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德寧打來電話,說今年9月是《北京文學》創刊五十周年的日子。章德寧在《北京文學》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成為《北京文學》的作者也有十七年了。我們在電話裏談到了周雁如,一位十年前去世的老編輯,在八十年代的前幾年,她一直是《北京文學》的實際主編,十七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電話裏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我相信這是一個改變我命運的電話。


    當時我正在浙江海鹽縣的武原鎮衛生院裏拔牙,整個衛生院隻有一部電話,是那種手搖的電話,通過總機轉號,而我們全縣也隻有一個總機,在縣郵電局裏。我拿起電話時還以為是鎮上的某一位朋友打來的,可是我聽到了總機的聲音,她告訴我說有一個北京長途。接下去我拿著電話等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其間還有幾個從我們鎮上打進來的電話騷擾我,然後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我聽到了周雁如的聲音,她告訴我,我寄給《北京文學》的三篇小說都要發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


    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我二十三歲,做了五年的牙醫,剛剛開始寫作,我還不知道自己今後的職業是寫作,還是繼續拔牙。我實在不喜歡牙醫的工作,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一輩子都要去看別人的口腔,這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牙醫的人生道路讓我感到一片灰暗。當時我常常站在醫院的窗口,看著下麵喧鬧的街道,心裏重複著一個可怕的念頭——難道我要在這裏站一輩子?當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因為我看到在文化館工作的人經常在街道上遊蕩,我喜歡這樣的工作,遊手好閑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這樣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館以外,恐怕隻有天堂裏才有了。於是我開始寫作了,我一邊拔牙一邊寫作,拔牙是沒有辦法,寫作是為了以後不拔牙。當時我對自己充滿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後的現實是什麽。


    就是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當我們縣裏郵電局的總機告訴我是北京的長途時,我的心髒就開始狂跳了,我預感到是《北京文學》的電話,因為我們家在北京沒有親戚,就是有親戚也應該和我的父母聯係。電話接通後,周雁如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她早晨一上班就掛了這個長途,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時才接通。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她當時的聲音,說話並不快,可是讓我感到她說得很急,她的聲音清晰準確,她告訴我路費和住宿費由《北京文學》承擔,這是我最關心的事,當時我每月的工資隻有三十多元。她又告訴我在改稿期間每天還有出差補助,最後她告訴我《北京文學》的地址——西長安街七號,告訴我出了北京站後應該坐10路公交車。她其實並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是她那天說得十分耐心和仔細,就像是在囑咐一樣,將所有的細節告訴了我。我放下電話,第二天就坐上汽車去了上海,又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


    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期間,曾經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周雁如,她那時已經離休了,住在羊坊店路的新華社宿舍裏,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周雁如的家,她的家讓我感到十分簡單和樸素。那天周雁如很高興,就像我第一次在《北京文學》編輯部見到她一樣,事實上我每次見到她,她都顯得很高興,其實她一直在承受著來自生活的壓力,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長期患病,我相信這樣的壓力也針對著她的精神,可是她總是顯得很高興。那天從她家裏出來後,她一直送我們到大街上,和我們分手的時候,她流出了眼淚,當我們走遠了再回頭看她,她還站在那裏看著我們。這情景令我難忘,在此之前我們有過很多次告別,隻有這一次讓我看到了周雁如依依不舍的神情,是因為離休以後的她和工作時的她有所不同了,這樣的不同也隻是在分手告別的時候才顯示出來。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時,想到周雁如去世都已經有十年了,而往事曆曆在目,我突然感到了人生的虛無。


    我十分懷念那個時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著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一部好作品,編輯們就會互相傳閱,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而且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隻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就讓刊物去郵資總付了。我當時一邊做著牙醫,一邊寫著小說,我不認識任何雜誌的編輯,我隻知道雜誌的地址,就將稿件寄給雜誌,一旦退稿後,我就將信封翻過來,用膠水粘上後寫下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當然不能忘了剪掉一個角。那個時期我的作品都是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著,它們不斷地回到我的身旁,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有時是一封薄薄的信,每當收到這樣的信,我就會激動起來,經驗告訴我某一部作品有希望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文學》的薄薄的信,信的署名是王潔。王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編輯,我所說的重要隻是針對我個人而言。我認為自己很幸運,王潔在堆積如山的自由來稿中發現了我的作品,我的幸運使她讀完了我的作品,而且幸運還在延續,她喜歡上了我的作品。正是她的支持和幫助使我敲開了《北京文學》之門。


    1983年11月,當我從海鹽來到北京,第一次走進西長安街七號的《北京文學》編輯部,是中午休息的時候,王潔剛剛洗完了頭,頭發上還滴著水珠。然後是一位臉色紅潤的老太太走過來問我:“你就是餘華?”這位老太太就是周雁如。這情景在我的記憶裏就像是日出一樣,永遠清晰可見。


    我和王潔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來到北京改稿,不僅見到了一直給我寫信的王潔,也認識了她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大兵的朋友正在做生意,我改完稿離開北京時,就是王潔和大兵送我去北京站。第二年我來參加《北京文學》筆會時,他還來飯店看我,此後很多年沒有再見,可是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街道上行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大兵站在街道對麵向我招手。又是很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得到大兵的消息。


    其實我和王潔也已經有十來年沒有見麵了,當我在浙江的時候,我們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而當我定居北京以後,我們反而中斷了聯係。王潔後來離開了《北京文學》,她去了一家新的雜誌,我忘了那家雜誌的名字,隻記得編輯部在王府井,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時,我去過幾次王潔的編輯部,最後一次去的時候,編輯部已經搬走了。我不知道她現在是不是還住在蒲黃榆,我很多次去過她的家,我記得她很會做菜,有一次我在她家附近辦事,完事了就去她家,事先沒有給她打電話,剛好遇上她在家裏請朋友吃飯,她一打開門就說我有吃福。不過我的吃福並沒有得到延續,大概是在1989年,王潔給我打電話,讓我星期天去她家吃飯,我剛好有事沒有去,從此以後我們再沒有聯係過。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麽樣了,我想她的兒子應該長大成人了,我在海鹽的時候曾經給她寄過一本書《怎樣理解孩子的心靈》,那時候她的兒子還小,王潔回信告訴我,她因為忙沒有讀,她的兒子就整天催著她快去讀。三年前我遇到一位音樂製作人,交談中得知他和王潔曾在一個編輯部工作過,又在同一幢樓裏住過,我就問他有沒有王潔的電話,他說可以找到,找到後就告訴我,可能他沒有找到,因為他一直沒有告訴我。


    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半個月,我三天就將稿子改完了,周雁如對我說不要急著回去,她讓我在北京好好玩一玩。我就獨自一人在冬天的寒風裏到處遊走,最後自己實在不想玩了,才讓王潔替我去買火車票。我至今記得當初王潔坐在桌子前,拿著一支筆為我算賬,我不斷地說話打斷她,她就說:“你真是討厭。”結賬後王潔又到會計那裏替我領了錢,我發現不僅我在北京改稿的三天有補助,連遊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補助。最後王潔還給我開了一張證明,證明我在《北京文學》的改稿確有其事。當我回到海鹽後,我才知道那一張證明是多麽重要,當時的衛生院院長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沒有證明?”


    從北京回到海鹽後,我意識到小小的海鹽轟動了,我是海鹽曆史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他們認為我是一個人才,不應該再在衛生院裏拔牙了,於是一個月以後,我到文化館去上班了。當時我們都是早晨七點鍾上班,在衛生院的時候,我即使遲到一分鍾都會招來訓斥。我第一天去文化館上班時,故意遲到了三個小時,十點鍾才去,我想試探一下他們的反應,結果沒有一個人對我的遲到有所反應,仿佛我應該在這個時間去上班。我當時的感覺真是十分美好,我覺得自己是在天堂裏找到了一份工作。


    二○○○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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