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銀河所譯約翰·蓋格農《性社會學》一書中，第十七章“性環境”集中敘述了美國對含有性內容的作品審查製度的變遷，因而成為全書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是最嚴的，受到打擊的絕不止真正的色情作品。就以作家為例，不但海明威、雷馬克有作品被禁，連最為“道學”的列夫·托爾斯泰也上了禁書榜。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禁書榜上不但包括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萊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也隻能出節本。事有湊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國內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也是節本，而且節得上氣不接下氣。這種相似之處，我相信不僅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們談到國內對書刊、影視某些內容過於敏感時，總是歸因於中外國情不同，社會製度不同，假如拿美國的三十年代和現在中國做個對比，就很容易發現新的線索。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色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麵對性作品拚命壓製，一方麵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隻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隻能通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麵。《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猥褻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製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裏禁止表現娼妓、長時間的做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製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麵（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表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製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製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裏，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像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像嚴加限製。
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隻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像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概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個因素既影響到孩子看某種書，也影響到孩子的學習。我知道有一個因素要影響到這兩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長的抱怨不能成立。現在的孩子營養好，性成熟早，對性知識的需求比他們的父母要早。據我所知，這是造成普遍憂慮的一個原因。假如家長隻給他們饅頭和鹹菜吃，倒可以解決問題（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來）。以上論述要說明的是，關於色情作品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公眾從常識的觀點得出的結論和專家能做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倘非如此，專家就不成其為專家。
當然，人們給所謂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僅是腐蝕青少年，而且是腐蝕社會。在這方麵書中有一個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麥實驗。1967年，丹麥開放了色情文學（真正的色情文學）作品，1969年開放了色情照片，規定色情作品可以生產，並出售給十六歲以上的公民。這項實驗有了兩項重要結果：其一是，丹麥人隻是在初開禁時買了一些色情品，後來就不買或是很少買，以致在開禁幾年後，所有的色情商店從哥本哈根居民區絕跡，目前隻在兩個小小的地區還在營業，而且隻靠旅遊者生存。本書作者對此的結論是：“人有多種興趣，性隻是其中的一種，色情品又隻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側麵。幾乎沒有人會把性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把色情品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的人就更少見。”
丹麥實驗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色情業的開放對某些類型的犯罪有重大影響。猥褻兒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陰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汙辱罪（強奸，猥褻）也減少了，其他犯罪數量沒有改變。這個例子說明色情作品的開放會減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筆者引述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什麽，隻是說明有此一事實而已。
美國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浪潮在二次大戰後忽然退潮了。本書作者的觀點是：這和美國從一個保守的、鄉村為主的單一清教國家，轉變成了多元的國家有關。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反共、排外的，社會掌握在道德警察手裏；後來變成了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那種嚴格檢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明對我們甚有意義，我們國家也是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國家。至於清教傳統，我們沒有過。清教徒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加以限製。我們國家傳統哲學認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齡，他就不再是好東西了。所以對於青春期以後的人，兩邊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美國色情開放程度的時間表，在此列出，以備參考：
早於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體或能引起這類聯想的東西，包括掀起的衣裙、乳頭的暗示，都屬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色情雜誌上出現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乳房的側影；
六十年代：出現乳頭，《花花公子》雜誌上出現女性陰部；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現在《維瓦》和《花花女郎》雜誌上，女性的陰唇出現在《閣樓》和《花花公子》雜誌上。
每當雜誌走得更遠時，審查員就大聲疾呼，災難就要降臨，但是後來也沒鬧什麽災。所以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來了”那個孩子的窘境。
《性社會學》這本書裏把對影視出版的審查，看作一種性環境。這種審查的主要目標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內容的嚴肅作品在這裏隻是被“捎帶”的。所謂嚴肅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雖然寫到了性，但不以寫性為目的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了以藝術上完美為目標的文學、影視作品，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書，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書。據我所知，這類作品有時會遇到些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講，嚴肅的作家、影視從業人員也可以算作專家，從專家的角度來看審查製度，應該得到什麽樣的結論呢？
改革開放之初，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國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爾在會見時問：你們中國的作品裏，怎麽沒有寫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國一位年長的作家答道：我們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這當然是騙洋鬼子的話，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騙，又問道：你們中國有好多小孩子，這是怎麽一回事？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這些孩子不是你捏著鼻子、忍著惡心造出來的吧。當然，我們可以回答：我們就是像吃苦藥那樣做這件事！但是這樣說話就等於承認我們都是偽君子。事實上性在中國人生活裏也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享受性生活的態度和外國人沒有什麽不同。在這個方麵沒必要裝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討論。嚴肅的文學不能回避它，社會學和人類學要研究它，藝術電影要表現它。這是為了科學和藝術的緣故。然而社會要在這方麵限製它，於是，問題就不再是性環境，而是知識環境的問題了。
《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淫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裏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裏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為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製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盡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裏，起到手淫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為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為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象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麵上隻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眾多的有藝術鑒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沒有鑒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著。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才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麽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 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裏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惡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 of 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為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麽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製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為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知識裏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為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製他獲得知識就是限製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麵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肛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曆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麽，下一步怎麽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3年第6期《讀書》雜誌。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色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麵對性作品拚命壓製，一方麵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隻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隻能通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麵。《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猥褻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製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裏禁止表現娼妓、長時間的做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製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麵（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表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製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製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裏，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像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像嚴加限製。
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隻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像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概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個因素既影響到孩子看某種書，也影響到孩子的學習。我知道有一個因素要影響到這兩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長的抱怨不能成立。現在的孩子營養好，性成熟早，對性知識的需求比他們的父母要早。據我所知，這是造成普遍憂慮的一個原因。假如家長隻給他們饅頭和鹹菜吃，倒可以解決問題（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來）。以上論述要說明的是，關於色情作品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公眾從常識的觀點得出的結論和專家能做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倘非如此，專家就不成其為專家。
當然，人們給所謂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僅是腐蝕青少年，而且是腐蝕社會。在這方麵書中有一個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麥實驗。1967年，丹麥開放了色情文學（真正的色情文學）作品，1969年開放了色情照片，規定色情作品可以生產，並出售給十六歲以上的公民。這項實驗有了兩項重要結果：其一是，丹麥人隻是在初開禁時買了一些色情品，後來就不買或是很少買，以致在開禁幾年後，所有的色情商店從哥本哈根居民區絕跡，目前隻在兩個小小的地區還在營業，而且隻靠旅遊者生存。本書作者對此的結論是：“人有多種興趣，性隻是其中的一種，色情品又隻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側麵。幾乎沒有人會把性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把色情品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的人就更少見。”
丹麥實驗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色情業的開放對某些類型的犯罪有重大影響。猥褻兒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陰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汙辱罪（強奸，猥褻）也減少了，其他犯罪數量沒有改變。這個例子說明色情作品的開放會減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筆者引述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什麽，隻是說明有此一事實而已。
美國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浪潮在二次大戰後忽然退潮了。本書作者的觀點是：這和美國從一個保守的、鄉村為主的單一清教國家，轉變成了多元的國家有關。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反共、排外的，社會掌握在道德警察手裏；後來變成了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那種嚴格檢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明對我們甚有意義，我們國家也是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國家。至於清教傳統，我們沒有過。清教徒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加以限製。我們國家傳統哲學認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齡，他就不再是好東西了。所以對於青春期以後的人，兩邊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美國色情開放程度的時間表，在此列出，以備參考：
早於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體或能引起這類聯想的東西，包括掀起的衣裙、乳頭的暗示，都屬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色情雜誌上出現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乳房的側影；
六十年代：出現乳頭，《花花公子》雜誌上出現女性陰部；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現在《維瓦》和《花花女郎》雜誌上，女性的陰唇出現在《閣樓》和《花花公子》雜誌上。
每當雜誌走得更遠時，審查員就大聲疾呼，災難就要降臨，但是後來也沒鬧什麽災。所以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來了”那個孩子的窘境。
《性社會學》這本書裏把對影視出版的審查，看作一種性環境。這種審查的主要目標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內容的嚴肅作品在這裏隻是被“捎帶”的。所謂嚴肅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雖然寫到了性，但不以寫性為目的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了以藝術上完美為目標的文學、影視作品，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書，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書。據我所知，這類作品有時會遇到些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講，嚴肅的作家、影視從業人員也可以算作專家，從專家的角度來看審查製度，應該得到什麽樣的結論呢？
改革開放之初，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國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爾在會見時問：你們中國的作品裏，怎麽沒有寫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國一位年長的作家答道：我們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這當然是騙洋鬼子的話，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騙，又問道：你們中國有好多小孩子，這是怎麽一回事？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這些孩子不是你捏著鼻子、忍著惡心造出來的吧。當然，我們可以回答：我們就是像吃苦藥那樣做這件事！但是這樣說話就等於承認我們都是偽君子。事實上性在中國人生活裏也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享受性生活的態度和外國人沒有什麽不同。在這個方麵沒必要裝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討論。嚴肅的文學不能回避它，社會學和人類學要研究它，藝術電影要表現它。這是為了科學和藝術的緣故。然而社會要在這方麵限製它，於是，問題就不再是性環境，而是知識環境的問題了。
《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淫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裏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裏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為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製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盡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裏，起到手淫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為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為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象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麵上隻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地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眾多的有藝術鑒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沒有鑒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著。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才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麽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 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裏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惡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 of 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為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麽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製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為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知識裏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為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製他獲得知識就是限製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麵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肛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曆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麽，下一步怎麽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3年第6期《讀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