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秋千去。
一一歐陽修《蝶戀花》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青樓無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價值的。但青樓注定要走向毀滅,而且真正的青樓已然毀滅。所以,青樓本身,就是個悲劇。
盡管青樓給人的表層印象仿佛天天上演著喜劇和鬧劇,但讀過一點黑色幽默、讀過一點荒誕派的人,自會看出,那喜劇和鬧劇完全產生於一種“間離效果”,那隻是角色的喜劇和鬧劇,而演員自己的故事,卻大都是悲劇。也許會有人舉出一些妓女的“幸福”歸宿,來證明青樓生涯未必是禍。但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幹男人大仁大義、大慈大悲,甘與心愛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這本身不就含有悲劇意識嗎?既為妓女,就已經毀滅了一種價值;追求“歸宿”,則又要付出新的毀滅。總而言之,毀滅的都是人的尊嚴、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劇”了嗎?
曹禺的話劇《日出》裏有個富孀——今日稱做款姐的顧八奶奶。她腰纏萬貫,養活著一個“中國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為麵首。就因為有錢,胡四向她求婚達十二次之多就因為有錢,她明明是個“滿臉擦著胭脂粉的老東西”,眾人卻都誇她年輕、好看。這位款姐該是夠“幸福”了吧?然而她卻對陳白露說:“我頂悲劇,頂痛苦!”觀眾看到這裏,無不哈哈大笑,笑這位顧八奶奶實在肉麻、惡心。但若平靜下來想一想,顧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嗎?顧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個悲劇嗎?
顧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隻能說她玩弄麵首——男妓。《日出》裏另外寫了兩個妓女,一個是寶和下處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巳經墮落成一個毫無廉恥的低級“窯姐”,可以與任何有錢的男人廝混,用最鄙俗的語言打情罵俏,她還追憶著往日的“紅唱手”歲月,那時手上有過“白花花千兒八百塊錢”。但她的外表下麵,卻有著“一顆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養活全家的重擔。對遭受揉躪的“小東西”,給予母親般的關懷。但越是這樣,她身上所表現出的悲劇意識不就越濃厚嗎?
另一個是高級妓女——交際花陳白露。她的價值給人的印象是更珍貴的。出身書香門第,是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當過社交明星,做過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靠個人奮鬥當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當她與身為詩人的丈夫分道揚鑣,走上墮落之途以後,這些“價值”便像受熱的霜花般一點點毀滅了。難道就不能既有價值又不毀滅?那除非不曾當過妓女!聰明絕頂的陳白露最清楚這一點。當那位詩人來天真地企圖帶她走時,陳白露說我問你養得活我嗎?”“我要人養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難道聽不明白?”
這話聽起來理直氣壯,似乎是在教訓詩人。但實質上,這話隻能證明一個妓女的虛弱、無奈和滿腹吐不盡的苦水,她已經離開“千兒八百塊錢”就不能活了,她最後也正是死在錢上。明知是悲劇,無論怎樣強辯、怎樣矯飾,都還得一步步演下去,這裏哪有一絲“幸福”呢?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頂悲劇”。
《日出》所寫的是民國時代,陳白露和翠喜的謀生之地已經稱不上是真正的青樓了,她們服務的對象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個模糊的社會群體——“有錢人”。那麽,真正的青樓時代,妓女們就不悲劇麽?讓我們看一個最自由的時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個叫關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風致”,被尚書老張寵愛,買為家妓。白居易到徐州玩時,老張設宴款待,命盼盼陪侍。白大詩人贈詩雲:“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過了幾年,老張不幸牡丹花下死。盼盼很有情義,住在老張舊宅的燕子樓上,十多年獨居不嫁,還寫了《燕子樓》三首悼念老張,其中“獨眠人起合歡床”的那首人們較熟。這裏引錄第二首:
北邙鬆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褪香消已十年。
白居易得知後,很激動,便和了三首詩表示“理解萬歲”。可不知哪根神經一動,他又寫了一首《感故張仆射諸伎》的混賬詩: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不相隨。
這首詩反動之極,說什麽主人不惜花大價錢把你買來,嘔心瀝血把你培養成歌舞明星,如今主人上西天了,你怎麽不跟著去呢?本書第一章曾經表揚過白居易最能理解妓女的哀愁,可就連這個白居易也有對妓女痛下如此毒手的時候!關盼盼得到這首詩後,哭得跟淚人似的說:“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玷清範耳。”意思是怕影響老張的名聲。盼盼又寫了一首((和白公詩》:
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
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
此詩委婉地指責白大詩人根本不理解小女子的一腔深意。為了表示自己不是苟活於世,盼盼絕食了十來天,活活把自己餓死。白居易這件事幹得真是缺德,再寫十首《琵琶行》恐也難贖。
關盼盼應該說是蠻幸運的一個妓女了。自身條件好,遇見一個心疼自己的好老公,還認識一個最善於關懷妓女命運的大詩人,然而卻連為老公守節都做不到,非死不可。這悲劇的發生,不就是因為她曆史不夠“清白”嗎?她獨居的方式和殉葬的方式,也都是刻意在“清白”二字上的,悲矣。
像關盼盼這樣,畢竟還與心愛的老公相守了幾年。再如前文講過的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雖也個個是“悲劇之星”,但畢竟也算飽嚐愛情的甜蜜,可說是悲中有喜。然而大多數妓女別看整天調情做愛的,卻根本與“愛情”二字無緣。青樓中最普遍的悲劇便是性與愛的分離。
青樓再高級,出賣的也隻能是性、是色、是藝,而不可能是愛。愛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能進行交易的。然而在交易性、色、藝的過程中,妓女往往容易產生“愛”的感情,這種感情與青樓的營業目的具有本質性的衝突,它使妓女在這場衝突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結局則大多是忍痛割愛或為愛獻身。總之,性與愛無法得到圓滿的統一。
宋朝有個叫王幼玉的妓女,與柳富相愛,二人焚香盟誓,私訂終身。分手後,王幼玉相思成病,一臥不起。臨終前剪下頭發和指甲,留贈給她銘思入骨的柳郎。另一個叫劉蘇哥的妓女,因鴇母的束縛而不能與相愛的男人同去,痛不欲生,有一天郊遊時,麵對大好春色,淚下如雨,活活哭死。又有一個叫陶師兒的妓女,也因同樣情形不能與心上人王生歡愛,便在一次遊西湖時,與王生抱在一起投水而死。還有一個姓林的妓女,與愛人雙雙吊死在屋內。是紅顏多薄命嗎?準確地說,是青樓多悲劇。青樓裏最易綻放愛的花朵,但卻最難結出愛的果實,多情之人隻能眼看著亂紅飛過秋千去,零落成泥輾作塵,徒喚奈何。
性與愛的分離也並不是青樓中獨有的現象。直至今日,恐怕多數普通人也做不到性與愛的絕對統一。愛人、配偶和性夥伴往往是由不同的角色分別擔任的。所以青樓在這方麵的悲劇還不算最甚。青樓悲劇中最致命的一點是,妓女永遠被抽去了人的尊嚴,永遠被排斥在正常人的概念之外,這是真正不可彌補的大悲劇。
《情史》中記載了大文豪蘇東坡的這樣一件事:
坡公又有裨,名春娘。公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者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e):“欲還母家。”蔣曰:“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為詩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閑分付贖域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卻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詩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歎懊恨中。隻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軒厥吏,而晏子誄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責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踐人矣!”遂口占一絕辭謝日:“為人英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今時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嗔。”下階觸槐而死,公甚惜之。
蘇東坡應該說是中華文明史上登峰造極的人物了,據說除了圍棋,他在任何技藝上都是一流的。然而在這件事上,他卻表現得與上文的白居易差不多。白居易把妓女看成是主人的一朵花,蘇東坡把妓女看成是等同一匹馬,說換就換。對方“不惜霜毛雨雪蹄”,蘇大詩人就“故將紅粉換追風”。雙方都沒有想到,春娘是個有思想、有尊嚴的大活人。春娘悲憤而冷靜地看穿了這些士大夫的風流,在這些士大夫的眼中,人畜的界限並不分明,還有什麽必要活下去繼續上演一幕幕的虛偽呢?春娘“觸槐而死”的一舉,撞穿了全部的青樓悲劇。當代作家陳世旭曾撰《高下》一文,痛斥蘇東坡喪失人性,實際品格不如柳永。然而就是那些合錢墓葬柳永的妓女們,所過的不也是悲劇的一生麽?
把這種悲劇表現得最為壯烈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久曆風塵,機警內向,她經過長期考驗,多方觀察,才相信了李甲的愛情。然後與貪而狠的鴇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終於憑著大智大勇,跳出青樓火坑。但沒有料到,數百個日日夜夜的恩愛,海枯石爛的盟約,竟抵擋不住富商孫富的一番挑唆和重金誘惑。李甲竟以一千兩銀子將她賣給了孫富。殘酷的現實,終於使杜十娘明白了自己的悲劇是注定的。在不平等的男女之間,有什麽真正的愛情能夠存在呢?她怒沉百寶,投身激流,正是青樓女子悲劇意識的一次大覺醒。
青樓妓女的“人之夢”是她們最有價值的表現,而“人之夢”的注定毀滅則是她們不可抗拒的悲劇命運。也許青樓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悲劇。
悲劇的深度,就是悲劇的價值。
亂紅飛過秋千去。
一一歐陽修《蝶戀花》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青樓無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價值的。但青樓注定要走向毀滅,而且真正的青樓已然毀滅。所以,青樓本身,就是個悲劇。
盡管青樓給人的表層印象仿佛天天上演著喜劇和鬧劇,但讀過一點黑色幽默、讀過一點荒誕派的人,自會看出,那喜劇和鬧劇完全產生於一種“間離效果”,那隻是角色的喜劇和鬧劇,而演員自己的故事,卻大都是悲劇。也許會有人舉出一些妓女的“幸福”歸宿,來證明青樓生涯未必是禍。但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幹男人大仁大義、大慈大悲,甘與心愛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這本身不就含有悲劇意識嗎?既為妓女,就已經毀滅了一種價值;追求“歸宿”,則又要付出新的毀滅。總而言之,毀滅的都是人的尊嚴、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劇”了嗎?
曹禺的話劇《日出》裏有個富孀——今日稱做款姐的顧八奶奶。她腰纏萬貫,養活著一個“中國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為麵首。就因為有錢,胡四向她求婚達十二次之多就因為有錢,她明明是個“滿臉擦著胭脂粉的老東西”,眾人卻都誇她年輕、好看。這位款姐該是夠“幸福”了吧?然而她卻對陳白露說:“我頂悲劇,頂痛苦!”觀眾看到這裏,無不哈哈大笑,笑這位顧八奶奶實在肉麻、惡心。但若平靜下來想一想,顧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嗎?顧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個悲劇嗎?
顧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隻能說她玩弄麵首——男妓。《日出》裏另外寫了兩個妓女,一個是寶和下處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巳經墮落成一個毫無廉恥的低級“窯姐”,可以與任何有錢的男人廝混,用最鄙俗的語言打情罵俏,她還追憶著往日的“紅唱手”歲月,那時手上有過“白花花千兒八百塊錢”。但她的外表下麵,卻有著“一顆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養活全家的重擔。對遭受揉躪的“小東西”,給予母親般的關懷。但越是這樣,她身上所表現出的悲劇意識不就越濃厚嗎?
另一個是高級妓女——交際花陳白露。她的價值給人的印象是更珍貴的。出身書香門第,是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當過社交明星,做過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靠個人奮鬥當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當她與身為詩人的丈夫分道揚鑣,走上墮落之途以後,這些“價值”便像受熱的霜花般一點點毀滅了。難道就不能既有價值又不毀滅?那除非不曾當過妓女!聰明絕頂的陳白露最清楚這一點。當那位詩人來天真地企圖帶她走時,陳白露說我問你養得活我嗎?”“我要人養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難道聽不明白?”
這話聽起來理直氣壯,似乎是在教訓詩人。但實質上,這話隻能證明一個妓女的虛弱、無奈和滿腹吐不盡的苦水,她已經離開“千兒八百塊錢”就不能活了,她最後也正是死在錢上。明知是悲劇,無論怎樣強辯、怎樣矯飾,都還得一步步演下去,這裏哪有一絲“幸福”呢?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頂悲劇”。
《日出》所寫的是民國時代,陳白露和翠喜的謀生之地已經稱不上是真正的青樓了,她們服務的對象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個模糊的社會群體——“有錢人”。那麽,真正的青樓時代,妓女們就不悲劇麽?讓我們看一個最自由的時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個叫關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風致”,被尚書老張寵愛,買為家妓。白居易到徐州玩時,老張設宴款待,命盼盼陪侍。白大詩人贈詩雲:“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過了幾年,老張不幸牡丹花下死。盼盼很有情義,住在老張舊宅的燕子樓上,十多年獨居不嫁,還寫了《燕子樓》三首悼念老張,其中“獨眠人起合歡床”的那首人們較熟。這裏引錄第二首:
北邙鬆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褪香消已十年。
白居易得知後,很激動,便和了三首詩表示“理解萬歲”。可不知哪根神經一動,他又寫了一首《感故張仆射諸伎》的混賬詩: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不相隨。
這首詩反動之極,說什麽主人不惜花大價錢把你買來,嘔心瀝血把你培養成歌舞明星,如今主人上西天了,你怎麽不跟著去呢?本書第一章曾經表揚過白居易最能理解妓女的哀愁,可就連這個白居易也有對妓女痛下如此毒手的時候!關盼盼得到這首詩後,哭得跟淚人似的說:“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玷清範耳。”意思是怕影響老張的名聲。盼盼又寫了一首((和白公詩》:
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
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
此詩委婉地指責白大詩人根本不理解小女子的一腔深意。為了表示自己不是苟活於世,盼盼絕食了十來天,活活把自己餓死。白居易這件事幹得真是缺德,再寫十首《琵琶行》恐也難贖。
關盼盼應該說是蠻幸運的一個妓女了。自身條件好,遇見一個心疼自己的好老公,還認識一個最善於關懷妓女命運的大詩人,然而卻連為老公守節都做不到,非死不可。這悲劇的發生,不就是因為她曆史不夠“清白”嗎?她獨居的方式和殉葬的方式,也都是刻意在“清白”二字上的,悲矣。
像關盼盼這樣,畢竟還與心愛的老公相守了幾年。再如前文講過的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雖也個個是“悲劇之星”,但畢竟也算飽嚐愛情的甜蜜,可說是悲中有喜。然而大多數妓女別看整天調情做愛的,卻根本與“愛情”二字無緣。青樓中最普遍的悲劇便是性與愛的分離。
青樓再高級,出賣的也隻能是性、是色、是藝,而不可能是愛。愛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能進行交易的。然而在交易性、色、藝的過程中,妓女往往容易產生“愛”的感情,這種感情與青樓的營業目的具有本質性的衝突,它使妓女在這場衝突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結局則大多是忍痛割愛或為愛獻身。總之,性與愛無法得到圓滿的統一。
宋朝有個叫王幼玉的妓女,與柳富相愛,二人焚香盟誓,私訂終身。分手後,王幼玉相思成病,一臥不起。臨終前剪下頭發和指甲,留贈給她銘思入骨的柳郎。另一個叫劉蘇哥的妓女,因鴇母的束縛而不能與相愛的男人同去,痛不欲生,有一天郊遊時,麵對大好春色,淚下如雨,活活哭死。又有一個叫陶師兒的妓女,也因同樣情形不能與心上人王生歡愛,便在一次遊西湖時,與王生抱在一起投水而死。還有一個姓林的妓女,與愛人雙雙吊死在屋內。是紅顏多薄命嗎?準確地說,是青樓多悲劇。青樓裏最易綻放愛的花朵,但卻最難結出愛的果實,多情之人隻能眼看著亂紅飛過秋千去,零落成泥輾作塵,徒喚奈何。
性與愛的分離也並不是青樓中獨有的現象。直至今日,恐怕多數普通人也做不到性與愛的絕對統一。愛人、配偶和性夥伴往往是由不同的角色分別擔任的。所以青樓在這方麵的悲劇還不算最甚。青樓悲劇中最致命的一點是,妓女永遠被抽去了人的尊嚴,永遠被排斥在正常人的概念之外,這是真正不可彌補的大悲劇。
《情史》中記載了大文豪蘇東坡的這樣一件事:
坡公又有裨,名春娘。公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者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e):“欲還母家。”蔣曰:“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為詩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閑分付贖域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卻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詩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歎懊恨中。隻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軒厥吏,而晏子誄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責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踐人矣!”遂口占一絕辭謝日:“為人英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今時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嗔。”下階觸槐而死,公甚惜之。
蘇東坡應該說是中華文明史上登峰造極的人物了,據說除了圍棋,他在任何技藝上都是一流的。然而在這件事上,他卻表現得與上文的白居易差不多。白居易把妓女看成是主人的一朵花,蘇東坡把妓女看成是等同一匹馬,說換就換。對方“不惜霜毛雨雪蹄”,蘇大詩人就“故將紅粉換追風”。雙方都沒有想到,春娘是個有思想、有尊嚴的大活人。春娘悲憤而冷靜地看穿了這些士大夫的風流,在這些士大夫的眼中,人畜的界限並不分明,還有什麽必要活下去繼續上演一幕幕的虛偽呢?春娘“觸槐而死”的一舉,撞穿了全部的青樓悲劇。當代作家陳世旭曾撰《高下》一文,痛斥蘇東坡喪失人性,實際品格不如柳永。然而就是那些合錢墓葬柳永的妓女們,所過的不也是悲劇的一生麽?
把這種悲劇表現得最為壯烈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久曆風塵,機警內向,她經過長期考驗,多方觀察,才相信了李甲的愛情。然後與貪而狠的鴇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終於憑著大智大勇,跳出青樓火坑。但沒有料到,數百個日日夜夜的恩愛,海枯石爛的盟約,竟抵擋不住富商孫富的一番挑唆和重金誘惑。李甲竟以一千兩銀子將她賣給了孫富。殘酷的現實,終於使杜十娘明白了自己的悲劇是注定的。在不平等的男女之間,有什麽真正的愛情能夠存在呢?她怒沉百寶,投身激流,正是青樓女子悲劇意識的一次大覺醒。
青樓妓女的“人之夢”是她們最有價值的表現,而“人之夢”的注定毀滅則是她們不可抗拒的悲劇命運。也許青樓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悲劇。
悲劇的深度,就是悲劇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