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墳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後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遊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聖拉撒路。
拉撒路是聖經上耶穌使他死而複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裏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裏,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裏,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麵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裏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於是我去找花瓶,在加裏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願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麵,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曾先生,你怎麽在這裏,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並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隻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後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麵換花一邊講話,加裏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後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後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麽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願意代著去完成這份願望的。
對於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麽偏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回想起來隻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後記
上麵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並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裏麵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麽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裏麵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麵,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麵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麵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麵,我能說什麽?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聖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複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隻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後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
朋友坐輪椅,到了墓園的大門口,汽車便不能開進去,我得先將朋友的輪椅從車廂內拖出來,打開,再用力將他移上椅子,然後慢慢的推著他。他的膝上放著一大束血紅的玫瑰花,一邊講著閑話,一邊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時荷西在奈及利亞工作,我一個人住在島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兩星期便要我開車帶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歡去墓園,好似郊遊一般。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園,名字叫做——聖拉撒路。
拉撒路是聖經上耶穌使他死而複活的那個信徒,墓園用這樣的名字也是很合適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個公墓裏特別圍出了一個小院落,是給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國死者安眠的。其他廣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個小小的隔離的院落裏,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層一層的,有的是睡一塊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著另外一個先去了的朋友加裏,兩個人又在做鄰居。
每一次將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麵前時,他靜坐在椅上,我便踮著腳,將大理石墓穴兩邊放著的花瓶拿下來,枯殘的花梗要拿去很遠的垃圾桶裏丟掉,再將花瓶注滿清水。這才跑回來,坐在別人的墓地邊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給我買花的錢很多,總是插滿了兩大瓶仍有剩下來的玫瑰。
於是我去找花瓶,在加裏的穴前也給放上幾朵。
那時候尼哥拉斯剛剛失去妻子沒有幾個星期,我不願打擾他們相對靜坐的親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個人,自己悄悄走開去了。
我在小院中輕輕放慢步子走著,一塊一塊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塊白色大理石光潔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種,念到了一個金色刻出來的中國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頭十分清潔、光滑,而且做得體麵,我卻突然一下動了憐憫之心,我不知不覺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默然。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曾先生,你怎麽在這裏,生前必是遠洋漁船跟來的一個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會成為孤墳。
我拿出化妝紙來,細心的替這位不認識的同胞擦了一擦並沒太多的灰塵的碑石,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
尼哥拉斯仍是對著他的太太靜坐著,頭一直昂著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輕輕走過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輪子邊,對他說:“剛剛看見一個中國人的墳,可不可以將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給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說:“多拿幾朵好!這位中國人也許沒有親人在這兒!”
我客氣的仍是隻拿了一朵,給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著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對他說:“曾先生,我們雖然不認識,可是同樣是一個故鄉來的人,請安息吧。這朵花是送給你的,異鄉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親人吧!”“如果來看露斯,必定順便來看望你,做一個朋友吧!”
以後我又去過幾次墓園,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輕輕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會兒,才推著尼哥拉斯回去。
達尼埃回來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們四個人去墓地便更熱鬧了些。
大家一麵換花一邊講話,加裏的墳當然也不會忘記。一攤一攤的花在那兒分,達尼埃自自然然的將曾先生的那份給了我。
那一陣曾先生一定快樂,因為總是有人紀念他。
後來我做了兩度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曾先生的確是來謝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來謝我,我歡喜了一大場。
以後我離開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個島上去居住,因為荷西在那邊做工程。
曾先生的墳便沒有再去探望的機會了。
當我寫出這一段小小的故事來時,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灣的親屬看到。他們必然因為路途遙遠,不能替他掃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島上居住,聽說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親屬有什麽東西,想放在他的墳上給他,我是十分願意代著去完成這份願望的。
對於自己的同胞因為居住的地方那麽偏遠,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回想起來隻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記錄下來,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後記
上麵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寫的,為了趕稿,很快的交卷了。
這件事情,寫完也忘記了,因為文短。
過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聯合報》,在副刊室內碰到編輯曼倫,她說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報上發表的短文。
曼倫翻遍了資料,找不到刊過這篇文章的事實。其實,它當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並不在《聯合報》。“有人打電話來報社,說三毛寫過一個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國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蹤了多年的兄弟,聽說在西班牙失蹤的,你有沒有這個記憶?”曼倫問我。
我很快的將在西班牙認識的中國人都想了一遍,裏麵的確沒有一個姓曾的。
我告訴曼倫,大概弄錯了,沒有姓曾的朋友,也沒聽說有什麽在西班牙失蹤的中國人。
沒有想起這篇文章,他們在找的是一個失蹤的兄弟,我完全沒有聯想。
過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報社轉來的信,拆開來一看,裏麵赫然寫著曾君雄的名字,當我看見這個全名出現了時,尖叫了起來:“他家屬找的原來是這個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還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屬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來的信,曾先生的兄長和弟弟,要答謝我,要我去高雄講演時見見麵,要請我吃飯,因為我上了他們兄弟在海外的孤墳。
麵對這樣的一封信,我的心緒非常傷感,是不是我上麵的文章,給他家人報了這個死亡的消息?是事實,可是他們心碎了。
見了麵,我能說什麽?那頓飯,曾家人誠心要講的,又如何吃得下去?
結果,我沒有再跟他們連絡。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納利群島去。一個酷熱的中午,我開車去了聖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墳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個島嶼,請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屬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會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複生,曾先生的家人,我們隻有期望來世和親人的重聚。那個墓,如果您們想以中國民間的習俗,叫我燒些紙錢,我可以由台灣帶去,好使活著的人心安。
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請看見這篇後記的南部朋友代為留意,如果有認識曾家的人,請寫信到皇冠出版社來與我連絡。謝謝!
上墳的事,不必再掛心了,我一定會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