還不認識粟裕，他罵罵咧咧，是要當眾給軍團長難堪，以便樹立他自己的權威。
很快，矛頭又轉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隊打退並消滅了一股敵軍，他親自從前沿跑回軍團指揮所，請示是否繼續追擊。當時尋淮洲和樂少華坐在一根木頭上，尋淮洲一聽，這正是乘勝窮追的好時機啊，馬上說：“好，好，好。”
樂少華沒有吱聲。粟裕以為他同意了，軍情緊急，轉身就走，不料樂少華突然跳起身來大叫：“站住！他媽的，政治委員製度不要了嗎？回來，回來。”
尋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從，隻得停止追擊。
當晚中央軍委來電，批評紅七軍團為什麽不繼續追擊，樂少華才閉口不言，但他隨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對政治委員製度的危險人物”，長期對其進行限製和監視。
樂少華把粟裕當成了尋淮洲的人，一意打擊報複。說粟裕反對某製度雲雲，不過是掛神聖之名，行猥瑣之事罷了。
在這裏，對錯並不重要，站隊最重要，粟裕其實就是站隊沒站好，不會順風使舵而已，他後來吃的許多苦頭，可以說都與此有關。
外麵拚命給壓力，裏麵還在自縛手腳，這仗當然隻會越打越憋氣，越打越失敗。到1934年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近千裏，縮小到300餘裏，中央軍委也不得不考慮離開蘇區，進行長征。
1934年7月，紅七軍團被調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內的中央軍委接見了軍團領導人，當麵宣布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
當時中央軍委沒有把先遣隊的戰略意圖說得太清楚，隻是告訴他們，這次行動的最後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裏將舉行“皖南暴動”，並由此建立蘇區，紅七軍團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幹年後，粟裕才知道，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從字麵上看，紅七軍團是“先遣”，主力紅軍會隨後跟進，但按照後來朱德提供的說明，派先遣隊北上，隻是要讓他們“去做個引子”，以便掩護中央紅軍南下。
換句話說，中央紅軍和紅七軍團的行軍方向正好相反，當紅七軍團北上，從而調開敵軍兵力時，中央紅軍將從中央蘇區的西南部尋求突圍。
其實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就曾提出過一個挽救中央蘇區的策略。那時恰好爆發了“福建事變”，他主張趁機派紅軍主力挺進包括皖南在內的蘇浙皖贛地區，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決戰，以迫使對方的“圍剿”大部隊回援。可惜的是，當時毛澤東沒有決策權，中央未能采納這一良策。
時移世易，現在再派小股部隊深入險地，其本來的效果和意義已一去不複返。畢竟蔣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圍剿”勝局已定的情況下，他絕不會因為一個北上抗日的口號，或者一支小股部隊的出動而改變原有部署，更不會放鬆對中央蘇區的繼續圍困。
當然，在情況萬分危急之際，中央嚐試丟卒保帥也未必就沒有一點道理，事情糟就糟在，決策者中途又頭腦發熱，對先遣隊的要求也遠遠超出了“保帥”的範圍。 <h2>橡皮膏藥一樣粘著</h2>
先遣隊從瑞金出發後，按原計劃渡過閩江，準備北上浙西去皖南，但這時中央軍委忽然改變計劃，命令隨之更改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紅七軍團開始奉令進攻福州城。中央軍委下達的這個命令其實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會，築有高大城牆以及堅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國民黨部隊為王敬久第八十七師。
第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部隊，也是早期國民黨“中央軍”裏戰鬥力最強、兵員素質最高的勁旅，其內外戰表現均十分出色，兩年前的“一二八淞滬會戰”，該師是絕對主力，曾在著名的廟行大戰中與日軍常備師團對攻。
福州城裏隻有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可你要想攻破他們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麵，紅七軍團經過連續作戰的消耗，全軍團僅剩4000多人，經過突擊補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戰鬥人員4000多，分編成3個師，但實際上隻相當於3個大團。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紅七軍團隻有一些輕重機槍和6門迫擊炮，用來攻城遠遠不夠。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隻得向閩東轉移，結果第八十七師的那個團還從城裏追了出來，在背後一路攆趕，軍團為此傷亡了好幾個師團幹部。
福州難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煩的是實力被完全暴露了。紅七軍團渡過閩江時，聲勢浩大，對方陣營也弄不清楚究竟來了多少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曾一麵緊急調兵，一麵親自飛往福州進行“視察”。
一個回合過去，弄明白了，原來是一支紅軍的牽製部隊，而且力量也並不怎麽大。
“帥”沒有保成，倒是“卒”逐漸被推入了危險境地。蔣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俞濟時為“追剿軍”總指揮，從蘇浙皖贛就地調集兵力，對紅七軍團展開追堵，一時間紅七軍團如同被橡皮膏藥粘著，想脫身都脫不了。
閩東有一塊蘇區，領導人是菲律賓歸國華僑葉飛。當紅七軍團到達閩東蘇區時，葉飛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軍團槍多兵少，有一人背兩支槍的，有民夫挑著槍的。
葉飛是有人沒槍，尋淮洲和粟裕卻是有槍沒人，福州一戰後，光傷病員就有七八百人，行動異常不便。
協商下來，雙方交換，紅七軍團留下多餘的槍和傷病員，葉飛給紅七軍團補充了1000多名新兵。
當時閩東蘇區有一大塊根據地，號稱“五百裏政權”，不僅糧鹽供應方便，兵員補充也很容易，如果紅七軍團能留下來，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目的，可是軍團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樂少華的經曆相仿，能力和見識也差不多，紅七軍團的領導權就由這兩個“布爾什維克”給把持著。
成立先遣隊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隊之後，卻像個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頹廢有多頹廢，哪個地方都不敢久待，隻想趕緊完成到達皖南的任務就算了事。
紅七軍團北去後，葉飛又集中了1000多人參軍，但已經追趕不上部隊了。
除了軍團的“布爾什維克”，中央軍委的命令也讓尋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擾。紅七軍團離開閩東後，在閩北一連打了幾個小勝仗，最後到達閩北蘇區時，部隊已經疲憊不堪，急需進行短暫休整，然而相應請求卻遭到了中央軍委的來電駁斥：讓你們在閩北停下來休息，正是敵人的企圖！
中央紅軍的長征尚未開始，在中央主持軍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時，不過24歲，缺乏軍事經驗，打仗隻能聽李德的，所做決策也都十分機械笨拙。
事實上，在紅七軍團離開瑞金後，“皖南暴動”已經失敗，建立皖南蘇區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時若隨機應變，讓紅七軍團留在閩東、閩北作戰，其牽製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說，要是能夠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發奇想，提出讓紅七軍團在浙西打遊擊，而且還規定死了遊擊的路線和時間。
遊擊的優勢，全在“靈活”二字，什麽都規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遊擊，說白了，還是在搞運動戰。
江浙作為南京政府的核心區域，建有嚴密的保甲製度，地方上的保安團不僅槍械完備，而且經過純熟的訓練，這種運動戰又豈是好打的。紅七軍團被迫每天一戰，最讓人撓頭的還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戰後傷員沒法安置，隻能抬著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隊戰鬥力。
關係到部隊存亡，尋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機械執行中央命令上，尋淮洲和政治委員樂少華更是麵對麵地發生了激烈爭吵。
自此以後，軍團高層要麽不開會，要麽一開會就吵架，天天如此，幾乎造成指揮上的癱瘓。
樂少華是專橫，不把尋淮洲放在眼裏，作為中央委員的曾洪易則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飛機襲擊後，更是嚇得臉色發青，嘴唇顫抖，他不僅在作戰上毫無主見，還一個勁地嚷嚷著要離開部隊。
就在決斷不下之際，尋淮洲、粟裕獲報，敵軍主力已從不同方向圍攏過來，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軍覆滅。
他們當機立斷，決定不顧中央軍委的一再指責，離開浙西，向皖贛挺進。 <h2>細節是關鍵</h2>
1934年9月30日，紅七軍團到達皖贛邊。這才知道，皖南暴動失敗了。
好在皖贛邊也有蘇區，不僅地形有利，補給上也較充裕，按照尋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贛邊就地開展遊擊戰，先消滅尾追之敵，待時機成熟後再入浙進行襲擾。
可是他們的建議遭到了中央軍委的否決，軍委傳來新的命令，讓紅七軍團進入閩浙贛蘇區接受整編。
從皖贛蘇區到閩浙贛蘇區，又是幾道封鎖線，紅七軍團到達目的地時，整個軍團僅剩下3000多人。
閩浙贛蘇區是方誌敏創建的老蘇區，該蘇區轄有紅十軍。兩軍奉命合並為紅十軍團，軍團長為劉疇西，尋淮洲僅任師長。
這對尋淮洲而言，顯然很不公平，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後，整整4個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進行指揮，最後別人全是原職調動，唯獨他被從軍團長職位上撤了下來。
中央軍委隨主力長征後，紅十軍團改由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統一調度，項英下令紅十軍團以運動戰的方式向外線出擊，以創建新蘇區。
在那種形勢下，博古等人還組建紅十軍團，指望以軍團規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個重大失誤，而項英的決定，則錯上加錯，進一步把紅十軍團推向了危險境地——想想看，中央蘇區原有8萬主力紅軍，連他們都守不住老蘇區，卻要更弱、更小的部隊去創建新蘇區，這實在是一件強人所難的事。
紅十軍團共有3個師，其中，僅有由原紅七軍團改編的第十九師能打正規戰，第二十、二十一師均為紅十軍以及一些地方武裝升級而成，主要長於打遊擊，沒有大兵團活動的能力和經驗。
用朱德的話說就是“編成一個軍團，不編不垮，一編正規戰打不成，遊擊戰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紅十軍團集結於黃山東南的湯口，國民黨圍追堵截的各路部隊聞聲而動。
3天後，紅十軍團向北轉移，由烏泥關進至黃山東麓的譚家橋。他們獲悉，大部分追敵距離尚遠，隻有補充第一旅緊咬不放，現已抵達湯口。
補充第一旅的旅長正是王耀武。彼時的王耀武隻是剛剛出道，但他已經受到了蔣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畢業於黃埔第三期。在國民黨將官中，一期、二期黃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資曆，能讓蔣介石另眼相看，實在是很不容易。
讓蔣介石動心的，是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王耀武死守宜黃一戰。
駐守宜黃的是國民黨第三十二旅，旅長為黃埔一期的柏天民。當紅軍圍困宜黃時，蔣介石已允許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時任團長王耀武的竭力勸說下，仍選擇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紅軍也始終沒能攻下宜黃。
柏天民在作戰中腿部受重傷，戰後他向蔣介石大力推薦王耀武繼任旅長一職。於是蔣介石專門召見王耀武，並饒有興致地當麵問他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當時已身陷重圍，紅軍又長於打援和野戰，與其突圍時失敗而死，不如與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還說，宜黃是戰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萬人的代價，也未必能夠重新奪取，所以從戰略整體著想，也不能輕易放棄宜黃。
蔣介石聽後十分滿意，決定重用王耀武，不過他沒有讓王耀武繼任第三十二旅旅長，而是任命其為補充第一旅旅長。
授予此職，蔣介石考慮得很是周到。因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黃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資曆淺擺不平，而補充第一旅剛剛成立，沒有這些問題，便於王耀武指揮調度。
當蔣介石把自己的這番用意告訴王耀武時，王耀武感激涕零，練兵作戰也更加盡心盡力。
正是由於太積極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數王耀武衝得最猛最前，隊伍也因此顯得孤立突出。經過分析研究，紅十軍團高層做出決定：打一場漂亮的伏擊戰，拿這個王耀武開刀祭旗。
從裝備上看，補充第一旅勝過紅十軍團，但紅十軍團有3個師計5個團以上的兵力，補充第一旅隻有3個團，另外，紅十軍團還占有地利優勢。
烏泥關是一個山隘口，從烏泥關至譚家橋段的公路兩側，5公裏範圍內，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擊戰的話，乃天造地設的絕佳地形。
打伏擊戰，細節是關鍵，圍繞細節，軍事主官之間產生了分歧。
軍團長劉疇西擬訂的伏擊戰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師為主攻部隊，第十九師負責待主攻方向打響後，向烏泥關穿插，以截斷王耀武的後路。
尋淮洲和粟裕對此存有異議。道理很簡單，第十九師能攻善守，野戰經驗豐富，當然更適宜於擔任主攻。
話醜理端，可惜劉疇西不接受。
劉疇西畢業於黃埔一期。南昌起義時，粟裕不過是個班長，而劉疇西已經是營長，後來他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國後因作戰受傷割掉了左臂，人稱獨臂將軍。
劉疇西的資曆是沒有問題，但他在中央蘇區時的最高軍職為師長，來到閩浙贛蘇區後才擔任軍長，時間也不長，與尋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和經驗。
作為負主責的軍團長，劉疇西不會承認自己的欠缺，對殲滅補充第一旅，他也表現得相當樂觀。 <h2>硬碰硬的陣地戰</h2>
劉疇西的樂觀，其實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僅憑“補充”兩字，就認定補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隊，那就完全錯了。
除了武器裝備較好外，這支部隊的兵員素質也很高，士兵多為北方人，作戰風格硬朗，軍官則大多是軍校畢業生，官兵訓練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達烏泥關。他很快發現烏泥關地勢險要，為避免不測，特地留下一個團防守烏泥關及其附近高地，其餘人馬則繼續前進。
紅軍出沒的地帶，多為險要區域，王耀武也不會算命，他事前當然不會知道對方要在這裏設伏，能以1/3兵力做後手，已經比其他將領要精明謹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兩個團就要完全進入伏擊圈，這時意外發生了，一名紅軍戰士因過於緊張，槍突然走火。
補充第一旅的前衛部隊立即警覺起來，發現有紅軍埋伏後，他們一邊搶占路邊高地，一邊派人向王耀武飛報情況。
在前沿指揮的劉疇西見狀又氣又急，隻得提前下達出擊命令，伏擊戰也瞬間演變成了遭遇戰。
王耀武雖然暫時處於被動地位，但他在很短時間內便判明了戰場勢態。看出紅二十師戰鬥力並不強，所據陣地又是控製戰場的製高點，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擊炮和重機槍對其進行火力壓製，同時向高地發起猛攻。
紅二十師以前沒打過這樣硬碰硬的陣地戰，一時慌亂起來。王耀武找準弱點後，便不斷增調兵力向這個點進行突破，最終紅二十師的陣地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隨著補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斷湧入，烏泥關及譚家橋高地盡被王耀武所奪，戰場主動權完全易手。
按照原計劃，當主攻方向的戰鬥打響時，尋淮洲即率紅十九師前去烏泥關抄襲敵軍後路，但這時紅二十師已呈潰散之狀，再抄襲後路已無意義，劉疇西急忙改變計劃，令紅十九師回援。
遺憾的是，尋淮洲沒有遵令，即使方誌敏寫信去調，也沒能調來。
也許長時間的壓抑，讓尋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製勝，在這關鍵時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觀，失去了智，隻剩下勇。
尋淮洲要“單獨自打一方”，隻是他和劉疇西一樣，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當紅十九師到達烏泥關時，王耀武留下的那個團早就占領了製高點，並能居高臨下地俯瞰北麵低地，穿插行進中的紅十九師被隔斷在懸崖峭壁之下，兵力難以展開。
尋淮洲殺紅了眼，幹脆端起一挺機槍，帶頭發起衝鋒。
幾經反複，製高點終於拿了下來，但已無實際意義——紅十九師傷亡過重，失去了繼續攻堅的銳氣，也根本起不到斷敵後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尋淮洲在衝鋒中腹部中彈，受了重傷。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顛簸從擔架上摔下來，導致失血過多，於第二天去世，死時年僅22歲。
譚家橋戰鬥從早上打到下午，戰況異常激烈，王耀武在上報時稱：“是役也，為本旅各次剿匪戰役中最猛烈之戰爭。”
當戰鬥進行到下午，紅二十一師的陣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補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紅十軍團指揮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話，整個紅十軍團就得被人家“包餃子”了。
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方誌敏和劉疇西下達了撤出戰場的命令，此時王耀武也精疲力竭，無力再進行追趕。
譚家橋一戰對雙方都至關重要。若是這一戰能打贏，紅十軍團不僅能補充大量匱乏的物資裝備，而且能挫滅敵軍氣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腳，相反，其處境就變得十分艱難和被動。
譚家橋戰後，俞濟時不斷向皖南一帶調集重兵，包括補充第一旅在內，已集結了20個團的兵力。
麵對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紅軍隻能在寒冷的山區裏饑一頓、飽一頓，靠不停地兜圈子來避敵鋒芒，部隊的戰鬥意誌大為削弱，與此同時，劉疇西也由樂觀者變成悲觀者，決策時優柔寡斷，常常難以下定決心。
紅十軍團轉移時，曾遭遇一個保安團。這時紅十軍團兵力加一塊，仍相當於3個整團，如果劉疇西能審時度勢，下狠心全軍撲上，是有望予以全殲的，但他能避就避，摳摳搜搜，隻派了一個營上去作戰，後來發現一個營不行，又派一個營，直把殲滅戰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戰。
在紅十軍團，方誌敏是項英任命的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權威超過樂少華，但他不懂軍事，同時身上又帶有很多文人氣質，在為人做事的風格上，與樂少華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這個時候，他也不願意與劉疇西鬧得太僵，因此隻好在一旁幹著急。
最後劉疇西做出決定，避戰撤離，一個揀軟柿子捏從而重振士氣的機會就這樣白白丟掉了。
半個月內，紅十軍團往返十餘縣，進行大小戰鬥十餘次，這些戰鬥大多是遭遇戰和消耗戰。劉疇西無心戀戰，一打就走，什麽好處都撈不到，弄得整個軍團人困馬乏，士氣越來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紅十軍團高層在浙西遂安開會。會上分成兩種觀點：一種以樂少華和粟裕為主，主張就地分兵遊擊，以減小目標，保存實力；另一種以方誌敏和劉疇西為主，他們提出，應繼續大兵團作戰，爭取早日返回閩浙贛蘇區進行休整。
經過爭論，方誌敏拍板定案，決定采用後者。
與會者都沒有想到，正是這個決定，把紅十軍團送入了覆亡的不歸之路。 <h2>相差半小時</h2>
方誌敏和劉疇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據地，讓疲憊的紅十軍團得到休整，這當然是必要的，問題是，俞濟時已在前往蘇區的路上設置了十幾道封鎖線，而且蘇區內外地域狹小，實際已無法展開大兵團作戰。
從遂安到閩浙贛蘇區，不過兩百多裏路，正常情況下，急行軍兩天即可到達，但紅十軍團不是光趕路就行，他們還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攔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敵方一個步兵團。在前衛部隊已與敵軍接火的情況下，劉疇西也不通知他們，就率大部隊改道夜行，結果大部隊是甩開了敵人，前衛部隊卻就此與軍團總部失去了聯係。
讓粟裕為之扼腕的還是接下來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紅十軍團到達楊林。由楊林向南越過南華山，就到達了化婺德蘇區，這是閩浙贛蘇區北麵的一個外圍小蘇區，方圓約50公裏，那裏仍有遊擊隊活動。
粟裕向劉疇西建議，全軍應加速通過南華山，到達化婺德蘇區後再休整隱蔽，但劉疇西顧慮主力部隊過於疲勞，下令宿營休息一夜，天亮再出發。
無奈之下，粟裕隻得和方誌敏一起率部先行。
隨粟裕行動的，主要是軍團機關、後勤人員以及傷病員，加上缺乏彈藥的迫擊炮連、重機槍連，總共800餘人。
他們翻過南華山，一直前進至靠近閩浙贛蘇區的地方，才停下來休息。
第二天上午，當劉疇西和軍團主力出發時，已經被一個保安團卡住了通道。前後僅相差半個小時！
劉疇西指揮部隊攻擊，但保安團占據著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於屢次進攻均無法得手，這時劉疇西又開始舉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無決心投入血本，全軍壓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過不去，最終還是不得不繞道而行。
時間越來越緊迫，在俞濟時的嚴令督促下，前來圍追堵截的國民黨部隊全是分秒必爭，那個卡道的保安團一夜走了70裏，才趕在了劉疇西前麵。
偏偏這時劉疇西仍未充分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部隊還在緩慢行軍，整個隊伍拖拖遝遝，前後距離足有十幾裏長。
一直到1月15日，紅十軍團主力才大部進入化婺德蘇區。
離閩浙贛蘇區越來越近，舉眼望去，不過一步之遙，方誌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隻有進入閩浙贛，才能稍稍鬆上一口氣。
1月16日，仍不見主力到來，方誌敏派人送信給劉疇西，讓其率主力迅速跟上，並於當晚通過敵軍的最後一道封鎖線。
下午6點，方誌敏、粟裕正要整隊出發，劉疇西那邊傳來回話：主力已經到齊，但是人員疲憊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聽就急了：“情況這樣緊張，哪能再遲疑啊。今天晚上我們必須全部通過封鎖線！”
方誌敏完全讚同粟裕的意見，因為擔心劉疇西再猶豫搖擺，他當即決定讓粟裕率先頭部隊立即前行，自己則回去接應大部隊。
粟裕指揮先頭部隊連夜疾行，碉堡裏的敵軍發現後，立即開槍射擊。
這時俞濟時雖在兩蘇區之間建立了以碉堡為主的封鎖線，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紅軍虛實，不敢輕易接仗。粟裕就派兩個戰鬥班對碉堡進行佯攻，虛張聲勢，其餘人馬趁此機會，加快步伐通過。
先頭部隊上半夜就全部通過封鎖線，安全到達閩浙贛蘇區，到達之後，粟裕一麵同地方人員聯係，一麵等待主力跟進。
下半夜，沒有等到。
第二天，依舊。
第三天，第四天，還是一樣。
粟裕組織了大批便衣隊，前去聯絡和接應，可是均未能聯係得上。一開始還能聽到遠處傳來依稀的槍炮之聲，後來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懸了起來，粟裕變得異常焦灼不安。
戰場直覺告訴他，情況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頭部隊也可能自身難保。
粟裕率部離開了原定的會合地點。他的估計沒錯，方誌敏、劉疇西及其主力再也來不了了。 <h2>最後一個機會</h2>
1935年1月16日，劉疇西接到了方誌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堅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誌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劉疇西的答複後，他長歎一聲，久久無語。
方誌敏是一個責任心非常強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趕先頭部隊，但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劉疇西和大部隊。
劉疇西即將為他連續的遲疑不決付出慘痛代價。當天晚上，共達14個團的國民黨部隊分路趕到，將紅十軍團主力緊緊包圍在懷玉山區。
紅十軍團主力這時僅剩2000餘人，在7倍於己的敵軍圍困下，已是彈盡糧絕，基本失去了強行突圍的能力。方誌敏和劉疇西隻能率部在山區裏左兜右轉，希望能尋找出一條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導的帶領下，紅十軍團向金竹坑封鎖線發起攻擊。
隻要衝過金竹坑，便可進入閩浙贛蘇區，因此這次劉疇西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做困獸之鬥。在他的指揮下，軍團主力蜂擁而上，全力猛撲。
就像粟裕的先頭部隊通過時一樣，黑暗中，碉堡裏的國民黨士兵搞不清外麵狀況，能做的隻是不間斷地朝外開火。
劉疇西一馬當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顆子彈，警衛員急忙將他扶下來。
劉疇西並未下達撤退令，但後續部隊不清楚，見軍團長都撤了下來，也就跟著一起撤退。
事後得知，金竹坑的國民黨守軍僅一個排，而紅十軍團可投入千餘人攻擊，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著夜色突出去的。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沒有了。
隨著包圍圈越縮越小，紅十軍團被完全鎖於牢籠之中。那些天，懷玉山區雨雪交加，官兵們早已斷糧斷食，不得不以草根樹皮充饑，就連方誌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沒有吃上什麽東西。
又冷，又餓，加上看不見突圍的希望，使得紅十軍團再也支持不住，內部呈現出明顯的崩潰瓦解之狀，官兵不斷被分割和打散，方誌敏和劉疇西就此失去了聯係。
雖然已把對手逼入絕境，但參加“追剿”的國民黨各部隊也已是凍累交加，疲憊不堪，俞濟時不斷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報告，他這時也認為“追剿”任務已完成，方誌敏很可能已經突圍，便向蔣介石請求撤軍。
就在這時，方誌敏的警衛員下山尋找食物，被俘叛變，供出了方誌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況。
坐鎮南昌的蔣介石得悉後，向俞濟時發來電報。這份電報被閩浙贛省委所截獲，其內容是：方誌敏、劉疇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軍休整者“殺勿赦”。
1935年1月27日，劉疇西被搜出。僅隔兩天，方誌敏亦被捕。
競技場上，失敗者的結局通常是悲慘的。俞濟時與劉疇西同為黃埔一期的同學，兩人見麵時，劉疇西衣衫襤褸，已是凍得渾身發抖，而俞濟時則身披將軍大氅，雙手還烤著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雖為對手，但畢竟曾是同窗，這俞濟時卻連句寒暄話都沒有，就揮揮手，讓人把劉疇西給帶走了。
後來也是黃埔一期的黃維聽到了這件事，很是鄙夷俞濟時的為人，當著麵數落他：“天那麽冷，你也該叫人吃頓好飯，穿件棉襖嘛！大家同學一場，你也太狠心了。”
失敗者唯一可以堅持和守護的是自己的尊嚴。作為黃埔生，劉疇西拒絕了來自“校長”蔣介石和其他黃埔校友的勸降，麵對死亡，無所畏懼，他說：“死是不可避免的，至於什麽時候死，我不知道，因為生命已經握在我的敵人的掌心。”
更為人所熟知的，還是方誌敏在牢中撰寫的《可愛的中國》。在這部感動了很多人的隨筆作品中，方誌敏總結道：是“政治領導上的錯誤”，以及“軍事指揮上的遲疑”，使紅十軍團遭到了失敗。
被俘了怎麽辦，方誌敏的回答是：“現在準備著越獄，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則堅決就死！”
方誌敏的錚錚鐵骨和硬漢本色，連看守所的所長都被打動了，自願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劉疇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