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同屬於亞洲三大文學傳統中的東亞文學範疇,二者之間的交流影響已有一千餘年的曆史。這種交流影響幾乎在各種文學體裁中都有所反映,而尤以詩歌最為明顯。僅從俳句來看,探討它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係,對於研究兩國文學上、心理學上乃至於哲學上的許多比較問題都是很有價值的。本文僅從意境的角度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俳句是日本傳統詩歌中最為短小的一種體裁——隻有五、七、五這樣一共十七個音,略相當於中國的竹枝詞(十四字)、歸字謠(十六字)或者五言絕句之類的“袖珍詩體”。它產生於15世紀,至今仍廣為流行。由於形式上的限製,所要表達的感情、意念就必須是極為精煉的。否則,小而無味,就絕沒有流傳於今的生命力。而維持這生命力的如蛋白質一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意境。


    意境曆來是詩學的熱門課題。中日詩家尤其樂於陶醉其中,甚至逞玄競奇,走向極端,成為與西方表現理論體係望衡抗宇的一麵巨纛。如中國早有所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的妙論。日本的《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中講:“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鏡。”二者說的都是詩意在感官上的不可捉摸,隻能憑直覺領受^中國的意境理論巨匠王國維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俳句的鼻祖大師鬆尾芭蕉主張的是:“寫鬆學鬆,寫竹學竹”,“物我分為二,其情即不真誠”(《三冊子·赤》)。二人崇尚的都是創作主體與客體的渾然統一的意境。小泉八雲氏認為最好的短詩正如寺鍾的一擊,使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地波動。這與中國的“餘音嫋嫋,繞梁三日”,“孔子聞韶殺,三月不知肉味”的欣賞追求又是一致的。可見,中日詩家在意境觀方麵,頗多吻合。理論現諸實踐,就不能不體現在俳句和中國的古典詩歌上,當然,主要指的是抒情詩。


    意境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觸景生情,亦即先“境”而後“意”。


    曰本有“聽得猿聲悲,秋風又傳棄兒啼,誰個最慘淒?”(鬆尾芭蕉)


    中國有“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唐人張繼)。


    都是主要受到聽覺刺激而勾起合於該“境”的淒涼之“意”。


    日本有“踩了亡妻梳子,感到閨房涼意”(與謝蕪村)。


    中國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


    同是思念愛人,卻又都感物而發。從中還隱約可以覺出比興手法的潛在影響。


    日本有“薔薇花開處處,恰似故鄉路”(與謝蕪村)。


    中國有“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宋人王禹偁)。


    視覺景物的相似,使思鄉之情的寄托格外感人肺腑。


    這些以景喚情的相類手法,使自然本色之境,因為引出了詩人的心境,便如仙丹一粒,點鐵成金,立刻煥發出生動的活力,造成使讀者同感其景其情的意境。這類意境是中日詩歌獨具風骨的基本手段,不勝枚舉。


    另一類是移情入景,亦即先“意”而後“境”。


    鬆尾芭蕉有“讓憂鬱的我寂寞吧,子規鳥!”


    李白有“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


    二人都是心中充滿抑鬱之情,又不甘於寂寞,於是便寄意於物,使子規鳥成了精神世界的外化。


    日本大俳諧家小林一茶寫過:“到我這裏來玩呦!沒有爹娘的麻雀。”


    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寫過:“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


    把自己的善良博愛之心,移入與飛禽的關係之中,以“意”設境”。


    鬆尾芭蕉有一膾實俳壇的名句“春將歸,鳥啼魚落淚”。


    令人不禁想到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傷春感事的愁緒,自然妥帖地牽向身外之境,真摯、深切,典型的東方式意境。


    這些以情融景的相類手法,使作者內心的單純意識可以用外在的物質加以形象地表達,使讀者能夠通過具體去把握抽象,進而達到具體與抽象的統一,也就是真正進人了“意境”。這類例子在比較欣賞時也是俯拾皆是的。


    上麵所談這兩類意境也並非截然分立的,有時很難說明情與景孰先孰後。意境在俳句中和在中國古詩中一樣,都以渾然天成為上乘,即達到王國維所說的“不隔\"。如果用西方美學理論來對照的話,大致相當於康德的“無目的的主觀合目的性”或者克羅齊的“直覺的外射”。總之在欣賞俳句的纖巧優美的意境時,總讓人聯想到漢詩與之的關係。


    那麽,日本俳句與中國古詩何以存在這麽多意境上的共同點呢?中國文化的影響是首要的一點。當然,沒有必要去糾纏“文化賬”,但必須承認,日本是個善於學習的民族,特別是在其漫長的古代社會,向它的西鄰吸取了幾乎一切可以吸收的思想精華。而中國曆來是個自尊自大的國家。在文化上,中國總是把自己擺在施予者的地位上,即使是在漢、唐那樣兼收百族的時代,也是以己為主。雖然客觀上融合了許多外來文化,但主觀上仍對“蠻夷”的文明采取蔑視態度。中國的唐詩不僅對遣唐使和留學生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其理論精髓也深深滲入了日本文學的各個角落。整個日本的民族心理、文人心理都深深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日本作家詩人都以通曉漢文而自尊,就像沙皇時代的俄國貴族對待法國文化那樣。如鬆尾芭蕉喜讀《莊子》,崇尚李杜的飄逸,以杜甫詩句“門泊東吳萬裏船”,把自家草庵題為“泊船堂”。他寫的“江戶客居巳十霜,便指是故鄉”,實際是套用賈島《渡桑乾》中的“客舍並州已十霜……卻指並州是故鄉”。與謝蕪村自取的名字“蕪村”就來自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田園將蕪”。他會寫漢詩,作家上田秋成稱他為用假名寫漢詩的詩人。在這樣的文化施受關係中,中國那種“藍田日暖,良玉生煙”的意境學說有機地融入了日本俳人的創作心理。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學者堅持認為日本的美學源流主要發軔於歐美,這是“歐洲中心論”的不良表現。僅從俳句的生命精華——意境這一點來看,中國文藝思想的巨大影響就是不容否認的。


    其次,俳句產生發展的背景與中國意境理論發展的背景有相似之處。意境說是中國文藝批評理論長期發展的產物,其中受老莊哲學和禪宗思想影響較深,如司空圖和嚴羽這兩位標榜意境的大文論家,就都鼓吹“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之類玄妙、頓悟之說。意境說當然是社會運動的產物,對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過於崇尚自然,也有消極避世迷戀於捕捉刹那間感官意象的糟粕。這一背景的具體過程,學過文學史的都能了解,故不多述。俳句產生時已是幕府時代,封建等級森嚴,文人的地位如當時的中國一樣,十分低下,他們四處漂泊,又多宦途失意,因而出現逃避現實、傲嘯山林的現象。反映在創作上就是物我如一的傾向,超然出世的心理。佛老思想最容易在這種時候控製文人,所以深受偏愛,猶如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一樣。於是,中國古詩的意境便能夠披著俳句的外衣在日本文壇登場了。


    除以上兩個基本原因外,還與中日讀者的審美心理、習俗風尚等有一定的關係,那已經遠遠超出了俳句研究的範圍,故不在此專述。


    俳句與漢詩比較的可能性早為實際研究所證明,但這種研究尚很不係統。近現代以來,中日文學的施受關係有了改變,深入分析俳句與漢詩的意境類同,對於探究兩國文學心理的變化、交流定有豐富的現實意義。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空山瘋語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鉛筆小說網隻為原作者孔慶東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孔慶東並收藏空山瘋語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