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萬邦附和，慕飛白又接著說提及此事的原因。
“如今朝廷對行商的政策是寬和了不少，實屬開明，因為家中經商，對此可以說深有體會。然而，據我長久以來天南地北的走動考察下，雖然新政令利民，卻隻是淺嚐輒止，實際能扶持商業發展的政令很少，很多皆是規定與之相關的稅收罷了，就拿我上一次到儋州城做生意，也不知是不是排斥外來商戶，竟要我家商鋪繳納高於本地商戶一倍之多的稅費。”
慕飛白侃侃而談，語調並不沉悶，萬邦竟聽得入了神。
“雖然也不是出不起這份稅費，隻是大大打擊了我到儋州去的念頭，更別說一路上各種關卡稅的費用，實在叫人吃不消。可見，做一趟生意，屬實不易，我認識的很多世家宗門家族裏的商業便很少到外地通商，提起來也總是興致缺缺的樣子。雖然通商有利，然而高昂的成本嚇退了不少人，這同打壓商業流通的效果已然可以相媲美。”
萬邦常年在西北駐守，雖然家中也有幾分產業，但甚少接觸，這樣的話倒還真是第一次聽說。
見慕飛白停下來沒繼續說，萬邦反倒催促起來，“那公子想說的條件呢？”
慕飛白點點頭又道：“說來也不過短短幾條。第一，希望朝廷能給予結盟商人適當減輕稅費，我知商業納稅乃是賦稅的主要來源，自然不可能做到免除，我等也不貪心隻需適當調整，降低一些便可。”
“怎麽個降低法？”
“正常商品的稅費，朝廷有頒布詳細的納稅法，所列條款均有公示，在相應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結盟商人的納稅標準便可，當然，這隻是在下的一點建議，是否讓利，讓利多少，此事可由朝廷戶部視具體情況而定。”
見萬邦沒有出言反駁，慕飛白又接著往下說。
“第二，降低交通要道，外地通商關卡的抽稅。本身經商納稅的費用可以不必調整，但這設卡抽稅可就得實打實讓幾分利出來。鼓勵外地通商，此舉必不可少，可以給結盟商戶頒發一道通行令，持有此令者到外地做生意的商戶，可少繳或不繳抽稅。”
“通行令？這個麽……”萬邦摩挲著鎮紙，自有幾分考量，“若是真的發了這通行令，很多商戶見有利可圖，弄虛作假，可就得不償失了。”
慕飛白見他提出質疑也不急，隻是從容回道：“當然得管，這頒發的通行令需嚴格管理，頒發了多少，頒發給了哪些人，都需條條記錄在檔，最好能隨軍隊管理一樣，每張通行令都有特定的編號，以及造假者的處罰條例，杜絕出現渾水摸魚的商戶。”
萬邦思索片刻，點點頭示意慕飛白繼續往下說。
“第三，朝廷鼓勵百姓經商，很多時候都會選擇開設工廠，不若同結盟商戶合作，共同辦廠。商戶出資，仍是以朝廷的名義辦廠，由商戶跟朝廷共同管理，朝廷不必從國庫撥款，減少支出，隻不過是提供給商戶一個合作的機會，等工廠盈利，再進行分配便可，朝廷前期投入減少卻也能賺到錢，於商人來說，跟朝廷合作，更容易招收到勞工，對於產出的商品，由於是朝廷開設，對於百姓無異於是最好的保障，何愁沒有銷路。”
“這個法子本帥讚同，先不論軍中供給，國庫不穩，前期對工廠投入開銷巨大，又逢戰事，各項支出如同流水，等同於雪上加霜，這樣合作辦廠，屬實不錯。”
慕飛白點點頭，“最後一個條件，朝廷授予結盟商戶皇商的頭銜。”
萬邦大疑，“此舉是何意？世級劃分向來定義明確，靠錢買賣官銜可萬萬不可，古往今來，多少禍亂腐敗便是由此滋生，不妥。”
慕飛白不慌不忙地解釋道：“將軍的質疑無可厚非，然而我所說的授予頭銜可不是指買賣官職，將軍剛剛也提到，世級劃分，錢權相衡，權力往往處於碾壓地位，許多士大夫往往看不起商人，甚至走卒販夫的地位連民間技師都比不上，在下所謂授予頭銜，隻是想通過此名提高商人地位，並非索要實際權力，這才是促進商人活躍的最根本的辦法。”
鮮少有武林世家會參與進官場之中，許是習武之人瞧不上官場裏的彎彎繞繞，不過經商的世家若是能得到皇商的頭銜，想要拓展經商規模，等同於直接開了條捷徑。
萬邦思索一會才回道：“慕公子果然不同凡響，所言句句精妙，閱曆屬實豐富！你說的條件本帥都記下了，待本帥整理妥當上書諫言，全憑聖上定奪。”
“多謝將軍。”
慕飛白所言非虛，每句話都有依據，隻不過他講的方式很容易叫人代入，說清楚了症結所在，在提出想交換的條件，滿滿的說服力，很容易叫人接受。
既然是來談條件的，他自然是得給疏花好好爭取一番。
萬邦應下，慕飛白估摸著此事，大約有了六七成把握。
（ps.又來補充一點東西啦。第一個：中國古代把普通百姓分為“士農工商”四民，也就是三教九流中的上九流，即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士即“讀書人”、以從政的為夢想的那部分人，地位居首；商即商人，小到來往的小販，達到富可敵國的商賈，都屬於這一類。“士”大都是世代為官的大家族，往往有大量的田地、雇傭佃戶，有錢的士族往往會撥款建學舍，供族中子弟讀書，而後考取功名，再添田產。但也有沒落的士族，土地少得可憐，甚至衣食無著。然而大跌眼鏡的是，縱使“士族”再如何沒落，這樣的人依舊可以在家財萬貫的商賈麵前趾高氣昂。這就是古代社會“士”與“商”之間身份的差距。“商人不可做官”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但實際有多嚴，程度絕對超過認知。具體商人不可為官的法令在唐朝，但在此前社會便普遍鄙視這一“賤業”。有個很典型的例子，範蠡，又稱陶朱公，商聖，幫助越王勾踐打完天下，功成後又急流勇退，免於了勾踐的猜忌，並開始經商，傳說中他和西施一起成為“神仙眷侶”。但現實卻有些骨感，由於經商，範蠡並沒有受到與其功績等同的曆史評價，功績幾乎被從曆史上抹除。秦漢開始，又有了明確的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凡豪商巨賈家產申報不實就要充公等等規定。漢朝是曾有過“捐官”一說，實際便是“買/官”，但這裏能夠買的人，大多都是士族那些耕讀人家。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商人幾乎沒有什麽地位，也就沒有了財富的保障，一旦封建國家缺錢，就會開始用各種理由抄一波家。正是因為如此，古代商人在獲得大量財富之後往往會大肆購買土地，並開始安於現狀。這也是中國古代資產階級未能發展起來重要原因。在很多朝代裏，雖然有商人不能改業的規定，但在戶籍混亂，經常有流民的時代，假冒名姓對於商人來說還是很容易的。當然，古代抑商人並不是沒有原因，尤其是明、宋，多少鐵器因為商人重利的原因而流落到了遊牧民族那邊，且當時商人遊走難以管理、收稅，商人大肆兼並土地又可能會造成流民增加，局勢不穩等。當然，在文中，士跟商關係並未這麽對立，隻是針對慕飛白的第四個條件做一些解釋。
第二：關於商人納稅。商稅始於西周，最開始是在市上征收，與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關，與貨物交易稅沒有關係。春秋時各諸侯國都征收商稅，不過市稅中除占用地皮、登記注籍等內容外，按商品交易額的一定比例征稅，已成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已出現關稅，春秋後期更普遍推行，不僅邊境有關稅，內地交通要道也多設卡抽稅。關、市稅的正常稅率為2%，但往往提高，關稅更常重征。戰國時商稅征收如前，唯秦國對外來商人免征關稅，以示招徠，並借此換取各國商人對統一事業的支持。宋朝商業的繁榮已超過了唐朝，宋朝廷非常重視商品流通過程中的稅收征管，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征收的主要稅種是商稅。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專門製定了商稅法：《商稅則例》，要求全國1830多個負責征收商稅的機構——商稅務，將稅則中的常稅名物，“揭（公布）於版，置官署屋壁，俾（使）其遵守。”，即要求每個商稅務都要開辟稅收宣傳欄，公布應稅貨物名稱，促使商民遵章納稅。商稅逐漸成為當時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最高年收入達到了2200餘萬貫。明太祖朱元璋大力鼓勵工商業發展，簡化商稅製度，規定了商稅稅率1/30，不在市場上出售的物品和百姓自產自用的物品免稅的政策。他要求各地課稅司，要把這些稅收政策曉喻全國商民。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減免稅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各地課稅司必須將征稅貨物名稱，榜示於官署門口，凡未標明征稅的貨物，均免稅，使廣大百姓切實得到了實惠。清初稅製進一步嚴謹，乾隆時期要求各稅關（國內水陸要道和商品集散地所設的征稅機關）對征收關稅的稅則、稅率，必須刊刻於木榜（匾）之上，置於省關要道，公布於眾。這樣既促使了商民按章繳稅，也防止了稅吏私自加稅。以上就是商業稅，交易稅，大致的發展過程，在中國古代曆史中由來已久。
與正文內容相關但並不衝突，補充內容不算在正文字數裏，有錯誤的地方歡迎指正，感謝！）
“如今朝廷對行商的政策是寬和了不少，實屬開明，因為家中經商，對此可以說深有體會。然而，據我長久以來天南地北的走動考察下，雖然新政令利民，卻隻是淺嚐輒止，實際能扶持商業發展的政令很少，很多皆是規定與之相關的稅收罷了，就拿我上一次到儋州城做生意，也不知是不是排斥外來商戶，竟要我家商鋪繳納高於本地商戶一倍之多的稅費。”
慕飛白侃侃而談，語調並不沉悶，萬邦竟聽得入了神。
“雖然也不是出不起這份稅費，隻是大大打擊了我到儋州去的念頭，更別說一路上各種關卡稅的費用，實在叫人吃不消。可見，做一趟生意，屬實不易，我認識的很多世家宗門家族裏的商業便很少到外地通商，提起來也總是興致缺缺的樣子。雖然通商有利，然而高昂的成本嚇退了不少人，這同打壓商業流通的效果已然可以相媲美。”
萬邦常年在西北駐守，雖然家中也有幾分產業，但甚少接觸，這樣的話倒還真是第一次聽說。
見慕飛白停下來沒繼續說，萬邦反倒催促起來，“那公子想說的條件呢？”
慕飛白點點頭又道：“說來也不過短短幾條。第一，希望朝廷能給予結盟商人適當減輕稅費，我知商業納稅乃是賦稅的主要來源，自然不可能做到免除，我等也不貪心隻需適當調整，降低一些便可。”
“怎麽個降低法？”
“正常商品的稅費，朝廷有頒布詳細的納稅法，所列條款均有公示，在相應的基礎上，適當提高結盟商人的納稅標準便可，當然，這隻是在下的一點建議，是否讓利，讓利多少，此事可由朝廷戶部視具體情況而定。”
見萬邦沒有出言反駁，慕飛白又接著往下說。
“第二，降低交通要道，外地通商關卡的抽稅。本身經商納稅的費用可以不必調整，但這設卡抽稅可就得實打實讓幾分利出來。鼓勵外地通商，此舉必不可少，可以給結盟商戶頒發一道通行令，持有此令者到外地做生意的商戶，可少繳或不繳抽稅。”
“通行令？這個麽……”萬邦摩挲著鎮紙，自有幾分考量，“若是真的發了這通行令，很多商戶見有利可圖，弄虛作假，可就得不償失了。”
慕飛白見他提出質疑也不急，隻是從容回道：“當然得管，這頒發的通行令需嚴格管理，頒發了多少，頒發給了哪些人，都需條條記錄在檔，最好能隨軍隊管理一樣，每張通行令都有特定的編號，以及造假者的處罰條例，杜絕出現渾水摸魚的商戶。”
萬邦思索片刻，點點頭示意慕飛白繼續往下說。
“第三，朝廷鼓勵百姓經商，很多時候都會選擇開設工廠，不若同結盟商戶合作，共同辦廠。商戶出資，仍是以朝廷的名義辦廠，由商戶跟朝廷共同管理，朝廷不必從國庫撥款，減少支出，隻不過是提供給商戶一個合作的機會，等工廠盈利，再進行分配便可，朝廷前期投入減少卻也能賺到錢，於商人來說，跟朝廷合作，更容易招收到勞工，對於產出的商品，由於是朝廷開設，對於百姓無異於是最好的保障，何愁沒有銷路。”
“這個法子本帥讚同，先不論軍中供給，國庫不穩，前期對工廠投入開銷巨大，又逢戰事，各項支出如同流水，等同於雪上加霜，這樣合作辦廠，屬實不錯。”
慕飛白點點頭，“最後一個條件，朝廷授予結盟商戶皇商的頭銜。”
萬邦大疑，“此舉是何意？世級劃分向來定義明確，靠錢買賣官銜可萬萬不可，古往今來，多少禍亂腐敗便是由此滋生，不妥。”
慕飛白不慌不忙地解釋道：“將軍的質疑無可厚非，然而我所說的授予頭銜可不是指買賣官職，將軍剛剛也提到，世級劃分，錢權相衡，權力往往處於碾壓地位，許多士大夫往往看不起商人，甚至走卒販夫的地位連民間技師都比不上，在下所謂授予頭銜，隻是想通過此名提高商人地位，並非索要實際權力，這才是促進商人活躍的最根本的辦法。”
鮮少有武林世家會參與進官場之中，許是習武之人瞧不上官場裏的彎彎繞繞，不過經商的世家若是能得到皇商的頭銜，想要拓展經商規模，等同於直接開了條捷徑。
萬邦思索一會才回道：“慕公子果然不同凡響，所言句句精妙，閱曆屬實豐富！你說的條件本帥都記下了，待本帥整理妥當上書諫言，全憑聖上定奪。”
“多謝將軍。”
慕飛白所言非虛，每句話都有依據，隻不過他講的方式很容易叫人代入，說清楚了症結所在，在提出想交換的條件，滿滿的說服力，很容易叫人接受。
既然是來談條件的，他自然是得給疏花好好爭取一番。
萬邦應下，慕飛白估摸著此事，大約有了六七成把握。
（ps.又來補充一點東西啦。第一個：中國古代把普通百姓分為“士農工商”四民，也就是三教九流中的上九流，即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士即“讀書人”、以從政的為夢想的那部分人，地位居首；商即商人，小到來往的小販，達到富可敵國的商賈，都屬於這一類。“士”大都是世代為官的大家族，往往有大量的田地、雇傭佃戶，有錢的士族往往會撥款建學舍，供族中子弟讀書，而後考取功名，再添田產。但也有沒落的士族，土地少得可憐，甚至衣食無著。然而大跌眼鏡的是，縱使“士族”再如何沒落，這樣的人依舊可以在家財萬貫的商賈麵前趾高氣昂。這就是古代社會“士”與“商”之間身份的差距。“商人不可做官”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但實際有多嚴，程度絕對超過認知。具體商人不可為官的法令在唐朝，但在此前社會便普遍鄙視這一“賤業”。有個很典型的例子，範蠡，又稱陶朱公，商聖，幫助越王勾踐打完天下，功成後又急流勇退，免於了勾踐的猜忌，並開始經商，傳說中他和西施一起成為“神仙眷侶”。但現實卻有些骨感，由於經商，範蠡並沒有受到與其功績等同的曆史評價，功績幾乎被從曆史上抹除。秦漢開始，又有了明確的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凡豪商巨賈家產申報不實就要充公等等規定。漢朝是曾有過“捐官”一說，實際便是“買/官”，但這裏能夠買的人，大多都是士族那些耕讀人家。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商人幾乎沒有什麽地位，也就沒有了財富的保障，一旦封建國家缺錢，就會開始用各種理由抄一波家。正是因為如此，古代商人在獲得大量財富之後往往會大肆購買土地，並開始安於現狀。這也是中國古代資產階級未能發展起來重要原因。在很多朝代裏，雖然有商人不能改業的規定，但在戶籍混亂，經常有流民的時代，假冒名姓對於商人來說還是很容易的。當然，古代抑商人並不是沒有原因，尤其是明、宋，多少鐵器因為商人重利的原因而流落到了遊牧民族那邊，且當時商人遊走難以管理、收稅，商人大肆兼並土地又可能會造成流民增加，局勢不穩等。當然，在文中，士跟商關係並未這麽對立，隻是針對慕飛白的第四個條件做一些解釋。
第二：關於商人納稅。商稅始於西周，最開始是在市上征收，與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關，與貨物交易稅沒有關係。春秋時各諸侯國都征收商稅，不過市稅中除占用地皮、登記注籍等內容外，按商品交易額的一定比例征稅，已成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已出現關稅，春秋後期更普遍推行，不僅邊境有關稅，內地交通要道也多設卡抽稅。關、市稅的正常稅率為2%，但往往提高，關稅更常重征。戰國時商稅征收如前，唯秦國對外來商人免征關稅，以示招徠，並借此換取各國商人對統一事業的支持。宋朝商業的繁榮已超過了唐朝，宋朝廷非常重視商品流通過程中的稅收征管，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征收的主要稅種是商稅。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專門製定了商稅法：《商稅則例》，要求全國1830多個負責征收商稅的機構——商稅務，將稅則中的常稅名物，“揭（公布）於版，置官署屋壁，俾（使）其遵守。”，即要求每個商稅務都要開辟稅收宣傳欄，公布應稅貨物名稱，促使商民遵章納稅。商稅逐漸成為當時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最高年收入達到了2200餘萬貫。明太祖朱元璋大力鼓勵工商業發展，簡化商稅製度，規定了商稅稅率1/30，不在市場上出售的物品和百姓自產自用的物品免稅的政策。他要求各地課稅司，要把這些稅收政策曉喻全國商民。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減免稅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各地課稅司必須將征稅貨物名稱，榜示於官署門口，凡未標明征稅的貨物，均免稅，使廣大百姓切實得到了實惠。清初稅製進一步嚴謹，乾隆時期要求各稅關（國內水陸要道和商品集散地所設的征稅機關）對征收關稅的稅則、稅率，必須刊刻於木榜（匾）之上，置於省關要道，公布於眾。這樣既促使了商民按章繳稅，也防止了稅吏私自加稅。以上就是商業稅，交易稅，大致的發展過程，在中國古代曆史中由來已久。
與正文內容相關但並不衝突，補充內容不算在正文字數裏，有錯誤的地方歡迎指正，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