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小姐將鑰匙插進孔裏，電梯就晃蕩晃蕩地上升。五樓？
您好。麻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裏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喧客套的人。甚至於在社交場合裏，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麵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麽在乎社會習慣。
可是我是個禮貌的人，見到電梯小姐總覺得該四目交接，點下頭，道聲謝。幾天之後，當我發覺隻要有電梯就得有電梯小姐的時候，我簡直支撐不住了。不行，我的禮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過這個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獨就要受到威脅。
麻煩您。謝謝。對，回來了。還好，北京很好。五樓，對，謝謝您。晚安，再見。
對不起，又要麻煩您。單車太沉了，提不下去。謝謝您。不用了。請等一會兒。行。謝謝了。再見。待會兒見。哪裏？
我開始有點兒驚慌。她不是擱在電梯裏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個按鈕。對凳子和按鈕我可以視若無睹，凳子和按鈕對我也無所要求；可是這個人，這個不斷地為我做舉手之勞的人，用她閃動的眼睛看著我，使我不斷地消耗那一點點禮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雖不是凳子按鈕，卻和凳子按鈕一樣地永遠嵌在電梯裏。隻要我用電梯，她就在那裏，在那裏吸取我微薄的禮貌存量，使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我開始用腳爬走樓梯。五層階梯上去，五層階梯下來，把寒喧和禮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幾天之後我才赫然發覺：北京城幾乎所有的電梯裏都有個電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鈕一樣安裝在電梯裏，用閃動的眼睛看著你進來，看著你出去，看著你上去，看著你下來。
我簡直大驚失色。
我踏進這個狹窄的電梯。“小姐”是個頭發蒼蒼的老婦人。
“麻煩您到三樓。我找蕭乾先生。”
“三樓不停。”她麵無表情地。
“那——”我遲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見到的行動困難的蕭老，“老人家怎麽辦？”
“老人走路啊！”電梯“小姐”不太耐煩，顯然覺得我的問題有點兒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電梯小姐坐在大門口和別棟樓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樣，她們的手裏總有一把頭梳，時不時梳理著剛剛洗過還潮濕的頭發；膝上總擺著一份讀皺了的《北京晚報》。她們坐在台階上，望著門外夜幕漸攏的天空，交換生活裏點點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裏的水果挺沉的，我踏進大門。您好。麻煩您。
“沒轍啦！我說您看著辦吧！”她們的話音一點兒也不被我的出現打斷。兩個人像上了電池似的同時起身，往電梯平行挪動，頭梳和晚報也跟著浮進電梯。“你知道小劉昨晚見到誰了嗎……”
五樓。謝謝你。
“我還以為她早出了國，原來呀，婚沒結成，人家回澳大利亞去了……”
語音、身體、頭梳、《北京晚報》，又像幽浮一樣緩緩飄下。
望著電梯漸漸合攏的門，我突然徹悟：在她們的眼裏，我才是凳子和按鈕，我才是那嵌在電梯裏的時明時滅的燈，她們對我是徹底視若無睹的。不把我當“人”看，她們才活得下去。
我鬆一口氣。
五樓！
1993年
您好。麻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裏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喧客套的人。甚至於在社交場合裏，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麵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麽在乎社會習慣。
可是我是個禮貌的人，見到電梯小姐總覺得該四目交接，點下頭，道聲謝。幾天之後，當我發覺隻要有電梯就得有電梯小姐的時候，我簡直支撐不住了。不行，我的禮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過這個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獨就要受到威脅。
麻煩您。謝謝。對，回來了。還好，北京很好。五樓，對，謝謝您。晚安，再見。
對不起，又要麻煩您。單車太沉了，提不下去。謝謝您。不用了。請等一會兒。行。謝謝了。再見。待會兒見。哪裏？
我開始有點兒驚慌。她不是擱在電梯裏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個按鈕。對凳子和按鈕我可以視若無睹，凳子和按鈕對我也無所要求；可是這個人，這個不斷地為我做舉手之勞的人，用她閃動的眼睛看著我，使我不斷地消耗那一點點禮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雖不是凳子按鈕，卻和凳子按鈕一樣地永遠嵌在電梯裏。隻要我用電梯，她就在那裏，在那裏吸取我微薄的禮貌存量，使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我開始用腳爬走樓梯。五層階梯上去，五層階梯下來，把寒喧和禮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幾天之後我才赫然發覺：北京城幾乎所有的電梯裏都有個電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鈕一樣安裝在電梯裏，用閃動的眼睛看著你進來，看著你出去，看著你上去，看著你下來。
我簡直大驚失色。
我踏進這個狹窄的電梯。“小姐”是個頭發蒼蒼的老婦人。
“麻煩您到三樓。我找蕭乾先生。”
“三樓不停。”她麵無表情地。
“那——”我遲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見到的行動困難的蕭老，“老人家怎麽辦？”
“老人走路啊！”電梯“小姐”不太耐煩，顯然覺得我的問題有點兒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電梯小姐坐在大門口和別棟樓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樣，她們的手裏總有一把頭梳，時不時梳理著剛剛洗過還潮濕的頭發；膝上總擺著一份讀皺了的《北京晚報》。她們坐在台階上，望著門外夜幕漸攏的天空，交換生活裏點點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裏的水果挺沉的，我踏進大門。您好。麻煩您。
“沒轍啦！我說您看著辦吧！”她們的話音一點兒也不被我的出現打斷。兩個人像上了電池似的同時起身，往電梯平行挪動，頭梳和晚報也跟著浮進電梯。“你知道小劉昨晚見到誰了嗎……”
五樓。謝謝你。
“我還以為她早出了國，原來呀，婚沒結成，人家回澳大利亞去了……”
語音、身體、頭梳、《北京晚報》，又像幽浮一樣緩緩飄下。
望著電梯漸漸合攏的門，我突然徹悟：在她們的眼裏，我才是凳子和按鈕，我才是那嵌在電梯裏的時明時滅的燈，她們對我是徹底視若無睹的。不把我當“人”看，她們才活得下去。
我鬆一口氣。
五樓！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