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的前幾年，泛起了一股譏嘲和否定80年代人文學科建設的“熱炒”。這股“熱炒”除去一些真正的學術憂慮之外，包含著為數不少的“陰暗心理”。一是以此來掩飾1989年以後的兩三年間學術界的卑怯和沉默，企圖以批判80年代的“喧囂和浮躁”來證明卑怯和沉默是正確、明智、偉大的；二是以此來為90年代中期以後的學術新局麵鳴鑼開道，否定了抗爭與憂患，才好光明正大地遊戲、超脫、合作、共度艱難；三是以起哄來壯膽，在指責別人“思想大於學術”的嗚嗚聲中，讓人忽略了指責者自己其實是既無思想也無學術的。到了90年代末期，這股熱炒秋後自然涼了，因為90年代以自己明明白白的喧囂與浮躁打了自己的耳光——盡管它不在乎這個，它可以說是“兒子打老子”。90年代就將在這種“迎風撒尿刮一身”的尷尬境地中離我們而去，成為一塊“飄逝的髒頭巾”。
20世紀90年代不是完全沒有紮實、嚴肅的學術建設，有。但它們已經充分地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建設再多也隻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驕傲一每個時代都不乏這樣的邊緣人，他們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來被後人發掘出來，歌頌一陣，例如陳寅恪、顧準。可是這隻能證明個人的德與才而不能證明那個時代是紮實、嚴肅的。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十餘年來，方法論的意義被強調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種比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論模式、主題詞匯，就可以產生成批的研究著述，這種披著西方學術市場雅外套的學術媚俗行為對於職業化的中國學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許多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甚至連《水滸傳》和《子夜》也沒通讀一遍，專讀海外文化理論和漢學著作。寫論文時，再去將有關作品“細讀”一遍。然而，沒有“粗讀”作為基礎的“細讀”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著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視鏡去看書，結果當然給他看出一大堆新東西，隻是這些新東西與書之所以為書沒有關係。
這裏，“粗讀”指的是無目的性的感情閱讀，或者起碼是無學術目的性的普通閱讀，它不想在文本中發現什麽母題、隱喻、結構、功能，它隻是留下了一種普泛的閱讀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縱，表現出喜怒悲哀，“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癡”，也可以對作者不滿，邊讀邊罵，擲書於地，就像有的人讀王朔。其實，這種“粗讀”才是本來意義上的“細讀”而現今流行的所謂“細讀”則是一種屎裏覓道、卵中求骨的技術操作。這種操作沒有先在的理論工具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學的東西而專門捕捉適合自己嗅覺結構的氣息。所以，這種所謂“細讀”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讀”，申言之，這是一種學術上的“文字獄”。在國家無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學者們沽名釣譽的能指遊戲，一旦“萬裏山河紅旗展”，它就會變成殺人的利劍。這套所謂“細讀”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發揮到登峰造極，實在無須舍近求遠，請外來的和尚們再三垂教的。
技術操作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不容否認，隻是它必須建立在普通美學接受的基礎上。把這句話“細讀”下去，就是說，做學者必須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礎上。二十年來，一切方法的變換、視角的變換，都是表麵的遁詞，決定著這些變換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學者道義身份的變換。
正像敘事性文學中敘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樣，學術論著中也存在一個十分重要的“論述者”。因為是“論”不是“敘”，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義功能。二十年以前，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是黨在學術領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讀就粗讀，要細讀就細讀，自由出入，萬物在我。後來，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變為黨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讀和細讀都受到了有意的限製。再後來，論述者變為黨的同路人，開始有意改變粗讀和細讀的比例，進而本質性地顛覆自己的身份，變作為民請命、為民啟蒙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在與權力話語的對抗中自以為上應天命，下合民心，誰知天命不可測，民心更無常。在經曆了天意的重創和民心的冷落後，“知識分子”的道義信念發生了動搖和崩潰。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一詞大麵積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學者”、“批評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這些概念擺脫了“知識分子”的道義負荷，企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魯迅所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而要做超階級的文學家實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樣，這些身份曖昧的論述者不可能徹底泯滅或隱藏自己的道義傾向，隻是那種企圖泯滅或隱藏的努力造成了道義傾向的搖擺和混亂。
許多“學者”仍然繼續執行著“知識分子”的學術功能，盡管他們穿著學院化的西裝，領帶打得很規範，但主流意識形態的禦史大夫們一眼就能看穿他們的領帶曾是裹頭的紅巾，西裝翻過來就是迷彩。學者終不能迷惑禦史，隻好在一腳道義、一腳學術的雙軌蹣跚中艱難地、然而又不無自得地行進下去。
“批評家”的身份感覺要比“學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評知識分子，還可以批評學者，還可以批評“批評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評家的道義身份是複雜的，他需要找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貓準點，又需要不斷地“打死打傷敵人若千名”以表示自己沒閑著，所以有時不管該本該打，隻要在瞄準器上有個人影一閃，就急忙扣個連發。有時發現一個便於射擊的“視角”，也不管這個視角是何人開發建設用於何種投資方向的，就趴下去埋頭掃射。因此，批評家們的道義身份經常自我矛盾或青紅不分，批評本身的分量也就隨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來是指從事文化藝術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經過王朔一派作家的木力調侃和糟踐以後，成為一種可以隨意嘲弄和自嘲的大眾化的“文化俗人”形象。這種“文化人”的道義身份不像學者和批評家那樣受到職業的客觀製約，因此他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興。強調一個“舒服”和“爽”。文化人決心做學問時，比學者要紮實、規範，體例豐贍，一板一眼，平均每頁有二十個尾注。參考書目有一萬多本，其中西文書占八千本，四庫總目書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從事批評時，比批評家要瞄得準來打得狠。的確是“階級仇壓槍膛，民族恨噴怒火”。隻是他所歸屬的階級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義身份的駁雜與曖昧，決定了當下人文科學研究的通脹與停滯。應該說，今天的人文學者隊伍兵強馬壯，掌握著成套的先進武器，產量高、包裝美。但正像中國的電腦，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卻僅有2%—樣，人文學術論著的現實指向之微弱，使人們開始懷疑它存在的價值和消耗國家文化經費的理由。隨便舉個例子，當今有許多漂亮的論文，包括一些著名學者的論文，花費了很大力氣，爬梳考證。細讀解剖，結果不過是想證明1949~1979年間的文學是沒有價值的，階級性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一切有共產黨參與的文化活動都是錯誤和荒謬的。這些論著在技術層麵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們的道義傾向是沒有經過審慎考慮的。它們主觀地認定中國人民在1949~1979年間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般的生活，覺得隻要向那段曆史大潑髒水，不論怎麽潑都在道義上是光彩的。海外學者這樣想還有情可原，因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確實無知，海內學者也來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負於天地良心了。
當今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過剩得需要大批量銷毀了。花裏胡哨的東西對人也不是沒有一點好處，但它們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學問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卻需要我們哪怕是假正經也要正經地恪守下去的。鐵肩擔了道義，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觀音的價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濟世的觀音。
（此文頗有“左派”言論之嫌疑，發表於《天涯》1999年第2期，後被好事者弄到網上。）
20世紀90年代不是完全沒有紮實、嚴肅的學術建設，有。但它們已經充分地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建設再多也隻值得欣慰而不值得驕傲一每個時代都不乏這樣的邊緣人，他們默默的工作成果有一部分可能在未來被後人發掘出來，歌頌一陣，例如陳寅恪、顧準。可是這隻能證明個人的德與才而不能證明那個時代是紮實、嚴肅的。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十餘年來，方法論的意義被強調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種比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論模式、主題詞匯，就可以產生成批的研究著述，這種披著西方學術市場雅外套的學術媚俗行為對於職業化的中國學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許多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甚至連《水滸傳》和《子夜》也沒通讀一遍，專讀海外文化理論和漢學著作。寫論文時，再去將有關作品“細讀”一遍。然而，沒有“粗讀”作為基礎的“細讀”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著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視鏡去看書，結果當然給他看出一大堆新東西，隻是這些新東西與書之所以為書沒有關係。
這裏，“粗讀”指的是無目的性的感情閱讀，或者起碼是無學術目的性的普通閱讀，它不想在文本中發現什麽母題、隱喻、結構、功能，它隻是留下了一種普泛的閱讀印象和感受。它可以被作者操縱，表現出喜怒悲哀，“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癡”，也可以對作者不滿，邊讀邊罵，擲書於地，就像有的人讀王朔。其實，這種“粗讀”才是本來意義上的“細讀”而現今流行的所謂“細讀”則是一種屎裏覓道、卵中求骨的技術操作。這種操作沒有先在的理論工具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它必然忽略大量感性的、美學的東西而專門捕捉適合自己嗅覺結構的氣息。所以，這種所謂“細讀”乃是地地道道的“粗讀”，申言之，這是一種學術上的“文字獄”。在國家無事的和平年代，它是學者們沽名釣譽的能指遊戲，一旦“萬裏山河紅旗展”，它就會變成殺人的利劍。這套所謂“細讀”的功夫，大清朝就做得十分拿手，“文革”中更是發揮到登峰造極，實在無須舍近求遠，請外來的和尚們再三垂教的。
技術操作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不容否認，隻是它必須建立在普通美學接受的基礎上。把這句話“細讀”下去，就是說，做學者必須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礎上。二十年來，一切方法的變換、視角的變換，都是表麵的遁詞，決定著這些變換的最根本者，乃是人文學者道義身份的變換。
正像敘事性文學中敘述者的身份十分重要一樣，學術論著中也存在一個十分重要的“論述者”。因為是“論”不是“敘”，所以，他天然地具有道義功能。二十年以前，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是黨在學術領域的全知全能的代言人，他要粗讀就粗讀，要細讀就細讀，自由出入，萬物在我。後來，這個論述者的道義身份變為黨的一部分的代言人，粗讀和細讀都受到了有意的限製。再後來，論述者變為黨的同路人，開始有意改變粗讀和細讀的比例，進而本質性地顛覆自己的身份，變作為民請命、為民啟蒙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在與權力話語的對抗中自以為上應天命，下合民心，誰知天命不可測，民心更無常。在經曆了天意的重創和民心的冷落後，“知識分子”的道義信念發生了動搖和崩潰。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一詞大麵積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學者”、“批評家”、“文化人”等模糊概念。這些概念擺脫了“知識分子”的道義負荷，企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正像魯迅所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而要做超階級的文學家實在是心造的幻影一樣，這些身份曖昧的論述者不可能徹底泯滅或隱藏自己的道義傾向，隻是那種企圖泯滅或隱藏的努力造成了道義傾向的搖擺和混亂。
許多“學者”仍然繼續執行著“知識分子”的學術功能，盡管他們穿著學院化的西裝，領帶打得很規範，但主流意識形態的禦史大夫們一眼就能看穿他們的領帶曾是裹頭的紅巾，西裝翻過來就是迷彩。學者終不能迷惑禦史，隻好在一腳道義、一腳學術的雙軌蹣跚中艱難地、然而又不無自得地行進下去。
“批評家”的身份感覺要比“學者”好得多。他不但可以批評知識分子，還可以批評學者，還可以批評“批評家”乃至一切人。所以批評家的道義身份是複雜的，他需要找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貓準點，又需要不斷地“打死打傷敵人若千名”以表示自己沒閑著，所以有時不管該本該打，隻要在瞄準器上有個人影一閃，就急忙扣個連發。有時發現一個便於射擊的“視角”，也不管這個視角是何人開發建設用於何種投資方向的，就趴下去埋頭掃射。因此，批評家們的道義身份經常自我矛盾或青紅不分，批評本身的分量也就隨之大大地打了折扣。
“文化人”本來是指從事文化藝術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經過王朔一派作家的木力調侃和糟踐以後，成為一種可以隨意嘲弄和自嘲的大眾化的“文化俗人”形象。這種“文化人”的道義身份不像學者和批評家那樣受到職業的客觀製約，因此他可進可退，可左可右，一切看自己高興。強調一個“舒服”和“爽”。文化人決心做學問時，比學者要紮實、規範，體例豐贍，一板一眼，平均每頁有二十個尾注。參考書目有一萬多本，其中西文書占八千本，四庫總目書占一千五百本。文化人從事批評時，比批評家要瞄得準來打得狠。的確是“階級仇壓槍膛，民族恨噴怒火”。隻是他所歸屬的階級和民族是不一定的。
道義身份的駁雜與曖昧，決定了當下人文科學研究的通脹與停滯。應該說，今天的人文學者隊伍兵強馬壯，掌握著成套的先進武器，產量高、包裝美。但正像中國的電腦，普及速度是世界一流的，而使用率卻僅有2%—樣，人文學術論著的現實指向之微弱，使人們開始懷疑它存在的價值和消耗國家文化經費的理由。隨便舉個例子，當今有許多漂亮的論文，包括一些著名學者的論文，花費了很大力氣，爬梳考證。細讀解剖，結果不過是想證明1949~1979年間的文學是沒有價值的，階級性文學是沒有價值的，一切有共產黨參與的文化活動都是錯誤和荒謬的。這些論著在技術層麵上都操作得很好，但它們的道義傾向是沒有經過審慎考慮的。它們主觀地認定中國人民在1949~1979年間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般的生活，覺得隻要向那段曆史大潑髒水，不論怎麽潑都在道義上是光彩的。海外學者這樣想還有情可原，因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確實無知，海內學者也來傍尖起哄，就未免有負於天地良心了。
當今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過剩得需要大批量銷毀了。花裏胡哨的東西對人也不是沒有一點好處，但它們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學問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卻需要我們哪怕是假正經也要正經地恪守下去的。鐵肩擔了道義，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觀音的價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濟世的觀音。
（此文頗有“左派”言論之嫌疑，發表於《天涯》1999年第2期，後被好事者弄到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