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思考了片刻之後,決定還是采取斯維爾德洛夫給與的建議,並不試圖給與這位日本駐哈爾濱領事以正麵答複,也暫時不去挑戰現存的國際條約體係。


    “我以為川上領事這麽強烈的要求見麵,是想給革命委員會一些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如果領事先生隻是想要談論這些瑣事的話,那麽革命委員會會有更為專業的人員和領事先生進行探討的。今日的見麵就先到這裏為止吧。”


    吳川的反應完全出乎了川上俊彥的預料,他心裏盤算過對方的反應,不外乎誠懇認錯以謀求獲得日本政府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承認;或是為了捍衛民族主義這塊招牌,對於日本的指責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又或者采取和稀泥的辦法,試圖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川上俊彥傾向於吳川會在前兩者之間選其一,至於後一種辦法並不適合一個新興的革命政權,這是暮氣沉沉的王朝末世才會選擇的辦法。如果革命委員會和滿清政府毫無變化的話,那麽是無法解釋現在哈爾濱正在發生的嶄新變化的。


    光是一個禁毒政策,滿清政府隻是流於形式,抓捕那些私煙館,但是從來不敢去碰有外國人支持的大煙館和公然出售嗎啡的日本藥店的。但是革命委員會在哈爾濱鬧起革命之後,就開始從種、運、販、吸等各個環節對毒品生意進行了打擊。


    如今除了中東鐵路附屬地的大煙館和日本藥店之外,附屬地之外的地方已經看不到什麽公然吸毒的場景了。就算是附屬地內的大煙館和日本藥店也正處於俄警的不斷打壓之中,雖然川上不清楚革命委員會是怎麽做到這一點的。


    畢竟革命委員會的背後即便有俄國人的支持,也沒道理俄國人會聽命於革命委員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毒品生意同樣給附屬地的俄國官吏帶去了豐厚的利潤。而對於日本人來說,革命委員會對於毒品貿易的打擊,其實更讓他們難以忍受。


    俄國人在北滿有著眾多利益,毒品貿易雖然賺錢但也損害了俄國在北滿的經濟布局,因此俄國人並不鼓勵中國人吸毒,這將令本就缺乏勞動力的北滿更加的缺乏勞動力。不過鑒於毒品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部分俄國官吏又不願意徹底禁止中東鐵路附屬地的毒品交易,但他們畢竟沒有親自插手毒品貿易的環節,隻是從毒品貿易中抽取利稅和好處而已。


    但是對於日本來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作為一個後發的工業國,還是處於半農業狀態的,以輕工業為主的不完全的工業國,日本現在出口最大宗的貨物是生絲,貨值一度占到日本出口貿易的八成。這些生絲主要還是出口到美國,給美國人用於織造睡衣和絲襪。


    美國市場對於生絲的消費能力下降,就會讓日本的出口貿易遭受沉重打擊。而日本向歐美各國的進口工業品卻無法減少,因為日本自己根本無法製造這些工業品。這也就是為什麽美國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會對日本經濟造成不小的打擊。


    1911年的日本其實比中國強不了多少,他們同樣要忍受先進工業國的經濟剝削,以出口初級工業品和工業原料來換取高級工業品。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輕工業此時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在廉價棉布的生產上已經能夠同美國人進行競爭了。


    從去年開始,日本的棉布在華銷售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棉布的銷售量,今年的在華銷售量更是超過了美國棉布的2倍以上。但是去年日本向東北輸入的貨物總值是2076萬兩,可從東北進口的貨物總值卻達到了2265萬兩,日本對於中國東北貿易還是處於入超狀態。


    為了改善日本向歐美各國的出口結構,日本需要東北的大豆;為了日本的鋼鐵產業,日本需要東北的煤炭和生鐵;為了日本的急劇工業化帶來的糧食短缺,日本需要東北的糧食…可以說,這種經濟上的入超狀態,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東北還不是日本一家的殖民地,為了排擠美國及其他列強,日本不得不把南滿的市場讓給英國人一部分,而在北滿則是俄國的地盤。日本除了棉布之外,在其他工業品上幾乎難以同歐美等國進行競爭,於是日本政府除了向東北輸出本國女性之外,對於利潤豐厚的毒品貿易進行有組織的控製也就是理所當然之事了。


    革命委員會在北滿地區打擊毒品貿易已經讓日本商人難以接受了,一旦讓革命委員會進入南滿地區也實施同樣的政策,日本在東北的毒品貿易網絡就難以存在下去了。而這些經營毒品的日本商人,背後就有著陸軍或滿鐵的人,毒品不僅被視為賺取暴利的生意,同樣也被視為打擊中國經濟和腐化中國民眾的一項策略。


    川上俊彥雖然認為革命委員會的作為無可厚非,畢竟任何一個獨立國家都是無法容忍自己的國民被腐蝕墮落下去的。但是對於日本帝國來說,革命委員會的這種種舉動都已經觸及到了自身在華的利益,這也是他迫切的需要確認革命委員會對於日本帝國在南滿特殊利益的態度的原因。


    相比起毒品貿易,南滿鐵路、安奉鐵路的路權,丹東港和關東州的租借地,這些才是日本帝國在滿洲的根本。假設革命委員會要觸動這些日本帝國的根本利益,那麽雙方之間幾乎毫無妥協的餘地。但反過來的話,川上俊彥覺得其他什麽都可以談,隻要革命委員會承認這些日本帝國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


    隻是這位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什麽都不談,就這麽想要起身離去算是什麽回事?如果不是覺得對方氣勢迫人,而他身邊的人對其表現出來的恭敬姿態,川上俊彥幾乎都要以為革命委員會隨便找了個人來戲弄自己了。


    他終於忍耐不住,拍案而起的向吳川質問道:“吳川閣下,我可是帶著一片善意而來,真心想要解決我國同貴方之間存在的一係列衝突。您這樣袖手離去,是不是太無視我國的善意了?難道說,革命委員會隻是又一個義和團,試圖再次挑戰國際秩序嗎?那樣的話,日本帝國將不會再對中國革命抱有同情之心態。您真的是想要見到這樣的未來嗎?”


    已經起身的吳川再度轉過了身來,盯著川上俊彥雙目看了許久,方才揚起嘴角略帶嘲諷的說道:“我以為川上領事是個有遠見的人,卻沒有想到您和其他人也沒有什麽區別,眼光也隻能看到眼前三尺的地方啊。此次中國革命就算不能改變世界之力量均勢,好歹也是改變了東北亞的力量均勢,而您卻隻想和我談革命委員會抓了多少毒販?今日長春車站的衝突事件裏死了幾個日本人?明治維新已經過去40餘年了,可我怎麽覺得貴國的外交方針還不及40年前呢?”


    川上俊彥頓時皺起了眉頭看著吳川,他不明白吳川這是想要羞辱自己,還是另有所圖。不過他的猶豫並未等待多久,吳川已經滔滔不絕的說了下去。


    “在我小的時候我曾經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我國鴉片戰爭失利被迫向列強開放口岸之後,貴國的有識之士莫不認為這是東洋之大危機,若是日本不能振作改革,就將步入清國之後塵。


    其中貴國的薩摩藩因為距離我國最近,故危機感也最深,於是也就最先進行了藩政改革,當時的薩摩藩創建了一係列鋼鐵、造船和煤礦等產業,號稱集成館事業。


    我聽說一開始薩摩藩的事業進行的並不順利,因為沒有專業的技術人才,第一次修建冶煉鋼鐵的反射爐就失敗了。當時的薩摩藩並不富裕,這樣的失敗對於藩財政來說是一種很大的負擔,因此不少人就開始打了退堂鼓,不想把金錢投入到這樣的無底洞去。


    但是在這樣的時刻,時任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卻向部下們激勵道:西洋人也是人,佐賀人也是人,薩摩人也是人,人能做的事業,人就能成之。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心中大受感動。是啊,西洋人是人,東亞人也是人,西洋人能夠做到的事,我們東亞人也同樣可以做到。那個時候的我以為,能夠說得出這樣話語的日本,足以為東洋之領袖矣。


    但是聽了川上領事剛剛的一番言論,我覺得我有必要修正一下這樣的想法了。今日之日本恐怕難以稱之為東洋領袖了,明治維新這40年來對於日本之改造,並不值得中國人效仿。


    川上領事您剛剛問我,革命委員會是否想要挑戰現存的國際條約體製,那麽我倒是可以坦白的告訴閣下,革命委員會究竟有沒有挑戰現存的國際協議體製,並不是由日本來評判的。製定這個協議體製的是歐美各國,所以隻要歐美各國不認為革命委員會在挑戰現存的國際條約體製,那麽日本就沒有理由向我方質問這一問題。


    我原本以為日本政府應當很明確自己在這一國際條約體製中的地位,但是現在看來,至少川上領事你是不明白的。很高興和您的會麵,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再同領事先生會麵。”


    川上俊彥目瞪口呆的看著吳川丟下自己,旁若無人的走出了房間。老實說到現在為止,他還沒完全搞懂對方的話語到底包含了什麽意思,因為話語裏的信息量對他來說確實有些大,讓他都一時忘記出聲叫停對方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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