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何罪?

    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股否定“五四”價值的潛流。有的先籠統地肯定“五四”，然後指責其片麵、偏激。有的竭力褒舉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保守派，.借以貶低激進派。有的大力讚頌中國傳統文化，借以批評“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有的津津樂道西方對啟蒙運動的反思潮流，指責中國還陷在啟蒙神話裏不自覺悟。總之，這股潛流從不同的側麵把75年來中國社會產生的許多不良現象歸咎於“五四”。責備“五四”割裂了中國文化傳統，造成了華夏文明的巨太斷裂。責備“五四”矯枉過正，埋卞了極“左”的禍根；責備“五四”數典忘祖，把中國人變成黃種西方人；責備“五四”用啟蒙的神話愚弄國人，把中國變成供西方觀賞的一個“文化奇觀”……這些責備的重要理論根據是認為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是中國回應西方挑戰的產物。“五四”的科學與民主也好，救亡與皂蒙也好，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東西，都是用西方的標準來看待中國所造成的，因此，今夫要跳出西方中心論，回到中國本土來，重新評估“五四”問題是這麽簡單嗎？難道75年來，我們這些迷羊都是誤入歧途，今天幸虧得遇這些國學大師，還有那些解構精英，拆穿了“五四”的西洋鏡，我們才脫離苦海，回頭是岸嗎？


    我認為，首先應該明確，“五四”並不是一個突發的曆史偶然事件。它是1840年以後中華民族自救自強的壯舉中必然到來的一幕高潮。再者，談論“五四”，不能隻談論那些最激進者，不能隻論言辭最激烈的那幾篇文章。“五四”是一個整體，它包括激進派，也包括溫和派和保守派，不能認為保守派是反“五四”的，保守派在要求中國社會變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與激進派是一致的。即便是激進派，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也不盡相同。我們今天仍然乘坐在“五四”列車上的人，不能用“五四”的右手去打“五四”的左手，不能用硬幣的這一麵去否定其另一麵。


    否定“五四”者有兩件主要兵器，一是西方對啟蒙和科學理性的反思，二是古代的儒家文化。先看前者，西方的啟蒙任務業已完成，科學理性深人人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們今天的反思同樣具有曆史合理性，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校正。而我們的啟蒙並未完成，社會文化落差巨大，看一看希望工程，看一看迷信的崛起，國家的科學事業遠未達到如意的目標。而後者，古代的儒家文化也是在具體的曆史環境中發展完善的，其合理精華的部分並不具有曆史普適性。正像唐詩宋詞再好，今人也不能再寫，而隻能嚐試艱難的新詩創作一樣。提不出新的儒學理論的當代儒學大師們，用被“五四”批判過的東西來反“五四”，肯定是力不從心的。


    “五四”的精神實質到底是什麽？僅僅是“重估一切價值”，僅僅是否定一切嗎？用國粹主義來否定“五四”，並不能光大我們民族的優點，而恰恰表現了一種民族自卑感，一種文化恐懼。在現實中害怕西化，便去翻家譜，暴露出“我祖上比你闊多啦”的阿q心態。有人斷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實際也是阿q式的幻想。沒有這個幻想支撐著，難道我們就不奮鬥、不進取了嗎？21世紀是誰的世紀是做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


    從目前的中國現實來看，民主、科學、啟蒙不能否定，理性、新道德不能否定，個性解放、人道主義、民族國家意識不能否定，所以，“五四”不能否定。而且，“五四”精神並不是幾個先驅者閉門發明的，而是中國思想長期發展的結果。“五四”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對今天來說極其重要的部分，所以，繼承傳統首先理所當然地要繼承“五四”。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它不容選擇。我們都是誕生在“五四”這艘曆史航船上的，我們隻能把它駕駛得更好，而絕不能鑿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