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題目的文章實在不好做，就像沒有項目的奧運會一樣。倘若撒開韁繩漫無邊際地扯上一通，難免被裁判為態度不嚴肅的牆頭蘆葦；倘若揣著裁判員的心思絞盡腦汁地大顯其觀詩慧眼，則又有企圖淩越新詩專家的嫌疑。唐朝的科舉我總有點看不慣，如果不是恩師看中了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話，憑白居易的本事，還真說不定弄它個“八十老童生”呢。冒犯，冒犯。
由此便想到，為什麽胡適在答複絮如的信中，對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盞燈》進行辯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煙雲》卻表示“哀憐”呢？
自從讀了“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之後，胡適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遠也膨脹不起來了。據說他把名字改為“適”，來源於《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如果說在個人生活上他還可算個“適者”，那麽在文學見解上，他就越來越遠離“優勝”而走向“劣敗”了。從1937年《獨立評論》上那場關於新詩“看不懂”的爭論，我覺得胡適在美學觀念上已經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擺在新文學“第一盞燈”的地位，結果卻大有化作“扇上的煙雲”之虞也。
無疑，胡適是個功臣。《嚐試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腳帶，在金蓮玉筍的辱罵和轟笑聲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跡。於是，便在一片天足的雜遝紛紜中，新詩走出了它的第一個十年。
但是，這種原始的新詩如果一成不變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遠了。早期原始社會人的壽命都不過十幾歲而已。需要出英雄，於是，新文學史又亮起了第二個“第一盞燈”，即以漢語為外語的李金發。
李金發以走私法國的象征主義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風不度玉門關——象征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鳥瞰》一文中某些有關的話，不妨剽竊於此：
法國象征主義如同一股世紀初的春風，飛越千山萬水，吹到中國這座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芳香，帶來新奇美的藝術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蘭波詩題）。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要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征主義就曇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進步的藝術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隻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隻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占領了幾年製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征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隻好歎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發這盞燈拾起來，隻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曆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項目的奧運會。一種體育項目，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項目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
由此便想到，為什麽胡適在答複絮如的信中，對他所了解的卞之琳的《第一盞燈》進行辯冤，而他不熟悉的何其芳的《扇上的煙雲》卻表示“哀憐”呢？
自從讀了“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之後，胡適的形象在我心中便永遠也膨脹不起來了。據說他把名字改為“適”，來源於《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如果說在個人生活上他還可算個“適者”，那麽在文學見解上，他就越來越遠離“優勝”而走向“劣敗”了。從1937年《獨立評論》上那場關於新詩“看不懂”的爭論，我覺得胡適在美學觀念上已經到了江淹的更年期。念念不忘把自己擺在新文學“第一盞燈”的地位，結果卻大有化作“扇上的煙雲”之虞也。
無疑，胡適是個功臣。《嚐試集》勇敢地扯下裹了千百年的腳帶，在金蓮玉筍的辱罵和轟笑聲中，跌跌撞撞地印下一串解放的足跡。於是，便在一片天足的雜遝紛紜中，新詩走出了它的第一個十年。
但是，這種原始的新詩如果一成不變地保留其生活方式，那夭折就不遠了。早期原始社會人的壽命都不過十幾歲而已。需要出英雄，於是，新文學史又亮起了第二個“第一盞燈”，即以漢語為外語的李金發。
李金發以走私法國的象征主義而青史留名。我在《春風不度玉門關——象征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鳥瞰》一文中某些有關的話，不妨剽竊於此：
法國象征主義如同一股世紀初的春風，飛越千山萬水，吹到中國這座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芳香，帶來新奇美的藝術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蘭波詩題）。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要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征主義就曇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進步的藝術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隻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隻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占領了幾年製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征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隻好歎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發這盞燈拾起來，隻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曆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項目的奧運會。一種體育項目，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項目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