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最終總結道：“…所以，根據中國農村的普遍情況、東三省農業的現狀和我們想要實施工業化的目標，我們需要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製度建成的中國之前設立一個過渡階段，既要確保這一過渡階段中發展和壯大公有製經濟，又要接受私有製經濟將在過渡階段中長期存在的現實”
以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為首的俄國黨員並不滿意吳川對於資本主義的妥協姿態，但是之前吳川分散俄國黨員的力量和同各分管委員會的反複討論，卻已經讓兩種經濟所有製共存，積極發展工業和提高農業現代化的思想獲得了許多革命委員們的認可。
因此斯維爾德洛夫不得不壓製了俄國黨員們反對聲音，向吳川表示希望能夠聽到更多的細節。吳川沉默的思考了片刻，便向著與會眾人說道。
“土地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它不僅是農業的基礎，也是工業的基礎，因此土地所有製的性質也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封建地主之間最為根本的矛盾，也是不可調節的矛盾。
所以共和黨對於土地所有製度的目標隻有一個，實現土地公有製度，消滅土地私有製度，這是黨的土地政策，是絕不容許討論的根本政策。
但是，當前黨還沒有完全掌握國家的政權，中國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壓迫和控製的半殖民地狀態，所以我們當前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都不能完全徹底的消滅土地私有製度。
所以黨在當前的土地問題上應當製定這樣一個目標，限製土地私有製的過度發展，支持在發展生產力的狀況下適當的集中土地經營；建立以土地公有製為基礎的大型國有農場；鼓勵小土地所有者聯合經營土地，變土地私有製為村社為核心的集體土地所有製。
我們應當製定有利於土地公有製和土地集體所有製為基礎的農業政策，暫時的扶持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大型農場，打擊完全脫離生產的大地主這一食利階層。
所以我們應當對規模以上土地的私有者進行累進稅製和征收遺產稅，對糧食貿易商實施準入製度，嚴禁小商人和外國商人介入糧食貿易。並將紙幣發行和糧食征購聯係起來，使糧食成為革命委員會所發行紙幣的保證物，從而慢慢從銀本位貨幣轉變為糧食本位，畢竟我國是一個缺乏銀礦的國家，但東三省卻是一個極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
這樣一來，隻要我們控製了糧食，外國人即便積攢了一批我們發行的紙幣，也無法擠兌我們。而如果是銀本位的話，貨幣的定價權就掌握在了外國人手中，他們可以向我國輸入大量白銀造成通貨膨脹，也可以在之後收回白銀攻擊我國的對外匯率，從而直接劫掠我國的財富。
但是如果我們以糧食作為貨幣本位，然後再對糧食貿易進行限製，那麽他們想要攻擊我們的貨幣就會極為困難。即便他們手中握有大量我們發行的紙幣，也無法變現為具體的財富帶出中國。
之後便是工業發展過程中的公有製和私有製關係，我認為對於工業生產資料的完全公有製，在目前來看也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現在是個落後的農業國，我們想要發展工業，既缺乏資本、技術，也缺乏大量的熟練工人。
如果我們無視中國的現實，一味的提倡無產階級對於工業生產資料的控製，那麽我們也就喪失了從外部資本主義輸入資本和技術的可能性，也將民族資本家推向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敵人。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處於極弱小的狀態，麵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雙方還是可以團結為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
而在目前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壯大，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資本家每建立起一個工廠，就能給我們增加數十、數百，甚至是上千的工人階級。因此我們應當接受資本主義在當前中國的發展，當然這不代表我們就在一邊袖手旁觀，隻看著資本家壯大自己的力量。
我認為黨和革命委員會還是有著很多工作可做的，第一黨必須積極的把組織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確保黨對於工人階級的絕對領導；第二黨必須使用手中掌握的政權保護工人的利益，減輕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無底限壓迫；第三我們應當禁止私人資本在某些天然壟斷的行業發展，比如鐵路、電網、通訊、郵政、石油、國防建設等。限製私人資本在生產資料生產行業的壟斷，如鋼鐵、電力、糧食貿易等。對於那些消費品生產行業，則應當給予他們以充分的競爭，以滿足人民的需求…”
雖然在政治上，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都認為吳川所提出的過渡階段理論，實際上已經有些接近於俄國社民黨中經濟派的論調了。
《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為陣地的經濟派主張：為經濟地位而鬥爭，為切身的日常利益而同資本家進行鬥爭，--這就是工人運動的座右銘。
他們僅僅號召工人從事經濟鬥爭，向資本家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作日等等。經濟派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鬥爭的含義，認為任何工人的自發行動都是政治鬥爭。經濟派提出了一個所謂"階級論"的理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先是純粹的經濟宣傳，其次是同經濟鬥爭相聯係的政治宣傳，最終才是政治宣傳。
如果不是吳川始終堅持黨對於革命政權的絕對領導，那麽他的這種關注於生產力發展重於政治建設的主張，怎麽看都是應當被批判的伯恩斯坦主義的變種。
現在麽，吳川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建設主張和俄國布爾什維克一貫堅持的政治鬥爭優先的主張，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抵觸的部分。一時之間，俄國的黨員們都看向了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兩人，他們對於吳川的政治主張並不能完全的作出判斷，隻好想先聽聽這兩位遠東布爾什維克領袖怎麽說了。
不過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兩人這次都陷入了長久的沉默，沒有如之前的會議上那樣迅速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不是說兩人和吳川達成了妥協，而是他們對於吳川今次的發言主張也難以進行判斷。
雖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政治鬥爭上已經日趨成熟，但是對於如何建設一個國家則還在於門檻之外，在這些人前來遠東之前都沒有機會接觸過真正的經濟建設問題。
吳川在會上提出的經濟建設方向，雖然還算不上縝密，但好歹他也是參照著後世曆史綜合起來的方針路線，並不是完全的空想主義。而雖然他一直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嘴邊，但也始終都在強調黨對於政權的領導權。
而這一點上的區別，就令的吳川的主張和俄國經濟派的主張出現了根本性的差異。在吳川還屬於布爾什維克黨親密盟友的地位上時，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自然不能拿對待黨內異端的方式，對吳川的政治經濟路線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將會立刻導致共和黨內的中俄黨員分裂，這是雙方誰都承擔不起的衝突。
但是作為列寧極力批判的經濟派，在列寧沒有對吳川的這一路線作出判斷時，斯維爾德洛夫也並不想就此問題進行表態，從而喪失掉原則上的立場。就在斯維爾德洛夫思考著，應當如何將這一問題推後，先向列寧同誌進行請示後再和吳川進行溝通時，捷爾任斯基卻意外的表態了。
“吳川同誌從發動革命至今都一直站在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所以我對於其的革命立場從沒有懷疑過。在當前革命政權所麵臨的緊要關頭，壯大革命的力量，特別是無產階級的力量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雖然我還是認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自我解放是黨的主要任務，但我並不反對通過暫時的發展資本主義來壯大工人階級的力量，從而為將來打倒資本主義打好基礎。而我也認可吳川同誌所說的，始終堅持黨對於政權的領導，是保證革命不變質的根本。
所以，我願意支持吳川同誌的主張，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前，是需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的。但是我也要再次重申吳川同誌的一句話，我們可以同資本家合辦企業，但是絕不能同資本家合辦政權。如果在過渡階段出現了政權被資本家腐蝕的情況出現，那麽我會要求中止過渡階段，實施全麵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
捷爾任斯基給與吳川的支持，算是結束了這場會議的討論，他們兩人在黨內的支持者已經足以左右黨的決議了。斯維爾德洛夫沉默了半響，終於跟著捷爾任斯基向吳川表示了支持。於是黨內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及多種所有製共存的階段達成了統一認識，有了這個統一的認識，吳川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張放到了革命委員會大會上進行討論了。
隻不過，18日的這場大會吳川隻參加了早上的會議，中午就不得不暫時退席，把大會交給了李升可等幾位委員主持。吳川匆匆趕去了軍事委員會的駐地，因為他收到了一個壞消息，日軍今日淩晨發起了對於四平一線的全麵進攻。
以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為首的俄國黨員並不滿意吳川對於資本主義的妥協姿態，但是之前吳川分散俄國黨員的力量和同各分管委員會的反複討論，卻已經讓兩種經濟所有製共存，積極發展工業和提高農業現代化的思想獲得了許多革命委員們的認可。
因此斯維爾德洛夫不得不壓製了俄國黨員們反對聲音，向吳川表示希望能夠聽到更多的細節。吳川沉默的思考了片刻，便向著與會眾人說道。
“土地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它不僅是農業的基礎，也是工業的基礎，因此土地所有製的性質也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封建地主之間最為根本的矛盾，也是不可調節的矛盾。
所以共和黨對於土地所有製度的目標隻有一個，實現土地公有製度，消滅土地私有製度，這是黨的土地政策，是絕不容許討論的根本政策。
但是，當前黨還沒有完全掌握國家的政權，中國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壓迫和控製的半殖民地狀態，所以我們當前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都不能完全徹底的消滅土地私有製度。
所以黨在當前的土地問題上應當製定這樣一個目標，限製土地私有製的過度發展，支持在發展生產力的狀況下適當的集中土地經營；建立以土地公有製為基礎的大型國有農場；鼓勵小土地所有者聯合經營土地，變土地私有製為村社為核心的集體土地所有製。
我們應當製定有利於土地公有製和土地集體所有製為基礎的農業政策，暫時的扶持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大型農場，打擊完全脫離生產的大地主這一食利階層。
所以我們應當對規模以上土地的私有者進行累進稅製和征收遺產稅，對糧食貿易商實施準入製度，嚴禁小商人和外國商人介入糧食貿易。並將紙幣發行和糧食征購聯係起來，使糧食成為革命委員會所發行紙幣的保證物，從而慢慢從銀本位貨幣轉變為糧食本位，畢竟我國是一個缺乏銀礦的國家，但東三省卻是一個極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
這樣一來，隻要我們控製了糧食，外國人即便積攢了一批我們發行的紙幣，也無法擠兌我們。而如果是銀本位的話，貨幣的定價權就掌握在了外國人手中，他們可以向我國輸入大量白銀造成通貨膨脹，也可以在之後收回白銀攻擊我國的對外匯率，從而直接劫掠我國的財富。
但是如果我們以糧食作為貨幣本位，然後再對糧食貿易進行限製，那麽他們想要攻擊我們的貨幣就會極為困難。即便他們手中握有大量我們發行的紙幣，也無法變現為具體的財富帶出中國。
之後便是工業發展過程中的公有製和私有製關係，我認為對於工業生產資料的完全公有製，在目前來看也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現在是個落後的農業國，我們想要發展工業，既缺乏資本、技術，也缺乏大量的熟練工人。
如果我們無視中國的現實，一味的提倡無產階級對於工業生產資料的控製，那麽我們也就喪失了從外部資本主義輸入資本和技術的可能性，也將民族資本家推向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敵人。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處於極弱小的狀態，麵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雙方還是可以團結為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
而在目前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壯大，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資本家每建立起一個工廠，就能給我們增加數十、數百，甚至是上千的工人階級。因此我們應當接受資本主義在當前中國的發展，當然這不代表我們就在一邊袖手旁觀，隻看著資本家壯大自己的力量。
我認為黨和革命委員會還是有著很多工作可做的，第一黨必須積極的把組織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確保黨對於工人階級的絕對領導；第二黨必須使用手中掌握的政權保護工人的利益，減輕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無底限壓迫；第三我們應當禁止私人資本在某些天然壟斷的行業發展，比如鐵路、電網、通訊、郵政、石油、國防建設等。限製私人資本在生產資料生產行業的壟斷，如鋼鐵、電力、糧食貿易等。對於那些消費品生產行業，則應當給予他們以充分的競爭，以滿足人民的需求…”
雖然在政治上，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都認為吳川所提出的過渡階段理論，實際上已經有些接近於俄國社民黨中經濟派的論調了。
《工人思想報》、《工人事業》為陣地的經濟派主張：為經濟地位而鬥爭，為切身的日常利益而同資本家進行鬥爭，--這就是工人運動的座右銘。
他們僅僅號召工人從事經濟鬥爭，向資本家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作日等等。經濟派歪曲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鬥爭的含義，認為任何工人的自發行動都是政治鬥爭。經濟派提出了一個所謂"階級論"的理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先是純粹的經濟宣傳，其次是同經濟鬥爭相聯係的政治宣傳，最終才是政治宣傳。
如果不是吳川始終堅持黨對於革命政權的絕對領導，那麽他的這種關注於生產力發展重於政治建設的主張，怎麽看都是應當被批判的伯恩斯坦主義的變種。
現在麽，吳川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建設主張和俄國布爾什維克一貫堅持的政治鬥爭優先的主張，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抵觸的部分。一時之間，俄國的黨員們都看向了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兩人，他們對於吳川的政治主張並不能完全的作出判斷，隻好想先聽聽這兩位遠東布爾什維克領袖怎麽說了。
不過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兩人這次都陷入了長久的沉默，沒有如之前的會議上那樣迅速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不是說兩人和吳川達成了妥協，而是他們對於吳川今次的發言主張也難以進行判斷。
雖然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在政治鬥爭上已經日趨成熟，但是對於如何建設一個國家則還在於門檻之外，在這些人前來遠東之前都沒有機會接觸過真正的經濟建設問題。
吳川在會上提出的經濟建設方向，雖然還算不上縝密，但好歹他也是參照著後世曆史綜合起來的方針路線，並不是完全的空想主義。而雖然他一直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嘴邊，但也始終都在強調黨對於政權的領導權。
而這一點上的區別，就令的吳川的主張和俄國經濟派的主張出現了根本性的差異。在吳川還屬於布爾什維克黨親密盟友的地位上時，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自然不能拿對待黨內異端的方式，對吳川的政治經濟路線進行徹底的批判。這將會立刻導致共和黨內的中俄黨員分裂，這是雙方誰都承擔不起的衝突。
但是作為列寧極力批判的經濟派，在列寧沒有對吳川的這一路線作出判斷時，斯維爾德洛夫也並不想就此問題進行表態，從而喪失掉原則上的立場。就在斯維爾德洛夫思考著，應當如何將這一問題推後，先向列寧同誌進行請示後再和吳川進行溝通時，捷爾任斯基卻意外的表態了。
“吳川同誌從發動革命至今都一直站在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所以我對於其的革命立場從沒有懷疑過。在當前革命政權所麵臨的緊要關頭，壯大革命的力量，特別是無產階級的力量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雖然我還是認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和自我解放是黨的主要任務，但我並不反對通過暫時的發展資本主義來壯大工人階級的力量，從而為將來打倒資本主義打好基礎。而我也認可吳川同誌所說的，始終堅持黨對於政權的領導，是保證革命不變質的根本。
所以，我願意支持吳川同誌的主張，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前，是需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的。但是我也要再次重申吳川同誌的一句話，我們可以同資本家合辦企業，但是絕不能同資本家合辦政權。如果在過渡階段出現了政權被資本家腐蝕的情況出現，那麽我會要求中止過渡階段，實施全麵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建設。”
捷爾任斯基給與吳川的支持，算是結束了這場會議的討論，他們兩人在黨內的支持者已經足以左右黨的決議了。斯維爾德洛夫沉默了半響，終於跟著捷爾任斯基向吳川表示了支持。於是黨內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及多種所有製共存的階段達成了統一認識，有了這個統一的認識，吳川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張放到了革命委員會大會上進行討論了。
隻不過，18日的這場大會吳川隻參加了早上的會議，中午就不得不暫時退席，把大會交給了李升可等幾位委員主持。吳川匆匆趕去了軍事委員會的駐地，因為他收到了一個壞消息，日軍今日淩晨發起了對於四平一線的全麵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