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這份工作，是在密室中進行的徹徹底底的個人事業。獨自一人鑽進書房，對案長坐，（幾乎是）從一無所有的空白之中，構築起一個空想的故事，將它轉變為文章的形態。把不具形象的主觀事物轉換為具備形象的客觀事物（至少是要求客觀性的事物）——簡單地下個定義的話，這便是我們小說家的日常工作。
“哪裏哪裏，我可沒有書房那麽氣派的東西。”這麽說的人隻怕也不少。其實剛開始寫小說那陣子，我也沒有什麽書房，就在千穀鳩森八幡神社附近狹小的公寓裏（如今已經拆除），坐在廚房的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後，深更半夜獨自麵對著四百字一頁的稿紙奮筆疾書。就這樣寫出了《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這兩部最初的小說。我私下裏（自說自話地）把這兩部作品叫作“餐桌小說”。
小說《挪威的森林》的開頭部分，是在希臘各地咖啡館的小桌上、輪渡的座椅上、機場的候機室裏、公園的樹蔭下、廉價旅館的寫字台上寫的。像四百字一頁的稿紙那種體積偏大的東西，不方便隨身帶著四處行走，於是在羅馬的文具店裏買來便宜的筆記本（從前的說法叫“大學筆記簿”），用bic圓珠筆寫上蠅頭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搖搖晃晃書寫困難，筆記本又濺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寫字台前推敲文字，隔著一層薄牆，隔壁的男女卻聲勢浩大地頻掀高潮。總之是曆經了磨難，吃足了苦頭。如今回想起來，都成了讓人一笑的小插曲，可當時卻著實令人沮喪。因為總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後來仍舊在歐洲各地遊蕩，在各種場所繼續寫這部小說。那本沾滿咖啡（和莫名其妙的種種）汙漬的厚厚的筆記，至今仍然留在我的手邊。
然而不論在怎樣的場所，人們寫小說的地方統統都是密室，是便攜式的書房。我想說的就是這一點。
我想，人們並不是受人之托才寫小說的，而是因為有“我想寫小說！”這種強烈的願望，深刻感受到這種內在的動力，才不辭勞苦地努力去寫小說。
當然也有人是接受了約稿，再動筆寫小說。職業作家興許大半都這麽做。而我多年以來把不受委托、不接稿約，自由地寫小說當作基本方針堅持了下來。說起來，像我這樣的情況可能比較少見。很多作家好像會接受來自編輯的委托：“請為我們雜誌寫個短篇小說吧。”或是：“拜托您給我們出版社寫一部長篇。”故事便從這裏啟程了。像這種情況，通常會約定交稿期限，有時好像還會以預支的形式領取定金。
即便如此，小說家仍然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衝動，自發地去寫小說，這基本程序並沒有任何改變。也許有人號稱沒有外部的約稿和截稿期限這些製約，就無法好好寫出小說來。然而，如果沒有“我想寫小說！”這種內在衝動，就算截稿日期催得再急，就算有人把金錢堆在眼前哭訴哀求，也照樣寫不出小說來。這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不問那契機是什麽，一旦動筆寫起小說來，小說家就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了。誰也不會來幫他（她）。有的人說不定會帶一個調查員跟在身邊，但任務也僅僅是收集資料與素材。誰也不會替他或她整理思路，誰也不會幫他或她尋詞覓句。一旦自己動筆開工，就得親自去推進、親自去完成。不可能像近來的職業棒球投手那樣，隻須投到第七局，接下來便交給救援投手們，自己退回替補席擦汗去了。而小說家並沒有一個整裝待發的替補投手守候在投球練習區。所以哪怕拖進了加時賽，打到十五局也好，十八局也罷，直到賽出結果，都得一個人堅持投到底。
比如說，這隻是指我自己的情況，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就得有一年還多（兩年，有時甚至三年）的時間鑽進書房，獨自伏案埋頭苦寫。清晨起床，每天五到六小時集中心力執筆寫稿。像這樣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腦袋勢必會進入過熱狀態（還真有過頭皮發熱的情況），神誌會老半天都朦朧不清。所以到了下午我就睡睡午覺，聽聽音樂，讀讀無害的書。這樣一種生活過久了，肯定會導致運動不足，所以我每天大概都要外出運動一個小時，然後再準備迎接第二天的工作。日複一日，就這樣過著周而複始的生活。
“孤獨的工作。”這麽一說反倒變成了陳詞濫調，可寫小說這份活計——尤其是寫長篇小說——實際上就是非常孤獨的工作。時時覺得自己仿佛孤單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誰也不會趕來相救，誰也不會過來拍拍你的肩膀，讚許一聲“今天幹得不錯啊”。作為結果誕生的作品倒有可能得到嘉許（當然是說如果走運的話），然而人們並不會特地評價一番寫作過程。這是隻能由作家一個人默默承擔的重負。
我也認為就這類工作而言，我屬於忍耐力相當強的性格。即便是這樣，仍然會時不時感到厭煩，心生倦意。然而來日方長，一天又一天，簡直就像砌磚師傅堆砌磚塊一般，耐著性子仔細地壘好，很快到了某個時間，就會有一種真實感：“啊，是了。再怎麽樣，我畢竟是個作家。”於是將這真實感當作“好東西”和“值得慶賀的東西”接納下來。美國禁酒團體有一條標語“one day at a time”（一日一日，紮紮實實），就是這樣！我們隻能不打亂節奏，將一個個未來的日子拖至身畔，再送向身後。這般默默地持之以恒，時候一到，自己心中就會萌發出“什麽”來。不過要等到它萌發，得投入一些時日。你必須耐心等待。一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天，沒辦法把兩三天一下子歸攏為一。
那麽，要想勉為其難，把這項工作孜孜不倦地堅持下去，什麽才是必需的呢？
不必說，就是持久力。
要對案枯坐、集中心力，最多隻能堅持上三天——像這樣的人是當不了小說家的。可能有人會說，有三天工夫的話，總可以寫出一篇左右的短篇小說吧？這話當然沒錯，有三天時間，或許就能寫出一則短篇小說。不過花上三天寫完一則短篇小說，便讓心情歸零，然後再重整態勢，又花上三天寫出下一則短篇小說，這樣一種循環周期不可能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如果一再反複這種零敲碎打、時斷時續的作業，隻怕寫作者的身體會吃不消。就算是專門寫短篇小說的人，要想作為職業作家生存下去，也得在流程上有連續性才行。若要天長日久地堅持創作，不管是長篇小說作家，還是短篇小說作家，無論如何都不能缺乏堅持寫下去的持久力。
那麽，要想獲得持久力，又該怎麽做呢？
對此，我的回答隻有一個，非常簡單，就是養成基礎體力。獲得強壯堅韌的體力，讓身體站在自己這一邊，成為友軍。
當然，這說到底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而且是得自經驗，或許並沒有普遍意義。我在這裏本來就是作為個人在發言，因此，我的意見難免會成為個人化的、經驗性的東西。肯定還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請向別人去打聽吧。而我嘛，就允許我談談自己的意見好了。至於有沒有普遍意義，就請您自己判斷吧。
世上許多人好像都以為，作家的工作無非是坐在書桌前寫寫字，大概跟體力沒什麽關係，隻要有那麽點敲擊電腦鍵盤（或者在紙上運筆）的指力，不就綽綽有餘了嗎？作家嘛，本來就是不健康、反社會、反世俗的存在，根本不用維持健康啦、健身啦。這樣的想法在世間已根深蒂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這種說法，似乎不能簡單地把它說成對作家形象的刻板成見，一腳踹到一邊去。
然而實際上試一試就會明白，要每天五六個小時枯坐在書桌前，孑然一人麵對著電腦顯示屏（當然，就算是坐在柑橘箱前，麵對著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也無所謂），集中心力，搭建起一個個故事，那需要非同尋常的體力。年輕時還不算太困難。二三十歲的時期，體內充盈著生命力，就算苛酷地驅使肉體，它也不會發出怨言。一有需要，專注力也能簡單地招之即來，還可以維持在高水平。年輕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盡管叫我再來一遍的話，未免令我為難。然而遺憾得很，隨著中年時代的到來，體力會漸漸衰落，爆發力逐漸下降，持續力也逐步減退。肌肉退化，多餘的贅肉卻越來越多。“肌肉易減，贅肉易增”，這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道悲痛的命題。為了彌補這種減退，為了維持體力，就需要持續不斷地作出人為的努力。
而且，體力下降的話（這也無非是泛泛之論），思考能力也會隨之表現出微妙的衰退。思維的敏捷和精神上的靈活都會逐漸喪失。我在接受某位年輕作家采訪時曾經說過：“作家要是長出贅肉的話，就算完蛋了。”這當然是極端的說法，無疑也有例外。不過我多多少少覺得，這麽說似乎並無大礙，不管那是物理上的贅肉，還是隱喻中的贅肉。許多作家會通過提高寫作技巧和心智上的成熟來彌補這種自然的衰退，但這麽做也是有限度的。
根據最近的研究，腦內海馬體產生的神經元的數量，可以通過有氧運動得到飛躍性的增加。所謂有氧運動，是指遊泳和跑步這類時間長、運動量適度的運動。不過，像這樣新生的神經元如果置之不理的話，會在二十八小時後悄然消逝，沒有任何用武之地。實在太可惜了。可是，如果給這些新生的神經元知性的刺激，它們就會被激活，與腦內網絡相互結合，成為信號傳遞組織的有機部分。腦內網絡會變得更加寬廣、更加綿密。學習能力與記憶能力就會得到提高。這樣一來，隨機應變地轉換思維方式、發揮不同尋常的創造力，就將變得簡單易行。較為複雜的思考和大膽的構想也將成為可能。換句話說，在日常生活中將運動與知性的作業相互結合，會對作家的創作活動產生理想的影響。
我成為專業作家後便開始跑步（正式跑起來，是在寫《尋羊冒險記》的時候），自那以來三十多年，差不多每天都跑步或遊泳一個小時，已經成了習慣。大概是因為身體結實吧，其間從來沒有大的健康失調，也不曾弄傷腰腿（隻有一次因為打壁球導致肌肉撕裂），幾乎沒出現過空白期，每天堅持跑步至今。一年跑一次全程馬拉鬆，還出場參加鐵人三項賽。
也有人表示欽佩：每天都堅持跑步，好堅強的意誌呀。可是要讓我來說，每天堅持坐電車上班的工薪階層，體力消耗才叫厲害呢。比起坐一個小時高峰期的電車，想跑步的時候到外邊跑上一個小時，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並不是意誌堅強。我本來就喜歡跑步，僅僅是習慣性地堅持對自己胃口的事情而已。無論意誌力多強，不對胃口的事也絕不可能連續做上三十年。
這種生活不斷積累，我總會感到身為作家的能力似乎點點滴滴地提高了，創造力也變得更加牢靠和穩定。盡管無法拿出客觀數值來說明，“瞧瞧，到這個數字啦”，心裏卻有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感觸。
即便我這麽說，周圍許多人卻根本不予理會，冷嘲熱諷的反而比較多。尤其是十多年前，人們幾乎不理解這類事情。甚至還到處被人說：“每天早上都跑步的話，身體太健康，可寫不出像樣的文學作品喲。”文藝界平白無故地有一種風潮，就是壓根兒瞧不起體育鍛煉。談起“維持健康”來，好像大多數人會聯想到渾身肌肉的壯漢，其實為了維持健康在平日裏做做有氧運動，和使用器械塑造肌肉的健美運動可是大不相同。
每天跑步對我來說有怎樣的意義？其實連我自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不太清楚。每天都跑步的話，身體自然會變得健康。可以消除脂肪、生出勻稱的肌肉，還可以控製體重。然而，並非僅僅如此。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它的深層肯定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但那“東西”究竟是什麽？我自己也不知其詳，連自己都不知其詳的東西是無法向他人說明的。
不過，就這麽稀裏糊塗的，我居然把跑步的習慣執著地堅持了下來。三十年可是漫長的歲月，要始終不渝地把一個習慣維持下來，還是需要相當努力的。這種事是怎麽做到的呢？因為我覺得跑步似乎具體而簡潔地把幾項“我這一生中非做不可的事情”表象化了。我有這種雖然粗略卻十分強烈的真實感。所以即便心裏想“今天身體很不舒服，不太想跑步啊”，我也會告誡自己：“這對我的人生而言，可是無論如何非做不可的事。”幾乎是無須理由地去跑。有一句話至今不變，對我來說就像禱語一般，那就是“這對我的人生而言，是無論如何非做不可的事”。
我並不是認為“跑步本身是好事”。跑步無非就是跑步，與好壞沒有關係。假如你討厭跑步，就沒有必要硬著頭皮去跑。跑也罷不跑也罷，這種事情都是個人的自由。我並非在倡導：“來呀，大家都來跑步吧！”走在冬日清晨的街頭，看見高中生集體在外邊跑步，我就不由得心生同情：“真可憐，他們當中肯定有人不愛跑步呀。”真的。
隻不過在我心中，跑步這一行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其實對我來說，對我將要做的事情來說，它在某種形式上是必要的行為，這種自然的認識一成不變地存在於我心中。這樣的思想自始至終從背後推動我向前。嚴寒的早晨，酷暑的正午，身體疲倦興致不高的時候，它溫和地鼓勵著我：“來吧，今天也加把勁，跑一圈去。”
不過，讀了那篇關於神經元形成的科學報道，我重新認識到自己此前所做的事情和真實的感受（體感），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不如說我深深感到，細心聆聽身體誠實的感受，對從事創作的人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無論是精神還是頭腦，歸根到底都是我們肉體的一部分。不太清楚生理學家是怎麽闡述的，但讓我來說的話，精神、頭腦和身體之間並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這是我一貫的主張，可能有人要說“又來啦又來啦”，但畢竟是重要問題，在這裏還是得舊話重提。似乎有些死纏爛打的味道，對不起了。
小說家的基本工作是講故事。而所謂講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識的底層去，下降到心靈黑暗的底部去。要講規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須下降到更深的地方。這就好比想建造高樓大廈，地基就必須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講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濃重深厚。
作家從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尋覓自己需要的東西，即小說需要的養分，帶著它返回意識的上層領域，並且轉換成文章這種具備形體和意義的東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時會充滿危險。棲息在那裏的東西往往會變幻各種形象，蠱惑人心。加上既沒有路標又沒有地圖，有些地方還被打造成了迷宮，如同地底洞窟一般，所以稍一疏忽便會迷路，可能再也無法返回地麵。在那片黑暗中，集體無意識與個體無意識混作一團，太古與現代融為一體。我們將它未加解剖地帶回來，有時那一大包東西說不定就會產生危險的結果。
想同那種深厚的黑暗之力對抗，並且日複一日地麵對種種危險，就需要強韌的體能。雖然無法用數值表明究竟要強韌到何種地步，但強韌肯定遠遠好於不強韌。而且這所謂的強韌，並非與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對自己來說是“滿足需要”的強韌。我通過每日堅持寫小說，點點滴滴地體悟和理解了這個道理。心靈必須盡可能地強韌，而要長期維持這心靈的強韌，就必須增強、管理和維持作為容器的體力。
我所說的“強韌的心靈”，並不是指現實生活層麵的強韌。在現實生活中，我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會為了無聊的瑣事受到傷害，也會脫口說出本來不必說的話，然後又耿耿於懷、懊悔不已。麵對誘惑時總是無力抗拒，對無趣的義務則盡量視而不見。因為無足輕重的小事會怒不可遏，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卻反而麻痹大意、疏忽誤事。雖然注意盡量不找借口，有時也忍不住脫口而出。心裏想著今天最好不喝酒，卻不知不覺從冰箱裏拿出啤酒喝起來。像這些方麵，我猜自己恐怕和世間的普通人差不多。不，弄不好還低於平均值呢。
然而說到寫小說這項工作，我卻能一天連續五個小時坐在書桌前，始終保持一顆強韌的心。這種心靈的強韌（至少其中大半）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獲得的東西。我通過有意識地訓練自己，才掌握了它。進一步說，隻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說是“輕而易舉”， 至少誰都能通過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當然，說到這種強韌，它就像身體的強韌一樣，不是要同他人較量競爭，而是為了讓此時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狀態。
我並不是要大家變得充滿道學氣，或變得清心寡欲。這兩點與寫出美妙的小說並沒有直接的關聯。隻怕是沒有吧。我不過是極為單純而務實地建議：多留意一些身體上的事情豈不更好？
而這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說不定與世間大眾想象的小說家形象大相徑庭。我一邊這樣說，一邊感到有種不安漸漸襲上心頭。過著自甘墮落的生活，置家庭於不顧，把夫人的衣物送進典當鋪裏換錢（這形象好像有點太陳舊？），有時沉湎於美酒，有時沉溺於女人，總之是隨心所欲無所不為，從這樣的頹廢與混沌中催生出文學來的反社會文人——這樣一種古典的小說家形象說不定才符合世間大眾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種向往參加西班牙內戰、在炮火紛飛中劈劈啪啪敲擊打字機的“行動派作家”。而住在安穩的郊外住宅區裏、過著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複一日地堅持慢跑、喜歡自己做蔬菜沙拉、鑽進書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隻怕誰都不會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眾心目中的浪漫幻想上，不停地潑著無情的冷水呢。
比如有一位叫安東尼·特羅洛普的作家。他是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發表了許多長篇小說，當時很受歡迎。他在倫敦的郵局裏供職，寫小說隻是興趣愛好，但他很快在寫作上獲得成功，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作家。然而他直到最後都沒有辭去郵局的工作。每天上班之前早早起床，勤奮地堅持寫稿，完成自己規定的寫作量，然後出門去郵局上班。特羅洛普似乎是位幹練的職員，晉升到了相當高的管理層職位。倫敦街頭到處安置著紅色的郵筒，據說那就是他的功勞，此前可沒有郵筒那玩意兒。郵局的工作似乎很對他的脾胃，不管寫作多麽繁忙，他都不曾動過辭職去當專業作家的念頭。可能是個有點古怪的人吧。
他在一八八二年六十七歲的時候辭世，作為遺稿留下來的自傳在死後刊行，於是他那沒有絲毫浪漫色彩、規矩死板的日常生活首次被公之於眾。此前人們並不知道特羅洛普是何許人也，等到真相大白於天下，評論家和廣大讀者都愕然失色，或者說大失所望。據說此後，作家特羅洛普的人氣和聲譽在英國一落千丈。而我聽到這個故事，卻老老實實地感到欽佩：“好厲害，真是個了不起的人。”雖然我還沒讀過特羅洛普的書，卻對他滿心崇敬。然而當時的大眾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好像頗為生氣：“怎麽回事？我們讀的居然是這種家夥寫的小說？”說不定十九世紀英國的大眾對作家——或作家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反世俗的理想形象。我要是也過著這種“普普通通的生活”，很可能會遭受和特羅洛普先生相同的命運。一想到這些就不免惶恐。不過，特羅洛普先生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重新得到評價，要說是好事，也確實算是好事……
如此說來，弗朗茨·卡夫卡也是在布拉格的保險局裏做公務員，工作之餘孜孜不倦地寫小說。他好像同樣是一位勤懇幹練的官吏，職場同僚都對他另眼相看。據說一旦卡夫卡沒去上班，局裏的工作就會出現停滯。與特羅洛普先生一樣，他是那種既紮紮實實完成正業，從不偷工減料，又把小說當作副業認認真真去寫的人——隻是我感覺擁有一份正業，似乎成了他許多小說最終未能完成的借口。但卡夫卡的情況不同於特羅洛普先生，這種中規中矩的生活態度反倒有受到好評的一麵。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差異？真有些不可思議。人的毀譽褒貶這東西實在難以理解。
總而言之，向作家要求這種“反世俗的理想形象”的諸位，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你們，而且——這句話我好像重複過許多遍了——歸根到底這隻是對我而言：肉體上的節製，是把小說家繼續當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我想，混沌這東西其實人人心裏都有。我心裏有，你心裏也有，不必非得在現實生活中以肉眼可見的形式具體展示出來。換句話說，它不是那種可以比畫著向人炫耀的事物：“瞧瞧，我心裏的混沌有這麽大呢。”如果想邂逅自己內心的混沌，隻消靜靜地閉口不言，獨自下降到自己的意識底層即可。我們必須直麵的混沌，值得嚴肅麵對的真正的混沌，恰恰就在那裏，就潛藏在你的腳下。
而要誠實地將它原原本本化為語言，你就需要沉默的專注力、永不氣餒的持久力、在某種程度上被牢牢地製度化的意識，以及維持這種資質的必不可少的體力。這或許是了無情趣、名副其實的散文式的結論，但也是身為小說家的我的基本想法。不管遭受批判也好，得到讚賞也好，被人家砸來爛番茄也罷，投來美麗的鮮花也罷，總之我隻會這樣的寫法——以及這樣的活法。
我喜歡寫小說這種行為，所以才像這樣寫小說，並幾乎光靠寫小說為生，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能過上這樣的生活，我也感到萬分幸運。實際上，如果不是在人生某一刻被破格的幸運惠顧，這樣的好事隻怕絕無可能吧。我十分坦誠地這麽認為。這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奇跡。
就算我身上多多少少有點寫小說的才能，可那不過像油田和金礦一樣，如果不去開掘，必定會永遠埋在地下長眠不醒。也有人主張：“隻要有強大豐富的才能，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但以我的感受來看——我對自己的感受還是有那麽一點自信的，好像未必是那樣。如果那才能埋藏在相對較淺的地下，即便放著不管，它自然噴發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可就沒那麽容易找到它了。不管那是多麽豐富出眾的才華，假如沒有人下定決心“好，就從這裏挖挖看”，拎著鐵鍬走來挖掘的話，也許就會永遠埋藏在地底，不為人知。回顧自己的人生，我對這一點有切身的感受。事物是要講究時機的，而時機稍縱即逝，一旦失去，幾乎再也不會重來造訪。人生往往變化無常、並不公平，有時甚至還很殘酷。我算是機緣巧合，碰巧抓住了這個好機會。如今回首往事，更覺得這純粹是鴻運當頭。
然而幸運這東西，說起來無非是一張入場券。在這一點上，它與油田和金礦性質迥異。並不是說隻要找到了它，弄到了手，接下來就萬事大吉，從此便一勞永逸、安享清福。有了這張入場券，你可以進入慶典會場，但僅此而已。在入口處交出入場券，走進會場，然後該如何行動、去哪裏、要看什麽、拿起什麽、舍棄什麽？如何克服可能出現的障礙？這終將變成個人才能、資質和本領的問題，變成個人氣量的問題，變成世界觀的問題，有時候還會變成極其單純的體能問題。不管怎樣，這都不是單憑幸運能應付周全的事。
當然，就像有各種類型的人一樣，作家也分為各種類型。他們有各種活法，有各種寫法；有各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各種選詞擇句的方法，當然不能世間萬事一概而論。我能做的，唯有談論“像我這種類型的作家”而已，因此內容當然有限。然而同時，僅僅從同為職業小說家這一點而言，有個別的差異貫穿始終，根底上肯定也有某種相通之處。一言以蔽之，那大約就是精神上的強韌。走出迷惘，身受痛批，被親近的人出賣，經曆意外的失敗，有時喪失自信，有時自信過頭，總之遭遇了一切可能的現實障礙，卻還要堅持把小說寫下去——就是這樣一種堅定的意誌。
如果想讓這堅定的意誌長期維持下去，生活方式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問題。首先要活得十全十美。所謂“活得十全十美”，是要在某種程度上確立收納靈魂的“框架”（亦即肉體），再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推動它前行。這便是我的基本想法。所謂活著，多數情況下是漫長得令人厭惡的持久戰。不想堅持不懈地向前推進肉體，僅僅打算積極地維持意誌或靈魂的強韌，那麽依我所見，這在現實層麵幾乎毫無可能。人生可不會那樣姑息寬縱。一個人的傾向如果偏往某一方，遲早會受到來自另一方的報複（或者說反彈）。向一方傾斜的天平必然會往回擺動。肉體與精神的力量就像車子的雙輪。它們在維持平衡的狀態下共同發揮作用，才能產生最正確的方向和最有效的力量。
舉個極為簡單的例子，如果蟲牙陣陣作痛，就無法安坐在桌前寫小說。哪怕你大腦中有多麽美妙的構想，有多麽堅定的意誌要寫小說，有多麽豐富的才華去創作優美的故事，可如果肉體連續不斷地被物理性的疼痛襲擾，就不太可能集中心力執筆寫作了。先去看看牙醫，治療蟲牙——也就是把身體整治好，然後再坐到書桌前。我想說的簡而言之就是這個。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理論，卻是我在迄今為止的人生路上親身學來的東西。肉體力量與精神力量必須均衡有度、旗鼓相當。必須達成讓兩者互補的態勢。戰鬥越是進入膠著期，這個理論就越有重大的意義。
當然，假如你是一位稀世天才，覺得像莫紮特、舒伯特、普希金、蘭波、梵高那樣，在頃刻之間綻放出絢麗的花朵，留下幾部震撼人心、或美妙或崇高的作品，讓芳名永垂青史，生命就此燃燒殆盡，如此便足矣，我這種理論就完全不適合你。我到現在為止所說的話，請你統統忘個一幹二淨，隨心所欲地過日子吧。不用說，那是一種非常完美的活法。而且莫紮特、舒伯特、普希金、蘭波、梵高那樣的天才藝術家，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必不可缺的。
但如果十分遺憾，你不是什麽稀世天才，隻想在自己擁有的（或多或少的）才能上投入時間，將它多少提高一點、把它培育得強勁有力的話，我的理論或許還能發揮相應的效力。盡量讓意誌變得堅定，同時也要把那意誌的根據地——即身體整治得健康結實一點，盡量保持在沒有障礙的狀態，並將這種狀態維持下去。這與綜合地、均衡有度地提升你生活方式的品質密切相關。隻要不吝惜這種踏踏實實的努力，自然而然地，創作品質也會得到提高。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好像還是重複前言，但這個理論並不適用於有天才資質的藝術家。
那麽，該如何提升生活方式的品質呢？方法因人而異。有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方法。隻能各自尋覓自己的道路，就像隻能各自尋覓自己的故事與文體一般。
我又要舉弗朗茨·卡夫卡為例了。他英年早逝，年僅四十便死於肺結核，而且遺留的作品展示的作家形象異常地神經質，身形也給人弱不禁風的印象，但他對待身體竟出乎意料地認真。據說，他是徹底的素食主義者，夏日裏每天在摩爾多瓦河遊一英裏（一千六百米），日日花時間做體操。我可真想看看卡夫卡神情嚴肅地做體操的樣子啊。
我在成長過程中，經過一錯再錯、反複嚐試，終於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做法。特羅洛普先生找到了特羅洛普先生的做法，卡夫卡先生找到了卡夫卡先生的做法。請你也找到你的做法。不管在身體還是精神方麵，每個人的情況必定各不相同，大概都擁有自己的理論。不過，如果我的做法能為你提供參考的話，也就是說，如果它多少具有一些普遍意義，我當然會感到非常高興。
“哪裏哪裏，我可沒有書房那麽氣派的東西。”這麽說的人隻怕也不少。其實剛開始寫小說那陣子，我也沒有什麽書房，就在千穀鳩森八幡神社附近狹小的公寓裏（如今已經拆除），坐在廚房的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後，深更半夜獨自麵對著四百字一頁的稿紙奮筆疾書。就這樣寫出了《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這兩部最初的小說。我私下裏（自說自話地）把這兩部作品叫作“餐桌小說”。
小說《挪威的森林》的開頭部分，是在希臘各地咖啡館的小桌上、輪渡的座椅上、機場的候機室裏、公園的樹蔭下、廉價旅館的寫字台上寫的。像四百字一頁的稿紙那種體積偏大的東西，不方便隨身帶著四處行走，於是在羅馬的文具店裏買來便宜的筆記本（從前的說法叫“大學筆記簿”），用bic圓珠筆寫上蠅頭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搖搖晃晃書寫困難，筆記本又濺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寫字台前推敲文字，隔著一層薄牆，隔壁的男女卻聲勢浩大地頻掀高潮。總之是曆經了磨難，吃足了苦頭。如今回想起來，都成了讓人一笑的小插曲，可當時卻著實令人沮喪。因為總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後來仍舊在歐洲各地遊蕩，在各種場所繼續寫這部小說。那本沾滿咖啡（和莫名其妙的種種）汙漬的厚厚的筆記，至今仍然留在我的手邊。
然而不論在怎樣的場所，人們寫小說的地方統統都是密室，是便攜式的書房。我想說的就是這一點。
我想，人們並不是受人之托才寫小說的，而是因為有“我想寫小說！”這種強烈的願望，深刻感受到這種內在的動力，才不辭勞苦地努力去寫小說。
當然也有人是接受了約稿，再動筆寫小說。職業作家興許大半都這麽做。而我多年以來把不受委托、不接稿約，自由地寫小說當作基本方針堅持了下來。說起來，像我這樣的情況可能比較少見。很多作家好像會接受來自編輯的委托：“請為我們雜誌寫個短篇小說吧。”或是：“拜托您給我們出版社寫一部長篇。”故事便從這裏啟程了。像這種情況，通常會約定交稿期限，有時好像還會以預支的形式領取定金。
即便如此，小說家仍然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衝動，自發地去寫小說，這基本程序並沒有任何改變。也許有人號稱沒有外部的約稿和截稿期限這些製約，就無法好好寫出小說來。然而，如果沒有“我想寫小說！”這種內在衝動，就算截稿日期催得再急，就算有人把金錢堆在眼前哭訴哀求，也照樣寫不出小說來。這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不問那契機是什麽，一旦動筆寫起小說來，小說家就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了。誰也不會來幫他（她）。有的人說不定會帶一個調查員跟在身邊，但任務也僅僅是收集資料與素材。誰也不會替他或她整理思路，誰也不會幫他或她尋詞覓句。一旦自己動筆開工，就得親自去推進、親自去完成。不可能像近來的職業棒球投手那樣，隻須投到第七局，接下來便交給救援投手們，自己退回替補席擦汗去了。而小說家並沒有一個整裝待發的替補投手守候在投球練習區。所以哪怕拖進了加時賽，打到十五局也好，十八局也罷，直到賽出結果，都得一個人堅持投到底。
比如說，這隻是指我自己的情況，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就得有一年還多（兩年，有時甚至三年）的時間鑽進書房，獨自伏案埋頭苦寫。清晨起床，每天五到六小時集中心力執筆寫稿。像這樣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腦袋勢必會進入過熱狀態（還真有過頭皮發熱的情況），神誌會老半天都朦朧不清。所以到了下午我就睡睡午覺，聽聽音樂，讀讀無害的書。這樣一種生活過久了，肯定會導致運動不足，所以我每天大概都要外出運動一個小時，然後再準備迎接第二天的工作。日複一日，就這樣過著周而複始的生活。
“孤獨的工作。”這麽一說反倒變成了陳詞濫調，可寫小說這份活計——尤其是寫長篇小說——實際上就是非常孤獨的工作。時時覺得自己仿佛孤單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誰也不會趕來相救，誰也不會過來拍拍你的肩膀，讚許一聲“今天幹得不錯啊”。作為結果誕生的作品倒有可能得到嘉許（當然是說如果走運的話），然而人們並不會特地評價一番寫作過程。這是隻能由作家一個人默默承擔的重負。
我也認為就這類工作而言，我屬於忍耐力相當強的性格。即便是這樣，仍然會時不時感到厭煩，心生倦意。然而來日方長，一天又一天，簡直就像砌磚師傅堆砌磚塊一般，耐著性子仔細地壘好，很快到了某個時間，就會有一種真實感：“啊，是了。再怎麽樣，我畢竟是個作家。”於是將這真實感當作“好東西”和“值得慶賀的東西”接納下來。美國禁酒團體有一條標語“one day at a time”（一日一日，紮紮實實），就是這樣！我們隻能不打亂節奏，將一個個未來的日子拖至身畔，再送向身後。這般默默地持之以恒，時候一到，自己心中就會萌發出“什麽”來。不過要等到它萌發，得投入一些時日。你必須耐心等待。一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天，沒辦法把兩三天一下子歸攏為一。
那麽，要想勉為其難，把這項工作孜孜不倦地堅持下去，什麽才是必需的呢？
不必說，就是持久力。
要對案枯坐、集中心力，最多隻能堅持上三天——像這樣的人是當不了小說家的。可能有人會說，有三天工夫的話，總可以寫出一篇左右的短篇小說吧？這話當然沒錯，有三天時間，或許就能寫出一則短篇小說。不過花上三天寫完一則短篇小說，便讓心情歸零，然後再重整態勢，又花上三天寫出下一則短篇小說，這樣一種循環周期不可能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如果一再反複這種零敲碎打、時斷時續的作業，隻怕寫作者的身體會吃不消。就算是專門寫短篇小說的人，要想作為職業作家生存下去，也得在流程上有連續性才行。若要天長日久地堅持創作，不管是長篇小說作家，還是短篇小說作家，無論如何都不能缺乏堅持寫下去的持久力。
那麽，要想獲得持久力，又該怎麽做呢？
對此，我的回答隻有一個，非常簡單，就是養成基礎體力。獲得強壯堅韌的體力，讓身體站在自己這一邊，成為友軍。
當然，這說到底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而且是得自經驗，或許並沒有普遍意義。我在這裏本來就是作為個人在發言，因此，我的意見難免會成為個人化的、經驗性的東西。肯定還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請向別人去打聽吧。而我嘛，就允許我談談自己的意見好了。至於有沒有普遍意義，就請您自己判斷吧。
世上許多人好像都以為，作家的工作無非是坐在書桌前寫寫字，大概跟體力沒什麽關係，隻要有那麽點敲擊電腦鍵盤（或者在紙上運筆）的指力，不就綽綽有餘了嗎？作家嘛，本來就是不健康、反社會、反世俗的存在，根本不用維持健康啦、健身啦。這樣的想法在世間已根深蒂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這種說法，似乎不能簡單地把它說成對作家形象的刻板成見，一腳踹到一邊去。
然而實際上試一試就會明白，要每天五六個小時枯坐在書桌前，孑然一人麵對著電腦顯示屏（當然，就算是坐在柑橘箱前，麵對著四百字一頁的稿紙也無所謂），集中心力，搭建起一個個故事，那需要非同尋常的體力。年輕時還不算太困難。二三十歲的時期，體內充盈著生命力，就算苛酷地驅使肉體，它也不會發出怨言。一有需要，專注力也能簡單地招之即來，還可以維持在高水平。年輕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盡管叫我再來一遍的話，未免令我為難。然而遺憾得很，隨著中年時代的到來，體力會漸漸衰落，爆發力逐漸下降，持續力也逐步減退。肌肉退化，多餘的贅肉卻越來越多。“肌肉易減，贅肉易增”，這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道悲痛的命題。為了彌補這種減退，為了維持體力，就需要持續不斷地作出人為的努力。
而且，體力下降的話（這也無非是泛泛之論），思考能力也會隨之表現出微妙的衰退。思維的敏捷和精神上的靈活都會逐漸喪失。我在接受某位年輕作家采訪時曾經說過：“作家要是長出贅肉的話，就算完蛋了。”這當然是極端的說法，無疑也有例外。不過我多多少少覺得，這麽說似乎並無大礙，不管那是物理上的贅肉，還是隱喻中的贅肉。許多作家會通過提高寫作技巧和心智上的成熟來彌補這種自然的衰退，但這麽做也是有限度的。
根據最近的研究，腦內海馬體產生的神經元的數量，可以通過有氧運動得到飛躍性的增加。所謂有氧運動，是指遊泳和跑步這類時間長、運動量適度的運動。不過，像這樣新生的神經元如果置之不理的話，會在二十八小時後悄然消逝，沒有任何用武之地。實在太可惜了。可是，如果給這些新生的神經元知性的刺激，它們就會被激活，與腦內網絡相互結合，成為信號傳遞組織的有機部分。腦內網絡會變得更加寬廣、更加綿密。學習能力與記憶能力就會得到提高。這樣一來，隨機應變地轉換思維方式、發揮不同尋常的創造力，就將變得簡單易行。較為複雜的思考和大膽的構想也將成為可能。換句話說，在日常生活中將運動與知性的作業相互結合，會對作家的創作活動產生理想的影響。
我成為專業作家後便開始跑步（正式跑起來，是在寫《尋羊冒險記》的時候），自那以來三十多年，差不多每天都跑步或遊泳一個小時，已經成了習慣。大概是因為身體結實吧，其間從來沒有大的健康失調，也不曾弄傷腰腿（隻有一次因為打壁球導致肌肉撕裂），幾乎沒出現過空白期，每天堅持跑步至今。一年跑一次全程馬拉鬆，還出場參加鐵人三項賽。
也有人表示欽佩：每天都堅持跑步，好堅強的意誌呀。可是要讓我來說，每天堅持坐電車上班的工薪階層，體力消耗才叫厲害呢。比起坐一個小時高峰期的電車，想跑步的時候到外邊跑上一個小時，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並不是意誌堅強。我本來就喜歡跑步，僅僅是習慣性地堅持對自己胃口的事情而已。無論意誌力多強，不對胃口的事也絕不可能連續做上三十年。
這種生活不斷積累，我總會感到身為作家的能力似乎點點滴滴地提高了，創造力也變得更加牢靠和穩定。盡管無法拿出客觀數值來說明，“瞧瞧，到這個數字啦”，心裏卻有一種自然而真實的感觸。
即便我這麽說，周圍許多人卻根本不予理會，冷嘲熱諷的反而比較多。尤其是十多年前，人們幾乎不理解這類事情。甚至還到處被人說：“每天早上都跑步的話，身體太健康，可寫不出像樣的文學作品喲。”文藝界平白無故地有一種風潮，就是壓根兒瞧不起體育鍛煉。談起“維持健康”來，好像大多數人會聯想到渾身肌肉的壯漢，其實為了維持健康在平日裏做做有氧運動，和使用器械塑造肌肉的健美運動可是大不相同。
每天跑步對我來說有怎樣的意義？其實連我自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不太清楚。每天都跑步的話，身體自然會變得健康。可以消除脂肪、生出勻稱的肌肉，還可以控製體重。然而，並非僅僅如此。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它的深層肯定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但那“東西”究竟是什麽？我自己也不知其詳，連自己都不知其詳的東西是無法向他人說明的。
不過，就這麽稀裏糊塗的，我居然把跑步的習慣執著地堅持了下來。三十年可是漫長的歲月，要始終不渝地把一個習慣維持下來，還是需要相當努力的。這種事是怎麽做到的呢？因為我覺得跑步似乎具體而簡潔地把幾項“我這一生中非做不可的事情”表象化了。我有這種雖然粗略卻十分強烈的真實感。所以即便心裏想“今天身體很不舒服，不太想跑步啊”，我也會告誡自己：“這對我的人生而言，可是無論如何非做不可的事。”幾乎是無須理由地去跑。有一句話至今不變，對我來說就像禱語一般，那就是“這對我的人生而言，是無論如何非做不可的事”。
我並不是認為“跑步本身是好事”。跑步無非就是跑步，與好壞沒有關係。假如你討厭跑步，就沒有必要硬著頭皮去跑。跑也罷不跑也罷，這種事情都是個人的自由。我並非在倡導：“來呀，大家都來跑步吧！”走在冬日清晨的街頭，看見高中生集體在外邊跑步，我就不由得心生同情：“真可憐，他們當中肯定有人不愛跑步呀。”真的。
隻不過在我心中，跑步這一行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其實對我來說，對我將要做的事情來說，它在某種形式上是必要的行為，這種自然的認識一成不變地存在於我心中。這樣的思想自始至終從背後推動我向前。嚴寒的早晨，酷暑的正午，身體疲倦興致不高的時候，它溫和地鼓勵著我：“來吧，今天也加把勁，跑一圈去。”
不過，讀了那篇關於神經元形成的科學報道，我重新認識到自己此前所做的事情和真實的感受（體感），在本質上並沒有錯。不如說我深深感到，細心聆聽身體誠實的感受，對從事創作的人來說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無論是精神還是頭腦，歸根到底都是我們肉體的一部分。不太清楚生理學家是怎麽闡述的，但讓我來說的話，精神、頭腦和身體之間並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這是我一貫的主張，可能有人要說“又來啦又來啦”，但畢竟是重要問題，在這裏還是得舊話重提。似乎有些死纏爛打的味道，對不起了。
小說家的基本工作是講故事。而所謂講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識的底層去，下降到心靈黑暗的底部去。要講規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須下降到更深的地方。這就好比想建造高樓大廈，地基就必須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講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濃重深厚。
作家從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尋覓自己需要的東西，即小說需要的養分，帶著它返回意識的上層領域，並且轉換成文章這種具備形體和意義的東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時會充滿危險。棲息在那裏的東西往往會變幻各種形象，蠱惑人心。加上既沒有路標又沒有地圖，有些地方還被打造成了迷宮，如同地底洞窟一般，所以稍一疏忽便會迷路，可能再也無法返回地麵。在那片黑暗中，集體無意識與個體無意識混作一團，太古與現代融為一體。我們將它未加解剖地帶回來，有時那一大包東西說不定就會產生危險的結果。
想同那種深厚的黑暗之力對抗，並且日複一日地麵對種種危險，就需要強韌的體能。雖然無法用數值表明究竟要強韌到何種地步，但強韌肯定遠遠好於不強韌。而且這所謂的強韌，並非與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對自己來說是“滿足需要”的強韌。我通過每日堅持寫小說，點點滴滴地體悟和理解了這個道理。心靈必須盡可能地強韌，而要長期維持這心靈的強韌，就必須增強、管理和維持作為容器的體力。
我所說的“強韌的心靈”，並不是指現實生活層麵的強韌。在現實生活中，我就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會為了無聊的瑣事受到傷害，也會脫口說出本來不必說的話，然後又耿耿於懷、懊悔不已。麵對誘惑時總是無力抗拒，對無趣的義務則盡量視而不見。因為無足輕重的小事會怒不可遏，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卻反而麻痹大意、疏忽誤事。雖然注意盡量不找借口，有時也忍不住脫口而出。心裏想著今天最好不喝酒，卻不知不覺從冰箱裏拿出啤酒喝起來。像這些方麵，我猜自己恐怕和世間的普通人差不多。不，弄不好還低於平均值呢。
然而說到寫小說這項工作，我卻能一天連續五個小時坐在書桌前，始終保持一顆強韌的心。這種心靈的強韌（至少其中大半）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獲得的東西。我通過有意識地訓練自己，才掌握了它。進一步說，隻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說是“輕而易舉”， 至少誰都能通過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當然，說到這種強韌，它就像身體的強韌一樣，不是要同他人較量競爭，而是為了讓此時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狀態。
我並不是要大家變得充滿道學氣，或變得清心寡欲。這兩點與寫出美妙的小說並沒有直接的關聯。隻怕是沒有吧。我不過是極為單純而務實地建議：多留意一些身體上的事情豈不更好？
而這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說不定與世間大眾想象的小說家形象大相徑庭。我一邊這樣說，一邊感到有種不安漸漸襲上心頭。過著自甘墮落的生活，置家庭於不顧，把夫人的衣物送進典當鋪裏換錢（這形象好像有點太陳舊？），有時沉湎於美酒，有時沉溺於女人，總之是隨心所欲無所不為，從這樣的頹廢與混沌中催生出文學來的反社會文人——這樣一種古典的小說家形象說不定才符合世間大眾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種向往參加西班牙內戰、在炮火紛飛中劈劈啪啪敲擊打字機的“行動派作家”。而住在安穩的郊外住宅區裏、過著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複一日地堅持慢跑、喜歡自己做蔬菜沙拉、鑽進書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隻怕誰都不會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眾心目中的浪漫幻想上，不停地潑著無情的冷水呢。
比如有一位叫安東尼·特羅洛普的作家。他是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發表了許多長篇小說，當時很受歡迎。他在倫敦的郵局裏供職，寫小說隻是興趣愛好，但他很快在寫作上獲得成功，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作家。然而他直到最後都沒有辭去郵局的工作。每天上班之前早早起床，勤奮地堅持寫稿，完成自己規定的寫作量，然後出門去郵局上班。特羅洛普似乎是位幹練的職員，晉升到了相當高的管理層職位。倫敦街頭到處安置著紅色的郵筒，據說那就是他的功勞，此前可沒有郵筒那玩意兒。郵局的工作似乎很對他的脾胃，不管寫作多麽繁忙，他都不曾動過辭職去當專業作家的念頭。可能是個有點古怪的人吧。
他在一八八二年六十七歲的時候辭世，作為遺稿留下來的自傳在死後刊行，於是他那沒有絲毫浪漫色彩、規矩死板的日常生活首次被公之於眾。此前人們並不知道特羅洛普是何許人也，等到真相大白於天下，評論家和廣大讀者都愕然失色，或者說大失所望。據說此後，作家特羅洛普的人氣和聲譽在英國一落千丈。而我聽到這個故事，卻老老實實地感到欽佩：“好厲害，真是個了不起的人。”雖然我還沒讀過特羅洛普的書，卻對他滿心崇敬。然而當時的大眾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好像頗為生氣：“怎麽回事？我們讀的居然是這種家夥寫的小說？”說不定十九世紀英國的大眾對作家——或作家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反世俗的理想形象。我要是也過著這種“普普通通的生活”，很可能會遭受和特羅洛普先生相同的命運。一想到這些就不免惶恐。不過，特羅洛普先生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重新得到評價，要說是好事，也確實算是好事……
如此說來，弗朗茨·卡夫卡也是在布拉格的保險局裏做公務員，工作之餘孜孜不倦地寫小說。他好像同樣是一位勤懇幹練的官吏，職場同僚都對他另眼相看。據說一旦卡夫卡沒去上班，局裏的工作就會出現停滯。與特羅洛普先生一樣，他是那種既紮紮實實完成正業，從不偷工減料，又把小說當作副業認認真真去寫的人——隻是我感覺擁有一份正業，似乎成了他許多小說最終未能完成的借口。但卡夫卡的情況不同於特羅洛普先生，這種中規中矩的生活態度反倒有受到好評的一麵。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差異？真有些不可思議。人的毀譽褒貶這東西實在難以理解。
總而言之，向作家要求這種“反世俗的理想形象”的諸位，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你們，而且——這句話我好像重複過許多遍了——歸根到底這隻是對我而言：肉體上的節製，是把小說家繼續當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我想，混沌這東西其實人人心裏都有。我心裏有，你心裏也有，不必非得在現實生活中以肉眼可見的形式具體展示出來。換句話說，它不是那種可以比畫著向人炫耀的事物：“瞧瞧，我心裏的混沌有這麽大呢。”如果想邂逅自己內心的混沌，隻消靜靜地閉口不言，獨自下降到自己的意識底層即可。我們必須直麵的混沌，值得嚴肅麵對的真正的混沌，恰恰就在那裏，就潛藏在你的腳下。
而要誠實地將它原原本本化為語言，你就需要沉默的專注力、永不氣餒的持久力、在某種程度上被牢牢地製度化的意識，以及維持這種資質的必不可少的體力。這或許是了無情趣、名副其實的散文式的結論，但也是身為小說家的我的基本想法。不管遭受批判也好，得到讚賞也好，被人家砸來爛番茄也罷，投來美麗的鮮花也罷，總之我隻會這樣的寫法——以及這樣的活法。
我喜歡寫小說這種行為，所以才像這樣寫小說，並幾乎光靠寫小說為生，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能過上這樣的生活，我也感到萬分幸運。實際上，如果不是在人生某一刻被破格的幸運惠顧，這樣的好事隻怕絕無可能吧。我十分坦誠地這麽認為。這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奇跡。
就算我身上多多少少有點寫小說的才能，可那不過像油田和金礦一樣，如果不去開掘，必定會永遠埋在地下長眠不醒。也有人主張：“隻要有強大豐富的才能，總有一天會開花結果。”但以我的感受來看——我對自己的感受還是有那麽一點自信的，好像未必是那樣。如果那才能埋藏在相對較淺的地下，即便放著不管，它自然噴發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可就沒那麽容易找到它了。不管那是多麽豐富出眾的才華，假如沒有人下定決心“好，就從這裏挖挖看”，拎著鐵鍬走來挖掘的話，也許就會永遠埋藏在地底，不為人知。回顧自己的人生，我對這一點有切身的感受。事物是要講究時機的，而時機稍縱即逝，一旦失去，幾乎再也不會重來造訪。人生往往變化無常、並不公平，有時甚至還很殘酷。我算是機緣巧合，碰巧抓住了這個好機會。如今回首往事，更覺得這純粹是鴻運當頭。
然而幸運這東西，說起來無非是一張入場券。在這一點上，它與油田和金礦性質迥異。並不是說隻要找到了它，弄到了手，接下來就萬事大吉，從此便一勞永逸、安享清福。有了這張入場券，你可以進入慶典會場，但僅此而已。在入口處交出入場券，走進會場，然後該如何行動、去哪裏、要看什麽、拿起什麽、舍棄什麽？如何克服可能出現的障礙？這終將變成個人才能、資質和本領的問題，變成個人氣量的問題，變成世界觀的問題，有時候還會變成極其單純的體能問題。不管怎樣，這都不是單憑幸運能應付周全的事。
當然，就像有各種類型的人一樣，作家也分為各種類型。他們有各種活法，有各種寫法；有各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各種選詞擇句的方法，當然不能世間萬事一概而論。我能做的，唯有談論“像我這種類型的作家”而已，因此內容當然有限。然而同時，僅僅從同為職業小說家這一點而言，有個別的差異貫穿始終，根底上肯定也有某種相通之處。一言以蔽之，那大約就是精神上的強韌。走出迷惘，身受痛批，被親近的人出賣，經曆意外的失敗，有時喪失自信，有時自信過頭，總之遭遇了一切可能的現實障礙，卻還要堅持把小說寫下去——就是這樣一種堅定的意誌。
如果想讓這堅定的意誌長期維持下去，生活方式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問題。首先要活得十全十美。所謂“活得十全十美”，是要在某種程度上確立收納靈魂的“框架”（亦即肉體），再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推動它前行。這便是我的基本想法。所謂活著，多數情況下是漫長得令人厭惡的持久戰。不想堅持不懈地向前推進肉體，僅僅打算積極地維持意誌或靈魂的強韌，那麽依我所見，這在現實層麵幾乎毫無可能。人生可不會那樣姑息寬縱。一個人的傾向如果偏往某一方，遲早會受到來自另一方的報複（或者說反彈）。向一方傾斜的天平必然會往回擺動。肉體與精神的力量就像車子的雙輪。它們在維持平衡的狀態下共同發揮作用，才能產生最正確的方向和最有效的力量。
舉個極為簡單的例子，如果蟲牙陣陣作痛，就無法安坐在桌前寫小說。哪怕你大腦中有多麽美妙的構想，有多麽堅定的意誌要寫小說，有多麽豐富的才華去創作優美的故事，可如果肉體連續不斷地被物理性的疼痛襲擾，就不太可能集中心力執筆寫作了。先去看看牙醫，治療蟲牙——也就是把身體整治好，然後再坐到書桌前。我想說的簡而言之就是這個。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理論，卻是我在迄今為止的人生路上親身學來的東西。肉體力量與精神力量必須均衡有度、旗鼓相當。必須達成讓兩者互補的態勢。戰鬥越是進入膠著期，這個理論就越有重大的意義。
當然，假如你是一位稀世天才，覺得像莫紮特、舒伯特、普希金、蘭波、梵高那樣，在頃刻之間綻放出絢麗的花朵，留下幾部震撼人心、或美妙或崇高的作品，讓芳名永垂青史，生命就此燃燒殆盡，如此便足矣，我這種理論就完全不適合你。我到現在為止所說的話，請你統統忘個一幹二淨，隨心所欲地過日子吧。不用說，那是一種非常完美的活法。而且莫紮特、舒伯特、普希金、蘭波、梵高那樣的天才藝術家，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必不可缺的。
但如果十分遺憾，你不是什麽稀世天才，隻想在自己擁有的（或多或少的）才能上投入時間，將它多少提高一點、把它培育得強勁有力的話，我的理論或許還能發揮相應的效力。盡量讓意誌變得堅定，同時也要把那意誌的根據地——即身體整治得健康結實一點，盡量保持在沒有障礙的狀態，並將這種狀態維持下去。這與綜合地、均衡有度地提升你生活方式的品質密切相關。隻要不吝惜這種踏踏實實的努力，自然而然地，創作品質也會得到提高。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好像還是重複前言，但這個理論並不適用於有天才資質的藝術家。
那麽，該如何提升生活方式的品質呢？方法因人而異。有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方法。隻能各自尋覓自己的道路，就像隻能各自尋覓自己的故事與文體一般。
我又要舉弗朗茨·卡夫卡為例了。他英年早逝，年僅四十便死於肺結核，而且遺留的作品展示的作家形象異常地神經質，身形也給人弱不禁風的印象，但他對待身體竟出乎意料地認真。據說，他是徹底的素食主義者，夏日裏每天在摩爾多瓦河遊一英裏（一千六百米），日日花時間做體操。我可真想看看卡夫卡神情嚴肅地做體操的樣子啊。
我在成長過程中，經過一錯再錯、反複嚐試，終於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做法。特羅洛普先生找到了特羅洛普先生的做法，卡夫卡先生找到了卡夫卡先生的做法。請你也找到你的做法。不管在身體還是精神方麵，每個人的情況必定各不相同，大概都擁有自己的理論。不過，如果我的做法能為你提供參考的話，也就是說，如果它多少具有一些普遍意義，我當然會感到非常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