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爾任斯基的率先表態，讓斯維爾德洛夫和巴拉諾夫隻能跟著選擇了支持吳川的意見。和捷爾任斯基試圖讓黨和軍隊純潔化不同，斯維爾德洛夫還是有些擔心政治委員和軍中各級黨支部的建立，對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不是一件好事。
畢竟在當前的局勢下，掌握了軍隊實際指揮權力的其實是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軍隊上麵還有一個軍事顧問團和軍事委員會，但是擔任革命軍中級軍官的俄國人，則大多是布爾什維克成員。吳川提出的這個建議，雖然加強了黨對於軍隊的指揮，但實際上也等於是消除了布爾什維克對於軍隊的控製權。
也許在捷爾任斯基看來，共和黨同布爾什維克現在並沒有區別，吳川的建議隻不過是讓布爾什維克必須通過黨組織去指揮軍隊，這顯然就更有組織性了。
但是對於心思敏銳的斯維爾德洛夫來說，卻不會這樣簡單的看問題。雖然共和黨是布爾什維克幫助建立起來的中國革命黨，這個黨也製定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綱領和路線，但是中國共和黨畢竟不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這種暫時的合作關係隨著革命的發展終究會出現裂痕的。
到了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是否還能通過共和黨的黨組織去控製軍隊的指揮權呢？這個問題讓他心裏很糾結，於是便落在了捷爾任斯基之後才表態支持。
吳川掃視了三人的臉上神情一眼，便接著往下說道：“對於軍隊的工作我說完了，接下來我想說一下關於黨內的思想建設問題。
雖然我們之前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選擇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黨的思想指導理論。但是根據今天我同這些士兵們的接觸，我覺得我們黨的思想理論顯得過於深奧了，對於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民來說，他們連一台製造製衣針的機器都沒有看到過，這讓他們怎麽去理解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理論？
我覺得我們需要尋找一個建立在馬恩思想基礎上更貼近人民生活的革命理論，比如以列寧同誌的革命理論作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指導。我提議黨成立一個翻譯局，把請列寧同誌把過去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然後翻譯成中文，下發給黨內同誌學習，以提高他們對革命的認識，然後再傳播給中國的工人和農民…”
斯維爾德洛夫下意識的瞧了瞧身邊的兩位布爾什維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列寧派，但捷爾任斯基和巴拉諾夫可未必是。
自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來，列寧就開始日益確立其在布爾什維克中的領袖地位，但是社會民主工黨的思想理論家卻並不止列寧一個，不管是在他之前的社會民主工黨領袖普列漢諾夫，還是此時遊離於兩派之間的托洛茨基，在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聲望並不弱於列寧。
吳川提出以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這實質上就是承認了列寧為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唯一領袖，並接受了列寧繼承並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權力。這件事在中國同誌看來也許並沒有什麽，但是一旦傳到了俄國，無疑是要掀起軒然大波的。
而且不僅僅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就是對於現在的第二國際來說，都將會是一場震動。成立於1889年7月14日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即第二國際，雖然有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加入，但是真正在第二國際中說了算的，還是德國和法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此時還隻能在第二國際裏給他們搖旗呐喊而已。
突然之間，一個還沒有加入第二國際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直接把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豎立為了馬、恩之後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導師，這讓第二國際的無產階級領袖們怎麽想？
隻是斯維爾德洛夫終究還是沒有把自己的顧慮說出來，他覺得由自己出麵反對這個提議並不合適，還是讓捷爾任斯基和巴拉諾夫提出反對意見，他再補充說明較好。
但是斯維爾德洛夫顯然對身邊這兩位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敏感性估計的過高了，巴拉諾夫雖然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列寧派，但是他對於列寧思想的認同要遠高於黨內其他理論家的文章，畢竟他是一個出身於工人階層的職業革命家，而不是一個知識精英出身的職業革命家。
因此他對於吳川的主張保持了沉默，並沒有打算就這件事發表什麽反對意見。倒是捷爾任斯基顯然也意識到了吳川這個決定影響的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共和黨，同樣會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造成巨大的反響，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後，還是向吳川詢問道：“我想知道，為什麽你要選擇列寧同誌的理論作為中國革命實踐的唯一指導？社會民主工黨內部還是有著不少理論家的，他們寫的文章在某些方麵並不差列寧同誌多少，為什麽不能一並進行翻譯給中國同誌看看？”
吳川遲疑了片刻後說道：“是，我承認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還有其他的理論家，他們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導師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進一步闡述。
但是各位來了中國這麽久，想必也應當了解了中國革命所麵臨的險惡環境，雖然我國因為處於帝國主義勢力分治的狀態下，可以借助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發展革命的力量。但這依然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中國革命的敵人勢力空前強大，而中國人民的力量卻無比的弱小。
我們是在敵人的包圍中走在了懸崖上架立的鋼絲上，隻要有一絲不慎，我們就將摔入萬丈懸崖，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極大的打擊，革命的時機也就一去不複返。
正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所以中國革命需要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作為革命運動的核心，而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首先就要在思想和行動上達成一致。
列寧同誌的建黨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度，正是本黨所需要的理論基礎。但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列寧同誌的這兩項主張卻並沒有獲得全黨的讚成。如果我們不確立列寧同誌為唯一的革命導師，並將質疑列寧同誌的文章翻譯給黨內同誌去學習，以目前本黨同誌淺薄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基礎，很快就會陷入混亂，最終造成黨內的分裂。
我不是說社會民主工黨其他理論家的文章有違馬克思主義，但是對於目前的中國革命來說，它們並不是急需的理論。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我認為隻有豎立列寧主義的旗幟，才能讓黨內同誌堅定信仰，從而消滅黨內在思想上的分歧，減少黨內的內耗…”
“為了中國革命的成功，我認為吳說的不錯，我們沒必要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內部分歧帶入到共和黨內。眼下最為要緊的是保持黨內團結贏得革命勝利，而不是去爭論該由誰來代表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力，這種事情等到革命勝利之後討論也來得及。”
聽到捷爾任斯基的主張後，巴拉諾夫也跟著出聲附和道：“我也支持吳的主張，當前最重要的是有一套革命理論去教育群眾，而不是討論革命理論有沒有缺陷，我相信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我們遲早可以證明究竟誰對誰錯的。”
看到兩人這麽支持吳川的主張，斯維爾德洛夫隻是眨了眨眼睛，便開口說道：“如果大家都這麽認為的話，那麽我也支持這個主張。我過去為火星報工作過，對於列寧同誌的文章比較熟悉，這個翻譯局的工作不如就讓我來主持吧。”
吳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這才說道：“我覺得既然本黨決定了，要豎立列寧主義作為本黨的革命實踐指導理論，我們就應該慎重其事。關於列寧文集的翻譯工作，還是成立一個領導小組吧，我作為翻譯小組組長，你們三位作為副組長，對於翻譯後的文章必須經過我們四人共同審核，方才允許刊印。”
斯維爾德洛夫沉默了片刻，方才點頭說道：“這樣也好，我會盡快同列寧同誌進行聯係，請他將過去寫作的文章托人帶來遠東的。”
捷爾任斯基同樣點頭表示了讚成，不過他很快就岔開話題道：“對於吳今日下午遇到的圍困事件，我以為革命衛隊在這件事上是負有責任的。
既然現在大家都在這裏，那麽我也提一個建議，我認為革命衛隊應當進行一次改組，改變現在粗糙的負責分工，建立更為明確的責任部門，以防止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
以我們現在所要應對的敵人來看，我們現在不管損失哪一位同誌都是不可接受。我們需要一隻更有革命熱情和負責任的革命衛隊。”
吳川看著他好奇的問道：“那麽捷爾任斯基同誌，你打算怎麽改組現在的革命衛隊？”
捷爾任斯基毫不客氣的說道：“中央和地區兩級組織我覺得不必變更，但是革命衛隊內部應當分為六個處，一處負責內部保衛工作，二處負責肅清敵特，三處負責電訊，四處負責情報，五處負責後勤保障，六處負責人事…”
聽完了捷爾任斯基的改組設想，吳川隻是思考了片刻，就補充道：“再加一個七處，負責文化宣傳，引導公眾輿論工作…”
畢竟在當前的局勢下，掌握了軍隊實際指揮權力的其實是布爾什維克。雖然在軍隊上麵還有一個軍事顧問團和軍事委員會，但是擔任革命軍中級軍官的俄國人，則大多是布爾什維克成員。吳川提出的這個建議，雖然加強了黨對於軍隊的指揮，但實際上也等於是消除了布爾什維克對於軍隊的控製權。
也許在捷爾任斯基看來，共和黨同布爾什維克現在並沒有區別，吳川的建議隻不過是讓布爾什維克必須通過黨組織去指揮軍隊，這顯然就更有組織性了。
但是對於心思敏銳的斯維爾德洛夫來說，卻不會這樣簡單的看問題。雖然共和黨是布爾什維克幫助建立起來的中國革命黨，這個黨也製定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綱領和路線，但是中國共和黨畢竟不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這種暫時的合作關係隨著革命的發展終究會出現裂痕的。
到了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是否還能通過共和黨的黨組織去控製軍隊的指揮權呢？這個問題讓他心裏很糾結，於是便落在了捷爾任斯基之後才表態支持。
吳川掃視了三人的臉上神情一眼，便接著往下說道：“對於軍隊的工作我說完了，接下來我想說一下關於黨內的思想建設問題。
雖然我們之前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選擇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黨的思想指導理論。但是根據今天我同這些士兵們的接觸，我覺得我們黨的思想理論顯得過於深奧了，對於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民來說，他們連一台製造製衣針的機器都沒有看到過，這讓他們怎麽去理解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理論？
我覺得我們需要尋找一個建立在馬恩思想基礎上更貼近人民生活的革命理論，比如以列寧同誌的革命理論作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指導。我提議黨成立一個翻譯局，把請列寧同誌把過去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然後翻譯成中文，下發給黨內同誌學習，以提高他們對革命的認識，然後再傳播給中國的工人和農民…”
斯維爾德洛夫下意識的瞧了瞧身邊的兩位布爾什維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列寧派，但捷爾任斯基和巴拉諾夫可未必是。
自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來，列寧就開始日益確立其在布爾什維克中的領袖地位，但是社會民主工黨的思想理論家卻並不止列寧一個，不管是在他之前的社會民主工黨領袖普列漢諾夫，還是此時遊離於兩派之間的托洛茨基，在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聲望並不弱於列寧。
吳川提出以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這實質上就是承認了列寧為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唯一領袖，並接受了列寧繼承並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權力。這件事在中國同誌看來也許並沒有什麽，但是一旦傳到了俄國，無疑是要掀起軒然大波的。
而且不僅僅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就是對於現在的第二國際來說，都將會是一場震動。成立於1889年7月14日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即第二國際，雖然有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加入，但是真正在第二國際中說了算的，還是德國和法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俄國的社會民主工黨此時還隻能在第二國際裏給他們搖旗呐喊而已。
突然之間，一個還沒有加入第二國際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直接把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豎立為了馬、恩之後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導師，這讓第二國際的無產階級領袖們怎麽想？
隻是斯維爾德洛夫終究還是沒有把自己的顧慮說出來，他覺得由自己出麵反對這個提議並不合適，還是讓捷爾任斯基和巴拉諾夫提出反對意見，他再補充說明較好。
但是斯維爾德洛夫顯然對身邊這兩位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敏感性估計的過高了，巴拉諾夫雖然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列寧派，但是他對於列寧思想的認同要遠高於黨內其他理論家的文章，畢竟他是一個出身於工人階層的職業革命家，而不是一個知識精英出身的職業革命家。
因此他對於吳川的主張保持了沉默，並沒有打算就這件事發表什麽反對意見。倒是捷爾任斯基顯然也意識到了吳川這個決定影響的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共和黨，同樣會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造成巨大的反響，因此在思考再三之後，還是向吳川詢問道：“我想知道，為什麽你要選擇列寧同誌的理論作為中國革命實踐的唯一指導？社會民主工黨內部還是有著不少理論家的，他們寫的文章在某些方麵並不差列寧同誌多少，為什麽不能一並進行翻譯給中國同誌看看？”
吳川遲疑了片刻後說道：“是，我承認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還有其他的理論家，他們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導師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進一步闡述。
但是各位來了中國這麽久，想必也應當了解了中國革命所麵臨的險惡環境，雖然我國因為處於帝國主義勢力分治的狀態下，可以借助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發展革命的力量。但這依然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中國革命的敵人勢力空前強大，而中國人民的力量卻無比的弱小。
我們是在敵人的包圍中走在了懸崖上架立的鋼絲上，隻要有一絲不慎，我們就將摔入萬丈懸崖，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極大的打擊，革命的時機也就一去不複返。
正因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所以中國革命需要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作為革命運動的核心，而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首先就要在思想和行動上達成一致。
列寧同誌的建黨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度，正是本黨所需要的理論基礎。但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列寧同誌的這兩項主張卻並沒有獲得全黨的讚成。如果我們不確立列寧同誌為唯一的革命導師，並將質疑列寧同誌的文章翻譯給黨內同誌去學習，以目前本黨同誌淺薄的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基礎，很快就會陷入混亂，最終造成黨內的分裂。
我不是說社會民主工黨其他理論家的文章有違馬克思主義，但是對於目前的中國革命來說，它們並不是急需的理論。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我認為隻有豎立列寧主義的旗幟，才能讓黨內同誌堅定信仰，從而消滅黨內在思想上的分歧，減少黨內的內耗…”
“為了中國革命的成功，我認為吳說的不錯，我們沒必要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內部分歧帶入到共和黨內。眼下最為要緊的是保持黨內團結贏得革命勝利，而不是去爭論該由誰來代表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力，這種事情等到革命勝利之後討論也來得及。”
聽到捷爾任斯基的主張後，巴拉諾夫也跟著出聲附和道：“我也支持吳的主張，當前最重要的是有一套革命理論去教育群眾，而不是討論革命理論有沒有缺陷，我相信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我們遲早可以證明究竟誰對誰錯的。”
看到兩人這麽支持吳川的主張，斯維爾德洛夫隻是眨了眨眼睛，便開口說道：“如果大家都這麽認為的話，那麽我也支持這個主張。我過去為火星報工作過，對於列寧同誌的文章比較熟悉，這個翻譯局的工作不如就讓我來主持吧。”
吳川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這才說道：“我覺得既然本黨決定了，要豎立列寧主義作為本黨的革命實踐指導理論，我們就應該慎重其事。關於列寧文集的翻譯工作，還是成立一個領導小組吧，我作為翻譯小組組長，你們三位作為副組長，對於翻譯後的文章必須經過我們四人共同審核，方才允許刊印。”
斯維爾德洛夫沉默了片刻，方才點頭說道：“這樣也好，我會盡快同列寧同誌進行聯係，請他將過去寫作的文章托人帶來遠東的。”
捷爾任斯基同樣點頭表示了讚成，不過他很快就岔開話題道：“對於吳今日下午遇到的圍困事件，我以為革命衛隊在這件事上是負有責任的。
既然現在大家都在這裏，那麽我也提一個建議，我認為革命衛隊應當進行一次改組，改變現在粗糙的負責分工，建立更為明確的責任部門，以防止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
以我們現在所要應對的敵人來看，我們現在不管損失哪一位同誌都是不可接受。我們需要一隻更有革命熱情和負責任的革命衛隊。”
吳川看著他好奇的問道：“那麽捷爾任斯基同誌，你打算怎麽改組現在的革命衛隊？”
捷爾任斯基毫不客氣的說道：“中央和地區兩級組織我覺得不必變更，但是革命衛隊內部應當分為六個處，一處負責內部保衛工作，二處負責肅清敵特，三處負責電訊，四處負責情報，五處負責後勤保障，六處負責人事…”
聽完了捷爾任斯基的改組設想，吳川隻是思考了片刻，就補充道：“再加一個七處，負責文化宣傳，引導公眾輿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