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陽讓我為《全國高考招生》雜誌寫一篇文章,說說我當初考大學時的情景,我說我當初沒有考上大學,潘陽說這樣更有意思。潘陽是我的朋友,他讓我寫一篇怎樣考不上大學的文章,我隻好坐到寫字桌前,將我十九年前的這一段經曆寫出來。


    我是1977年高中畢業的,剛好遇上了恢複高考。當時這個消息是突然來到的,就在我們畢業的時候都還沒有聽說,那時候隻有工農兵大學生,就是高中畢業以後必須去農村或者工廠工作兩年以後,才能去報考大學。當時我們心裏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我們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於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村了。


    其實我們當時的高興是毫無道理的,我們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學,對自己有多少知識也是一無所知。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裏擁了出來。那時候課堂上就像現在的集市一樣嘈雜,老師在上麵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學生在下麵嘻嘻哈哈地說著自己的話,而且在上課的時候可以隨便在教室裏進出,哪怕從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誰也不認真聽課,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倒是那些曆屆的畢業生,顯得十分認真,他們大多在農村或者工廠待了幾年和十幾年了,他們都已經嚐到了生活的艱難,所以他們從心裏知道這是一次改變自身命運的極好機會。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隻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隻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誌願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複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誌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隻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麵寫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裏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後來才發現我們其實做了後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下來了。於是我們也不由得激動起來,然後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隻有三個人被錄取了。所以同學們在街上相遇的時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顯得無所謂,落榜的同學一多,反而誰都不難受了。


    後來我就沒再報考大學,我的父母希望我繼續報考,我不願意再考大學,為此他們很遺憾,他們對我的估計超過我的信心,他們認為我能夠考上大學,我自己覺得沒什麽希望,所以我就參加了工作。先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分配到了鎮上的衛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我們的衛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閑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麵的大街,有時候會呆呆地看上一兩個小時。後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裏突然湧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麽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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