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在哈爾濱住上幾天，置辦長途旅行在火車上吃的東西。這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都必須照辦的。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來。第一個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所謂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後從蘇聯逃出來的。其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我久聞白俄大名，現在才在哈爾濱見到。心裏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讓自己緊張的精神鬆弛一下。在車站時，除了那位穿長筒馬靴的“朝鮮人”給我的刺激以外，還有我們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學心理學的，但是他的心理卻實在難以理解。就要領取行李離車站，他忽然發現，他托運行李的收據丟了，行李無法領出。我們全體同學六人都心急如焚，於是找管理員，找站長，最後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此公確實不想冒領行李，問題才得到解決。到了旅店，我們的餘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奮。然而敦公向口袋裏一伸手，行李托運票赫然具在。我們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卻怡然自得。以後在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中，這種局麵重複了幾次。我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此公凡是能丟的東西一定要丟一次，最後總是化險為夷，逢凶化吉。關於這樣的事情，下麵就不再談了。
在客店辦理手續時，櫃台旁邊坐著一個趕馬車的白俄小男孩，年紀不超過十五六歲。我對他一下子發生了興趣，問了他幾句話，他翻了翻眼，指著櫃台上那位戴著老花眼鏡、滿嘴山東膠東話的老人說：“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爾濱，山東人很多，大到百貨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販，幾乎無一不是山東人。他們大都能講一點洋涇浜俄語，他們跟白俄能明白。這裏因為白俄極多，俄語相當流行，因而產生了一些俄語譯音字，比如把麵包叫做“裂巴”等等。中國人嘴裏的俄語，一般都不講究語法完全正確，音調十分地道，隻要對方“明白”，目的就算達到了。我忽然想到，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語言；同外國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外國語言。然而語言這玩意兒也真奇怪。一個人要想精通本國語和外國語，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窮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達到一般交際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簡單。洋涇浜姑無論矣。有時隻會一兩個外國詞兒，也能行動自如。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隻會意大利文“這個”一個單詞兒，也能指揮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開著，他隻念“這個”，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關上。反之，如果窗子是關著的，這位大使閣下一聲“這個”，仆人立即把窗子打開。窗子無非是開與關，決無第三種可能。一聲“這個”，圓通無礙，超過佛法百倍矣。
話扯得太遠了，還是回來談哈爾濱。
我們在旅店裏休息了以後，走到大街上去置辦火車上的食品。這件事辦起來一點也不費事。大街上有許多白俄開的鋪子，你隻要走進去，說明來意，立刻就能買到一大籃子裝好的食品。主體是幾個重約七八斤的大“裂巴”，輔之以一兩個幾乎同粗大的香腸，再加上幾斤幹奶酪和黃油，另外再配上幾個罐頭，共約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亞火車上約摸八九天之用。原來火車上本來是有餐車的。可是據過去的經驗，餐車上的食品異常貴，而且隻收美元。其指導思想是清楚的。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外國人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對立麵；隻要有機會，就必須與之“鬥爭”。餐費昂貴無非是鬥爭的方式。可惜我們這些“資產階級”阮囊羞澀，實在付不出那樣多美元。於是哈爾濱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地下室裏，有許許多多的俄餐館，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著白大褂，宛如一個白色巨人。然而服務卻是熱情而又周到。飯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隻是無緣品嚐。不意今天到了哈爾濱，到處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簡陋的地下室裏，以無意中得之，真是不亦樂乎。我們吃過羅宋湯、牛尾、牛舌、豬排、牛排，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國人，廚師也是俄國人，有足夠的保證，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們在哈爾濱，天天就吃這些東西，不記得在那個小旅店裏吃過什麽飯。
黃昏時分，我們出來逛馬路。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壓成的，很寬，很長，電燈不是很亮，到處人影曆亂。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麵提到的在旅店裏見到的那樣的——駕著西式的馬車，送客人，載貨物，馳騁長街之上。車極高大，馬也極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軀，高踞馬車之上，仿佛坐在樓上一般，大小極不協調。然而小車夫卻巍然高坐，神氣十足，馬鞭響處，駿馬飛馳，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螢亂舞，漸遠漸稀，再配上馬嘶聲和車輪聲，匯成聲光大合奏，我們外來人實在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禁顧而樂之了。
哈爾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誰來到哈爾濱，大概都不會不到鬆花江上去遊覽一番。我們當然也不會自甘落後，我們也去了。當時正值初秋，氣溫可並不高。我們幾個人租了一條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麵上，真是一葉扁舟。遠望鐵橋一線，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沒有顏色的彩虹。此時，江麵平靜，浪濤不興，遊人如鯽，喧聲四起。我們都異常地興奮，談笑風生。回頭看劃船的兩個小白俄男孩子，手持雙槳主劃的竟是一個瞎子，另一個明眼孩子掌舵，決定小船的航向。我們都非常吃驚。鬆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隻有這個白俄盲童。我們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們跟他們“不明白”，隻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這個盲童家裏窮，沒有辦法，萬般無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話——才讓自己心愛的兒子冒著性命的危險，幹這種劃船的營生。江闊水深，危機四伏，明眼人尚需隨時警惕，戰戰兢兢，何況一個盲人!但是，這個盲童，由於什麽都看不見的緣故，心中隻有手中的雙槳，怡然自得，麵含笑容。這時候，我心裏不知道是什麽味道。環顧四周，風光如舊，但我心裏卻隻有這一個盲童，什麽遊人，什麽水波，什麽鐵橋，什麽景物，統統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裏的父、母、兄、妹等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掙來的幾個錢，買上個大“裂巴”，一家人好不挨餓。他家是什麽時候逃到哈爾濱來的?我不清楚。他說不定還是沙皇時代的貴族，什麽侯爵、伯爵。當日的榮華富貴，從年齡上來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說不定就出生於哈爾濱，他決不會有什麽“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我浮想聯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亂，我自己的念頭，理不出一個頭緒，索性橫一橫心，此時隻可賞風光。我又抬起頭來，看到鬆花江上，依舊遊人如鯽，鐵橋橫空，好一派夏日的風光。
此時，太陽已經西斜，是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了。我們下了船，盡我們所能，多給兩個劃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錢。看到他們滿意的笑容，我們也滿意了，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回到旅店，我一直想著那個白俄小孩。就是在以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會不時想起那個小孩來。他以後的命運怎樣了?經過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他活在世上的可能幾乎沒有了。我還是祝願白俄們的東正教的上帝會加福給他!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來。第一個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所謂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後從蘇聯逃出來的。其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我久聞白俄大名，現在才在哈爾濱見到。心裏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讓自己緊張的精神鬆弛一下。在車站時，除了那位穿長筒馬靴的“朝鮮人”給我的刺激以外，還有我們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學心理學的，但是他的心理卻實在難以理解。就要領取行李離車站，他忽然發現，他托運行李的收據丟了，行李無法領出。我們全體同學六人都心急如焚，於是找管理員，找站長，最後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此公確實不想冒領行李，問題才得到解決。到了旅店，我們的餘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奮。然而敦公向口袋裏一伸手，行李托運票赫然具在。我們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卻怡然自得。以後在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中，這種局麵重複了幾次。我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此公凡是能丟的東西一定要丟一次，最後總是化險為夷，逢凶化吉。關於這樣的事情，下麵就不再談了。
在客店辦理手續時，櫃台旁邊坐著一個趕馬車的白俄小男孩，年紀不超過十五六歲。我對他一下子發生了興趣，問了他幾句話，他翻了翻眼，指著櫃台上那位戴著老花眼鏡、滿嘴山東膠東話的老人說：“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爾濱，山東人很多，大到百貨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販，幾乎無一不是山東人。他們大都能講一點洋涇浜俄語，他們跟白俄能明白。這裏因為白俄極多，俄語相當流行，因而產生了一些俄語譯音字，比如把麵包叫做“裂巴”等等。中國人嘴裏的俄語，一般都不講究語法完全正確，音調十分地道，隻要對方“明白”，目的就算達到了。我忽然想到，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語言；同外國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外國語言。然而語言這玩意兒也真奇怪。一個人要想精通本國語和外國語，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窮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達到一般交際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簡單。洋涇浜姑無論矣。有時隻會一兩個外國詞兒，也能行動自如。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隻會意大利文“這個”一個單詞兒，也能指揮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開著，他隻念“這個”，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關上。反之，如果窗子是關著的，這位大使閣下一聲“這個”，仆人立即把窗子打開。窗子無非是開與關，決無第三種可能。一聲“這個”，圓通無礙，超過佛法百倍矣。
話扯得太遠了，還是回來談哈爾濱。
我們在旅店裏休息了以後，走到大街上去置辦火車上的食品。這件事辦起來一點也不費事。大街上有許多白俄開的鋪子，你隻要走進去，說明來意，立刻就能買到一大籃子裝好的食品。主體是幾個重約七八斤的大“裂巴”，輔之以一兩個幾乎同粗大的香腸，再加上幾斤幹奶酪和黃油，另外再配上幾個罐頭，共約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亞火車上約摸八九天之用。原來火車上本來是有餐車的。可是據過去的經驗，餐車上的食品異常貴，而且隻收美元。其指導思想是清楚的。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外國人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對立麵；隻要有機會，就必須與之“鬥爭”。餐費昂貴無非是鬥爭的方式。可惜我們這些“資產階級”阮囊羞澀，實在付不出那樣多美元。於是哈爾濱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地下室裏，有許許多多的俄餐館，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著白大褂，宛如一個白色巨人。然而服務卻是熱情而又周到。飯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隻是無緣品嚐。不意今天到了哈爾濱，到處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簡陋的地下室裏，以無意中得之，真是不亦樂乎。我們吃過羅宋湯、牛尾、牛舌、豬排、牛排，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國人，廚師也是俄國人，有足夠的保證，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們在哈爾濱，天天就吃這些東西，不記得在那個小旅店裏吃過什麽飯。
黃昏時分，我們出來逛馬路。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壓成的，很寬，很長，電燈不是很亮，到處人影曆亂。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麵提到的在旅店裏見到的那樣的——駕著西式的馬車，送客人，載貨物，馳騁長街之上。車極高大，馬也極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軀，高踞馬車之上，仿佛坐在樓上一般，大小極不協調。然而小車夫卻巍然高坐，神氣十足，馬鞭響處，駿馬飛馳，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螢亂舞，漸遠漸稀，再配上馬嘶聲和車輪聲，匯成聲光大合奏，我們外來人實在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禁顧而樂之了。
哈爾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誰來到哈爾濱，大概都不會不到鬆花江上去遊覽一番。我們當然也不會自甘落後，我們也去了。當時正值初秋，氣溫可並不高。我們幾個人租了一條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麵上，真是一葉扁舟。遠望鐵橋一線，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沒有顏色的彩虹。此時，江麵平靜，浪濤不興，遊人如鯽，喧聲四起。我們都異常地興奮，談笑風生。回頭看劃船的兩個小白俄男孩子，手持雙槳主劃的竟是一個瞎子，另一個明眼孩子掌舵，決定小船的航向。我們都非常吃驚。鬆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隻有這個白俄盲童。我們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們跟他們“不明白”，隻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這個盲童家裏窮，沒有辦法，萬般無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話——才讓自己心愛的兒子冒著性命的危險，幹這種劃船的營生。江闊水深，危機四伏，明眼人尚需隨時警惕，戰戰兢兢，何況一個盲人!但是，這個盲童，由於什麽都看不見的緣故，心中隻有手中的雙槳，怡然自得，麵含笑容。這時候，我心裏不知道是什麽味道。環顧四周，風光如舊，但我心裏卻隻有這一個盲童，什麽遊人，什麽水波，什麽鐵橋，什麽景物，統統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裏的父、母、兄、妹等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掙來的幾個錢，買上個大“裂巴”，一家人好不挨餓。他家是什麽時候逃到哈爾濱來的?我不清楚。他說不定還是沙皇時代的貴族，什麽侯爵、伯爵。當日的榮華富貴，從年齡上來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說不定就出生於哈爾濱，他決不會有什麽“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我浮想聯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亂，我自己的念頭，理不出一個頭緒，索性橫一橫心，此時隻可賞風光。我又抬起頭來，看到鬆花江上，依舊遊人如鯽，鐵橋橫空，好一派夏日的風光。
此時，太陽已經西斜，是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了。我們下了船，盡我們所能，多給兩個劃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錢。看到他們滿意的笑容，我們也滿意了，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回到旅店，我一直想著那個白俄小孩。就是在以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會不時想起那個小孩來。他以後的命運怎樣了?經過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他活在世上的可能幾乎沒有了。我還是祝願白俄們的東正教的上帝會加福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