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定陵一出來就聽到他們憤怒的聲音。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著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兩人之間還站著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裏握著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著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著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著吵，各幫各的男人，隻是四個人同時扯著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板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嚇了一跳。小販黑虎著臉，兩手高舉板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著板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眾還來不及喊“哎呀”的時候他已憤然將板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著板凳追，兩個人就圍著飲料攤子這麽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呼天搶地廝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幹就幹哪；他們的臉上帶著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著我手的安安鬆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他們怎麽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將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裏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美國的八年？沒見過。台灣？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著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著花布裙提著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
“前麵……前麵有人打架……”
“哪裏？哪裏？”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遝地趕上前去。
前麵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隻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打架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裏那樣拳腳生風，隻是我抓你頭發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著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
眾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鬆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當小販舉起板凳時，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著冰棒手裏卷著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怎麽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裏有一份驀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悵，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著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公車裏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
於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
“台灣人才不會這樣。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
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曾經對我做過一個比喻：中國文化好比一個工具箱；北京人打開箱子所需要的東西，和移民海外的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東西，由於地理曆史環境的不同，會相當不一樣；但是盡管拿出來應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樣，工具箱可還是那一個。
90年代的北京人與他們那個工具箱的運作關係，和今天的台北人與台灣的工具箱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不同的氣質和個性。我對北京的認識極為浮淺，可是，浮淺有浮淺的優點，因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嶄新的眼光，更鮮明地感受一個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給我這個陌生人員立即、最深刻的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壓抑極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這個城市的種種什麽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你隻要經驗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後從雲頭往北京縱身一躍，在市井中溜達幾回，和賣菜的、理發的、踩三輪車的、開“麵的”的、上班的聊幾句，你就會感覺到那份抑鬱，像黑壓壓的雲頭，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來，卻又老不下雨。於是每個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種打開工具箱卻遍尋不著所需工具的苦惱，或者說，他不必打開箱子其實就知道箱子裏頭沒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壓抑，所以焦慮地等待。
90年代的台灣人顯得比較輕鬆，因為他與他工具箱之間的關係沒那麽緊張。他對箱子裏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滿意，但是他可以隨時打開箱子換幾樣零件，不高興時對著箱子踢上幾腳也賠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夠用，日子也還過得去。因為他對自己的工具箱掌握著某一個程度的自主權，他因此顯得豁達。
如果說這就是群體個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許是對的；可是我畢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記憶，幼時的打架街景曆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灣人並非一向都如此輕鬆豁達的，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則有它必要的社會條件。
兩個騎單車的人相撞，車撞壞了。兩個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單車隻是車主所擁有的財產中極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說，單車之外他還有兩輛汽車、三輛越野自行車等等，那麽他們有可能隻是揮揮手：哎，沒關係。
如果兩輛車都有保險，也就是說，修車或買車的費用都由保險公司負擔，那麽車主也可能隻是交換一下彼此的電話號碼，很文明地握手道別。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單車有如駱駝祥子丟了他的車，生計馬上陷入困難——你能不吵嗎？
三十年前，台灣人買了個壞的貨品，他得回到店裏去吵架，因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顧客又承受不起損失，吵架，甚至於打架，成為避免不了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過消費者運動十幾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國會”正式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保障了業主和消費者的公平權益。有了法章的調節，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從吵架到不吵架，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人（馱著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艱難的歲月？
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同時又以相當公平的規則來保護個人的權益，這個社會就減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台灣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異；這個差異，與其說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說是發展階段的落差。
那麽，是不是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就看不見臉紅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麽處理他和他背上馱著的工具箱之間的關係吧！不過，我隻是個過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1993年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著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兩人之間還站著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裏握著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著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著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著吵，各幫各的男人，隻是四個人同時扯著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板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嚇了一跳。小販黑虎著臉，兩手高舉板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著板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眾還來不及喊“哎呀”的時候他已憤然將板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著板凳追，兩個人就圍著飲料攤子這麽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呼天搶地廝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幹就幹哪；他們的臉上帶著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著我手的安安鬆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他們怎麽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將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裏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美國的八年？沒見過。台灣？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著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著花布裙提著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
“前麵……前麵有人打架……”
“哪裏？哪裏？”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遝地趕上前去。
前麵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隻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打架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裏那樣拳腳生風，隻是我抓你頭發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著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
眾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鬆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當小販舉起板凳時，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著冰棒手裏卷著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怎麽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裏有一份驀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悵，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著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公車裏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
於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
“台灣人才不會這樣。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
人類學者李亦園先生曾經對我做過一個比喻：中國文化好比一個工具箱；北京人打開箱子所需要的東西，和移民海外的台灣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東西，由於地理曆史環境的不同，會相當不一樣；但是盡管拿出來應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樣，工具箱可還是那一個。
90年代的北京人與他們那個工具箱的運作關係，和今天的台北人與台灣的工具箱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不同的氣質和個性。我對北京的認識極為浮淺，可是，浮淺有浮淺的優點，因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嶄新的眼光，更鮮明地感受一個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給我這個陌生人員立即、最深刻的感覺就是：這是一個壓抑極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這個城市的種種什麽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你隻要經驗過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後從雲頭往北京縱身一躍，在市井中溜達幾回，和賣菜的、理發的、踩三輪車的、開“麵的”的、上班的聊幾句，你就會感覺到那份抑鬱，像黑壓壓的雲頭，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來，卻又老不下雨。於是每個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種打開工具箱卻遍尋不著所需工具的苦惱，或者說，他不必打開箱子其實就知道箱子裏頭沒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壓抑，所以焦慮地等待。
90年代的台灣人顯得比較輕鬆，因為他與他工具箱之間的關係沒那麽緊張。他對箱子裏的東西不見得完全滿意，但是他可以隨時打開箱子換幾樣零件，不高興時對著箱子踢上幾腳也賠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夠用，日子也還過得去。因為他對自己的工具箱掌握著某一個程度的自主權，他因此顯得豁達。
如果說這就是群體個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許是對的；可是我畢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記憶，幼時的打架街景曆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灣人並非一向都如此輕鬆豁達的，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則有它必要的社會條件。
兩個騎單車的人相撞，車撞壞了。兩個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單車隻是車主所擁有的財產中極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說，單車之外他還有兩輛汽車、三輛越野自行車等等，那麽他們有可能隻是揮揮手：哎，沒關係。
如果兩輛車都有保險，也就是說，修車或買車的費用都由保險公司負擔，那麽車主也可能隻是交換一下彼此的電話號碼，很文明地握手道別。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單車有如駱駝祥子丟了他的車，生計馬上陷入困難——你能不吵嗎？
三十年前，台灣人買了個壞的貨品，他得回到店裏去吵架，因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顧客又承受不起損失，吵架，甚至於打架，成為避免不了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過消費者運動十幾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國會”正式通過“消費者保護法”，保障了業主和消費者的公平權益。有了法章的調節，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從吵架到不吵架，從打架到不打架，台灣人（馱著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艱難的歲月？
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同時又以相當公平的規則來保護個人的權益，這個社會就減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台灣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異；這個差異，與其說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說是發展階段的落差。
那麽，是不是三十年後的北京街頭就看不見臉紅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麽處理他和他背上馱著的工具箱之間的關係吧！不過，我隻是個過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