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警察證明了他的到來時間之後，吳川發覺一直盯著他的謝爾蓋上尉總算是放過了他，不再有事沒事來敲他的門，非要找他聊天了。
於是吳川終於獲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不過他覺得這根本沒什麽卵用，對於一個隻會說俄文問候語的中國人，他現在根本不敢獨自上街。他可不覺得，再一次惹出麻煩之後，他還會有第二次的好運氣遇到佩奇.開普蘭這樣好管閑事的美國人。
想要找個會中英文的人陪他上街走一走，這旅館中也沒什麽人能夠符合這個條件。因此他也隻能窩在自己的房間內翻著英俄字典，對照著俄文報紙發奮學習俄文了。
穿越到這個時空所帶來的唯一後遺症，大約就是讓他的記憶力提高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時候，甚至比他讀書時還要強的多。這本786頁的英俄字典，他每日可以背下5-6頁，吳川覺得學習還是需要動力的，特別是在未知的危險環繞下，他學習俄文就更有動力了。
不過在消除了謝爾蓋上尉對自己的疑心之後，吳川發覺他同佩奇和上尉一起用餐的次數陡然就變少了。上尉整天往外跑，而佩奇則整日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寫新聞報道，連用餐都是讓仆人戴維送上去的。
吳川倒是不介意和能夠交流的戴維一起用餐，但是這位雖然是美國人，卻依然認同著歐洲的等級觀念，認為一名好仆人不應該逾越自己的本分，和老爺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雖然吳川並不是他的主人，但是主人的朋友依然還是主人。於是，吳川倒是過起了一種簡單的生活，每日在房間和餐廳之內來回，一邊努力學習著俄文，一邊不安的等待著從彼得堡返回的消息。
在涅瓦河畔著名的宮殿廣場上，一幢三層樓高的長方形封閉建築聳立在涅瓦河的河邊，以蔚藍色和白色相間的色彩妝點著這座宏偉的建築，這就是彼得堡的心髒-冬宮。
這座宮殿擁有著1000多個房間，不僅是沙皇的居所，也是沙皇辦公的地方。而沙皇政府的各主要大臣也幾乎都在這座宮殿或周邊的建築之內占有了一間辦公室，在富麗堂皇的冬宮一層西北角落裏，就是今日俄羅斯帝國執政的核心，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的辦公室。
雖然外國人喜歡把斯托雷平的職位翻譯成總理或是首相，但實際上他的正式職位是內務大臣及大臣會議主席。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國的一切權力都在沙皇手中。但是在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之後，在知識階層和俄國工農聯合的打擊下，沙皇不得不頒發了詔書實施改革。
1905年10月17日宣言，沙皇"賜予"人民以信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權利，答應擴大選舉權，成立具有立法權的國家杜馬，並任命維特伯爵為大臣會議主席組成俄國執政內閣。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以內務大臣的身份接任了維特伯爵的大臣會議主席一職後，便在1907年六月三日發動政變，解散了第二屆國家杜馬，並撕毀了10月17日宣言，使得俄國政府重新回到了沙皇專製政權的道路上。
不過這個政權的專製權力卻從沙皇手中轉移到了政府行政首腦的大臣會議主席手中，斯托雷平也因此被其政敵稱之為無冕之沙皇。政府官員把過去對於沙皇的崇拜，轉移到了對於大臣會議主席的崇拜。
大權在握的斯托雷平，以一種鋼鐵般的意誌推動著對於俄國社會的改革，他的這種專斷獨行讓他陷入了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間的權力爭鬥。到了1910年八月，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間的矛盾已經越發尖銳了。
當內務副大臣克雷紮諾夫斯基拿著一疊文件前來找斯托雷平簽字時，推門進入辦公室的他正好聽到內務大臣斯托雷平和樞密顧問普爾澤拉德斯基的一段對話。
“…陛下又把文件退回來了？”
“是的大人，陛下讓男爵傳話給您，既然您可以自行處理海軍部的事務，那麽這些不重要的公務也就沒必要再往他那裏送去了。陛下說，他可不是簽字的圖章…”
克雷紮諾夫斯基不敢再聽下去了，他趕緊狠狠的咳嗽了兩聲，接著敲門說道：“斯托雷平主席，我能夠進來嗎？”
斯托雷平一邊叫著克雷紮諾夫斯基進來，一邊示意樞密顧問可以暫且退下，回頭他再找時間和對方談論這件事。
斯托雷平是一個留著一把俄國式八字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材並不算特別高大，但是當他出現在你麵前時，不苟言笑的樣子總是能夠帶來一種壓迫感，讓你不自覺的向他先行點頭致意，這就是斯托雷平帶給同僚們的感覺。
克雷紮諾夫斯基也曾經聽宮廷大臣說過，就連陛下在這位主席大臣麵前，也常常感到極不自在，因此除了公事之外都不願意和對方進行主動的接觸。雖然斯托雷平和皇太後，兩位公主的關係還算不錯。
斯托雷平一邊在克雷紮諾夫斯基送來的文件上簽名，一邊向他開口問道：“內務部門最近有什麽事情要向我匯報的嗎？”
克雷紮諾夫斯基立刻從走神的狀態中恢複了過來，向著上司匯報道：“倒是有這麽幾件事要向您匯報。第一件就是關於東西伯利亞地區爆發鼠疫的事，當地官員聲稱，他們能夠控製住城市的交通往來，但是鄉村和各個伐木場的人員流動就沒這麽多人手去控製了…”
斯托雷平頭也不抬的說道：“那就把那些中國勞工趕回自己的國家去，停止疫區的一切伐木、經商往來，直到疫情控製住為止。”
克雷紮諾夫斯基遲疑了一下問道：“那麽要先通知中國政府嗎？”
斯托雷平毫不在意的說道：“我們為什麽要給自己找麻煩，通知了中國政府，他們還會準許那些中國勞工自由返回嗎？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官員有能力安置那些中國勞工，直到中國政府做好防疫準備？”
內務副大臣明智的跳過了這個問題，進入了下一個話題說道：“有一位叫做庫羅什的海軍軍官寫信給您，希望您能夠給他做主。
他的17歲兒子在上個月被人從窗外開槍打死，他的鄰居目擊了這件凶殺案，據說當時凶手曾經對著他的鄰居高聲喊道：這是為了赫爾辛基的革命黨人報仇。
庫羅什承認，在1905年他曾經下令軍艦向赫爾辛基城開炮，因為當時有革命黨人在城中豎立起了紅旗。他當時是在為陛下效力，這並不是什麽罪過。
可是當地的檢察官在調查了這一事件之後，居然無視了他鄰居的證詞，出具報告說他兒子乃是自殺。他認為這樣的事實在是太荒唐了，因此請你向當地的官員下令，重新調查案件，把殺死他兒子的凶手緝拿歸案。”
斯托雷平終於停下了簽字，抬頭看著自己的副手說道：“這個國家到處都是革命黨，我該上哪去替他緝拿凶手？即便我們每年絞死一千個革命黨人，他們還是會像殺不盡的兔子一樣四處冒出來。
革命黨人就是想要用這種方式向俄國民眾展現他們的力量，如果我們把他們做的案子一一曝光，那麽整個國家都會陷入恐慌。不，我絕不會如他們所願的。從現在開始，禁止報紙上刊登革命黨人的任何消息，下令各地的警局掩蓋掉革命黨人製造的恐怖。我倒要看看，在民眾無法得到消息的狀況下，他們的獨角戲還能堅持多久。”
克雷紮諾夫斯基張了張嘴，終究沒敢提出反對意見，隻能委婉的詢問道：“那麽這位庫羅什軍官的信件，是否還要進行答複？”
斯托雷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額，便下了決心道：“以我的名義給他寫一封慰問信，在寄一筆慰問金給他。我能為他做的，也隻有這麽多了。”
當斯托雷平坐回座位將剩下的文件簽完，然後準備遞還給內務副大臣時，卻一不小心看到了對方臉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頓時皺起了眉頭說道：“克雷紮諾夫斯基，你若是有什麽還想說的，就請直接說出來，我接下來還要同財政大臣討論關於到期國債的事務，可沒時間等你前思後想的。”
克雷紮諾夫斯基趕緊回道：“抱歉閣下，我隻是有些拿不準，這件事該不該向您匯報。”
斯托雷平有些奇道：“到底是什麽事，居然連你都拿不準了？”
“美國公館前幾日派人求見我，他們向我打聽，最近一些日子密探局有沒有逮捕什麽外國人，另外還拜托我尋找一位美國人的下落。不過對方並不是正式提出的請求，所以我才拿不準該不該向您報告。”
斯托雷平沉默了片刻，方才冷冷的問道：“那麽你查到了什麽嗎？”
克雷紮諾夫斯基硬著頭皮回道：“內務部最近並沒有接到任何逮捕美國人的報告，但是閣下，您知道的，自從處決權下放到地方警察局之後，地方上對於死刑的使用是極不慎重的。我已經接到過不少這樣的報告了，就連莫斯科的警察局也曾經把向老板討要薪水的工人當成了工運分子給處決了，其他省份的警察局就更是亂來了…”
作為堅持把處決權下放，並力主簡化審判程序的斯托雷平，顯然並不樂意聽到這樣詆毀自己政策的報告，他厭惡的揮了揮手，就像是在驅趕一隻令人惱火的蒼蠅似的打斷了內務副大臣的報告，然後不耐煩的說道：“夠了，別再扯那些混賬警察的事了。你還是說說，那個美國公館正在尋找的美國人的下落吧。”
克雷紮諾夫斯基馬上省略了想要借機勸諫對方收回地方審核死刑權的想法，轉而簡單的說道：“美國人的下落並沒有找到，不過在圖拉省我們發現了一些未經審判的死刑事件，其中有不少人是無身份的猶太人，我擔心…”
雖然內務副大臣的話語曳然而止，但斯托雷平倒是聽明白了對方話語中的未盡之意。如果失蹤的美國人是一位猶太人的話，那麽還真有可能已經被地方上的那些壞蛋給處決了。辦公室內不由陷入了長久的沉默，就連斯托雷平也有些棘手於目前的局麵了。
於是吳川終於獲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不過他覺得這根本沒什麽卵用，對於一個隻會說俄文問候語的中國人，他現在根本不敢獨自上街。他可不覺得，再一次惹出麻煩之後，他還會有第二次的好運氣遇到佩奇.開普蘭這樣好管閑事的美國人。
想要找個會中英文的人陪他上街走一走，這旅館中也沒什麽人能夠符合這個條件。因此他也隻能窩在自己的房間內翻著英俄字典，對照著俄文報紙發奮學習俄文了。
穿越到這個時空所帶來的唯一後遺症，大約就是讓他的記憶力提高到了一生中最好的時候，甚至比他讀書時還要強的多。這本786頁的英俄字典，他每日可以背下5-6頁，吳川覺得學習還是需要動力的，特別是在未知的危險環繞下，他學習俄文就更有動力了。
不過在消除了謝爾蓋上尉對自己的疑心之後，吳川發覺他同佩奇和上尉一起用餐的次數陡然就變少了。上尉整天往外跑，而佩奇則整日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寫新聞報道，連用餐都是讓仆人戴維送上去的。
吳川倒是不介意和能夠交流的戴維一起用餐，但是這位雖然是美國人，卻依然認同著歐洲的等級觀念，認為一名好仆人不應該逾越自己的本分，和老爺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雖然吳川並不是他的主人，但是主人的朋友依然還是主人。於是，吳川倒是過起了一種簡單的生活，每日在房間和餐廳之內來回，一邊努力學習著俄文，一邊不安的等待著從彼得堡返回的消息。
在涅瓦河畔著名的宮殿廣場上，一幢三層樓高的長方形封閉建築聳立在涅瓦河的河邊，以蔚藍色和白色相間的色彩妝點著這座宏偉的建築，這就是彼得堡的心髒-冬宮。
這座宮殿擁有著1000多個房間，不僅是沙皇的居所，也是沙皇辦公的地方。而沙皇政府的各主要大臣也幾乎都在這座宮殿或周邊的建築之內占有了一間辦公室，在富麗堂皇的冬宮一層西北角落裏，就是今日俄羅斯帝國執政的核心，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的辦公室。
雖然外國人喜歡把斯托雷平的職位翻譯成總理或是首相，但實際上他的正式職位是內務大臣及大臣會議主席。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國的一切權力都在沙皇手中。但是在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之後，在知識階層和俄國工農聯合的打擊下，沙皇不得不頒發了詔書實施改革。
1905年10月17日宣言，沙皇"賜予"人民以信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權利，答應擴大選舉權，成立具有立法權的國家杜馬，並任命維特伯爵為大臣會議主席組成俄國執政內閣。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以內務大臣的身份接任了維特伯爵的大臣會議主席一職後，便在1907年六月三日發動政變，解散了第二屆國家杜馬，並撕毀了10月17日宣言，使得俄國政府重新回到了沙皇專製政權的道路上。
不過這個政權的專製權力卻從沙皇手中轉移到了政府行政首腦的大臣會議主席手中，斯托雷平也因此被其政敵稱之為無冕之沙皇。政府官員把過去對於沙皇的崇拜，轉移到了對於大臣會議主席的崇拜。
大權在握的斯托雷平，以一種鋼鐵般的意誌推動著對於俄國社會的改革，他的這種專斷獨行讓他陷入了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間的權力爭鬥。到了1910年八月，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間的矛盾已經越發尖銳了。
當內務副大臣克雷紮諾夫斯基拿著一疊文件前來找斯托雷平簽字時，推門進入辦公室的他正好聽到內務大臣斯托雷平和樞密顧問普爾澤拉德斯基的一段對話。
“…陛下又把文件退回來了？”
“是的大人，陛下讓男爵傳話給您，既然您可以自行處理海軍部的事務，那麽這些不重要的公務也就沒必要再往他那裏送去了。陛下說，他可不是簽字的圖章…”
克雷紮諾夫斯基不敢再聽下去了，他趕緊狠狠的咳嗽了兩聲，接著敲門說道：“斯托雷平主席，我能夠進來嗎？”
斯托雷平一邊叫著克雷紮諾夫斯基進來，一邊示意樞密顧問可以暫且退下，回頭他再找時間和對方談論這件事。
斯托雷平是一個留著一把俄國式八字胡的中年男人，他的身材並不算特別高大，但是當他出現在你麵前時，不苟言笑的樣子總是能夠帶來一種壓迫感，讓你不自覺的向他先行點頭致意，這就是斯托雷平帶給同僚們的感覺。
克雷紮諾夫斯基也曾經聽宮廷大臣說過，就連陛下在這位主席大臣麵前，也常常感到極不自在，因此除了公事之外都不願意和對方進行主動的接觸。雖然斯托雷平和皇太後，兩位公主的關係還算不錯。
斯托雷平一邊在克雷紮諾夫斯基送來的文件上簽名，一邊向他開口問道：“內務部門最近有什麽事情要向我匯報的嗎？”
克雷紮諾夫斯基立刻從走神的狀態中恢複了過來，向著上司匯報道：“倒是有這麽幾件事要向您匯報。第一件就是關於東西伯利亞地區爆發鼠疫的事，當地官員聲稱，他們能夠控製住城市的交通往來，但是鄉村和各個伐木場的人員流動就沒這麽多人手去控製了…”
斯托雷平頭也不抬的說道：“那就把那些中國勞工趕回自己的國家去，停止疫區的一切伐木、經商往來，直到疫情控製住為止。”
克雷紮諾夫斯基遲疑了一下問道：“那麽要先通知中國政府嗎？”
斯托雷平毫不在意的說道：“我們為什麽要給自己找麻煩，通知了中國政府，他們還會準許那些中國勞工自由返回嗎？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官員有能力安置那些中國勞工，直到中國政府做好防疫準備？”
內務副大臣明智的跳過了這個問題，進入了下一個話題說道：“有一位叫做庫羅什的海軍軍官寫信給您，希望您能夠給他做主。
他的17歲兒子在上個月被人從窗外開槍打死，他的鄰居目擊了這件凶殺案，據說當時凶手曾經對著他的鄰居高聲喊道：這是為了赫爾辛基的革命黨人報仇。
庫羅什承認，在1905年他曾經下令軍艦向赫爾辛基城開炮，因為當時有革命黨人在城中豎立起了紅旗。他當時是在為陛下效力，這並不是什麽罪過。
可是當地的檢察官在調查了這一事件之後，居然無視了他鄰居的證詞，出具報告說他兒子乃是自殺。他認為這樣的事實在是太荒唐了，因此請你向當地的官員下令，重新調查案件，把殺死他兒子的凶手緝拿歸案。”
斯托雷平終於停下了簽字，抬頭看著自己的副手說道：“這個國家到處都是革命黨，我該上哪去替他緝拿凶手？即便我們每年絞死一千個革命黨人，他們還是會像殺不盡的兔子一樣四處冒出來。
革命黨人就是想要用這種方式向俄國民眾展現他們的力量，如果我們把他們做的案子一一曝光，那麽整個國家都會陷入恐慌。不，我絕不會如他們所願的。從現在開始，禁止報紙上刊登革命黨人的任何消息，下令各地的警局掩蓋掉革命黨人製造的恐怖。我倒要看看，在民眾無法得到消息的狀況下，他們的獨角戲還能堅持多久。”
克雷紮諾夫斯基張了張嘴，終究沒敢提出反對意見，隻能委婉的詢問道：“那麽這位庫羅什軍官的信件，是否還要進行答複？”
斯托雷平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前額，便下了決心道：“以我的名義給他寫一封慰問信，在寄一筆慰問金給他。我能為他做的，也隻有這麽多了。”
當斯托雷平坐回座位將剩下的文件簽完，然後準備遞還給內務副大臣時，卻一不小心看到了對方臉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頓時皺起了眉頭說道：“克雷紮諾夫斯基，你若是有什麽還想說的，就請直接說出來，我接下來還要同財政大臣討論關於到期國債的事務，可沒時間等你前思後想的。”
克雷紮諾夫斯基趕緊回道：“抱歉閣下，我隻是有些拿不準，這件事該不該向您匯報。”
斯托雷平有些奇道：“到底是什麽事，居然連你都拿不準了？”
“美國公館前幾日派人求見我，他們向我打聽，最近一些日子密探局有沒有逮捕什麽外國人，另外還拜托我尋找一位美國人的下落。不過對方並不是正式提出的請求，所以我才拿不準該不該向您報告。”
斯托雷平沉默了片刻，方才冷冷的問道：“那麽你查到了什麽嗎？”
克雷紮諾夫斯基硬著頭皮回道：“內務部最近並沒有接到任何逮捕美國人的報告，但是閣下，您知道的，自從處決權下放到地方警察局之後，地方上對於死刑的使用是極不慎重的。我已經接到過不少這樣的報告了，就連莫斯科的警察局也曾經把向老板討要薪水的工人當成了工運分子給處決了，其他省份的警察局就更是亂來了…”
作為堅持把處決權下放，並力主簡化審判程序的斯托雷平，顯然並不樂意聽到這樣詆毀自己政策的報告，他厭惡的揮了揮手，就像是在驅趕一隻令人惱火的蒼蠅似的打斷了內務副大臣的報告，然後不耐煩的說道：“夠了，別再扯那些混賬警察的事了。你還是說說，那個美國公館正在尋找的美國人的下落吧。”
克雷紮諾夫斯基馬上省略了想要借機勸諫對方收回地方審核死刑權的想法，轉而簡單的說道：“美國人的下落並沒有找到，不過在圖拉省我們發現了一些未經審判的死刑事件，其中有不少人是無身份的猶太人，我擔心…”
雖然內務副大臣的話語曳然而止，但斯托雷平倒是聽明白了對方話語中的未盡之意。如果失蹤的美國人是一位猶太人的話，那麽還真有可能已經被地方上的那些壞蛋給處決了。辦公室內不由陷入了長久的沉默，就連斯托雷平也有些棘手於目前的局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