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前所麵臨的兩個最大問題是“生存困境”與“靈魂缺席”一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恒河沙數的億萬事例每日每時每刻活生生地加深和拓展著這兩個巨大的問號,僅憑我們知識分子零散獲得的那些道聽途說,就足以令人“目眥盡裂,發皆上指”。如”果你在公檢法部門有幾位朋友,在幾大部委有幾位同學,在新聞媒體有幾位熟人,:在工廠農村有幾位親戚一一最主要的,在你心底還有幾分天良和正義,那麽,你就會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處充滿了貪贓枉法的黨政官吏、與黑社會勾結起來魚肉百姓的公安警察、製造假煙假酒假鞋假藥假a假。的黑心商人、毫無職業道德的醫生記者律師職員和千百萬無錢無權無勢、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奪、有冤無處訴、有理不能講、有淚不敢流的普通工人、農民、士兵及下層知識分子。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社會進步,並不否認社會上還有很多好官好商好醫生好警察,並不否認全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言論自由的增加,並不否認中央政府的廉政決心和價值取向。好的東西值得表彰和歌頌,但它們決不應是為了遮醜而存在。生存的艱難與人格的捐棄,使我們無法對二十年前那個時代表示理直氣壯的驕傲。我們砸碎了二十年前最美好的東西,的確換來了一堆金幣銀幣,但這堆金幣銀幣並沒有裝入勞動者創造者的口袋,而是流入了碩鼠們的肚皮。直麵這一無情的事實,是對每一個改革者的資格最起碼的驗證。


    然而對於知識分子來講,直麵這一事實的確又不啻一種靈魂拷問。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組織性的群體,他們對這一事實最敏感然而又可以說最無能為力。尚且不論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種種困境和缺陷。直麵事實就包含著一個如何塊擇,即“怎麽辦”這一知識分子的老問題。


    答案有兩類。一類是非知識分子的方法,一類是知識分子的方法。


    非知識分子的方法即直接參與社會變革實踐,用老掉牙的說法即是“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基層單位,都不乏憂國憂民之士、懲惡揚善之人,他們用自己的熱血、自己的工作,包括運用自己的權力、影響、關係網,在進行著十分艱苦的變革努力。對於那投入政林、躍入商海的知識分子,我們應當給予鼓勵,寄予期望。但同時應該認識到,在一種體製性的逆向運作中,個體的抵製作用的有限性和體製對個體的腐蝕性,往往是不但不能做中流砥柱,反而是“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另外,“武器的批判”本身也存在方法論上的先天弱點,它如果不與充分的“批判的武器”相配合,則恐怕隻能治標不能治本,甚至將情形導入另一對立的極端。這已有許多曆史經驗可以證明。總之,非知識分子的方法不論是好是壞,都不是知識分子可以左右和隨便褒貶的。


    知識分子的方法則可以說是無方法。第一,生存困境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解決的。知識分子或許可以出賣自己的腦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困境,但如果隻出賣腦力而不搭售一定的人格、尊嚴和立場,那麽這改善注定是有限的甚或越出賣越貧困。更不要說兼濟天下、改善全社會的生存困境了。


    第二,“靈魂缺席”也是全社會性的,知識分子雖然從事“靈魂工作”,但當今中國的“靈魂缺席”實際上是與“生存困境”互為表裏的。中國既然選擇進入國際市場的遊戲運作網絡,那麽就已先在地確定了自己在這個遊戲網絡中的生存弱勢。為了擺脫生存弱勢,“趕上先進國家”,做一回出賣靈魂的浮士德,恐怕是這個民族注定的命運。因此,作為“靈魂缺席”最大受害者的知識分子,剩下的選擇隻有三種:同流合汙、獨善其身和絕望的抗爭。同流合汙已經是大麵積的事實,知識分子的最大壓迫者大多也是知識分子。獨善其身是一種可敬的選擇,但常常不能鋃純粹地做到,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裝聾作啞,有時不免要隨波逐流一下,弄不好也會偶爾地助紂為虐。如果不這樣,那就隻有最後一種:絕望中抗爭。


    絕望中抗爭是說對於短期內徹底改變中國“生存困境”和“靈魂缺席”的局麵不抱希望,但仍然為之付出不求回報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本來就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從孔子到魯迅,這種絕望中抗爭的精神巳經形成了一個打通新舊文化的傳統。抗爭就要有抗爭的立場,這在第一層意義上就是所謂“堅持獨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團的脅迫和誘導,即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也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傳統。然而,“獨立性”不是一個透明的、抽象的東西,完全隔絕了與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團聯係的獨立性是不存在的。你總有一個利益和道德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便是“以天下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隻以自身為己任,那麽知識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麽“獨立性”,大可不必抗爭。既然要抗爭、要獨立,就應該是為天下蒼生而抗爭、而獨立。這個看起來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來被知識界不斷地遺忘和消解了。蒼生或許是愚昧的、是可能拿著饅頭蘸你的血的,但你恨來怨去,最後還是得為他們,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自己。脫離了蒼生,你的獨立性就極為可憐,你的聲音就極為微弱,你蹲過的牛棚、挨過的皮鞭就不一定再具有受難的意義而隻成為小病呻吟的笑柄。你連大眾的疾苦都不“恫瘰在抱”你還何談“人類的良心”呢?


    還有,當知識界相當多的人都在談“獨立性”,都在號稱“獨立思考”,以至“獨立”巳經成為一個流行詞、口頭禪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獨立”已經異化,已經恰恰成為隨俗了呢?真正的獨立有一個簡單的標誌*就是你周圍的人不讚同你,包括你的導師、學生。而現今主張獨立的知識分子卻在精神上極度依賴於那個主張獨立的規模不小的圈子6對這一點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和自省,才能真正做到“獨立”。然而這又是極難完全做到的,人如果到了那個境界,也許就不會再憂慮什麽生存困境和“靈魂缺席”了。


    1998年萬聖節之夜


    (此文發表於《方法》1999年第2期,居然一字未刪,謹向編輯同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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