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趟拜訪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行程裏，吳川給自己做的定位就是，一位前來觀瞻名人的普通遊客。對於這個時代的某些人來說，或許列夫.托爾斯泰伯爵是他們文學上的偶像，精神上的導師。
但是對於吳川來說，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他腦海裏一直都是在活著的大師和近代名人的形象中來回穿梭著。他既無法把麵前這位留在一大把白胡子的憂鬱老人和他記憶中的近代文豪聯係起來，又不能將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當成一位普通名人來對待。
於是他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位在1910年旅行的遊客，把這趟行程當做參觀名人生活的旅遊，這樣他就不必試圖去將這個活著的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和自己印象中的文豪重合在一起了。
雖然1910年的世界已經有了電報、電話和報紙、火車，世界各地的居民出門旅行的障礙正變得越來越小，他們對於世界各地發生的大事也知道的越來越及時，不過像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名望和著作，也隻是流傳於各國的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的圈子裏。
他要是對伯爵表現的太過熱情，這就變得不像個來自中國的普通學生了。更何況，後世的人總喜歡用自己的設想或是需要去塑造古代的名人事跡，天知道他所記得的那點關於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印象，究竟經過了多少人不同的加工。
正處於一個險惡處境的吳川，可不想再引來更多對自己出身的懷疑。隻不過世事總是難料的，吳川雖然把自己當成了三人中的陪襯，可是伯爵對他的興趣卻比對美國記者和俄國上尉大的多。
當他聽到伯爵用不甚標準的東北話向他打招呼，吳川也是醉了，他握著伯爵的手有些茫然的問道：“您會中文？”
托爾斯泰伯爵看著吳川發傻的樣子，終於變的開心了起來，他用力的拍了拍吳川的肩膀說道：“年輕人放輕鬆一些，不要這麽拘束。我花了兩年時間學習中文，也隻是剛剛入門，這可比法文和德文難學多了。”
伯爵一邊說著，一邊把吳川拉到自己身邊坐了下來，這讓原本作為主客的美國記者佩奇也有些無奈，隻好讓出了自己原先的位置。
受到伯爵這樣意外的熱情對待，吳川既感到榮幸，又有些坐臥不安的惶恐，他不知道對方為何如此親近自己，明明剛剛伯爵出現在客廳時還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不過接下來伯爵對他的問話，算是打消了吳川和其他人心中出現的疑惑，“其實我一直都想找一個真正的，了解本國文化的中國人好生談一談。可惜的是這裏畢竟距離中國太過遙遠，而中國的學者也很少來俄羅斯…”
伯爵一開始還是用中文在和吳川交談，不過很快他就更換成了吳川能夠聽懂，而他自己更能熟練表達的英文。在伯爵興致勃勃的述說中，包括吳川在內的三名賓客終於了解了，最近幾年伯爵一直都在研究關於中國的文化，特別是老子和孔子的著作。
隻不過伯爵不懂中文，而用俄文翻譯的老子和孔子著作，總讓他覺得其中有著太多含糊之處，這才迫使他不得不自學中文，試圖閱讀老子和孔子著作的中文原版，以便能夠更好的理解這些古代中國學者的思想。
伯爵在解釋之餘，還不忘讓一邊幫他打理日常事務的大女兒去他的書房，把幾本俄文版的老子、孔子著作拿過來，請吳川幫他解釋下一些他感到難以理解的地方。伯爵以為，這些地方有可能是翻譯出了問題。
老實說，聽到伯爵的請求時，吳川的第一反應是想要拒絕的。雖然他在大學時曾經在某位老師的宣傳下，短暫的對國學發生了一段時間的興趣，認為自己可以從中學習到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
不過等到他畢業之後，他才發覺這這些傳統的道德學說，除了讓他忍受996工作製外，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倒是他們的老板，因為員工們的忍耐和奉獻，不僅換了車子、房子，連情人都從街頭的洗頭妹子換成了身材傲人的三線外圍了。
了解了社會的真實之後，吳川就默默的將一套大學裏購買的精裝版四書五經賣給了某個收破爛的，曾經省吃儉用了三個月的夥食費才買下的傳統文化瑰寶，最終不過換來了三頓快餐而已。
不過在佩奇踢了他一腳之後，吳川還是遵從了自己現在這位老板的意願，改口向伯爵表示願意為對方服務，隻不過他有些擔心自己學問不到，影響了伯爵對於這些中國古代學者思想的理解。
伯爵對此隻是哈哈一笑，讓吳川放寬心說，他隻是希望能夠聽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好不讓自己閉門造車而已。閉門造車是吳川自己對伯爵意思的理解，伯爵說的大致就是這個意思罷了。
伯爵手上收藏的中國文化典籍譯本有十多本之多，不過有好些是重複的書籍，光是一個《論語》譯本就有三種之多。三種譯本中最薄的一本，是1898年出版的英譯節選版《論語》，這也是最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一個譯本，裏麵的用詞可謂是相當的精確，就好似孔子用英語自己寫下來的一般。
吳川翻到了譯者的名字，發現了用中文書寫的辜鴻銘三字，這個清末真正的國學大師之名他還是聽說過的，於是對於這一譯本他完全沒有異議。
接下來的兩本都是俄譯本，一本發行的較早，是瓦.巴.瓦西裏耶夫翻譯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較新了，是今年發售的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譯的版本。
瓦.巴.瓦西裏耶夫翻譯的版本比較簡潔，但是和19世紀之前的歐洲漢學家翻譯中文典籍犯了一個毛病，不僅喜歡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釋中國古代學者的思想，還常常自作主張的刪除了許多有礙基督教理念的章節語句，這一版本就顯得有些混亂而缺乏邏輯了。
至於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譯的版本，是三種譯本中最為完整的。難得可貴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原作的語言之美，這一版本盡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詞搭配和修辭手法，以使譯本盡量達到語句對仗工整和富有節奏感。
從伯爵大女兒以俄、英兩種語言的重複朗誦中，吳川能夠聽出這位教授的確下了相當的功夫去翻譯。而且這位教授應該在中國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否則他就不能把這麽多注釋和背景材料正確的加入到譯本內，使得初學者更容易去理解《論語》一書到底說了什麽典故。
不過也正因為巴.斯.波波夫過於借助了中國學者對於《論語》的解讀，使得這一版本變得拖遝冗長，且失去了《論語》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哲理。老實講，把它當成一種東方文化的通俗讀物，也許更為適合一些。
吳川一邊聽著麗莎讀著三個版本中的語句，一邊從記憶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複述出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繁瑣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兒外，佩奇和謝爾蓋上尉都差不多聽的昏昏欲睡了。
“…不，這三句話中的道不能翻譯成三個不同的名詞，雖然在俄語的語境內也許很適合，但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義。這樣的翻譯等於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個主張，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托爾斯泰伯爵對於吳川的說法很感興趣，他不由追問道：“那麽孔子所說的道究竟是什麽呢？為什麽你會認為，《論語》中最重要的不是什麽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和愛，反而是這個道呢？”
吳川：“…”他感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學畢業時的答辯時間。更糟糕的是，他還需要把中文翻譯成英文來答辯，這簡直就是考驗他的英文詞匯量啊。雖然這些日子裏他通過背誦英俄字典豐富了不少英文詞匯，但是想要把《論語》中的道這個詞完整的用英語表達出來，還是有些為難他了。
思考了許久之後，吳川用拇指按著自己的太陽穴，絞盡腦汁的向伯爵解釋道：“在說道字究竟是什麽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夠向您解釋一下，孔子所處的時代。”
伯爵雖然不明白吳川為什麽要扯這麽遠，但是作為這兩年來他所遇到的，第一個對這些中國文化有了解的中國人，他還是很樂意花費上一些時間，聽聽對方對本國文化的看法的。他還讓管家謝苗推掉了後麵的幾個會麵。
吳川對此倒也沒有多想，他全神貫注在了自己的記憶中，然後將過去學到的知識重新組織後，向伯爵說道：“孔子比耶穌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發明出紙張，能夠用以書寫的載體隻有銅器、絲帛和竹木製成的書簡。
當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書寫載體還是竹簡、木簡，這種載體雖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個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數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數十斤重的竹簡、木簡。
所以在那個時代，學者想要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力求語言上的簡潔，務必能夠用一行字去闡述數百字的思想…”
謝爾蓋上尉終於有些不耐煩的插嘴道：“這同你說的《論語》中的文字又有什麽關係？”
伯爵頓時有些不滿的瞪了上尉一眼，謝爾蓋上尉也隻能不甘心的閉上了嘴，吳川這才繼續說道：“所以，我國將這個時代的學者著作都視為：微言大義。並不會簡單的把其中一句話或一個字看成其表麵的意思，而是試圖去發掘出這些學者刻下這句話時究竟想說的是什麽。
就像《論語》中的仁字不能簡單的化為人道主義者、人文主義和愛。這三句話中的道字，也不能將之簡單拆開為三個不同意思的單詞。
在我個人看來，孔子在《論語》中反複闡述了什麽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並接近仁的境界，則需要先知道什麽是道，然後按照道的運行規律去約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聲所追求的目標，而道則是孔子希望能夠觀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觀規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學規律去研究這個世界的真實一樣，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組成的社會運行規律-道，從而使人的社會按照道的規律去運行從而達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僅包括了宇宙萬物的起源、事物的規律，也包括了人生的準則和我們日常處事的原則…”
但是對於吳川來說，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他腦海裏一直都是在活著的大師和近代名人的形象中來回穿梭著。他既無法把麵前這位留在一大把白胡子的憂鬱老人和他記憶中的近代文豪聯係起來，又不能將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當成一位普通名人來對待。
於是他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當成一位在1910年旅行的遊客，把這趟行程當做參觀名人生活的旅遊，這樣他就不必試圖去將這個活著的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和自己印象中的文豪重合在一起了。
雖然1910年的世界已經有了電報、電話和報紙、火車，世界各地的居民出門旅行的障礙正變得越來越小，他們對於世界各地發生的大事也知道的越來越及時，不過像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名望和著作，也隻是流傳於各國的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的圈子裏。
他要是對伯爵表現的太過熱情，這就變得不像個來自中國的普通學生了。更何況，後世的人總喜歡用自己的設想或是需要去塑造古代的名人事跡，天知道他所記得的那點關於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印象，究竟經過了多少人不同的加工。
正處於一個險惡處境的吳川，可不想再引來更多對自己出身的懷疑。隻不過世事總是難料的，吳川雖然把自己當成了三人中的陪襯，可是伯爵對他的興趣卻比對美國記者和俄國上尉大的多。
當他聽到伯爵用不甚標準的東北話向他打招呼，吳川也是醉了，他握著伯爵的手有些茫然的問道：“您會中文？”
托爾斯泰伯爵看著吳川發傻的樣子，終於變的開心了起來，他用力的拍了拍吳川的肩膀說道：“年輕人放輕鬆一些，不要這麽拘束。我花了兩年時間學習中文，也隻是剛剛入門，這可比法文和德文難學多了。”
伯爵一邊說著，一邊把吳川拉到自己身邊坐了下來，這讓原本作為主客的美國記者佩奇也有些無奈，隻好讓出了自己原先的位置。
受到伯爵這樣意外的熱情對待，吳川既感到榮幸，又有些坐臥不安的惶恐，他不知道對方為何如此親近自己，明明剛剛伯爵出現在客廳時還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不過接下來伯爵對他的問話，算是打消了吳川和其他人心中出現的疑惑，“其實我一直都想找一個真正的，了解本國文化的中國人好生談一談。可惜的是這裏畢竟距離中國太過遙遠，而中國的學者也很少來俄羅斯…”
伯爵一開始還是用中文在和吳川交談，不過很快他就更換成了吳川能夠聽懂，而他自己更能熟練表達的英文。在伯爵興致勃勃的述說中，包括吳川在內的三名賓客終於了解了，最近幾年伯爵一直都在研究關於中國的文化，特別是老子和孔子的著作。
隻不過伯爵不懂中文，而用俄文翻譯的老子和孔子著作，總讓他覺得其中有著太多含糊之處，這才迫使他不得不自學中文，試圖閱讀老子和孔子著作的中文原版，以便能夠更好的理解這些古代中國學者的思想。
伯爵在解釋之餘，還不忘讓一邊幫他打理日常事務的大女兒去他的書房，把幾本俄文版的老子、孔子著作拿過來，請吳川幫他解釋下一些他感到難以理解的地方。伯爵以為，這些地方有可能是翻譯出了問題。
老實說，聽到伯爵的請求時，吳川的第一反應是想要拒絕的。雖然他在大學時曾經在某位老師的宣傳下，短暫的對國學發生了一段時間的興趣，認為自己可以從中學習到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
不過等到他畢業之後，他才發覺這這些傳統的道德學說，除了讓他忍受996工作製外，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倒是他們的老板，因為員工們的忍耐和奉獻，不僅換了車子、房子，連情人都從街頭的洗頭妹子換成了身材傲人的三線外圍了。
了解了社會的真實之後，吳川就默默的將一套大學裏購買的精裝版四書五經賣給了某個收破爛的，曾經省吃儉用了三個月的夥食費才買下的傳統文化瑰寶，最終不過換來了三頓快餐而已。
不過在佩奇踢了他一腳之後，吳川還是遵從了自己現在這位老板的意願，改口向伯爵表示願意為對方服務，隻不過他有些擔心自己學問不到，影響了伯爵對於這些中國古代學者思想的理解。
伯爵對此隻是哈哈一笑，讓吳川放寬心說，他隻是希望能夠聽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好不讓自己閉門造車而已。閉門造車是吳川自己對伯爵意思的理解，伯爵說的大致就是這個意思罷了。
伯爵手上收藏的中國文化典籍譯本有十多本之多，不過有好些是重複的書籍，光是一個《論語》譯本就有三種之多。三種譯本中最薄的一本，是1898年出版的英譯節選版《論語》，這也是最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一個譯本，裏麵的用詞可謂是相當的精確，就好似孔子用英語自己寫下來的一般。
吳川翻到了譯者的名字，發現了用中文書寫的辜鴻銘三字，這個清末真正的國學大師之名他還是聽說過的，於是對於這一譯本他完全沒有異議。
接下來的兩本都是俄譯本，一本發行的較早，是瓦.巴.瓦西裏耶夫翻譯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較新了，是今年發售的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譯的版本。
瓦.巴.瓦西裏耶夫翻譯的版本比較簡潔，但是和19世紀之前的歐洲漢學家翻譯中文典籍犯了一個毛病，不僅喜歡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釋中國古代學者的思想，還常常自作主張的刪除了許多有礙基督教理念的章節語句，這一版本就顯得有些混亂而缺乏邏輯了。
至於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譯的版本，是三種譯本中最為完整的。難得可貴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原作的語言之美，這一版本盡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詞搭配和修辭手法，以使譯本盡量達到語句對仗工整和富有節奏感。
從伯爵大女兒以俄、英兩種語言的重複朗誦中，吳川能夠聽出這位教授的確下了相當的功夫去翻譯。而且這位教授應該在中國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否則他就不能把這麽多注釋和背景材料正確的加入到譯本內，使得初學者更容易去理解《論語》一書到底說了什麽典故。
不過也正因為巴.斯.波波夫過於借助了中國學者對於《論語》的解讀，使得這一版本變得拖遝冗長，且失去了《論語》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哲理。老實講，把它當成一種東方文化的通俗讀物，也許更為適合一些。
吳川一邊聽著麗莎讀著三個版本中的語句，一邊從記憶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複述出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繁瑣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兒外，佩奇和謝爾蓋上尉都差不多聽的昏昏欲睡了。
“…不，這三句話中的道不能翻譯成三個不同的名詞，雖然在俄語的語境內也許很適合，但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義。這樣的翻譯等於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個主張，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托爾斯泰伯爵對於吳川的說法很感興趣，他不由追問道：“那麽孔子所說的道究竟是什麽呢？為什麽你會認為，《論語》中最重要的不是什麽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和愛，反而是這個道呢？”
吳川：“…”他感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學畢業時的答辯時間。更糟糕的是，他還需要把中文翻譯成英文來答辯，這簡直就是考驗他的英文詞匯量啊。雖然這些日子裏他通過背誦英俄字典豐富了不少英文詞匯，但是想要把《論語》中的道這個詞完整的用英語表達出來，還是有些為難他了。
思考了許久之後，吳川用拇指按著自己的太陽穴，絞盡腦汁的向伯爵解釋道：“在說道字究竟是什麽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夠向您解釋一下，孔子所處的時代。”
伯爵雖然不明白吳川為什麽要扯這麽遠，但是作為這兩年來他所遇到的，第一個對這些中國文化有了解的中國人，他還是很樂意花費上一些時間，聽聽對方對本國文化的看法的。他還讓管家謝苗推掉了後麵的幾個會麵。
吳川對此倒也沒有多想，他全神貫注在了自己的記憶中，然後將過去學到的知識重新組織後，向伯爵說道：“孔子比耶穌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發明出紙張，能夠用以書寫的載體隻有銅器、絲帛和竹木製成的書簡。
當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書寫載體還是竹簡、木簡，這種載體雖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個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數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數十斤重的竹簡、木簡。
所以在那個時代，學者想要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力求語言上的簡潔，務必能夠用一行字去闡述數百字的思想…”
謝爾蓋上尉終於有些不耐煩的插嘴道：“這同你說的《論語》中的文字又有什麽關係？”
伯爵頓時有些不滿的瞪了上尉一眼，謝爾蓋上尉也隻能不甘心的閉上了嘴，吳川這才繼續說道：“所以，我國將這個時代的學者著作都視為：微言大義。並不會簡單的把其中一句話或一個字看成其表麵的意思，而是試圖去發掘出這些學者刻下這句話時究竟想說的是什麽。
就像《論語》中的仁字不能簡單的化為人道主義者、人文主義和愛。這三句話中的道字，也不能將之簡單拆開為三個不同意思的單詞。
在我個人看來，孔子在《論語》中反複闡述了什麽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並接近仁的境界，則需要先知道什麽是道，然後按照道的運行規律去約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聲所追求的目標，而道則是孔子希望能夠觀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觀規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學規律去研究這個世界的真實一樣，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組成的社會運行規律-道，從而使人的社會按照道的規律去運行從而達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僅包括了宇宙萬物的起源、事物的規律，也包括了人生的準則和我們日常處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