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矛盾
47樓207：北大醉俠的浪漫宣言 作者：孔慶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京都名記蕭夏林又編了一本好書：《為了忘卻的紀念——北大校長蔡元培》。
蕭夏林這廝在我眼中，好比赤發鬼劉唐，武藝不甚高，卻愛打個抱不平。我之所以喜歡這路山東好漢，大概是因為最不佩服那種使得一手好拳棒，卻甘為財主老爺看家護院的洪教頭、欒廷玉之流。別看蕭夏林平時說話一不會引經據典，二不夠公正客觀，編起書來可是體例宏贍，思想鋒銳。這一本《為了忘卻的紀念》，緊緊圍繞“蔡元培和北大”這一宏旨，所收文章開合有度，氣象森嚴，不惟謝冕、錢理群的兩篇序言令人擊節詠歎，那霹靂火曠新年的跋和蕭夏林自己的後記也字字底氣充沛，擲地作金石聲。全書凸顯了蔡校長的一個“大”字和蔡校長被今人忘卻的一個“哀”字。“大”字中充溢著對北大的讚美，“哀”字中則蘊含著對北大的批評。作為北大中人，我對這讚美和批評早已熟稔。10年前北大90華誕時，我也曾作文緬懷蔡先生。每次經過未名湖畔蔡校長的塑像，我都有意無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長的眼睛。然而從那眼神中，我越來越望到了一種淒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點便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我以為，蔡元培的矛盾恰恰產生於對這八個字的苦苦追求和這八個字的不合實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體現在教育觀上。他一再申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但另一方麵，他又極重視實用教育，提倡“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道德主義”教育。他既號召學生獨立研究，又強調學習要“服役社會”。當今由於實用教育的泛濫，蔡元培的“大教育觀”引起了相當多學老的重視。但是應該看到，加強實用教育，乃是中國走向富強之路的必然。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教育機構，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為中國培養“專家型人才”的使命。《論語》中描繪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教學境界，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蔡元培從“立人”的角度出發，看到了實用教育的弊端，但他無法挽回這一大勢。上大學可以求學問，也可以升官發財，這二者並不一定總是矛盾的。且不說升官發財是否一定是壞事，隻從極世俗的道理來看，社會上總要有人升官發財，而現代社會之所以“進步”，就在於越來越傾向於讓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升官發財”。況且大學裏培養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學問”。此中的關鍵在於學問與實用的結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奮勇當先以及得意門生，其實都是“學而優則仕”的。他所擔心的是學生“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將來‘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蔡元培的這一擔心實際上一直在20世紀的中國反複上演。中國的教育問題並非是實用人才太多，博學通才太少，而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淺陋。進一步說，所謂“純粹學問”也是不存在的，它隻能是一部分學者的善良追求。過於追求學問之“純粹學問”也是不存在的，它隻能是一部分學者的善良追求。過於追求學問之“純粹”而結果卻不能實現，必然反過來促使更多的人幹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裏做著“客觀公正”的學問，結果仍不免被懷疑為“心術不正”，“學術傾向有問題”或是“甘做幫閑”，“迎合貪官汙吏”；還有一部分人則公開背叛學術，上欺善良的學校領導，下壓正直的師生員工，嫉賢妒能，武大郎開店，借百年校慶等機會大肆撈取個人私利，使北大在社會上的聲譽受到不應有的損害。不知當年蔡校長有沒有想到，現代型的大學，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大學，根本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是一個三教九流薈萃的“學問江湖”。我們指責這樣的大學“不合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重要的是如何麵對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觀的矛盾背後還有1個專製與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說：“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還曾講演說：“斷不能以國民的權利移用到學生上。”五四運動時辭去校長的宣言中講：“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這些言論在今日聽來是頗為激動人心的，許多人士皆認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點應該是“自由與反抗”。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蔡元培是一個失敗者，盡管英勇，仍然失敗了。他的失敗，他的不得不離開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淪為官僚化的大學”，並非是有什麽小人專與他搗亂。那些與他執行不同治校方針的後來者對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黨政領導，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曆史功績。北大現任黨委書記任彥申教授在《世紀之交的北京大學》中寫道：“蔡元培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後，大膽革故鼎新，倡導民主科學，主張學術自由，八方延攬人才，使北大的風氣發生了根本變化，迅速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問題在於，在一個以富強的現代化為奮鬥目標的“趕超型”國度裏，由上至下的高度組織化是大勢所趨，要求一所大學單獨保持“自由”，事實上萬無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對於“自由”的超出現實可能的追求，結果往往帶來加倍的專製和摧殘。正如魯迅所說的進步三尺，反動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時，的確短時期形成“兼容並包”的局麵，那局麵到今天已經成為北大人向往的神話。但當時被蔡校長兼容的各方，卻並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所謂“兼容”，實際上是靠蔡元培個人之力在維係。也就是說，北大的短暫“自由”是由一個偉人的專製之力所造成。一旦偉人離去，那“自由”就無法延續。我同意蕭夏林說的“蔡元培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麵是一位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巨人和聖人”。但是對於北京大學和中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來說，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聖人的降臨上。這話並不是聞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讓給醜惡來開墾，看它造成個什麽世界！”而是說中國教育的問題並非是“領導不力”或“自由度不夠”。事實上在北大校園裏，師生們談論政治、議論領導，並沒有什麽大的顧忌。我認為“自由”二字是用不著去乞求、去“爭取”的，擁有自由精神的人，你無論身在何時何地，都是自由的。嚴重的現狀是，北大的某些方麵未免太“自由”了。少數學生貴族不求學問之有無，一心鑽營“競選”、“創收”，學生們看待有的學生幹部猶如看待“黑社會”。有的教師或領導幹部明明對別人的專業所知甚淺，卻動不動橫加幹涉，指鹿為馬，大搞文字獄，企圖以別人的災難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有的辦事部門官氣十足，對廣大師生百般刁難，十幾年如一日。所有這些，都是與黨中央和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背道而馳的，嚴重阻礙著我們的科教興國大業。然而幾萬北大人雖然看在眼裏憤在心中，卻沒有一個辦法來改造這種局麵。極度混亂的管理，導致圖書館珍貴文物149件竟然被盜一年多才發現，導致法律係博導，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時被妓女打死。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亂管。其根源，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太沒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領域—樣，核心是體製。這種無法無天的體製不改動，就是蔡元培複生也徒喚奈何。人們總是埋怨校長不夠權威，我倒想為校長們辯護一下，他們實際上是這個僵化體製的替罪羊。當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開除不合格的教員，而今日的校長恐怕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後勤職工。所以，就算我們再熱愛蔡元培，也應該問問自己，我們為蔡元培的降臨準備了什麽？事實上，當年蔡元培到達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學生中間已經興起了一種新的風氣，要求注重公德，反對獵取功名，提倡學以救國，反對老爺作風，這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個群眾基礎。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長提出要有一半的教職員“下崗”，北大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說到底是一個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在軟弱的北洋政府無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時代，蔡元培以個人之勇對北大進行了理想化的改造。這次改造給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陰就發作。而蔡元培個人因為要捍衛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意味著要捍衛理想就必須放棄對理想的實踐！我終於從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這一番淒苦。北大的曆史使命是為中國的振興做範蠡、做文種，它應該立誌犧牲自己那種充滿文人氣的“自由”，起碼五十年不動搖。在現實苦難的承受中去一點點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這話講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啟示給我們的真諦。
不要盼望蔡元培，讓我們自己去打抱不平，盡管我們武藝不甚高。打得多了，藝自然會高，路自然會平。
夜正長，路也正長。
蕭夏林這廝在我眼中，好比赤發鬼劉唐，武藝不甚高，卻愛打個抱不平。我之所以喜歡這路山東好漢，大概是因為最不佩服那種使得一手好拳棒，卻甘為財主老爺看家護院的洪教頭、欒廷玉之流。別看蕭夏林平時說話一不會引經據典，二不夠公正客觀，編起書來可是體例宏贍，思想鋒銳。這一本《為了忘卻的紀念》，緊緊圍繞“蔡元培和北大”這一宏旨，所收文章開合有度，氣象森嚴，不惟謝冕、錢理群的兩篇序言令人擊節詠歎，那霹靂火曠新年的跋和蕭夏林自己的後記也字字底氣充沛，擲地作金石聲。全書凸顯了蔡校長的一個“大”字和蔡校長被今人忘卻的一個“哀”字。“大”字中充溢著對北大的讚美，“哀”字中則蘊含著對北大的批評。作為北大中人，我對這讚美和批評早已熟稔。10年前北大90華誕時，我也曾作文緬懷蔡先生。每次經過未名湖畔蔡校長的塑像，我都有意無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長的眼睛。然而從那眼神中，我越來越望到了一種淒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點便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我以為，蔡元培的矛盾恰恰產生於對這八個字的苦苦追求和這八個字的不合實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體現在教育觀上。他一再申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但另一方麵，他又極重視實用教育，提倡“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道德主義”教育。他既號召學生獨立研究，又強調學習要“服役社會”。當今由於實用教育的泛濫，蔡元培的“大教育觀”引起了相當多學老的重視。但是應該看到，加強實用教育，乃是中國走向富強之路的必然。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教育機構，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為中國培養“專家型人才”的使命。《論語》中描繪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教學境界，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蔡元培從“立人”的角度出發，看到了實用教育的弊端，但他無法挽回這一大勢。上大學可以求學問，也可以升官發財，這二者並不一定總是矛盾的。且不說升官發財是否一定是壞事，隻從極世俗的道理來看，社會上總要有人升官發財，而現代社會之所以“進步”，就在於越來越傾向於讓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升官發財”。況且大學裏培養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學問”。此中的關鍵在於學問與實用的結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奮勇當先以及得意門生，其實都是“學而優則仕”的。他所擔心的是學生“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將來‘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蔡元培的這一擔心實際上一直在20世紀的中國反複上演。中國的教育問題並非是實用人才太多，博學通才太少，而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淺陋。進一步說，所謂“純粹學問”也是不存在的，它隻能是一部分學者的善良追求。過於追求學問之“純粹學問”也是不存在的，它隻能是一部分學者的善良追求。過於追求學問之“純粹”而結果卻不能實現，必然反過來促使更多的人幹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裏做著“客觀公正”的學問，結果仍不免被懷疑為“心術不正”，“學術傾向有問題”或是“甘做幫閑”，“迎合貪官汙吏”；還有一部分人則公開背叛學術，上欺善良的學校領導，下壓正直的師生員工，嫉賢妒能，武大郎開店，借百年校慶等機會大肆撈取個人私利，使北大在社會上的聲譽受到不應有的損害。不知當年蔡校長有沒有想到，現代型的大學，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大學，根本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而是一個三教九流薈萃的“學問江湖”。我們指責這樣的大學“不合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重要的是如何麵對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觀的矛盾背後還有1個專製與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議》中說：“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還曾講演說：“斷不能以國民的權利移用到學生上。”五四運動時辭去校長的宣言中講：“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這些言論在今日聽來是頗為激動人心的，許多人士皆認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點應該是“自由與反抗”。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蔡元培是一個失敗者，盡管英勇，仍然失敗了。他的失敗，他的不得不離開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淪為官僚化的大學”，並非是有什麽小人專與他搗亂。那些與他執行不同治校方針的後來者對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黨政領導，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曆史功績。北大現任黨委書記任彥申教授在《世紀之交的北京大學》中寫道：“蔡元培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後，大膽革故鼎新，倡導民主科學，主張學術自由，八方延攬人才，使北大的風氣發生了根本變化，迅速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問題在於，在一個以富強的現代化為奮鬥目標的“趕超型”國度裏，由上至下的高度組織化是大勢所趨，要求一所大學單獨保持“自由”，事實上萬無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對於“自由”的超出現實可能的追求，結果往往帶來加倍的專製和摧殘。正如魯迅所說的進步三尺，反動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時，的確短時期形成“兼容並包”的局麵，那局麵到今天已經成為北大人向往的神話。但當時被蔡校長兼容的各方，卻並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所謂“兼容”，實際上是靠蔡元培個人之力在維係。也就是說，北大的短暫“自由”是由一個偉人的專製之力所造成。一旦偉人離去，那“自由”就無法延續。我同意蕭夏林說的“蔡元培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麵是一位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巨人和聖人”。但是對於北京大學和中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來說，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聖人的降臨上。這話並不是聞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讓給醜惡來開墾，看它造成個什麽世界！”而是說中國教育的問題並非是“領導不力”或“自由度不夠”。事實上在北大校園裏，師生們談論政治、議論領導，並沒有什麽大的顧忌。我認為“自由”二字是用不著去乞求、去“爭取”的，擁有自由精神的人，你無論身在何時何地，都是自由的。嚴重的現狀是，北大的某些方麵未免太“自由”了。少數學生貴族不求學問之有無，一心鑽營“競選”、“創收”，學生們看待有的學生幹部猶如看待“黑社會”。有的教師或領導幹部明明對別人的專業所知甚淺，卻動不動橫加幹涉，指鹿為馬，大搞文字獄，企圖以別人的災難來染紅自己的頂子。有的辦事部門官氣十足，對廣大師生百般刁難，十幾年如一日。所有這些，都是與黨中央和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背道而馳的，嚴重阻礙著我們的科教興國大業。然而幾萬北大人雖然看在眼裏憤在心中，卻沒有一個辦法來改造這種局麵。極度混亂的管理，導致圖書館珍貴文物149件竟然被盜一年多才發現，導致法律係博導，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時被妓女打死。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亂管。其根源，我個人認為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太沒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領域—樣，核心是體製。這種無法無天的體製不改動，就是蔡元培複生也徒喚奈何。人們總是埋怨校長不夠權威，我倒想為校長們辯護一下，他們實際上是這個僵化體製的替罪羊。當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開除不合格的教員，而今日的校長恐怕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後勤職工。所以，就算我們再熱愛蔡元培，也應該問問自己，我們為蔡元培的降臨準備了什麽？事實上，當年蔡元培到達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學生中間已經興起了一種新的風氣，要求注重公德，反對獵取功名，提倡學以救國，反對老爺作風，這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個群眾基礎。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長提出要有一半的教職員“下崗”，北大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說到底是一個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在軟弱的北洋政府無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時代，蔡元培以個人之勇對北大進行了理想化的改造。這次改造給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陰就發作。而蔡元培個人因為要捍衛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這意味著要捍衛理想就必須放棄對理想的實踐！我終於從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這一番淒苦。北大的曆史使命是為中國的振興做範蠡、做文種，它應該立誌犧牲自己那種充滿文人氣的“自由”，起碼五十年不動搖。在現實苦難的承受中去一點點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這話講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啟示給我們的真諦。
不要盼望蔡元培，讓我們自己去打抱不平，盡管我們武藝不甚高。打得多了，藝自然會高，路自然會平。
夜正長，路也正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