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麽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麽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裏。”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裏麵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裏使他心裏癢癢。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幹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盡量避免爬山。用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為少見。這是因為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麽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念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誌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幹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誌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麽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裏，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歎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隻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麽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鬥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盡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家夥（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於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少數壞幹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並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後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並且頭發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後來我一直抑製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製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隻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裏。”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前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裏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隻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幹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有關美國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永遠是在經商熱中，而且永遠是1000度的白熱。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後以為那裏有某種氣氛會有助於人立誌寫作就錯了。連我哥哥到了那裏都後悔了，覺得不該學邏輯，應當學商科或者計算機。雖然他依舊無限仰慕羅素先生的為人，並且竭其心力證明了一項幾十年未證出的邏輯定理，但是看到有錢人豪華的住房，也免不了嘮叨幾句他對妻兒的責任。
在美國有很強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掙錢。比方說洋房，有些隻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幾百畝草坪，有的有幾千畝草坪，所以僅就住房一項，就能產生無窮無盡的掙錢的動力。再比方說汽車，有無窮的檔次和價格。你要是真有錢，可以考慮把肯尼迪遇刺時坐的汽車買來坐。還有人買下了前蘇聯的戰鬥機，駕著飛上天。在那個社會裏，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對同伴說：我爸爸窮。我要是有孩子，現在也準在那裏掙錢。而寫書在那裏也不是個掙錢的行當，不信你到美國書店裏看看，各種各樣的書漲了架子，和超級市場裏陳列的衛生紙一樣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積慮一頁頁寫出的衛生紙，肯定不是好行當。除此之外，還有好多人的書沒有上架，窩在他自己的家裏。我沒有孩子，也不準備要。作為中國人，我是個極少見的現象。但是人有一張臉，樹有一張皮，別人都去掙錢，自己卻在幹可疑的勾當，臉麵上也過不去。
在美國時，有一次和一位華人教授聊天，他說他的女兒很有出息，放著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獎學金不要，自費去念一般大學w school，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書香門第。其實這是舍小利而趨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問問律師掙多少錢，人類學家又掙多少錢。和我聊天的這位教授是個大學問家，特立獨行之輩，一談到了兒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獨行了。
說完了美國、前蘇聯，就該談談我自己。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八年小說，也出了幾本書，但是大家沒怎麽看到。除此之外，我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這時我總善意地想：寫信的人準是在領導那裏挨了罵，找我撒氣。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還在減熵過程中。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減熵過程，但是這是說人類。具體說到自己，我的行為依舊無法解釋。再順便說一句，處於減熵過程中的，絕不隻是我一個人。在美國，我遇上過支起攤來賣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書的家夥，我要和他說話，他先問我怕不怕聯邦調查局——別的例子還很多。在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處流、蘋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這一宏大的過程，看到的現象相當於水往山上流、蘋果飛上天、兔子吃掉狼。我還可以說，光有熵增現象不成。舉例言之，大家都順著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後準會在個低窪的地方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裏的蛆。但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能解釋的，假如你把熵增現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話。
當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話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但是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3月出版的第111期《香港文學》雜誌。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麽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念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準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誌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幹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誌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麽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裏，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歎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隻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麽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鬥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盡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家夥（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於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少數壞幹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並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後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並且頭發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後來我一直抑製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製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隻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裏。”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前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裏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隻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幹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有關美國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永遠是在經商熱中，而且永遠是1000度的白熱。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後以為那裏有某種氣氛會有助於人立誌寫作就錯了。連我哥哥到了那裏都後悔了，覺得不該學邏輯，應當學商科或者計算機。雖然他依舊無限仰慕羅素先生的為人，並且竭其心力證明了一項幾十年未證出的邏輯定理，但是看到有錢人豪華的住房，也免不了嘮叨幾句他對妻兒的責任。
在美國有很強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掙錢。比方說洋房，有些隻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幾百畝草坪，有的有幾千畝草坪，所以僅就住房一項，就能產生無窮無盡的掙錢的動力。再比方說汽車，有無窮的檔次和價格。你要是真有錢，可以考慮把肯尼迪遇刺時坐的汽車買來坐。還有人買下了前蘇聯的戰鬥機，駕著飛上天。在那個社會裏，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對同伴說：我爸爸窮。我要是有孩子，現在也準在那裏掙錢。而寫書在那裏也不是個掙錢的行當，不信你到美國書店裏看看，各種各樣的書漲了架子，和超級市場裏陳列的衛生紙一樣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積慮一頁頁寫出的衛生紙，肯定不是好行當。除此之外，還有好多人的書沒有上架，窩在他自己的家裏。我沒有孩子，也不準備要。作為中國人，我是個極少見的現象。但是人有一張臉，樹有一張皮，別人都去掙錢，自己卻在幹可疑的勾當，臉麵上也過不去。
在美國時，有一次和一位華人教授聊天，他說他的女兒很有出息，放著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獎學金不要，自費去念一般大學w school，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書香門第。其實這是舍小利而趨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問問律師掙多少錢，人類學家又掙多少錢。和我聊天的這位教授是個大學問家，特立獨行之輩，一談到了兒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獨行了。
說完了美國、前蘇聯，就該談談我自己。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八年小說，也出了幾本書，但是大家沒怎麽看到。除此之外，我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這時我總善意地想：寫信的人準是在領導那裏挨了罵，找我撒氣。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還在減熵過程中。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減熵過程，但是這是說人類。具體說到自己，我的行為依舊無法解釋。再順便說一句，處於減熵過程中的，絕不隻是我一個人。在美國，我遇上過支起攤來賣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書的家夥，我要和他說話，他先問我怕不怕聯邦調查局——別的例子還很多。在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處流、蘋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這一宏大的過程，看到的現象相當於水往山上流、蘋果飛上天、兔子吃掉狼。我還可以說，光有熵增現象不成。舉例言之，大家都順著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後準會在個低窪的地方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裏的蛆。但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能解釋的，假如你把熵增現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話。
當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話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但是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3月出版的第111期《香港文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