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研究到今天，幾乎所有的角落都被人們搜撿遍了。就像今天的圓明園，很難再從中拾到一片殘磚斷瓦了。於是乎，研究者們都感到了一種困惑。但同時也有不少人從這種困惑中敏感到突破的即將降臨。於是人們講理論、講方法，期待在自己手上突現這次曆史性的突破。然而文學研究與其他科學研究一樣，具有不以研究者的主體意識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萬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並不是因為有了牛頓，元素周期表的出現，也不是因為有了門捷列夫。科學的進展無止境，文學研究上的突破也會不斷出現。但是，就一個具體的時代來講，它的文學研究水平是受這個時代的種種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製約的，也就是說，它的發展是有時代的極限的。古人研究李白和杜甫，不會把他們列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代表；晚清人研究《紅樓夢》，也不會得出它的主題是反映封建製度崩潰的結論。所以，我們今天展望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就應該看看它與當今的整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關係，然後再來探討它本身存在的潛力、矛盾等內部問題。
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研究客體，已經成為一段靜止的曆史。自從王瑤先生《新文學史稿》問世以來，我們可以看到，每一階段的研究主流無不服從於該階段的時代精神的要求。僅以魯迅為例，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現代文學研究的每一次較大突破（或者是倒退），都與整個時代精神、社會心理密切相關。研究的最高水平一旦與時代精神的要求達到“互洽”，那麽，突破便不再出現，剩下的任務是鞏固這一水平，為下一個曆史階段的未來突破進行準備工作。
目前，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湧現了許多探索性的文章和力求創新的文學史著作，可是我覺得他們還隻是盡到了“破壞”的作用，而突破不僅僅是破壞，還必須有新基礎、新框架的建設。這種建設何時能夠到來呢？旁顧一下文學的其他領域，似乎大家都麵臨著同樣的困惑。我們缺少一個切實有用的文學史理論，缺少我們自己專業的方法論，甚至缺少對於現代史普遍的基本準確的認識和把握。我們去向哲學、美學、曆史學、心理學、社會學求助，可是我們發現，他們也正懷著與我們同樣的焦灼，他們也在期待著我們的有所突破將對他們有所啟示和幫助。這是我們的現狀，但整個現狀是沒有滿足我們當今的時代精神的要求的。時代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和評價100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的所思所作，要求這種認識和評價與全民族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麵改革和開放“互洽”。由於這種現狀與需求的矛盾，我們可以說，突破的來臨不會太久，但也不會太近。它不會像新文化運動那樣，在幾個早晨便戰果累累。如果允許我僅憑直覺做一個缺乏充分依據的大膽估計的話，我認為這次大的突破很難在新世紀的頭幾年內實現。在此之前，將會有許多小的突破繼續進行著破壞和一點初步的建設，正像大地震來臨之前往往會有許多小地震一樣。
當然，設想歸設想，我們不能根據設想來安排我們的研究步驟。我們的出發點仍然是現狀。在這個現狀的發展趨勢下，現代文學史的諸如分期、性質、主流等基本問題將會出現新的占主導地位的結論。在大突破到來之前，微觀研究將比宏觀研究進行得廣泛、活躍。同時，方法論的問題也將由探討到初步解決。總結性的論著將有一定數量的湧現，作為大突破到來之前對舊的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清算。它的作用和意義正如同魯迅先生為他的雜文集所取的名字——《墳》。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可以說是這群墳中的頭一座。書中所采用的比較穩妥的結論的部分，正是為這類穩妥結論所唱的挽歌；而那些運用了最新研究成果的部分，則為今後新著的產生暗示了一條新路。因此，處於目前這個曆史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一麵應該對我們的專業前途充滿信心，一麵應該做好進行大量艱苦細致工作的思想準備。這樣，我們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專業研究、與時代精神達到互洽。如果說我們的時代正孕育著一個振奮人心的質變的話，那麽，我們即便成為曆史的中間物，也同時正做了曆史的幸運兒。
現代文學，作為一個研究客體，已經成為一段靜止的曆史。自從王瑤先生《新文學史稿》問世以來，我們可以看到，每一階段的研究主流無不服從於該階段的時代精神的要求。僅以魯迅為例，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現代文學研究的每一次較大突破（或者是倒退），都與整個時代精神、社會心理密切相關。研究的最高水平一旦與時代精神的要求達到“互洽”，那麽，突破便不再出現，剩下的任務是鞏固這一水平，為下一個曆史階段的未來突破進行準備工作。
目前，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湧現了許多探索性的文章和力求創新的文學史著作，可是我覺得他們還隻是盡到了“破壞”的作用，而突破不僅僅是破壞，還必須有新基礎、新框架的建設。這種建設何時能夠到來呢？旁顧一下文學的其他領域，似乎大家都麵臨著同樣的困惑。我們缺少一個切實有用的文學史理論，缺少我們自己專業的方法論，甚至缺少對於現代史普遍的基本準確的認識和把握。我們去向哲學、美學、曆史學、心理學、社會學求助，可是我們發現，他們也正懷著與我們同樣的焦灼，他們也在期待著我們的有所突破將對他們有所啟示和幫助。這是我們的現狀，但整個現狀是沒有滿足我們當今的時代精神的要求的。時代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和評價100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的所思所作，要求這種認識和評價與全民族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全麵改革和開放“互洽”。由於這種現狀與需求的矛盾，我們可以說，突破的來臨不會太久，但也不會太近。它不會像新文化運動那樣，在幾個早晨便戰果累累。如果允許我僅憑直覺做一個缺乏充分依據的大膽估計的話，我認為這次大的突破很難在新世紀的頭幾年內實現。在此之前，將會有許多小的突破繼續進行著破壞和一點初步的建設，正像大地震來臨之前往往會有許多小地震一樣。
當然，設想歸設想，我們不能根據設想來安排我們的研究步驟。我們的出發點仍然是現狀。在這個現狀的發展趨勢下，現代文學史的諸如分期、性質、主流等基本問題將會出現新的占主導地位的結論。在大突破到來之前，微觀研究將比宏觀研究進行得廣泛、活躍。同時，方法論的問題也將由探討到初步解決。總結性的論著將有一定數量的湧現，作為大突破到來之前對舊的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清算。它的作用和意義正如同魯迅先生為他的雜文集所取的名字——《墳》。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可以說是這群墳中的頭一座。書中所采用的比較穩妥的結論的部分，正是為這類穩妥結論所唱的挽歌；而那些運用了最新研究成果的部分，則為今後新著的產生暗示了一條新路。因此，處於目前這個曆史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一麵應該對我們的專業前途充滿信心，一麵應該做好進行大量艱苦細致工作的思想準備。這樣，我們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專業研究、與時代精神達到互洽。如果說我們的時代正孕育著一個振奮人心的質變的話，那麽，我們即便成為曆史的中間物，也同時正做了曆史的幸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