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吳川提出的這個增加部門，捷爾任斯基倒也沒有什麽意見，雖然他更覺得引導公眾輿論的工作應當由黨的宣傳部門管理起來。
斯維爾德洛夫對於革命衛隊的改組工作雖然支持，但並不十分關注，他見吳川和捷爾任斯基達成了公識之後，便從口袋裏掏出了幾張紙說道：“我們過來找你其實還有一件要緊的事，這是我剛剛收到的情報，是我們在鐵路局電報處工作的同誌，憑借記憶記錄下來的幾份電報內容。吳，你也看一看吧。”
吳川雖然心裏有些明了，不過還是接過了斯維爾德洛夫手中的幾頁紙翻了翻，果然並不出他的預料。於是他順手拿起了放在手邊的一疊電報給三人遞過去，口中說道：“這幾份電報的原稿都在這裏，你們也一並看一看，看完我們再討論。”
斯維爾德洛夫剛剛進門時就注意到吳川手邊的這一疊電報了，隻不過他為了尊重吳川並沒有主動詢問這些電報的內容而已。現在吳川把電報遞送過來，他自然就老實不客氣的接了過來。三人交換著看完了這五、六份電報，確認了吳川手中的情報比他們獲得的更為完全。
捷爾任斯基不免有些驚訝的向吳川問道：“我看這些電報都是原稿，你還另外派人守著鐵路局電報處嗎？”
被捷爾任斯基這麽一提醒，吳川一時若有所思的說道：“你不說我還真是疏忽了，遠東密探局應當有這個權力監控鐵路局的電報處，等會我便讓烏曼斯基少尉帶人守著電報處，對所有收發電報進行審查，在這個非常時刻，絕不能讓這些內外壞分子勾結起來。
不過這些電報麽，是鐵路局警察部長紮列姆巴截留送過來的。他大概真的把我當成了拉斯普廷的親信了，所以押注在了我身上，想要為自己找一條更粗的大腿抱著。嗯，我們還是討論一下這些來自彼得堡的電報內容吧。你們說這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外交代辦大臣，他們對遠東發生的這場革命，究竟持有何種態度？他們的態度會不會影響到沙皇對於這個計劃的支持？”
三人沉默了許久，斯維爾德洛夫捏著一份電報看了又看的說道：“就目前這些電報的內容來看，顯然彼得堡因為斯托雷平遇刺的事件還處於一片混亂之中，否則外交代辦大臣不可能不從外交部的官員那裏獲得關於遠東計劃的情報。
不過尼拉托夫這位外交代辦大臣雖然對於遠東計劃一無所知，但他卻是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分子，他給與俄國駐哈爾濱領事和鐵路局局長霍爾瓦特的電報，已經表明他希望能夠借助這場突然爆發的遠東革命將北滿地區正式的吞並入帝國的疆域，但並不希望同日本發生什麽衝突。
而之前的財政大臣，現在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顯然是不讚成在遠東發起一場革命的，他對於霍爾瓦特的抱怨和要求控製事態，就說明了他並不希望在這個時候在遠東地區爆發一場戰爭，從而給他造成更多的壓力。
科科夫佐夫和尼拉托夫各自的態度，其實都表明了一件事，彼得堡並不希望此時的遠東爆發一場涉及到帝國的戰爭。”
巴拉諾夫也從旁補充了一句道：“身為外交代辦大臣居然不能同主席大臣通氣，反而要發電報給遠東詢問事情的真相，看起來外交代辦大臣和主席大臣之間的關係並不和睦啊。”
捷爾任斯基則嘲諷的說道：“現在中東鐵路的護路軍和沿線警察已經差不多全部被我們控製住了，就算是濱海邊疆區和外貝加爾省的軍隊，現在也有我們的同誌打入了其中。彼得堡想要做些什麽，除非從東西伯利亞或西西伯利亞調動大軍，否則他們根本拿我們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們其實沒必要對彼得堡的幾封電報過於緊張，當前最重要的，還是應該盡快建立起我們控製區域下的革命政權。隻有建立了政權，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才能源源不斷的征發兵力和物資，用以抵抗帝國主義軍隊的入侵。”
其餘三人對於捷爾任斯基的主張都陷入了沉默，過了好一會斯維爾德洛夫才打破沉默向吳川問道：“吳，你的想法是如何的？”
吳川沉吟了片刻，方才看著三人說道：“拿到這些電報之後，我就一直在思考對策。我覺得捷爾任斯基同誌剛剛說的並不錯，沒有一個穩固的根據地，我們是無法對抗帝國主義對於革命的幹涉活動的。
根據客觀規律來說，外因總是要通過內因才能發揮出作用的，中國革命能否生存下去，重要的還是在於革命內部是否能團結統一，而不在於外部幹涉的力量有多麽強大。
因此盡快建立一個革命政權，恢複和重建我們治下的社會生產秩序，我認為這是本黨和革命委員會的根本任務。當然，限於北滿地區的特殊形勢，我們首要的還是抓住主要矛盾，暫時放棄次要矛盾。
比如確保鐵路、適合通航條件的河流附近的交通樞紐為我們所控製，對於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暫時不加理會，對處於兩者之間的區域采取較為靈活的政策，隻要控製這些區域的勢力不與革命政權對抗，我們就暫時承認他們的存在。
當我們處理好了交通便利地區的社會矛盾，然後再向外逐步擴大，從而解放更多地區的民眾，將他們也納入到革命政權的統治之下。這樣一來，我們就能以較小的代價穩定住控製區域內的秩序，從而能夠集中主要力量對付那些強大的敵人。
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唯物主義世界觀上的科學，所以我們應當尊重客觀規律的存在。根據軍事上的客觀規律，想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集中我方的力量分散敵人的力量，從而在局部戰場上形成我方的力量優勢，各個擊破敵人。
我們現在麵臨的敵人雖然強大，但是他們並沒有團結在一起對付我們，所以我們也應當盡可能的分化敵人的行動，始終讓我們隻麵對一個敵人。而想要分化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應該先認清我們的敵人到底有那些。
首先滿清政府是我們第一個敵人，這個敵人也是我們所要麵對敵人中最弱的一個。當我們想要繼續南下解放南滿、關內的中國人民時，必然會跳出來阻止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我們的第二個敵人。
在日本帝國主義眼中，隻有一個四分五裂無法保護自己的中國，才能夠讓他們從中國搶掠大量的資源用來發展自己，因此阻擾中國革命必然是他們的首要選擇。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是帝國主義中最為弱小的一個，但是在東亞卻也是能夠拿出最大力量幹涉中國革命的一個列強，所以他也將會是我們解放中國的主要敵人。
而在日本帝國主義之後的，便是俄帝國主義。雖然我們現在正借助俄帝國主義的力量發起了這場革命，但是俄帝國主義並不是為了讓中國獨立而支持這場革命的。他們是想要通過這場革命割裂北滿同中國之間的聯係，並試圖借助中國革命的力量對付南滿的日本帝國主義，從而完成吞並北滿的企圖。
除了以上這三個敵人之外，我們還要麵對控製著中國鄉村的封建地主階層的力量和其他在華擁有利益的帝國主義及其代理勢力。可以說，如果我們試圖一次性打倒所有的敵人，那麽首先倒下的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必須分階段進行。首先，我們應當先對付滿清政府，隻有先打倒了這個敵人，中國境內的反動勢力才會失去一個組織核心，各帝國主義才無法通過一個名義上的政權統一協調反動勢力對我們發起進攻。
其次，鑒於關內反動勢力之強大，我們不應該盲目的追求速勝論，而應該先謀求關外地區的解放和統一，在關外先建立起一個革命政權和初步工業化的基地，再謀求入關解放北方地區；消化鎮壓了北方地區的反動勢力之後，再接著向南方地區進軍。
於是這樣一來，我們在短時間內主要麵對的就是三個敵人，滿清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俄帝國主義。對於前兩個敵人，我們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別無他法，當然我們應當錯開同這兩個敵人交戰的時間，先打擊消滅滿清在關外的有生力量，再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力量。
而對於俄帝國主義，我認為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要做好戰爭準備，如果俄帝國主義對我們采取軍事幹涉的話，我們別無選擇隻能進行武力還擊，當然這就會破壞了整個革命的計劃方針。
第二是謀求政治上的解決，不管是斯托雷平還是科科夫佐夫，薩宗諾夫還是尼拉托夫，帝國主義分子有一個特質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被貪婪欲望驅使下的巧取豪奪本性。謀求吞並中國滿蒙地區建立一個黃色俄羅斯，始終是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夢想。隻不過他們想要選擇的吞並方式不同，才會出現內部的紛爭罷了。
我的想法就是，借助俄國內部的這種紛爭，把俄國的遠東外交政策主導權掌握在我們手裏。用一個和緩的吞並中國滿蒙的征服計劃取代赤裸裸的武力幹涉計劃，從而為中國革命爭取時間。隻要我們能夠把彼得堡幹涉中國革命的想法拖延個一兩年，到時候中國革命的外部形勢也許就會大有轉機，我們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斯維爾德洛夫對於革命衛隊的改組工作雖然支持，但並不十分關注，他見吳川和捷爾任斯基達成了公識之後，便從口袋裏掏出了幾張紙說道：“我們過來找你其實還有一件要緊的事，這是我剛剛收到的情報，是我們在鐵路局電報處工作的同誌，憑借記憶記錄下來的幾份電報內容。吳，你也看一看吧。”
吳川雖然心裏有些明了，不過還是接過了斯維爾德洛夫手中的幾頁紙翻了翻，果然並不出他的預料。於是他順手拿起了放在手邊的一疊電報給三人遞過去，口中說道：“這幾份電報的原稿都在這裏，你們也一並看一看，看完我們再討論。”
斯維爾德洛夫剛剛進門時就注意到吳川手邊的這一疊電報了，隻不過他為了尊重吳川並沒有主動詢問這些電報的內容而已。現在吳川把電報遞送過來，他自然就老實不客氣的接了過來。三人交換著看完了這五、六份電報，確認了吳川手中的情報比他們獲得的更為完全。
捷爾任斯基不免有些驚訝的向吳川問道：“我看這些電報都是原稿，你還另外派人守著鐵路局電報處嗎？”
被捷爾任斯基這麽一提醒，吳川一時若有所思的說道：“你不說我還真是疏忽了，遠東密探局應當有這個權力監控鐵路局的電報處，等會我便讓烏曼斯基少尉帶人守著電報處，對所有收發電報進行審查，在這個非常時刻，絕不能讓這些內外壞分子勾結起來。
不過這些電報麽，是鐵路局警察部長紮列姆巴截留送過來的。他大概真的把我當成了拉斯普廷的親信了，所以押注在了我身上，想要為自己找一條更粗的大腿抱著。嗯，我們還是討論一下這些來自彼得堡的電報內容吧。你們說這新上任的主席大臣和外交代辦大臣，他們對遠東發生的這場革命，究竟持有何種態度？他們的態度會不會影響到沙皇對於這個計劃的支持？”
三人沉默了許久，斯維爾德洛夫捏著一份電報看了又看的說道：“就目前這些電報的內容來看，顯然彼得堡因為斯托雷平遇刺的事件還處於一片混亂之中，否則外交代辦大臣不可能不從外交部的官員那裏獲得關於遠東計劃的情報。
不過尼拉托夫這位外交代辦大臣雖然對於遠東計劃一無所知，但他卻是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分子，他給與俄國駐哈爾濱領事和鐵路局局長霍爾瓦特的電報，已經表明他希望能夠借助這場突然爆發的遠東革命將北滿地區正式的吞並入帝國的疆域，但並不希望同日本發生什麽衝突。
而之前的財政大臣，現在的主席大臣科科夫佐夫顯然是不讚成在遠東發起一場革命的，他對於霍爾瓦特的抱怨和要求控製事態，就說明了他並不希望在這個時候在遠東地區爆發一場戰爭，從而給他造成更多的壓力。
科科夫佐夫和尼拉托夫各自的態度，其實都表明了一件事，彼得堡並不希望此時的遠東爆發一場涉及到帝國的戰爭。”
巴拉諾夫也從旁補充了一句道：“身為外交代辦大臣居然不能同主席大臣通氣，反而要發電報給遠東詢問事情的真相，看起來外交代辦大臣和主席大臣之間的關係並不和睦啊。”
捷爾任斯基則嘲諷的說道：“現在中東鐵路的護路軍和沿線警察已經差不多全部被我們控製住了，就算是濱海邊疆區和外貝加爾省的軍隊，現在也有我們的同誌打入了其中。彼得堡想要做些什麽，除非從東西伯利亞或西西伯利亞調動大軍，否則他們根本拿我們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們其實沒必要對彼得堡的幾封電報過於緊張，當前最重要的，還是應該盡快建立起我們控製區域下的革命政權。隻有建立了政權，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秩序，才能源源不斷的征發兵力和物資，用以抵抗帝國主義軍隊的入侵。”
其餘三人對於捷爾任斯基的主張都陷入了沉默，過了好一會斯維爾德洛夫才打破沉默向吳川問道：“吳，你的想法是如何的？”
吳川沉吟了片刻，方才看著三人說道：“拿到這些電報之後，我就一直在思考對策。我覺得捷爾任斯基同誌剛剛說的並不錯，沒有一個穩固的根據地，我們是無法對抗帝國主義對於革命的幹涉活動的。
根據客觀規律來說，外因總是要通過內因才能發揮出作用的，中國革命能否生存下去，重要的還是在於革命內部是否能團結統一，而不在於外部幹涉的力量有多麽強大。
因此盡快建立一個革命政權，恢複和重建我們治下的社會生產秩序，我認為這是本黨和革命委員會的根本任務。當然，限於北滿地區的特殊形勢，我們首要的還是抓住主要矛盾，暫時放棄次要矛盾。
比如確保鐵路、適合通航條件的河流附近的交通樞紐為我們所控製，對於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暫時不加理會，對處於兩者之間的區域采取較為靈活的政策，隻要控製這些區域的勢力不與革命政權對抗，我們就暫時承認他們的存在。
當我們處理好了交通便利地區的社會矛盾，然後再向外逐步擴大，從而解放更多地區的民眾，將他們也納入到革命政權的統治之下。這樣一來，我們就能以較小的代價穩定住控製區域內的秩序，從而能夠集中主要力量對付那些強大的敵人。
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唯物主義世界觀上的科學，所以我們應當尊重客觀規律的存在。根據軍事上的客觀規律，想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集中我方的力量分散敵人的力量，從而在局部戰場上形成我方的力量優勢，各個擊破敵人。
我們現在麵臨的敵人雖然強大，但是他們並沒有團結在一起對付我們，所以我們也應當盡可能的分化敵人的行動，始終讓我們隻麵對一個敵人。而想要分化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應該先認清我們的敵人到底有那些。
首先滿清政府是我們第一個敵人，這個敵人也是我們所要麵對敵人中最弱的一個。當我們想要繼續南下解放南滿、關內的中國人民時，必然會跳出來阻止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我們的第二個敵人。
在日本帝國主義眼中，隻有一個四分五裂無法保護自己的中國，才能夠讓他們從中國搶掠大量的資源用來發展自己，因此阻擾中國革命必然是他們的首要選擇。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是帝國主義中最為弱小的一個，但是在東亞卻也是能夠拿出最大力量幹涉中國革命的一個列強，所以他也將會是我們解放中國的主要敵人。
而在日本帝國主義之後的，便是俄帝國主義。雖然我們現在正借助俄帝國主義的力量發起了這場革命，但是俄帝國主義並不是為了讓中國獨立而支持這場革命的。他們是想要通過這場革命割裂北滿同中國之間的聯係，並試圖借助中國革命的力量對付南滿的日本帝國主義，從而完成吞並北滿的企圖。
除了以上這三個敵人之外，我們還要麵對控製著中國鄉村的封建地主階層的力量和其他在華擁有利益的帝國主義及其代理勢力。可以說，如果我們試圖一次性打倒所有的敵人，那麽首先倒下的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為了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必須分階段進行。首先，我們應當先對付滿清政府，隻有先打倒了這個敵人，中國境內的反動勢力才會失去一個組織核心，各帝國主義才無法通過一個名義上的政權統一協調反動勢力對我們發起進攻。
其次，鑒於關內反動勢力之強大，我們不應該盲目的追求速勝論，而應該先謀求關外地區的解放和統一，在關外先建立起一個革命政權和初步工業化的基地，再謀求入關解放北方地區；消化鎮壓了北方地區的反動勢力之後，再接著向南方地區進軍。
於是這樣一來，我們在短時間內主要麵對的就是三個敵人，滿清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俄帝國主義。對於前兩個敵人，我們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別無他法，當然我們應當錯開同這兩個敵人交戰的時間，先打擊消滅滿清在關外的有生力量，再去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力量。
而對於俄帝國主義，我認為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要做好戰爭準備，如果俄帝國主義對我們采取軍事幹涉的話，我們別無選擇隻能進行武力還擊，當然這就會破壞了整個革命的計劃方針。
第二是謀求政治上的解決，不管是斯托雷平還是科科夫佐夫，薩宗諾夫還是尼拉托夫，帝國主義分子有一個特質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被貪婪欲望驅使下的巧取豪奪本性。謀求吞並中國滿蒙地區建立一個黃色俄羅斯，始終是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夢想。隻不過他們想要選擇的吞並方式不同，才會出現內部的紛爭罷了。
我的想法就是，借助俄國內部的這種紛爭，把俄國的遠東外交政策主導權掌握在我們手裏。用一個和緩的吞並中國滿蒙的征服計劃取代赤裸裸的武力幹涉計劃，從而為中國革命爭取時間。隻要我們能夠把彼得堡幹涉中國革命的想法拖延個一兩年，到時候中國革命的外部形勢也許就會大有轉機，我們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