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喜歡用血緣關係、親戚關係來稱呼人。這本來是農業社會的特征,但是東北盡管工業化的程度是全國各省區最高的,卻還是願意這樣稱呼。你一下火車,就會被熱情地包圍住:“大哥大姐吃點兒飯唄,包子餡餅大米粥都是熱乎的,剛下火車怪累的!”說得你似乎真到了親戚家裏,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東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誌、公民,也不是處長、經理、教授、導演,而是大叔、大爺、老姑父、大妹子。這與東北人的“尋根情結”有關,東北人永遠懷戀中原,所以血緣意識體現在語言層麵。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業狀況的社會學專家介紹說,各地的妓女招攬生意的語言各具特色。廣東的妓女與國際接軌的程度高一些,經常故作含蓄地說:“先生,你不寂寞嗎?”北京的妓女喜歡表現瀟灑,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對著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兒嗎?”東北的妓女則直奔主題,張口就說:“大哥,咱性交唄。”嚇得許多男人終生陽痿。


    現在的體育解說員口誤百出。一天聽電視裏的足球解說員流利地說道:“隨著守門員一聲哨響,全場比賽結束了。”我不禁萬分驚奇,原來守門員還負責吹哨,比賽的結束時間也要由他決定,真是匪夷所思。


    幾年前去王府井買書,聽見喇叭裏反複播送道:“努力建設文明衛生的首都市容,堅決執行北京市政府關於隨地吐痰的決定!”我望望周圍熙熙攘攘的人流,沒一個執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東城區開會,在一條胡同裏看見一條標語:“全市人民動員起來,堅決與溜門撬鎖的犯罪行為做鬥爭!”我頓時感到熱血沸騰,可就是不知沸騰起來之後怎麽辦。


    一次從哈爾濱乘火車到北京,火車到達終點時,廣播裏囑咐旅客說:“等火車停穩後按順序下車,請大家帶好行李物品,照顧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別人的東西。”我連忙四下看了看,發現沒啥可拿的,才戀戀不舍地下了車。


    韓國首都漢城著名的購物中心南大門市場寫著這樣的標語:“日本人大歡迎!”這令我非常吃驚,我嚴肅地對韓國朋友說,寫這個標語的商人是在損害韓國的民族尊嚴。


    小時候聽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把“小別重逢梁山伯”聽成“小兵衝鋒梁山泊”。後來讀王安憶的小說,才知道她也是這麽聽的。王安憶是上海人,跟我這個哈爾濱人聽得一樣,可見任何一句話,人都是喜歡向簡單有趣的方麵去了解。


    有一段根據長篇小說《紅岩》片段改編的快板書叫做《劫刑車》,是寫雙槍老太婆劫車救江姐、處決甫誌高的故事,最後一句是:“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車!”這句話有點繞嘴,因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疊韻,更麻煩的是“叛徒”和“太婆”聲調一致。所以我上小學時有一次課間向同學賣弄,一個不小心便說成了:“這就是,大石橋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車!”說得鏗鏘有力,神采飛揚。結果一個同學馬上向老師告發了我的“現行反革命罪狀”,說我故意進行“反革命”宣傳。不過老師是最喜歡我的,指著那個同學說:“去去去,你再瞎說,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謠。”那個同學知道我的勢力大,隻好放棄了這個機會。可見,“反革命”這個罪名,並不是看你到底幹了什麽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誰的立場上。


    1975年,我小學四年級時,一次政治課考試要求默寫社會主義階段的基本路線。其中有一句:“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我們班有個名叫栗榮亮的同學,父母離婚,學習很差,“還”字忘了寫偏旁,寫成了“不”字。我們的政治老師是學校工宣隊的領導,立刻把這件事當作嚴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榮亮自己都認為是犯了“反革命”錯誤。最後他在全校做早操時站在台子上高聲念自己的檢討書:“我對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犯下了極其嚴重的“反革命”錯誤,我把社會主義不存在著階級鬥爭,寫成了還存在著階級鬥爭,鐵證如山,非常後悔,……”政治老師一把把他拉開,氣得大叫:“你還在繼續‘反革命’!真拿你沒辦法。”全校師生哈哈大笑了幾乎半個上午。其實那位政治老師是個心腸很好的人,可不知為什麽,一遇到這種事,就變得讓孩子們很害怕。現在我明白了,在一個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腸的人也可能變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別發表於《武漢晚報》等都市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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