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哈爾濱住了幾天，登上了蘇聯經營的西伯利亞火車，時間是9月4日。
車上的臥鋪，每間四個鋪位。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住在兩間屋內，其中一間有兩個鋪位，是別人睡的，經常變換旅客，都是蘇聯人。車上有餐車，聽說價錢極貴，而且隻收美元。因此，我們一上車，就要完全靠在哈爾濱帶上來的那隻籃子過日子了。
火車奔馳在鬆嫩大平原上。車外草原百裏，一望無際。黃昏時分，一輪紅日即將下落，這裏不能講太陽落山，因為根本沒有山，隻有草原；這時，在我眼中，草原驀地變成了大海，火車成了輪船。隻是這大海風平浪靜，毫無波濤洶湧之狀；然而氣勢卻依然宏偉非凡，不亞於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車到了滿洲裏，是蘇聯與“滿洲國”接壤的地方。火車停了下來，據說要停很長的時間。我們都下了車，接受蘇聯海關的檢查。我決沒有想到，蘇聯官員竟檢查得這樣細致，又這樣慢條斯理，這樣萬分認真。我們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統統一律打開，一一檢查，巨細不遺。我們躬身侍立，隨時準備回答垂詢。我們準備在火車上提開水用的一把極其平常又極其粗糙的鐵壺，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這件東西，一目了然，然而蘇聯官員卻像發現了奇跡，把水壺翻來覆去，推敲研討，又碰又摸，又敲又打，還要看一看壺裏麵是否有“夾壁牆”。連那一個薄鐵片似的壺蓋，也難逃法網，敲了好幾遍。這裏隻缺少一架顯微鏡，如果真有一架的話，不管是多麽高度的，他們也決不會棄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發作。旁邊一位同車的外國老年朋友，看到我這個情況，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說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對會心一笑，把怒氣硬是壓了下去，恭候檢查如故。大概當時蘇聯人把外國人都當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顛覆他們政權的嫌疑，所以不得不爾。
檢查完畢，我的怒氣已消，心裏恢複了平靜。我們幾個人走出車站，到市內去閑逛。滿洲裏隻是一個邊城小鎮，連個小城都算不上。隻有幾條街，很難說哪一條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蓋成的，同蘇聯的西伯利亞差不多，沒有磚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這樣的建築特點。我們到一家木板房商店裏去，買了幾個甜醬菜罐頭，是日本生產的，帶上車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車上，天下大定，再不會有什麽幹擾了。車下麵是橫亙歐亞的萬裏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此我們就要在這車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裏仙，一天不見走一千”，我們現在一天決不止走一千，我們要在風馳電掣中過日子了。
車上的生活，單調而又豐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條不紊，有簡便之處，也有複雜之處。簡便是，吃東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兩個大籃子，餓了伸手拿出來就吃。複雜是，喝開水極成問題，車上沒有開水供應，涼水也不供應。每到一個大一點的車站，我們就輪流手持鐵壺，飛奔下車，到車站上的開水供應處，擰開開水龍頭，把鐵壺灌滿，再回到車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歐洲老太太，白發盈顛，行路龍鍾，她顯然沒有自備鐵壺；即使自備了，她也無法使用。我們的開水壺一提上車，她就顫巍巍地走了過來，手裏拿著一個杯子，說著中國話：“開開水!開開水!”我們心領神會，把她的杯子倒滿開水，一笑而別。從此一天三頓飯，頓頓如此。看來她這個“老外”，這個外國“資產階級”，並不比我們更有錢。她也不到餐車裏去吃牛排、羅宋湯，沒有大把地揮霍著美金。
說到牛排，我們雖然沒有吃到，卻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忽然從餐車裏走出來了一個俄國女餐車服務員，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頭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頂幾乎觸到車廂的天花板；卻足蹬高跟鞋，滿麵春風，而又威風凜凜，得得地走了過來，宛如一個大將軍，八麵威風。右手托著一個大盤子，裏麵擺滿新出鍋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確實有極大的誘惑力，讓人饞涎欲滴。但是，一問價錢，卻嚇人一跳：每塊三美元。我們這個車廂裏，沒有一個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頤的。這位女“大將軍”托著盤子，走了一趟；又原盤托回。她是不是鄙視我們這些外國資產階級呢?她是不是會在心裏想：你們這些人個個賽過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嗇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這一陣香風過後，我們的肚子確已餓了，趕快拿出籃子，大啃其“裂巴”。
我們吃的問題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你想了解俄國人怎樣吃飯嗎?他們同我們完全不一樣，這是可想而知的。他們決不會從中國的哈爾濱帶一籃子食品來，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麵提到過，我們中國學生的兩間車廂裏，有兩個鋪位不屬於我們，而是經常換人。有一天進來了一個紅軍軍官，我們不懂蘇聯軍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麽爵位。可是他頗為和藹可親，一走進車廂，用藍色的眼睛環視了一下，笑著點了點頭。我們也報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隻能打手勢來說話。他從懷裏拿出來了一個身份證之類的小本子，裏麵有他的相片，他打著手勢告訴我們，如果把這個證丟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做殺頭狀，那就是要殺頭的。這個小本子神通廣大。每到一個大站，他就拿著它走下車去，到什麽地方領到一份“裂巴”，還有奶油、奶酪、香腸之類的東西，走回車廂，大嚼一頓。紅軍的供給製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車上的吃喝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談到拉撒，卻成了天大的問題。一節列車供著四五十口子人，卻隻有兩間廁所。經常是人滿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來排隊。有時候自己覺得已經夠早了，但是推門一看，卻已有人排成了長龍，趕緊加入隊伍中，望眼欲穿地看著前麵，你想一個人刷牙洗臉，再加上大小便，會用多少時間呀。如果再碰上一個患便秘的人，情況就會更加嚴重。自己肚子裏的那些東西蠢蠢欲動，前麵的隊伍卻不見縮短，這是什麽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車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難，也有愉快的一麵。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一般都是擠坐在一間車廂裏。雖然在清華大學時都是同學，但因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此時卻被迫聚在一起，幾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們閑坐無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們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大孩子，閱世未深，每個人眼前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堆滿了玫瑰花，閃耀著彩虹。我們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說起話來，一無顧忌，二無隔閡，從來沒有談不來的時候，小小的車廂裏，其樂融融。也有一時無話可談的時候，我們就下象棋。物理學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們五個人，單個兒跟他下，一盤輸，二盤輸，三盤四盤，甚至更多的盤，反正總是輸。後來我們聯合起來跟他下，依然是輸，輸，輸。哲學家喬冠華的哲學也幫不了他。在車上的八九天中，我們就沒有勝過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覺得乏味了，我就憑窗向外看。萬裏長途，車外風光變化不算太大。一般都隻有大森林，鬱鬱蔥蔥，好像是無邊無際。林中的產品大概是非常豐富的。有一次，我在一個森林深處的車站下了車，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個蘇聯農民提著一籃子大鬆果來兜售，鬆果實在大得令人吃驚，非常可愛。平生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抵抗不住誘惑，拿出了五角美元，買了一個。這是我在西伯利亞唯一的一次買東西，是無法忘記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還有大草原，不過似乎不多。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貝加爾湖。我們的火車繞行了這個湖的一多半，用了將近半天的時間。山洞一個接一個，不知道究竟鑽過幾個山洞。山上叢林密布，一翠到頂。鐵路就修在岸邊上，從火車上俯視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綠，靠岸處清可見底，漸到湖心，則轉成深綠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麵深不可測。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閉眼睛，就能見到。
就這樣，我們在車上，既有困難，又有樂趣，一轉眼，就過去了八天，於9月14日晚間，到了莫斯科。
車上的臥鋪，每間四個鋪位。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住在兩間屋內，其中一間有兩個鋪位，是別人睡的，經常變換旅客，都是蘇聯人。車上有餐車，聽說價錢極貴，而且隻收美元。因此，我們一上車，就要完全靠在哈爾濱帶上來的那隻籃子過日子了。
火車奔馳在鬆嫩大平原上。車外草原百裏，一望無際。黃昏時分，一輪紅日即將下落，這裏不能講太陽落山，因為根本沒有山，隻有草原；這時，在我眼中，草原驀地變成了大海，火車成了輪船。隻是這大海風平浪靜，毫無波濤洶湧之狀；然而氣勢卻依然宏偉非凡，不亞於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車到了滿洲裏，是蘇聯與“滿洲國”接壤的地方。火車停了下來，據說要停很長的時間。我們都下了車，接受蘇聯海關的檢查。我決沒有想到，蘇聯官員竟檢查得這樣細致，又這樣慢條斯理，這樣萬分認真。我們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統統一律打開，一一檢查，巨細不遺。我們躬身侍立，隨時準備回答垂詢。我們準備在火車上提開水用的一把極其平常又極其粗糙的鐵壺，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這件東西，一目了然，然而蘇聯官員卻像發現了奇跡，把水壺翻來覆去，推敲研討，又碰又摸，又敲又打，還要看一看壺裏麵是否有“夾壁牆”。連那一個薄鐵片似的壺蓋，也難逃法網，敲了好幾遍。這裏隻缺少一架顯微鏡，如果真有一架的話，不管是多麽高度的，他們也決不會棄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發作。旁邊一位同車的外國老年朋友，看到我這個情況，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說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對會心一笑，把怒氣硬是壓了下去，恭候檢查如故。大概當時蘇聯人把外國人都當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顛覆他們政權的嫌疑，所以不得不爾。
檢查完畢，我的怒氣已消，心裏恢複了平靜。我們幾個人走出車站，到市內去閑逛。滿洲裏隻是一個邊城小鎮，連個小城都算不上。隻有幾條街，很難說哪一條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蓋成的，同蘇聯的西伯利亞差不多，沒有磚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這樣的建築特點。我們到一家木板房商店裏去，買了幾個甜醬菜罐頭，是日本生產的，帶上車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車上，天下大定，再不會有什麽幹擾了。車下麵是橫亙歐亞的萬裏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此我們就要在這車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裏仙，一天不見走一千”，我們現在一天決不止走一千，我們要在風馳電掣中過日子了。
車上的生活，單調而又豐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條不紊，有簡便之處，也有複雜之處。簡便是，吃東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兩個大籃子，餓了伸手拿出來就吃。複雜是，喝開水極成問題，車上沒有開水供應，涼水也不供應。每到一個大一點的車站，我們就輪流手持鐵壺，飛奔下車，到車站上的開水供應處，擰開開水龍頭，把鐵壺灌滿，再回到車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歐洲老太太，白發盈顛，行路龍鍾，她顯然沒有自備鐵壺；即使自備了，她也無法使用。我們的開水壺一提上車，她就顫巍巍地走了過來，手裏拿著一個杯子，說著中國話：“開開水!開開水!”我們心領神會，把她的杯子倒滿開水，一笑而別。從此一天三頓飯，頓頓如此。看來她這個“老外”，這個外國“資產階級”，並不比我們更有錢。她也不到餐車裏去吃牛排、羅宋湯，沒有大把地揮霍著美金。
說到牛排，我們雖然沒有吃到，卻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忽然從餐車裏走出來了一個俄國女餐車服務員，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頭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頂幾乎觸到車廂的天花板；卻足蹬高跟鞋，滿麵春風，而又威風凜凜，得得地走了過來，宛如一個大將軍，八麵威風。右手托著一個大盤子，裏麵擺滿新出鍋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確實有極大的誘惑力，讓人饞涎欲滴。但是，一問價錢，卻嚇人一跳：每塊三美元。我們這個車廂裏，沒有一個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頤的。這位女“大將軍”托著盤子，走了一趟；又原盤托回。她是不是鄙視我們這些外國資產階級呢?她是不是會在心裏想：你們這些人個個賽過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嗇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這一陣香風過後，我們的肚子確已餓了，趕快拿出籃子，大啃其“裂巴”。
我們吃的問題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你想了解俄國人怎樣吃飯嗎?他們同我們完全不一樣，這是可想而知的。他們決不會從中國的哈爾濱帶一籃子食品來，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麵提到過，我們中國學生的兩間車廂裏，有兩個鋪位不屬於我們，而是經常換人。有一天進來了一個紅軍軍官，我們不懂蘇聯軍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麽爵位。可是他頗為和藹可親，一走進車廂，用藍色的眼睛環視了一下，笑著點了點頭。我們也報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隻能打手勢來說話。他從懷裏拿出來了一個身份證之類的小本子，裏麵有他的相片，他打著手勢告訴我們，如果把這個證丟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做殺頭狀，那就是要殺頭的。這個小本子神通廣大。每到一個大站，他就拿著它走下車去，到什麽地方領到一份“裂巴”，還有奶油、奶酪、香腸之類的東西，走回車廂，大嚼一頓。紅軍的供給製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車上的吃喝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談到拉撒，卻成了天大的問題。一節列車供著四五十口子人，卻隻有兩間廁所。經常是人滿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來排隊。有時候自己覺得已經夠早了，但是推門一看，卻已有人排成了長龍，趕緊加入隊伍中，望眼欲穿地看著前麵，你想一個人刷牙洗臉，再加上大小便，會用多少時間呀。如果再碰上一個患便秘的人，情況就會更加嚴重。自己肚子裏的那些東西蠢蠢欲動，前麵的隊伍卻不見縮短，這是什麽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車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難，也有愉快的一麵。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一般都是擠坐在一間車廂裏。雖然在清華大學時都是同學，但因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此時卻被迫聚在一起，幾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們閑坐無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們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大孩子，閱世未深，每個人眼前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堆滿了玫瑰花，閃耀著彩虹。我們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說起話來，一無顧忌，二無隔閡，從來沒有談不來的時候，小小的車廂裏，其樂融融。也有一時無話可談的時候，我們就下象棋。物理學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們五個人，單個兒跟他下，一盤輸，二盤輸，三盤四盤，甚至更多的盤，反正總是輸。後來我們聯合起來跟他下，依然是輸，輸，輸。哲學家喬冠華的哲學也幫不了他。在車上的八九天中，我們就沒有勝過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覺得乏味了，我就憑窗向外看。萬裏長途，車外風光變化不算太大。一般都隻有大森林，鬱鬱蔥蔥，好像是無邊無際。林中的產品大概是非常豐富的。有一次，我在一個森林深處的車站下了車，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個蘇聯農民提著一籃子大鬆果來兜售，鬆果實在大得令人吃驚，非常可愛。平生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抵抗不住誘惑，拿出了五角美元，買了一個。這是我在西伯利亞唯一的一次買東西，是無法忘記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還有大草原，不過似乎不多。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貝加爾湖。我們的火車繞行了這個湖的一多半，用了將近半天的時間。山洞一個接一個，不知道究竟鑽過幾個山洞。山上叢林密布，一翠到頂。鐵路就修在岸邊上，從火車上俯視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綠，靠岸處清可見底，漸到湖心，則轉成深綠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麵深不可測。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閉眼睛，就能見到。
就這樣，我們在車上，既有困難，又有樂趣，一轉眼，就過去了八天，於9月14日晚間，到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