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來信約寫《域外隨筆》,一時不知從何寫起。就像《紅樓夢》上說的,咱也不是到國外打過反叛、擒過賊首的,咱不過在外麵當了幾年窮學生罷了。所以就談談在外麵的衣食住行吧。
初到美國時,看到樓房很高,汽車很多,大街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於是一輩子沒想過的問題湧上了心頭:咱們出門去,穿點什麽好呢?剛到美國那一個月,不管是上課還是見導師,都是盛裝前往。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自然。上課時,那一屋子人個個衣著隨便,有穿大褲衩的,有穿t恤衫的,還有些孩子嫌不夠風涼,在汗衫上用剪子開了些口子。其中有個人穿得嚴肅一點,準是教授。偶爾也有個把比教授還衣著筆挺的,準是日本來的。日本人那種西裝革履也是一種風格,但必須和五短身材、近視眼鏡配起來才順眼。咱們要裝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裝不出來,第二咱們為什麽要裝他們。所以後來衣著就隨便了。
在美國,有些場合衣著是不能隨便的,比方說校慶和感恩節party。這時候穿民族服裝最體麵,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男同學寬袍大袖,看了叫人肅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學穿五彩靚麗,個個花枝招展。中國來的女同學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確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麽好了。這時我想起過去穿過的藍布製服來,後悔怎麽沒帶幾件到美國來。
後來牛津大學轉來一個印度人,見了這位印度師兄,才知道什麽叫做衣著筆挺。他身高有兩米左右,總是打個纏頭,身著近似中山服的直領製服,不管到哪兒,總是拿了東西,邊走邊吃,旁若無人。係裏的美國女同學都說他很sexy(性感)。有一回上著半節課,忽聽身後一聲巨響。回頭一看,原來是他把個蘋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見到大家都看他,他就舉起半個蘋果說:may i(可以嗎)?看的人倒覺得不好意思了。
衣著方麵,我也有過成功的經驗。有年冬天外麵下雪,我怕冷,頭上戴了羊剪絨的帽子,身穿軍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銀行,居然有個女士為我推了一下門。到學校時,有個認識的華人教授對我說:mr.王,威風凜凜呀。我趕緊找鏡子一照,發現自己一半像巴頓將軍,一半像哥薩克騎兵。但是後來不敢這麽穿了,因為路上有個停車場,看門的老跟我歪纏,要拿他那頂皺巴巴的毛線帽換我的帽子。
我這麽個大男子漢,居然談起衣著來了,當然是有原因的。
衣著涉及我一件痛心的體驗。有一年夏天,手頭有些錢,我們兩口子就跑到歐洲去玩,從南歐轉北歐,轉到德國海德堡街頭,清晨在一個噴水池邊遇到國內來的一個什麽團。他鄉遇故知,心裏挺別扭。那些同誌有十幾個人,紮成一個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東張西望,身上倒個個是一身新,一看就是發了置裝費的,但是很難看。首先,那麽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樣的深棕色西服,這種情形少見。其次,褲子都太肥,褲襠將及膝蓋。隻有一位翻譯小姐沒穿那種褲子,但是腿上的襪子又皺皺巴巴,好像得了皮膚病。再說,納粹早被前蘇聯紅軍消滅了,大夥別那麽緊張嘛。德國人又是笑人在肚子裏笑的那種人,見了咱們,個個麵露蒙娜麗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見了氣得腦門都疼。
其實咱們要不是個個都有極要緊的公幹,誰到你這裏來受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後,我們也要承認,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來的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國內公出的人在其中最為紮眼,和誰都不一樣,有一種古怪氣質,難描難畫。以致在香港滿街中國人中,誰都能一眼認出大陸來的表叔。這裏當然有衣著的問題,能想個什麽辦法改變一下就好了。
到了國外吃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有些很難吃。中國人假如講究吃喝的話,出國前在這方麵可得有點精神準備。比方說,美國人請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紅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頭吐出來,以為自己是個大灰狼了。至於他們的生菜色拉,隻不過是些胡亂扯碎的生菜葉子。文學界的老前輩梁實秋有吃後感如下:這不是喂兔子嗎?當然,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發現哪些東西是能吃的。在美國待了一兩年,就知道快餐店裏的漢堡包、烤雞什麽的,咱們都能吃。要是美國賣的pizza餅,那就更沒問題了。但是離開美國就要傻眼。到歐洲玩時,我在法國買過大米色拉,發現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咽。在意大利又買過pizza餅,發現有的太酸,有的太腥,雖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對。最主要的是pizza頂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奶酪全沒了,隻剩下番茄醬,還多了一種小鹹魚。後來我們去吃中國飯。在劍橋鎮外一個中國飯館買過一份炒飯,那些飯真是擲地有聲。後來我給我哥哥寫信,說到了那些飯,認為可以裝進獵槍去打野鴨子。那種飯館裏招牌雖然是中文,裏外卻找不到一個中國人。
這種事不算新鮮,我在美國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家飯館叫竹園,老是換主。有一陣子業主是泰國人,緬甸人掌勺,牌子還是竹園,但是炒菜不放油,隻放水。在美國我知道這種地方,絕不進去。當然,要說我在歐洲會餓死,當然是不對的。後來我買了些論斤賣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從歐洲回到美國時,已經瘦了不少,嘴角還老是火辣辣的,看來是缺少維生素。咱們中國人到什麽地方去,背包裏幾包方便麵都必不可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假如沒有方便麵,他就餓死在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了。
據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現在出國,一定會餓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國人烤肉時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輕飄飄的,用它們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飯要有好醬佐餐。我待的地方有個叫北京樓的中國菜館,賣北京烤鴨。你知道人家用什麽醬抹烤鴨嗎?草莓醬。他們還用春卷蘸蘋果醬吃。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們還說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國,假如不帶廚子的話,一定要學會吃ketchup,這是美國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醬了。這種番茄醬是抹漢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裏。麥當勞店裏多得很,而且不要錢。每回我去吃飯,準要順手抓一大把,回來抹別的東西吃。他老人家還要學會割不正就食,這是因為美式菜刀沒有鋼火(可能是怕割著人),切起肉來總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們中國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並且味道調得很正的話,那就哪兒都能去了。除此之外,還能長得肥頭大耳,虎背熊腰。當然,到了那種雞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誰身上都會長點肉。我在那邊也有九十公斤,但是這還差得遠。馬路上總有些黑哥們,不論春夏秋冬,隻穿小背心兒,在那裏表演肌肉。見了他們你最好相信那是些愛好體育的好人,不然就隻好繞道走了。
假如你以為這種生肉生菜隻適於年輕人,並非敬老之道,那就錯了。我鄰居有個老頭子,是畫廣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著瘦腿褲子跑來跑去,見了漂亮姑娘還要獻點小殷勤。後來他告訴我,他七十歲了。我班上還有位七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活躍極了,到處能看見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團排練,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間。不過那一天她是捂著嘴退下台來的,原來是引吭高歌時,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揀到了。不管怎麽說吧,美國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媽可比不上。
假如你說,烹調術不能決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麽也有很大關係,這我倒能夠同意。除此之外,生命還在於運動。回國前有半年時間,我狠狠地練了練。頂著大太陽去跑步,到公園裏做俯臥撐。所以等回國時,混在那些短期(長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訓的首長和老師中間,就顯得又黑又壯。結果是,過海關時人家讓我等著,讓別人先過。除此之外還搡了我一把,說出國勞務的一點規矩也沒有。當時我臊得很。現在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躲風躲太陽地養了三年多,才算有點知識分子的模樣了。
都是住在房子裏,這是不易之理。是什麽樣的人就會住什麽房子,恐怕有的人就體會不這麽深了,這是因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國,有些人住在apartment裏麵,有些人住在house裏麵,這兩種東西很不一樣。apartment是城裏的公寓樓,和咱們的單元樓有點像。所不同的是樓道裏鋪了紅地毯,門廳裏坐了位管理員。再體麵一點的樓,比方說,紐約城裏五大道(fifth avenue)的公寓樓,門前就會有位體麵的老先生,穿著紅製服給客人拉車門。這樣的地方我沒去過,因為不認識裏麵的人。從車子來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門前有網球場,樓頂上有遊泳池。不過這也說明不了什麽,隻說明有錢——蓋房子的花了錢,住房子的更有錢。錢這種東西,我們將來會有的,我對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陽台上沒有堆那些破爛——破木頭、破紙板、破煙囪等等,這說明什麽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認識的法國姑娘指著北京陽台上那些傷風敗俗的說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這些樓蓋得也不壞,住在這裏的人應該很有體麵。怎麽這些房子弄得像貧民窟一樣?我沒接她的茬。說到了apartment,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樓房。那裏麵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點像公寓樓房。灰白色的石塊砌的,鉛皮頂,鏤花的鐵窗欄,前麵是石塊鋪的街道。到底好在哪裏說不出來,但是確實好看。據此你就可以說,巴黎是一座古城,是無與倫比的花都。北京原來也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於城牆。在美國遇到了一位老傳教士,他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一見我就問起北京的城牆。我告訴他已經拆了,他就露出一種不想活了的模樣。至於house,那是在郊區或者鄉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單層,或者是兩層,裏麵住了一家人,house這個詞,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沒有院牆。我向你保證,假設門前綠草成茵,屋後又有幾棵大樹,院牆那種東西就是十足討厭。不但妨礙別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礙自己看風景。幾攤爛泥,幾隻豬崽子,當然不成立為風景,還是眼不見為淨。不過我沒在外國的house附近見過爛泥和豬崽子。當然,這些東西哪裏都會有,但是歐美人不樂意它在家附近出現。假如我對這類事態理解得對的話,house這個詞,應該譯為家園,除了房子,還有一片開放的環境。會蓋深宅大院的,不過是些有錢的村牛罷了。美國的house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幾百畝,小可以到幾平方米。不過大有大的壞處,因為草坪必須要剪;鄰居有個家夥實在懶得弄,就用碎樹皮把它蓋起來,在上麵種幾棵羅漢鬆。這樣看上去也不壞,有點森林氣氛。絕對沒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來,叫它下雨時流泥湯子。誰要動土蓋房子,就要先運來卵石把挖開的地麵蓋上。這是因為邊上有別人的house。有的人的house有池塘,還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來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過這些就越扯越遠。美國也有的地方地皮緊張,把房子蓋在山上,但是不動山上的樹,也不動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後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屬人、鳥、獸共有,不像咱們這裏把什麽都扒得亂糟糟,像個亂葬場。這樣的事和貧富沒什麽大關係,主要是看你喜歡住在什麽地方。順便說一句,在美國大多數地方,小鬆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熱愛家園方麵,美國佬又何足道哉。歐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樣。世界上最好的house是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的山區,房龍就是這麽說的。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造起這些房子的不是什麽富人,不過是些山區的農民罷了。我去看時,見到那房子造在楓樹林裏。但是有關這些房子的事不能細講,一講我就心裏癢癢,想到奧地利去連樹林帶房子都搶回國來。隻能講這樣的一件事:我在林子邊上見到一條通到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沒那麽好看了。不過我以為荷蘭的牧場,風車、溝渠、運河等等,也是一片美麗的家園,不在奧地利之下。德國的海德堡在內卡河畔,河上有座極美麗的橋。有個洋詩人寫道,老橋啊,你多次承載了我!再接下去就說他要死在橋上。劍橋鎮邊有個拜倫塘,雖然隻是“慕家巴”的一個小池塘,但是連棵草都沒有少。到處綠草茵茵,到處古樹森森,人到了這種地方,就感到住在這裏的人對這片環境的愛心,不敢亂扔易拉罐。而生在這裏的人也會愛護這裏的一草一木,挖動一片泥,移動一塊石頭都會慎重。人不愛自己的家就無以為人,而家可不隻是房門裏那一點地方。
我們(我和我太太)在美國做學生時,有一年到歐洲去旅行,這需要訂美國到歐洲的來回票,還要訂歐洲的火車票。這件事說起來複雜,辦起來卻非常簡單。我們倆到學校辦的旅行社去,說明了我們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電話聽筒來說,你們是要最便宜的票,對吧。然後就撥了幾個電話,一切都訂妥了。去時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飛機,回來時到比利時乘美國的"人民快航",在歐洲用歐洲鐵路通票。我們隻消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美國和歐洲的幾個旅行機構,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證,完成經過十幾個國家,曆時一個月的旅行。這種訂票的方式還是最麻煩的,假如我們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學校的旅行社,在家裏打幾個電話把一切票訂好。這是六七年前的事,現在大概還是這樣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具體開的什麽會,去了哪個國家,在這裏就不說了。會議的議題很重要,參加會議的也是高水平的學者和活動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的質量很高。但要說會議的組織,恐怕就不能這樣評價。她認為自己做了一次艱巨的旅行,我也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前往開會的地點就很不容易。這是因為來回機票都是會議組委會給訂,對方來了一個電傳,告知航班的日期、換機地點等等,卻沒告訴是什麽航空公司。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卻怎麽也打不通。於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這麽一張票,當然重點懷疑對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沒有打聽到。然後她又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和電傳,還是打不通。從這種情形來看,她後來能夠出席那個會議,純屬偶然。
等到她從非洲回來之後,告訴我當地的電話的情形是這樣:當地是有電話的,比方說,她們開會的會場——一所大學,就有唯一的一部電話在門房裏。假如有人給會議代表打電話,在理論上就會有一個人從門房出來,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間叫她去接電話,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小時,與此同時,對方手拿聽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電話的話,電話費就要達到天文數字。但是門房裏根本就沒人專管聽電話,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而從非洲發出的電傳看起來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圖案一樣,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傳到那裏的電傳也是這樣的。這就使別人幾乎無法和他們聯係。這樣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你不會在淩晨五點被叫起來聽一個由你付款的電話,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學打來的,他忘了交論文或者交學費,總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壞處是外麵的人沒法和他們做生意。我太太說,那地方雖然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卻沒有什麽工商業,好像一個大集市。我想這不足為怪。
那張機票的事是這樣的:組委會是給我太太訂了票,但卻和別人訂在了一起,並且用了別人的名字,所以怎麽查也查不出。
考慮到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這一現實,我太太最後找到了這張票並且去了非洲,實屬奇跡。但是因為票來得太晚,種的疫苗還沒生效,所以是冒著生霍亂和黃熱病的危險去的。到了當地,一麵開會,一麵為回程機票而奔忙。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一些和藹可親的非洲大嬸,不管你問到誰,都告訴你應該去找另外一個誰。
機場的工作人員則永遠說,你明天再來吧,問題肯定能解決。所有這些大叔大嬸,工作都很辛苦,熱汗直流。那些來自亞非拉的代表們,個個也是熱汗直流。我不知最後她是怎麽回來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學者和作者,各種各樣的經曆都對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話,她還會去那個國家。但假如是一位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恐怕就不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老婆學會了一句非洲話,不知是哪一國的,反正非洲人都能聽懂:"哇呀哇呀哇呀!"據說是進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進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風舞時,就這樣喊著。看起來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們國家的通訊、旅行條件,大概比東非國家好,但和世界先進水平比,還是很差。讓我們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
出門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經曆。匹茲堡雖然是一座比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學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報上看到搶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們在那裏留學的頭兩年,從來沒聽說過中國人遭劫。根據可靠消息,我們都在李小龍的庇護之下。這位仁兄雖然死去好幾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誰都能看出李小龍的厲害之處——在銀幕上開打之前,他總是怪叫一聲,然後猛然飛出一腿。那些意圖行劫的壞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媽!遇上這麽一腿,手裏有槍也不管用。外國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看他們一樣,隻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黃,細微的差別一時不能體會。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個個都像李小龍。
這種情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起因是1984年的國慶招待會。那一天我們中國留學生全體出動,占住了學校的大廳,做了餃子、春卷等等食品來招待美國人。吃完了飯,人家又熱烈歡迎我們表演節目。工學院的一個小夥子就自告奮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級長拳",說是中國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還可以,在學校的體育課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過和李小龍的功夫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當場我就看到在人群裏有幾個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這種跡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發生,後來它就發生了。
我們那座樓裏住了七八個中國人,第一個遭劫的是樓下的小宋。這位同學和我們都不一樣,七七年高考時,他一下考取了兩個學校,一個是成都體院,一個是東北工學院。最後他上了東北工學院,但是他完全有資格當運動員。因此他就相當自負。
晚上到係裏做實驗,他完全可以開車去,但是他偏要走著去,穿過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邊上還有樹林子。我們都勸他小心點,他說不怕,打不過可以跑。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幾,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裏一點多鍾,他跑回家裏說遭劫了,劫匪是兩個人,一個個高,一個個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點離家很近,這兩個家夥估計還沒走遠。我們樓裏也有四五個男人,聽了都很氣憤,決心出去找那兩個家夥算賬,甚至還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著去。臨出門時我問小宋:你跑得快,怎麽不跑呢?
他說那個個高的家夥手裏拿了一支手槍。雖然他又補充說,那槍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認為不該冒險出去。除此之外,還抱怨小宋為什麽不早說對方有槍。大家離家好幾萬公裏,家裏人對我們又寄予厚望,千萬別有個好歹。
過了幾天,我也遭了劫。劫匪隻有一個,手裏也沒有槍。他是個白人小夥子,身材沒有我高,身體沒有我壯,還有點病歪歪的。按說該是我劫他才對,但是我的確被他劫了。對這件事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他劫了。當時天還沒大亮,我到公園裏去運動。公園在一個山穀裏,要經過一個木製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兒遇上了他。他對我說:夥計,給我點錢。我告訴他說:我沒帶錢。他說:讓我看看你的錢包。(混賬!你憑什麽看我的錢包?)我說:我沒帶錢包。他說:那你兜裏鼓鼓囊囊的是什麽?(豈有此理,你管得著嗎?)我說,那是一盒煙。他說: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煙。我就給了他煙,借這個機會他也看了我的口袋,裏麵的確沒有錢包。分手之後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這是打劫。順便說一句,括弧裏的話都是我後來想起來的。我當時很胖,所有的腰帶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減肥,所以心沒往別處想。當然,你要硬說我膽怯了,沒敢嚷嚷,我也沒話可講。後來知道,那個公園裏有人賣毒品。所以我見到的那家夥十之八九是癮發了,想找我要錢買根大麻殺殺癮。還有人說,遇上那種癮急了的家夥,最好給他點錢,否則他會紮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這也不是鬧著玩的,所以以後我早上跑步都繞著那個公園。
後來有一陣子,匹茲堡的壞家夥專劫中國人,因為他們聽說中國學生沒有信用卡,身上總有現金。遇劫的人越來越多,工學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時,還想給劫匪講講理想、人生之類,打算做點感化工作,結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過那班家夥從來不劫女生,這說明盜亦有道。但是後來出了例外,被劫的是醫學院的小夏,她是匹茲堡最美麗的花朵,中國人的驕傲,也就是說,她長得漂亮極了。這件事的經過照她講來是這樣的:那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她和丈夫在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等公共汽車,忽然從黑地裏閃出了三條黑人大漢,手持亮閃閃的手槍,厲聲喝道:這是打劫!然後就要看他們的錢包。把兩個錢包都看過,把錢取走之後,公共汽車來了。那三個劫匪揮舞著手槍上了車--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沒興趣上同一輛車接著看熱鬧,就坐下一班車回家了。根據這種說法,他們被劫實屬無奈。她丈夫是個白麵書生,不是三條黑人大漢的對手。更何況對方有槍,就算是穆鐵柱被手槍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損健康。
但是還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有一個中國人在離他們不遠的另一個汽車站候車,據他說情形是這樣的:晚上十一點多,電影散場了,那條街上沒有什麽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裏候車時,站上有三條黑人大漢,沒有藏在黑地裏。那三個人穿得是有一點流氣,但沒有手持手槍,肩上倒扛了個長條狀的東西,但既不是機關槍,又不是火箭筒,隻是一架錄音機。人家在那裏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們沒來由地發起抖來,隔著馬路就聽見牙齒打架。我想這和當時有很多人遭了劫有關,也可能和汽車老不來有關。總而言之,又過了一會,小兩口就開始商量:去問吧?等一會。還是去問問,好吧。於是小夏就走到那幾位黑兄弟麵前,問道:請問你們是不是要打劫?那幾個人愣了一會,就陰陽怪氣地笑起來:對了,我們是要打劫!小夏又說:那你們一定要看我們的錢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厲害:對對,把你們的錢包拿出來!!
小夏說:錢包在這兒。人家把錢拿走,把錢包還給她,說一聲:thank you!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這兩種說法裏我相信後一種,因為那個電影院離警察局很近,警車沒地方停時就停在電影院的停車場。美國的警察大叔屁股上總挎著槍,見到劫匪可以朝他們身上打。誰要在那裏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癢,想被短鼻子左輪打上一槍。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錢給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絕。我想自打出了這樣的事,我們不但有了身上有現金的名聲,還有了非常好劫的聲譽,所以遇劫的人就越來越多,仿佛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茲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卻越來越少有人提起。這就使人很好奇。匹茲堡的中國留學生裏有一位老金,這位仁兄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學生,比我們大很多。所以他一聽說有人遭了劫,就說:你們年輕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鮮族,所以有時還說:你們漢族同學膽太小,淨慣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見我,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這些話叫人聽了很不舒服,但是誰也不能反駁他。老金有一項光榮的記錄,他在歐洲旅行時,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動照相機的三角架和對方打了起來,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這項記錄還不能讓人服氣。我不能說自己盼著老金遇上持槍劫匪冒生命的危險,但是我的確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種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槍口下給我們"年輕人"樹立一個不畏強暴的典範。後來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級市場門前見到了老金,隻見他手抖得一塌糊塗,嗓子裏咯咯亂響,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攙到車裏坐下,弄筒可樂給他喝了。然後一打聽,老金果然遭了劫。不過情形和我們指望的不大一樣。當時他正在店裏逛,口渴了,就到自動售貨機去買杯可樂。那地方挺偏僻。忽聽"乒"一聲響,售貨機後跳出個劫匪。那是個小黑孩,隻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絲刀,對準了老金,奶聲奶氣地叫道:打劫!掏錢!!老金腦子裏一炸,隻聽見自己怪叫了一聲:滾蛋!滾回家去!嚇得那孩子"哇"的一聲跑了。嚇退了劫匪,老金還氣得要命,幾乎發了羊角風。
後來匹茲堡的警察抓住了兩個劫匪,在大學裏開了新聞發布會,以後劫案就沒有了。這兩個劫匪就是當初劫了小宋的那兩個家夥。被劫了的人都說是被這兩個家夥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個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這兩個人所為。現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兩大義務,一是好好做人,無愧於人生一世。這一條我還差得遠。另一條是不能慣別人的臭毛病,這一條我差得更遠。這一條我們都差得太遠了。舉個例子來說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國來了)門前一條馬路,所有的陰溝蓋全被人偷走了。這種毛病完全是我們慣出來的。
什麽地方隻要有了中國人,就會有中國餐館,這是中國人的生計。過去在美國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和餐館有關係。現在不一樣了。有的人可能是編軟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書的,但是種類還是不多。物理學說,世間隻有四種力:強力,弱力,電磁力和萬有引力。中國人在外的生計種類也不比這多多少。這些生計裏不包括大多數中國人從事的那一種:種地。這是因為按照當地的標準,中國人都不會種地。剛到美國,遇到了一個美國老太太,叫沃爾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個農民,但是不想幹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國來教書。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這是因為她拿不出錢來做學費。但是這筆買賣我虧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話,她卻找了幾本彌爾頓的詩叫我抑揚頓挫地念。念著念著,我連話都不會說了。沃爾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學的學位,但是她教給我的話一出口,別人就笑。這倒不是因為她的學位裏有水分,而是因為時代在前進。在報紙上看到哈佛大學英美文學係老師出個論文題:論《仲夏夜之夢》。學生不去看莎翁的劇本,卻去找錄像帶看。那些錄像帶裏女孩子都穿超短裙,還有激光炮。沃爾夫老太太讓我給她念楊萬裏的詩,念完以後,她大搖其頭,說是聽著不像詩。我倒知道古詩應當吟誦,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遺老,怎麽能會。我覺得這位老太太對語言的理解到中國來教英文未必合適。最後她也沒來成。
現在該談談沃爾夫老太太的生計——認識她不久,她就請我到她農場上去玩,是她開車來接的。出了城走了四個多小時就到了,遠看鬱鬱蔥蔥的一大片。她告訴我說,樹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場是六百多英畝,合中國畝是三四千畝。在這個農莊上,總共就是沃老太太一個人,還有一條大狗,和兩千多隻羊。我們剛到時,那狗跑來匆匆露了一麵,然後趕緊跑回去看羊去了。沃爾夫老太太說,她可以把農場賣掉。這就是說,她把土地、羊加這隻狗交給別人,自己走人,這是可以的。但是這隻狗就不能把農場賣掉——換言之,這隻狗想把土地、羊加沃爾夫老太太交給別人,自己走掉就萬萬不能,因為老太太看不住羊。這個笑話的結論是農場上沒有她可以,沒有它卻不成。當然,這是老太太的自謙之辭。車到農場,她就說:要把車子上滿油,等會出去時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於是她把車開到地下油庫邊上,用手泵往車裏加油,搖得像風一樣快。我替她搖了一會,就沒她搖得快,還覺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歲。我是一條彪形大漢,當時是三十五歲。但是我得承認,我的臂力沒有她大。她告訴我說,原來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麵上,鄰居就說有礙觀瞻。地方官又來說,不安全。最後她隻得自己動手建了個地下油庫,能放好幾噸油。我覺得這話裏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過這話也不敢說死了,沃爾夫老太太的手像鐵耙一樣。後來她帶我去看她的家當,拖拉機、割草機等等。這麽一大堆機器,好的時候要保養,壞了要修,可夠煩人的了。我問她機器壞了是不是要請人修,她就直著嗓子吼起來:請人?有錢嗎?
後來我才知道,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農婦帶有玩票的性質,雖然她有農學的學位,又很能吃苦耐勞,但畢竟是個老太太。真正的個體勞動者,自己用的機器壞了,送給別人去修就是恥辱。不僅是因為錢被人賺走了,還因為承認了自己無能。後來我們到一位吊車司機家做客,他引以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價值三十萬美元的吊車,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東西都是幾百件一套的,當然我們看了也是不得要領。他還說,會開機器不算一種本領,真正的本領是會修。假如鄰居或同行什麽東西壞了請他修,就很光榮。而自己的家什壞了拾掇不了要請別人,就很害臊。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生計。他在這方麵很強,故而得意洋洋。在美國待了幾年,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現在用計算機寫作,軟件是我自己編的,機器壞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搗。這麽幹的確可以培養自豪感。
沃爾夫老太太有三個女兒,大女兒混得很成功,是個大公司駐日本的代表。這位女兒請她去住,她不肯,說沒有意思。我在她家裏看到了男人的襪子,聊天時她說到過還有性生活,但是她沒和別人一塊住。照她的說法,一個人一隻狗住在一個農場上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不過她也承認,這幾年實在是有點頂不住了。首先,要給兩千隻羊剃毛,這件事簡直是要累死人。其次,秋天還要打草。除此之外,環繞她的牧場有十幾公裏的電網,擋住外麵的狼(更準確地說是北美野狗)和裏麵的羊,壞了都要馬上修好,否則就不得了啦。等把這些事都忙完就累得七死八活。當時正是深秋,她地上有十幾棵挺好的蘋果樹,但是蘋果都掉在地上。她還種了些土豆,不知為什麽,結到地麵上來了。晚飯時吃了幾個,有四川花椒的味道——麻酥酥的。我很懷疑她的土豆種得不甚得法,因為土豆不該是這種味道。遠遠看去,她那片墨綠色的牧場上有些白點子。走近了一看,是死羊。犄角還在,但是毛早被雨水從肢體上淋下來,大概死了有些日子了。麵對著這種死羊,老太太麵露羞愧之色,說道:應該把老羊殺死,把皮剝下來。老羊皮還能派上用場,但是殺不過來。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隻羊。因為那些羊不但在自己死掉,還在自己生出來。好在還有candy(她那隻狗)知道。candy聽見叫它名字,就汪汪地叫,搖搖尾巴。我在沃爾夫老太太農場上見到的景象就是這樣的。
在美國我結識了不少像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人——個體吊車司機、餐館老板、小鎮上的牙醫等等,大家本本分分謀著一種生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換一種本分生計,沒有去炒股票,或者編個什麽故事驚世駭俗。這些人大概就叫人民吧。美國的政客提到美國富強的原因,總要把大半功勞歸於美國高素質的人民,不好意思全歸因於自己的正確領導。回了中國,我也盡結識這樣的人。要是有人會炒股票,或者會寫新潮理論文章,我倒不急於認識。這大概是天性使然吧。
到美國第二年上一個人類學課,要交個term paper。教授要我們去調查一群人或是一類人,寫個故事出來。我跟教授說,想調查一下廣東人。他說這不好,你又不是廣東人。他還說有不少中國人在餐館打工,何不寫寫這個呢。開頭我不大想去,後來一想,去看看也好,就到一家餐館幹了兩個月,老板叫周扒皮。後來我和老板吵翻了揚長而去。這篇paper得了好幾個a,教授叫辛格頓,當過全美人類學主席。我扯這一大堆,是要說明自己到餐館裏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為了掙錢。交代了這些以後,就該書歸正傳。我去的那家餐館,叫做x廚,我在廚房裏洗碗。那家店當時生意好得不得了,雇了三個廚子,大廚炒菜,二廚耍嘴皮子兼帶欺負三廚,三廚整天長籲短歎。後來我和三廚混得蠻熟,我倆還搭點老鄉。這老家夥當時有五十歲,經常喝酒,一副潦倒相,在美國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句英文不會講。他的故事是一個匹茲堡中國男人的故事。匹茲堡不是曼哈頓,男人不是女人,所以這故事一點不浪漫。不僅不浪漫,還有點悲慘。這個三廚姓李,是山東人,從小就被國民黨拉了壯丁,徑直拉到了台灣,在軍隊裏最大幹到了司務長。
x廚的餐廳有點古怪,一進門就拐彎,先往左拐,後往右拐,簡直像腸子在肚子裏的模樣。但是總麵積可不小,能放三四十桌。裝潢也是蠻好的。我說設計這餐廳的人有大學問,這叫做曲徑通幽。我那位老鄉說,這兒原來是個破倉庫,把門口攔起來,做了春卷店,有門麵沒桌子。幹了一些年,掙了一點錢,才裝修一小片,賣起炒菜來,再賣一些年,才有錢又裝修一小片。這麽曲裏拐彎,是要遮住後麵的破爛。要是滿牆爛紙被人看見,誰還來吃飯?十冬臘月在街麵上賣春卷,嗬氣成煙;白天炒一天菜,半夜裏再當木匠、泥水匠,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什麽曲徑通幽,叫蚯蚓打洞更正確。這個店是我老鄉花了近十年時間白手起家練出來的。他真的吃了不少苦頭。不過話說回來,在美國創業,誰不吃苦頭。我老鄉又說,吃苦他不抱怨,就是這輩子苦吃得太多了一點。原來他退了役在台北開店,日子蠻不壞的,忽然來了老客,說是到紐約混吧,可以發財。綠卡包在我身上。於是我老鄉拿了個旅遊簽證就去了。到紐約下了飛機,連時差還沒轉過來哪,就被按到灶上炒上菜了。人家還告訴他:可不敢出門呀!移民局正逮你這樣的哪。於是白天炒菜,晚上看店,一幹十幾年,別說逛街去,連日頭也很少看見。
這故事講到這裏,基本上算明白了。原來這x廚曾是他的店。至於他從紐約怎麽到了這兒來,也不難想象。他在紐約幹了十幾年後,人家給他一張綠卡說,瞧,我給你辦來了,咱們兩清了。我們山東人是憨厚,但不傻,知道十幾年血汗換張紙片不值。所以再不能給那種人麵獸心的家夥幹,一定要自己闖天下。紐約中餐館太多不好混,就到匹茲堡來了。在這裏當大廚,但是給自己幹。
有關我自己,還沒有給你做個介紹。我插過隊,到過兵團,當過工人,什麽活都幹過。照我看在美國當廚子是最累的。假如他做兩頓飯的話,上午九點多就到店裏了,收拾廚房,備菜,忙忙叨叨,到十點多就開炒,一直炒到一點多,收拾廚房,給員工做一頓飯,就到夜裏兩點多了,這是順利的一天。假如有個把客人屁股沉,坐在店裏不走,也不能攆人家走,頂多去多問幾次:先生,您還要點什麽?這樣準弄到早上四點。假如衛生局來查店,那就要通宵挑燈大戰。衛生局的還老來,逼得你撅著屁股鑽到灶台下麵用鋼絲刷子刷油泥。據我統計,這些廚子每天總要幹十五個鍾點,烈火烤,油煙熏,而且沒有星期天。要是給別人幹,每月還可以向老板請兩天假。給自己幹就什麽都沒了。雖然外麵是花花世界,也沒工夫去看。與此同時,什麽生命呀,青春哪,就如一縷青煙散去了。這麽苦熬總要圖個什麽吧。x廚裏三個廚子,大廚快七十了,現在不是給兒子攢,是給孫子掙學費。一說起養活了一大堆兒孫,也蠻有自豪感。二廚堅持到月底,請了假就驅車直撲新澤西賭場,把錢輸光了就回來。不管怎麽說,這麽活著也算有點刺激。隻有這位老鄉,前李老板,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麽要熬下去。
李老板說,他到匹茲堡來創業時,是三十多歲,光棍一條,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一輩子苦慣了,也不覺得幹活苦。這話有點不對頭,他哪裏來的這麽高覺悟?我還不明白的是他開餐館,不懂英文成嗎?一說到這裏,我老鄉就有點羞答答。原來他開餐館時,是和個意大利女人搭一夥。有一陣他還能講點意大利話,是在紐約學的。紐約唐人街就靠著小意大利,中國大廚認識意大利姑娘不稀奇。也不知怎麽的,人家就和他私奔了。這件事有點浪漫色彩。奔到了匹茲堡,我老鄉拿出畢生積蓄和吃奶的力氣開起店來,那娘們隻管收銀。原來是愛情的力量支持他創業。除此之外,他還開了洋葷。我老鄉說,就甭追問了,女人都是毒蛇,色字頭上一把刀。
對於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風光秀麗,意大利姑娘漂亮。我們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錢包和相機。找警察報案,他說偷了就偷了,不偷你們外國人偷誰。咱們的同胞楊傳廣,到羅馬參加奧運會,本來該拿金牌,被一個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結果隻拿了銅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這說明意大利人慣使美人計。楊傳廣是中華田徑史上不世出的奇才,號稱十項鐵人,著上了還一敗塗地,何況區區李老板。李老板說,開頭那個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滿嘴都是sweet-heart。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誰都知道中國飯好吃,廚房裏難聞。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麽洗都洗不去。再說,在美國做久了的廚子,臉色全慘黃,和熟透了的廣柑皮相似。我很懷疑油煙會和臉皮起化學反應,產生深黃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幹十八小時活,到了床上準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愛情,這些都算不了什麽。但是他店裏生意雖好,卻缺少現錢。甚至到了沒錢買菜,去買便宜貨的地步。在美國幹餐飲,最忌諱的就是這個,一片爛菜葉就能毀一個店。不像現在北京的小飯館,見到農民大哥來吃飯,就把筋頭筋腦大肥肉往菜裏炒。到了這個地步,他該打聽打聽了。一打聽就打聽出來,這女人在外麵開了個pizza店,店裏還有個意大利裔的小白臉。我對我老鄉說,這小白臉沒準是從紐約跟來的。我老鄉一聽就翻了臉,差點拿菜刀砍我。
我在x廚做了兩個月,卻好像有好幾年。因為總是沒完沒了地洗盤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還有個虐待狂二廚,刻薄無比的老板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們一口。我每周隻做兩晚都度日如年,更何況李老板整天待在他以前擁有的店裏。他未老先衰,手腳都慢;周扒皮說,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給他太多工錢。因為以上原因,我老鄉又來找我聊。我倆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車。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車不來。他發誓說,那個意大利姑娘原來對他是真心的,後來才變了。後來那個姑娘說,要離開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錢。除此之外,她還給他找了個老婆,是個秘魯人。這女人也說不上是白人、黑人還是紅種人,因為南美人血統最雜。他聽不懂西班牙文,她聽不懂中文,而美國通用的語言英文,兩人都一竅不通。有件事不說話也能幹,他們就幹起來,孩子接二連三生出來。一個個黑又不黑,黃又不黃,簡直奇形怪狀。還有一樁古怪,那些孩子全講***話,一句中文也不講。他一回家,就陷入無言的圍觀之中。這種氣氛叫人毛骨悚然。隻有揍哭幾個,心裏才能好受一點。他告訴我說,看著一屋小崽子,簡直不知自己幹了些什麽。
我老鄉告訴我說,那個意大利女人給他介紹了老婆,就離開了他的店,果然沒拿一分錢。底下的事也不難想象,過了些時候,各種各樣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簽字的有效文件出現了,那女人以x廚李老板的名義借了許多錢,把店賣了也還不清。這些字是他簽的,可是他並不知道簽了是幹什麽的。到了這地步,他還愛著她,覺得為了愛情損失了畢生積蓄,也算是個題目吧。直到有一天靈機一動,找了個懂西班牙文的中國人來盤問了一下他老婆,結果不出所料,這秘魯人原本是個難民,沒有綠卡,和李老板結婚同時才拿到的。為了撮合這樁婚姻,那位可愛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紹費。知道了這件事後,他才不愛她了。
我離開x廚不久,李老板就被周扒皮開掉了。後來他就蹲在家裏喝悶酒,因為他的確老了,沒有中國飯館肯雇他。這個故事也是老生常談,我一直懶得把它寫出來。現在忽然寫了出來,乃是有感於坊間的各種美國故事。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諸君:假如你想到美國發財,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頓,千萬別去別的地方。
前麵提到x廚的老板叫周扒皮。這位仁兄長一張刀子臉,一看就是個刻薄人。他舍不得給員工好東西(當然也舍不得多給錢),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廚房裏,抓起生蝦生魚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結果是往往把自己瀉到臉尖尖的。據說還有人在x廚的廚房裏生吃雞腿,連骨頭都嚼成渣咽下了肚,但是我沒看見,不能確認。有一回他去紐約幾天,不在家裏,門上被人用黃油漆大書"周扒皮"。那家餐館後來變得七顛八倒,沒個生計的模樣。我在那裏幹得不長,就和周扒皮鬧翻了,換了一家餐館來幹。這一家算是個老字號,有十來年的曆史。老板和我歲數差不多,姓y。他那家店在一個猶太人聚居區,一點也不繁華。他也不做廣告,所以除了住在那個社區的人,別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門上不寫那幾個中國字,就不像中國餐館。店裏雇的人也雜得很,有中國人,韓國人,還有高鼻梁的美國人。原來他那家店是誰想去幹都可以的。有一回一個韓國女孩子,本人是藝術家,不缺錢的,卻發現y老板是個光棍漢,狠下心來到他店裏刷了幾個月的碗。但是y老板裝傻充愣地不上鉤,氣得那女孩背地裏咬牙切齒地說他是pervert(性變態)。又過些日子,發現他還不來上鉤,她就不來了。
老板的店堂裏有一幅宣紙寫的波羅蜜多心經。這段經文最通俗了,《西遊記》裏全文抄錄,我十六歲時一張嘴就能帶出幾句來:"揭啼!揭啼!波羅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經,也沒有什麽特殊的感覺,隻是覺得y老板怪逗的,還把它寫了出來。後來有一天,有個新搬來的老猶太到店裏來吃飯,y老板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來,說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掙錢、吃飯等等。最後說,大家都信教,隻是你們信猶太教,我信佛,這經就是用我的血寫的。該猶太一聽,馬上起來,對著經文立正,請y老板給他念了一遍。臨走時還和他握手說:y老板,我很尊敬你,過幾天介紹幾個朋友來。後來才知道,這經還真是用y老板的血寫的,而且是舌頭上割出的血。寫完了經還剩了半碗,又寫了幾個大字"身為中國人而自豪",掛在旁邊。這裏麵沒有一點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就是這麽挺嚴肅地告訴洋人:作為中國人,我和你們不一樣;但是作為人,和你們是一樣的,完全可以信任。這也是一種生計。
這位y老板同時也是大廚,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縣,北京長大,依我看他炒得相當像川菜,又有點像京菜。就是這樣,還常有客人說宮保菜裏辣椒糊了。所以美國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從早到晚,也是要幹十五個鍾點。據我所知,雖然入了美國籍,他在台灣也算個幹部子弟哩。何況他在美國拿到了建築學碩士學位,蠻可以找個建築師的事幹幹。說實在的,給我他那份錢我要,讓我幹他的事我不幹——在此順便說說我自己,過去我也極能吃苦,十六歲就跑到雲南去開荒,一天幹十六七個鍾點的時候都有。如此幹了幾年,臨走時一看,沒開出什麽田來,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壞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湯子。從此就相當的懶。從不給錢也拚命幹變到不缺錢就不幹——所以我就問他。他說幹這個餐館是應該的。有這麽個店,就幫了好多人,當然也幫了他本人。當時在那個店裏幹活的人可真不少,還有國內名牌大學來的副教授呢。不過這個幫字聽起來還是蠻別扭。y老板也知道剩餘價值學說,所以他想讓我說說在x廚的遭遇,就這麽說:小波,談談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麽受壓迫的--他就是不說受剝削。不過應該給他個知恥近勇的評價,因為他幹起活來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幫二廚倒垃圾,幫我刷碗,同時引吭高歌。當時他手下國內來的頗多,你猜猜他唱什麽吧——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還說:這歌不壞,有調。晚上打烊後,大魚大蝦炒一頓給大家吃,並且宣布:我是y老板,不是周老板。他就是這麽籠絡員工的。
不管y老板怎麽看自己,我還要說他有一切老板的通病。假如沒有客人來,前廳的女招待(都是留學生)找個地方坐下來,掏出課本來看,他就陰沉著臉。這種時候你必須站著,對準店外做個翹首以望的樣子,他看了才喜歡。這是他小心眼的一麵。也有手麵大的一麵:每年總有一天,他到公園裏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裏做過的人和一切熟客、鄰居都請來吃頓烤肉。他還能記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裏,獻上他免費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裏不能忘記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為別人生活裏不被遺忘的一件事。這是他的生計。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以禮待人,還要本分。
附言: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內容是我親耳聽來的,我來擔保到我耳朵以後的真實性。至於楊傳廣在羅馬被人破了童子功以致痛失金牌,是在紐約的華文報紙看來的。我對體育一竅不通,人家怎麽說,我就怎麽信了。特此聲明。
初到美國時,看到樓房很高,汽車很多,大街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於是一輩子沒想過的問題湧上了心頭:咱們出門去,穿點什麽好呢?剛到美國那一個月,不管是上課還是見導師,都是盛裝前往。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自然。上課時,那一屋子人個個衣著隨便,有穿大褲衩的,有穿t恤衫的,還有些孩子嫌不夠風涼,在汗衫上用剪子開了些口子。其中有個人穿得嚴肅一點,準是教授。偶爾也有個把比教授還衣著筆挺的,準是日本來的。日本人那種西裝革履也是一種風格,但必須和五短身材、近視眼鏡配起來才順眼。咱們要裝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裝不出來,第二咱們為什麽要裝他們。所以後來衣著就隨便了。
在美國,有些場合衣著是不能隨便的,比方說校慶和感恩節party。這時候穿民族服裝最體麵,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男同學寬袍大袖,看了叫人肅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學穿五彩靚麗,個個花枝招展。中國來的女同學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確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麽好了。這時我想起過去穿過的藍布製服來,後悔怎麽沒帶幾件到美國來。
後來牛津大學轉來一個印度人,見了這位印度師兄,才知道什麽叫做衣著筆挺。他身高有兩米左右,總是打個纏頭,身著近似中山服的直領製服,不管到哪兒,總是拿了東西,邊走邊吃,旁若無人。係裏的美國女同學都說他很sexy(性感)。有一回上著半節課,忽聽身後一聲巨響。回頭一看,原來是他把個蘋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見到大家都看他,他就舉起半個蘋果說:may i(可以嗎)?看的人倒覺得不好意思了。
衣著方麵,我也有過成功的經驗。有年冬天外麵下雪,我怕冷,頭上戴了羊剪絨的帽子,身穿軍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銀行,居然有個女士為我推了一下門。到學校時,有個認識的華人教授對我說:mr.王,威風凜凜呀。我趕緊找鏡子一照,發現自己一半像巴頓將軍,一半像哥薩克騎兵。但是後來不敢這麽穿了,因為路上有個停車場,看門的老跟我歪纏,要拿他那頂皺巴巴的毛線帽換我的帽子。
我這麽個大男子漢,居然談起衣著來了,當然是有原因的。
衣著涉及我一件痛心的體驗。有一年夏天,手頭有些錢,我們兩口子就跑到歐洲去玩,從南歐轉北歐,轉到德國海德堡街頭,清晨在一個噴水池邊遇到國內來的一個什麽團。他鄉遇故知,心裏挺別扭。那些同誌有十幾個人,紮成一個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東張西望,身上倒個個是一身新,一看就是發了置裝費的,但是很難看。首先,那麽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樣的深棕色西服,這種情形少見。其次,褲子都太肥,褲襠將及膝蓋。隻有一位翻譯小姐沒穿那種褲子,但是腿上的襪子又皺皺巴巴,好像得了皮膚病。再說,納粹早被前蘇聯紅軍消滅了,大夥別那麽緊張嘛。德國人又是笑人在肚子裏笑的那種人,見了咱們,個個麵露蒙娜麗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見了氣得腦門都疼。
其實咱們要不是個個都有極要緊的公幹,誰到你這裏來受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後,我們也要承認,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來的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國內公出的人在其中最為紮眼,和誰都不一樣,有一種古怪氣質,難描難畫。以致在香港滿街中國人中,誰都能一眼認出大陸來的表叔。這裏當然有衣著的問題,能想個什麽辦法改變一下就好了。
到了國外吃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有些很難吃。中國人假如講究吃喝的話,出國前在這方麵可得有點精神準備。比方說,美國人請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紅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頭吐出來,以為自己是個大灰狼了。至於他們的生菜色拉,隻不過是些胡亂扯碎的生菜葉子。文學界的老前輩梁實秋有吃後感如下:這不是喂兔子嗎?當然,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發現哪些東西是能吃的。在美國待了一兩年,就知道快餐店裏的漢堡包、烤雞什麽的,咱們都能吃。要是美國賣的pizza餅,那就更沒問題了。但是離開美國就要傻眼。到歐洲玩時,我在法國買過大米色拉,發現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咽。在意大利又買過pizza餅,發現有的太酸,有的太腥,雖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對。最主要的是pizza頂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奶酪全沒了,隻剩下番茄醬,還多了一種小鹹魚。後來我們去吃中國飯。在劍橋鎮外一個中國飯館買過一份炒飯,那些飯真是擲地有聲。後來我給我哥哥寫信,說到了那些飯,認為可以裝進獵槍去打野鴨子。那種飯館裏招牌雖然是中文,裏外卻找不到一個中國人。
這種事不算新鮮,我在美國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家飯館叫竹園,老是換主。有一陣子業主是泰國人,緬甸人掌勺,牌子還是竹園,但是炒菜不放油,隻放水。在美國我知道這種地方,絕不進去。當然,要說我在歐洲會餓死,當然是不對的。後來我買了些論斤賣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從歐洲回到美國時,已經瘦了不少,嘴角還老是火辣辣的,看來是缺少維生素。咱們中國人到什麽地方去,背包裏幾包方便麵都必不可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假如沒有方便麵,他就餓死在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了。
據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現在出國,一定會餓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國人烤肉時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輕飄飄的,用它們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飯要有好醬佐餐。我待的地方有個叫北京樓的中國菜館,賣北京烤鴨。你知道人家用什麽醬抹烤鴨嗎?草莓醬。他們還用春卷蘸蘋果醬吃。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們還說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國,假如不帶廚子的話,一定要學會吃ketchup,這是美國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醬了。這種番茄醬是抹漢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裏。麥當勞店裏多得很,而且不要錢。每回我去吃飯,準要順手抓一大把,回來抹別的東西吃。他老人家還要學會割不正就食,這是因為美式菜刀沒有鋼火(可能是怕割著人),切起肉來總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們中國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並且味道調得很正的話,那就哪兒都能去了。除此之外,還能長得肥頭大耳,虎背熊腰。當然,到了那種雞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誰身上都會長點肉。我在那邊也有九十公斤,但是這還差得遠。馬路上總有些黑哥們,不論春夏秋冬,隻穿小背心兒,在那裏表演肌肉。見了他們你最好相信那是些愛好體育的好人,不然就隻好繞道走了。
假如你以為這種生肉生菜隻適於年輕人,並非敬老之道,那就錯了。我鄰居有個老頭子,是畫廣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著瘦腿褲子跑來跑去,見了漂亮姑娘還要獻點小殷勤。後來他告訴我,他七十歲了。我班上還有位七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活躍極了,到處能看見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團排練,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間。不過那一天她是捂著嘴退下台來的,原來是引吭高歌時,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揀到了。不管怎麽說吧,美國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媽可比不上。
假如你說,烹調術不能決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麽也有很大關係,這我倒能夠同意。除此之外,生命還在於運動。回國前有半年時間,我狠狠地練了練。頂著大太陽去跑步,到公園裏做俯臥撐。所以等回國時,混在那些短期(長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訓的首長和老師中間,就顯得又黑又壯。結果是,過海關時人家讓我等著,讓別人先過。除此之外還搡了我一把,說出國勞務的一點規矩也沒有。當時我臊得很。現在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躲風躲太陽地養了三年多,才算有點知識分子的模樣了。
都是住在房子裏,這是不易之理。是什麽樣的人就會住什麽房子,恐怕有的人就體會不這麽深了,這是因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國,有些人住在apartment裏麵,有些人住在house裏麵,這兩種東西很不一樣。apartment是城裏的公寓樓,和咱們的單元樓有點像。所不同的是樓道裏鋪了紅地毯,門廳裏坐了位管理員。再體麵一點的樓,比方說,紐約城裏五大道(fifth avenue)的公寓樓,門前就會有位體麵的老先生,穿著紅製服給客人拉車門。這樣的地方我沒去過,因為不認識裏麵的人。從車子來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門前有網球場,樓頂上有遊泳池。不過這也說明不了什麽,隻說明有錢——蓋房子的花了錢,住房子的更有錢。錢這種東西,我們將來會有的,我對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陽台上沒有堆那些破爛——破木頭、破紙板、破煙囪等等,這說明什麽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認識的法國姑娘指著北京陽台上那些傷風敗俗的說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這些樓蓋得也不壞,住在這裏的人應該很有體麵。怎麽這些房子弄得像貧民窟一樣?我沒接她的茬。說到了apartment,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樓房。那裏麵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點像公寓樓房。灰白色的石塊砌的,鉛皮頂,鏤花的鐵窗欄,前麵是石塊鋪的街道。到底好在哪裏說不出來,但是確實好看。據此你就可以說,巴黎是一座古城,是無與倫比的花都。北京原來也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於城牆。在美國遇到了一位老傳教士,他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一見我就問起北京的城牆。我告訴他已經拆了,他就露出一種不想活了的模樣。至於house,那是在郊區或者鄉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單層,或者是兩層,裏麵住了一家人,house這個詞,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沒有院牆。我向你保證,假設門前綠草成茵,屋後又有幾棵大樹,院牆那種東西就是十足討厭。不但妨礙別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礙自己看風景。幾攤爛泥,幾隻豬崽子,當然不成立為風景,還是眼不見為淨。不過我沒在外國的house附近見過爛泥和豬崽子。當然,這些東西哪裏都會有,但是歐美人不樂意它在家附近出現。假如我對這類事態理解得對的話,house這個詞,應該譯為家園,除了房子,還有一片開放的環境。會蓋深宅大院的,不過是些有錢的村牛罷了。美國的house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幾百畝,小可以到幾平方米。不過大有大的壞處,因為草坪必須要剪;鄰居有個家夥實在懶得弄,就用碎樹皮把它蓋起來,在上麵種幾棵羅漢鬆。這樣看上去也不壞,有點森林氣氛。絕對沒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來,叫它下雨時流泥湯子。誰要動土蓋房子,就要先運來卵石把挖開的地麵蓋上。這是因為邊上有別人的house。有的人的house有池塘,還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來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過這些就越扯越遠。美國也有的地方地皮緊張,把房子蓋在山上,但是不動山上的樹,也不動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後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屬人、鳥、獸共有,不像咱們這裏把什麽都扒得亂糟糟,像個亂葬場。這樣的事和貧富沒什麽大關係,主要是看你喜歡住在什麽地方。順便說一句,在美國大多數地方,小鬆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熱愛家園方麵,美國佬又何足道哉。歐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樣。世界上最好的house是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的山區,房龍就是這麽說的。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造起這些房子的不是什麽富人,不過是些山區的農民罷了。我去看時,見到那房子造在楓樹林裏。但是有關這些房子的事不能細講,一講我就心裏癢癢,想到奧地利去連樹林帶房子都搶回國來。隻能講這樣的一件事:我在林子邊上見到一條通到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沒那麽好看了。不過我以為荷蘭的牧場,風車、溝渠、運河等等,也是一片美麗的家園,不在奧地利之下。德國的海德堡在內卡河畔,河上有座極美麗的橋。有個洋詩人寫道,老橋啊,你多次承載了我!再接下去就說他要死在橋上。劍橋鎮邊有個拜倫塘,雖然隻是“慕家巴”的一個小池塘,但是連棵草都沒有少。到處綠草茵茵,到處古樹森森,人到了這種地方,就感到住在這裏的人對這片環境的愛心,不敢亂扔易拉罐。而生在這裏的人也會愛護這裏的一草一木,挖動一片泥,移動一塊石頭都會慎重。人不愛自己的家就無以為人,而家可不隻是房門裏那一點地方。
我們(我和我太太)在美國做學生時,有一年到歐洲去旅行,這需要訂美國到歐洲的來回票,還要訂歐洲的火車票。這件事說起來複雜,辦起來卻非常簡單。我們倆到學校辦的旅行社去,說明了我們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電話聽筒來說,你們是要最便宜的票,對吧。然後就撥了幾個電話,一切都訂妥了。去時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飛機,回來時到比利時乘美國的"人民快航",在歐洲用歐洲鐵路通票。我們隻消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美國和歐洲的幾個旅行機構,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證,完成經過十幾個國家,曆時一個月的旅行。這種訂票的方式還是最麻煩的,假如我們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學校的旅行社,在家裏打幾個電話把一切票訂好。這是六七年前的事,現在大概還是這樣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具體開的什麽會,去了哪個國家,在這裏就不說了。會議的議題很重要,參加會議的也是高水平的學者和活動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的質量很高。但要說會議的組織,恐怕就不能這樣評價。她認為自己做了一次艱巨的旅行,我也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前往開會的地點就很不容易。這是因為來回機票都是會議組委會給訂,對方來了一個電傳,告知航班的日期、換機地點等等,卻沒告訴是什麽航空公司。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卻怎麽也打不通。於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這麽一張票,當然重點懷疑對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沒有打聽到。然後她又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和電傳,還是打不通。從這種情形來看,她後來能夠出席那個會議,純屬偶然。
等到她從非洲回來之後,告訴我當地的電話的情形是這樣:當地是有電話的,比方說,她們開會的會場——一所大學,就有唯一的一部電話在門房裏。假如有人給會議代表打電話,在理論上就會有一個人從門房出來,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間叫她去接電話,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小時,與此同時,對方手拿聽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電話的話,電話費就要達到天文數字。但是門房裏根本就沒人專管聽電話,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而從非洲發出的電傳看起來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圖案一樣,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傳到那裏的電傳也是這樣的。這就使別人幾乎無法和他們聯係。這樣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你不會在淩晨五點被叫起來聽一個由你付款的電話,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學打來的,他忘了交論文或者交學費,總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壞處是外麵的人沒法和他們做生意。我太太說,那地方雖然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卻沒有什麽工商業,好像一個大集市。我想這不足為怪。
那張機票的事是這樣的:組委會是給我太太訂了票,但卻和別人訂在了一起,並且用了別人的名字,所以怎麽查也查不出。
考慮到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這一現實,我太太最後找到了這張票並且去了非洲,實屬奇跡。但是因為票來得太晚,種的疫苗還沒生效,所以是冒著生霍亂和黃熱病的危險去的。到了當地,一麵開會,一麵為回程機票而奔忙。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一些和藹可親的非洲大嬸,不管你問到誰,都告訴你應該去找另外一個誰。
機場的工作人員則永遠說,你明天再來吧,問題肯定能解決。所有這些大叔大嬸,工作都很辛苦,熱汗直流。那些來自亞非拉的代表們,個個也是熱汗直流。我不知最後她是怎麽回來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學者和作者,各種各樣的經曆都對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話,她還會去那個國家。但假如是一位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恐怕就不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老婆學會了一句非洲話,不知是哪一國的,反正非洲人都能聽懂:"哇呀哇呀哇呀!"據說是進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進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風舞時,就這樣喊著。看起來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們國家的通訊、旅行條件,大概比東非國家好,但和世界先進水平比,還是很差。讓我們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
出門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經曆。匹茲堡雖然是一座比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學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報上看到搶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們在那裏留學的頭兩年,從來沒聽說過中國人遭劫。根據可靠消息,我們都在李小龍的庇護之下。這位仁兄雖然死去好幾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誰都能看出李小龍的厲害之處——在銀幕上開打之前,他總是怪叫一聲,然後猛然飛出一腿。那些意圖行劫的壞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媽!遇上這麽一腿,手裏有槍也不管用。外國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看他們一樣,隻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黃,細微的差別一時不能體會。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個個都像李小龍。
這種情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起因是1984年的國慶招待會。那一天我們中國留學生全體出動,占住了學校的大廳,做了餃子、春卷等等食品來招待美國人。吃完了飯,人家又熱烈歡迎我們表演節目。工學院的一個小夥子就自告奮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級長拳",說是中國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還可以,在學校的體育課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過和李小龍的功夫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當場我就看到在人群裏有幾個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這種跡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發生,後來它就發生了。
我們那座樓裏住了七八個中國人,第一個遭劫的是樓下的小宋。這位同學和我們都不一樣,七七年高考時,他一下考取了兩個學校,一個是成都體院,一個是東北工學院。最後他上了東北工學院,但是他完全有資格當運動員。因此他就相當自負。
晚上到係裏做實驗,他完全可以開車去,但是他偏要走著去,穿過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邊上還有樹林子。我們都勸他小心點,他說不怕,打不過可以跑。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幾,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裏一點多鍾,他跑回家裏說遭劫了,劫匪是兩個人,一個個高,一個個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點離家很近,這兩個家夥估計還沒走遠。我們樓裏也有四五個男人,聽了都很氣憤,決心出去找那兩個家夥算賬,甚至還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著去。臨出門時我問小宋:你跑得快,怎麽不跑呢?
他說那個個高的家夥手裏拿了一支手槍。雖然他又補充說,那槍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認為不該冒險出去。除此之外,還抱怨小宋為什麽不早說對方有槍。大家離家好幾萬公裏,家裏人對我們又寄予厚望,千萬別有個好歹。
過了幾天,我也遭了劫。劫匪隻有一個,手裏也沒有槍。他是個白人小夥子,身材沒有我高,身體沒有我壯,還有點病歪歪的。按說該是我劫他才對,但是我的確被他劫了。對這件事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他劫了。當時天還沒大亮,我到公園裏去運動。公園在一個山穀裏,要經過一個木製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兒遇上了他。他對我說:夥計,給我點錢。我告訴他說:我沒帶錢。他說:讓我看看你的錢包。(混賬!你憑什麽看我的錢包?)我說:我沒帶錢包。他說:那你兜裏鼓鼓囊囊的是什麽?(豈有此理,你管得著嗎?)我說,那是一盒煙。他說: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煙。我就給了他煙,借這個機會他也看了我的口袋,裏麵的確沒有錢包。分手之後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這是打劫。順便說一句,括弧裏的話都是我後來想起來的。我當時很胖,所有的腰帶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減肥,所以心沒往別處想。當然,你要硬說我膽怯了,沒敢嚷嚷,我也沒話可講。後來知道,那個公園裏有人賣毒品。所以我見到的那家夥十之八九是癮發了,想找我要錢買根大麻殺殺癮。還有人說,遇上那種癮急了的家夥,最好給他點錢,否則他會紮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這也不是鬧著玩的,所以以後我早上跑步都繞著那個公園。
後來有一陣子,匹茲堡的壞家夥專劫中國人,因為他們聽說中國學生沒有信用卡,身上總有現金。遇劫的人越來越多,工學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時,還想給劫匪講講理想、人生之類,打算做點感化工作,結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過那班家夥從來不劫女生,這說明盜亦有道。但是後來出了例外,被劫的是醫學院的小夏,她是匹茲堡最美麗的花朵,中國人的驕傲,也就是說,她長得漂亮極了。這件事的經過照她講來是這樣的:那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她和丈夫在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等公共汽車,忽然從黑地裏閃出了三條黑人大漢,手持亮閃閃的手槍,厲聲喝道:這是打劫!然後就要看他們的錢包。把兩個錢包都看過,把錢取走之後,公共汽車來了。那三個劫匪揮舞著手槍上了車--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沒興趣上同一輛車接著看熱鬧,就坐下一班車回家了。根據這種說法,他們被劫實屬無奈。她丈夫是個白麵書生,不是三條黑人大漢的對手。更何況對方有槍,就算是穆鐵柱被手槍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損健康。
但是還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有一個中國人在離他們不遠的另一個汽車站候車,據他說情形是這樣的:晚上十一點多,電影散場了,那條街上沒有什麽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裏候車時,站上有三條黑人大漢,沒有藏在黑地裏。那三個人穿得是有一點流氣,但沒有手持手槍,肩上倒扛了個長條狀的東西,但既不是機關槍,又不是火箭筒,隻是一架錄音機。人家在那裏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們沒來由地發起抖來,隔著馬路就聽見牙齒打架。我想這和當時有很多人遭了劫有關,也可能和汽車老不來有關。總而言之,又過了一會,小兩口就開始商量:去問吧?等一會。還是去問問,好吧。於是小夏就走到那幾位黑兄弟麵前,問道:請問你們是不是要打劫?那幾個人愣了一會,就陰陽怪氣地笑起來:對了,我們是要打劫!小夏又說:那你們一定要看我們的錢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厲害:對對,把你們的錢包拿出來!!
小夏說:錢包在這兒。人家把錢拿走,把錢包還給她,說一聲:thank you!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這兩種說法裏我相信後一種,因為那個電影院離警察局很近,警車沒地方停時就停在電影院的停車場。美國的警察大叔屁股上總挎著槍,見到劫匪可以朝他們身上打。誰要在那裏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癢,想被短鼻子左輪打上一槍。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錢給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絕。我想自打出了這樣的事,我們不但有了身上有現金的名聲,還有了非常好劫的聲譽,所以遇劫的人就越來越多,仿佛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茲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卻越來越少有人提起。這就使人很好奇。匹茲堡的中國留學生裏有一位老金,這位仁兄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學生,比我們大很多。所以他一聽說有人遭了劫,就說:你們年輕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鮮族,所以有時還說:你們漢族同學膽太小,淨慣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見我,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這些話叫人聽了很不舒服,但是誰也不能反駁他。老金有一項光榮的記錄,他在歐洲旅行時,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動照相機的三角架和對方打了起來,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這項記錄還不能讓人服氣。我不能說自己盼著老金遇上持槍劫匪冒生命的危險,但是我的確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種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槍口下給我們"年輕人"樹立一個不畏強暴的典範。後來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級市場門前見到了老金,隻見他手抖得一塌糊塗,嗓子裏咯咯亂響,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攙到車裏坐下,弄筒可樂給他喝了。然後一打聽,老金果然遭了劫。不過情形和我們指望的不大一樣。當時他正在店裏逛,口渴了,就到自動售貨機去買杯可樂。那地方挺偏僻。忽聽"乒"一聲響,售貨機後跳出個劫匪。那是個小黑孩,隻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絲刀,對準了老金,奶聲奶氣地叫道:打劫!掏錢!!老金腦子裏一炸,隻聽見自己怪叫了一聲:滾蛋!滾回家去!嚇得那孩子"哇"的一聲跑了。嚇退了劫匪,老金還氣得要命,幾乎發了羊角風。
後來匹茲堡的警察抓住了兩個劫匪,在大學裏開了新聞發布會,以後劫案就沒有了。這兩個劫匪就是當初劫了小宋的那兩個家夥。被劫了的人都說是被這兩個家夥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個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這兩個人所為。現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兩大義務,一是好好做人,無愧於人生一世。這一條我還差得遠。另一條是不能慣別人的臭毛病,這一條我差得更遠。這一條我們都差得太遠了。舉個例子來說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國來了)門前一條馬路,所有的陰溝蓋全被人偷走了。這種毛病完全是我們慣出來的。
什麽地方隻要有了中國人,就會有中國餐館,這是中國人的生計。過去在美國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和餐館有關係。現在不一樣了。有的人可能是編軟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書的,但是種類還是不多。物理學說,世間隻有四種力:強力,弱力,電磁力和萬有引力。中國人在外的生計種類也不比這多多少。這些生計裏不包括大多數中國人從事的那一種:種地。這是因為按照當地的標準,中國人都不會種地。剛到美國,遇到了一個美國老太太,叫沃爾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個農民,但是不想幹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國來教書。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這是因為她拿不出錢來做學費。但是這筆買賣我虧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話,她卻找了幾本彌爾頓的詩叫我抑揚頓挫地念。念著念著,我連話都不會說了。沃爾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學的學位,但是她教給我的話一出口,別人就笑。這倒不是因為她的學位裏有水分,而是因為時代在前進。在報紙上看到哈佛大學英美文學係老師出個論文題:論《仲夏夜之夢》。學生不去看莎翁的劇本,卻去找錄像帶看。那些錄像帶裏女孩子都穿超短裙,還有激光炮。沃爾夫老太太讓我給她念楊萬裏的詩,念完以後,她大搖其頭,說是聽著不像詩。我倒知道古詩應當吟誦,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遺老,怎麽能會。我覺得這位老太太對語言的理解到中國來教英文未必合適。最後她也沒來成。
現在該談談沃爾夫老太太的生計——認識她不久,她就請我到她農場上去玩,是她開車來接的。出了城走了四個多小時就到了,遠看鬱鬱蔥蔥的一大片。她告訴我說,樹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場是六百多英畝,合中國畝是三四千畝。在這個農莊上,總共就是沃老太太一個人,還有一條大狗,和兩千多隻羊。我們剛到時,那狗跑來匆匆露了一麵,然後趕緊跑回去看羊去了。沃爾夫老太太說,她可以把農場賣掉。這就是說,她把土地、羊加這隻狗交給別人,自己走人,這是可以的。但是這隻狗就不能把農場賣掉——換言之,這隻狗想把土地、羊加沃爾夫老太太交給別人,自己走掉就萬萬不能,因為老太太看不住羊。這個笑話的結論是農場上沒有她可以,沒有它卻不成。當然,這是老太太的自謙之辭。車到農場,她就說:要把車子上滿油,等會出去時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於是她把車開到地下油庫邊上,用手泵往車裏加油,搖得像風一樣快。我替她搖了一會,就沒她搖得快,還覺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歲。我是一條彪形大漢,當時是三十五歲。但是我得承認,我的臂力沒有她大。她告訴我說,原來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麵上,鄰居就說有礙觀瞻。地方官又來說,不安全。最後她隻得自己動手建了個地下油庫,能放好幾噸油。我覺得這話裏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過這話也不敢說死了,沃爾夫老太太的手像鐵耙一樣。後來她帶我去看她的家當,拖拉機、割草機等等。這麽一大堆機器,好的時候要保養,壞了要修,可夠煩人的了。我問她機器壞了是不是要請人修,她就直著嗓子吼起來:請人?有錢嗎?
後來我才知道,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農婦帶有玩票的性質,雖然她有農學的學位,又很能吃苦耐勞,但畢竟是個老太太。真正的個體勞動者,自己用的機器壞了,送給別人去修就是恥辱。不僅是因為錢被人賺走了,還因為承認了自己無能。後來我們到一位吊車司機家做客,他引以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價值三十萬美元的吊車,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東西都是幾百件一套的,當然我們看了也是不得要領。他還說,會開機器不算一種本領,真正的本領是會修。假如鄰居或同行什麽東西壞了請他修,就很光榮。而自己的家什壞了拾掇不了要請別人,就很害臊。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生計。他在這方麵很強,故而得意洋洋。在美國待了幾年,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現在用計算機寫作,軟件是我自己編的,機器壞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搗。這麽幹的確可以培養自豪感。
沃爾夫老太太有三個女兒,大女兒混得很成功,是個大公司駐日本的代表。這位女兒請她去住,她不肯,說沒有意思。我在她家裏看到了男人的襪子,聊天時她說到過還有性生活,但是她沒和別人一塊住。照她的說法,一個人一隻狗住在一個農場上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不過她也承認,這幾年實在是有點頂不住了。首先,要給兩千隻羊剃毛,這件事簡直是要累死人。其次,秋天還要打草。除此之外,環繞她的牧場有十幾公裏的電網,擋住外麵的狼(更準確地說是北美野狗)和裏麵的羊,壞了都要馬上修好,否則就不得了啦。等把這些事都忙完就累得七死八活。當時正是深秋,她地上有十幾棵挺好的蘋果樹,但是蘋果都掉在地上。她還種了些土豆,不知為什麽,結到地麵上來了。晚飯時吃了幾個,有四川花椒的味道——麻酥酥的。我很懷疑她的土豆種得不甚得法,因為土豆不該是這種味道。遠遠看去,她那片墨綠色的牧場上有些白點子。走近了一看,是死羊。犄角還在,但是毛早被雨水從肢體上淋下來,大概死了有些日子了。麵對著這種死羊,老太太麵露羞愧之色,說道:應該把老羊殺死,把皮剝下來。老羊皮還能派上用場,但是殺不過來。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隻羊。因為那些羊不但在自己死掉,還在自己生出來。好在還有candy(她那隻狗)知道。candy聽見叫它名字,就汪汪地叫,搖搖尾巴。我在沃爾夫老太太農場上見到的景象就是這樣的。
在美國我結識了不少像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人——個體吊車司機、餐館老板、小鎮上的牙醫等等,大家本本分分謀著一種生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換一種本分生計,沒有去炒股票,或者編個什麽故事驚世駭俗。這些人大概就叫人民吧。美國的政客提到美國富強的原因,總要把大半功勞歸於美國高素質的人民,不好意思全歸因於自己的正確領導。回了中國,我也盡結識這樣的人。要是有人會炒股票,或者會寫新潮理論文章,我倒不急於認識。這大概是天性使然吧。
到美國第二年上一個人類學課,要交個term paper。教授要我們去調查一群人或是一類人,寫個故事出來。我跟教授說,想調查一下廣東人。他說這不好,你又不是廣東人。他還說有不少中國人在餐館打工,何不寫寫這個呢。開頭我不大想去,後來一想,去看看也好,就到一家餐館幹了兩個月,老板叫周扒皮。後來我和老板吵翻了揚長而去。這篇paper得了好幾個a,教授叫辛格頓,當過全美人類學主席。我扯這一大堆,是要說明自己到餐館裏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為了掙錢。交代了這些以後,就該書歸正傳。我去的那家餐館,叫做x廚,我在廚房裏洗碗。那家店當時生意好得不得了,雇了三個廚子,大廚炒菜,二廚耍嘴皮子兼帶欺負三廚,三廚整天長籲短歎。後來我和三廚混得蠻熟,我倆還搭點老鄉。這老家夥當時有五十歲,經常喝酒,一副潦倒相,在美國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句英文不會講。他的故事是一個匹茲堡中國男人的故事。匹茲堡不是曼哈頓,男人不是女人,所以這故事一點不浪漫。不僅不浪漫,還有點悲慘。這個三廚姓李,是山東人,從小就被國民黨拉了壯丁,徑直拉到了台灣,在軍隊裏最大幹到了司務長。
x廚的餐廳有點古怪,一進門就拐彎,先往左拐,後往右拐,簡直像腸子在肚子裏的模樣。但是總麵積可不小,能放三四十桌。裝潢也是蠻好的。我說設計這餐廳的人有大學問,這叫做曲徑通幽。我那位老鄉說,這兒原來是個破倉庫,把門口攔起來,做了春卷店,有門麵沒桌子。幹了一些年,掙了一點錢,才裝修一小片,賣起炒菜來,再賣一些年,才有錢又裝修一小片。這麽曲裏拐彎,是要遮住後麵的破爛。要是滿牆爛紙被人看見,誰還來吃飯?十冬臘月在街麵上賣春卷,嗬氣成煙;白天炒一天菜,半夜裏再當木匠、泥水匠,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什麽曲徑通幽,叫蚯蚓打洞更正確。這個店是我老鄉花了近十年時間白手起家練出來的。他真的吃了不少苦頭。不過話說回來,在美國創業,誰不吃苦頭。我老鄉又說,吃苦他不抱怨,就是這輩子苦吃得太多了一點。原來他退了役在台北開店,日子蠻不壞的,忽然來了老客,說是到紐約混吧,可以發財。綠卡包在我身上。於是我老鄉拿了個旅遊簽證就去了。到紐約下了飛機,連時差還沒轉過來哪,就被按到灶上炒上菜了。人家還告訴他:可不敢出門呀!移民局正逮你這樣的哪。於是白天炒菜,晚上看店,一幹十幾年,別說逛街去,連日頭也很少看見。
這故事講到這裏,基本上算明白了。原來這x廚曾是他的店。至於他從紐約怎麽到了這兒來,也不難想象。他在紐約幹了十幾年後,人家給他一張綠卡說,瞧,我給你辦來了,咱們兩清了。我們山東人是憨厚,但不傻,知道十幾年血汗換張紙片不值。所以再不能給那種人麵獸心的家夥幹,一定要自己闖天下。紐約中餐館太多不好混,就到匹茲堡來了。在這裏當大廚,但是給自己幹。
有關我自己,還沒有給你做個介紹。我插過隊,到過兵團,當過工人,什麽活都幹過。照我看在美國當廚子是最累的。假如他做兩頓飯的話,上午九點多就到店裏了,收拾廚房,備菜,忙忙叨叨,到十點多就開炒,一直炒到一點多,收拾廚房,給員工做一頓飯,就到夜裏兩點多了,這是順利的一天。假如有個把客人屁股沉,坐在店裏不走,也不能攆人家走,頂多去多問幾次:先生,您還要點什麽?這樣準弄到早上四點。假如衛生局來查店,那就要通宵挑燈大戰。衛生局的還老來,逼得你撅著屁股鑽到灶台下麵用鋼絲刷子刷油泥。據我統計,這些廚子每天總要幹十五個鍾點,烈火烤,油煙熏,而且沒有星期天。要是給別人幹,每月還可以向老板請兩天假。給自己幹就什麽都沒了。雖然外麵是花花世界,也沒工夫去看。與此同時,什麽生命呀,青春哪,就如一縷青煙散去了。這麽苦熬總要圖個什麽吧。x廚裏三個廚子,大廚快七十了,現在不是給兒子攢,是給孫子掙學費。一說起養活了一大堆兒孫,也蠻有自豪感。二廚堅持到月底,請了假就驅車直撲新澤西賭場,把錢輸光了就回來。不管怎麽說,這麽活著也算有點刺激。隻有這位老鄉,前李老板,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麽要熬下去。
李老板說,他到匹茲堡來創業時,是三十多歲,光棍一條,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一輩子苦慣了,也不覺得幹活苦。這話有點不對頭,他哪裏來的這麽高覺悟?我還不明白的是他開餐館,不懂英文成嗎?一說到這裏,我老鄉就有點羞答答。原來他開餐館時,是和個意大利女人搭一夥。有一陣他還能講點意大利話,是在紐約學的。紐約唐人街就靠著小意大利,中國大廚認識意大利姑娘不稀奇。也不知怎麽的,人家就和他私奔了。這件事有點浪漫色彩。奔到了匹茲堡,我老鄉拿出畢生積蓄和吃奶的力氣開起店來,那娘們隻管收銀。原來是愛情的力量支持他創業。除此之外,他還開了洋葷。我老鄉說,就甭追問了,女人都是毒蛇,色字頭上一把刀。
對於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風光秀麗,意大利姑娘漂亮。我們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錢包和相機。找警察報案,他說偷了就偷了,不偷你們外國人偷誰。咱們的同胞楊傳廣,到羅馬參加奧運會,本來該拿金牌,被一個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結果隻拿了銅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這說明意大利人慣使美人計。楊傳廣是中華田徑史上不世出的奇才,號稱十項鐵人,著上了還一敗塗地,何況區區李老板。李老板說,開頭那個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滿嘴都是sweet-heart。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誰都知道中國飯好吃,廚房裏難聞。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麽洗都洗不去。再說,在美國做久了的廚子,臉色全慘黃,和熟透了的廣柑皮相似。我很懷疑油煙會和臉皮起化學反應,產生深黃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幹十八小時活,到了床上準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愛情,這些都算不了什麽。但是他店裏生意雖好,卻缺少現錢。甚至到了沒錢買菜,去買便宜貨的地步。在美國幹餐飲,最忌諱的就是這個,一片爛菜葉就能毀一個店。不像現在北京的小飯館,見到農民大哥來吃飯,就把筋頭筋腦大肥肉往菜裏炒。到了這個地步,他該打聽打聽了。一打聽就打聽出來,這女人在外麵開了個pizza店,店裏還有個意大利裔的小白臉。我對我老鄉說,這小白臉沒準是從紐約跟來的。我老鄉一聽就翻了臉,差點拿菜刀砍我。
我在x廚做了兩個月,卻好像有好幾年。因為總是沒完沒了地洗盤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還有個虐待狂二廚,刻薄無比的老板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們一口。我每周隻做兩晚都度日如年,更何況李老板整天待在他以前擁有的店裏。他未老先衰,手腳都慢;周扒皮說,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給他太多工錢。因為以上原因,我老鄉又來找我聊。我倆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車。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車不來。他發誓說,那個意大利姑娘原來對他是真心的,後來才變了。後來那個姑娘說,要離開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錢。除此之外,她還給他找了個老婆,是個秘魯人。這女人也說不上是白人、黑人還是紅種人,因為南美人血統最雜。他聽不懂西班牙文,她聽不懂中文,而美國通用的語言英文,兩人都一竅不通。有件事不說話也能幹,他們就幹起來,孩子接二連三生出來。一個個黑又不黑,黃又不黃,簡直奇形怪狀。還有一樁古怪,那些孩子全講***話,一句中文也不講。他一回家,就陷入無言的圍觀之中。這種氣氛叫人毛骨悚然。隻有揍哭幾個,心裏才能好受一點。他告訴我說,看著一屋小崽子,簡直不知自己幹了些什麽。
我老鄉告訴我說,那個意大利女人給他介紹了老婆,就離開了他的店,果然沒拿一分錢。底下的事也不難想象,過了些時候,各種各樣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簽字的有效文件出現了,那女人以x廚李老板的名義借了許多錢,把店賣了也還不清。這些字是他簽的,可是他並不知道簽了是幹什麽的。到了這地步,他還愛著她,覺得為了愛情損失了畢生積蓄,也算是個題目吧。直到有一天靈機一動,找了個懂西班牙文的中國人來盤問了一下他老婆,結果不出所料,這秘魯人原本是個難民,沒有綠卡,和李老板結婚同時才拿到的。為了撮合這樁婚姻,那位可愛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紹費。知道了這件事後,他才不愛她了。
我離開x廚不久,李老板就被周扒皮開掉了。後來他就蹲在家裏喝悶酒,因為他的確老了,沒有中國飯館肯雇他。這個故事也是老生常談,我一直懶得把它寫出來。現在忽然寫了出來,乃是有感於坊間的各種美國故事。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諸君:假如你想到美國發財,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頓,千萬別去別的地方。
前麵提到x廚的老板叫周扒皮。這位仁兄長一張刀子臉,一看就是個刻薄人。他舍不得給員工好東西(當然也舍不得多給錢),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廚房裏,抓起生蝦生魚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結果是往往把自己瀉到臉尖尖的。據說還有人在x廚的廚房裏生吃雞腿,連骨頭都嚼成渣咽下了肚,但是我沒看見,不能確認。有一回他去紐約幾天,不在家裏,門上被人用黃油漆大書"周扒皮"。那家餐館後來變得七顛八倒,沒個生計的模樣。我在那裏幹得不長,就和周扒皮鬧翻了,換了一家餐館來幹。這一家算是個老字號,有十來年的曆史。老板和我歲數差不多,姓y。他那家店在一個猶太人聚居區,一點也不繁華。他也不做廣告,所以除了住在那個社區的人,別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門上不寫那幾個中國字,就不像中國餐館。店裏雇的人也雜得很,有中國人,韓國人,還有高鼻梁的美國人。原來他那家店是誰想去幹都可以的。有一回一個韓國女孩子,本人是藝術家,不缺錢的,卻發現y老板是個光棍漢,狠下心來到他店裏刷了幾個月的碗。但是y老板裝傻充愣地不上鉤,氣得那女孩背地裏咬牙切齒地說他是pervert(性變態)。又過些日子,發現他還不來上鉤,她就不來了。
老板的店堂裏有一幅宣紙寫的波羅蜜多心經。這段經文最通俗了,《西遊記》裏全文抄錄,我十六歲時一張嘴就能帶出幾句來:"揭啼!揭啼!波羅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經,也沒有什麽特殊的感覺,隻是覺得y老板怪逗的,還把它寫了出來。後來有一天,有個新搬來的老猶太到店裏來吃飯,y老板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來,說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掙錢、吃飯等等。最後說,大家都信教,隻是你們信猶太教,我信佛,這經就是用我的血寫的。該猶太一聽,馬上起來,對著經文立正,請y老板給他念了一遍。臨走時還和他握手說:y老板,我很尊敬你,過幾天介紹幾個朋友來。後來才知道,這經還真是用y老板的血寫的,而且是舌頭上割出的血。寫完了經還剩了半碗,又寫了幾個大字"身為中國人而自豪",掛在旁邊。這裏麵沒有一點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就是這麽挺嚴肅地告訴洋人:作為中國人,我和你們不一樣;但是作為人,和你們是一樣的,完全可以信任。這也是一種生計。
這位y老板同時也是大廚,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縣,北京長大,依我看他炒得相當像川菜,又有點像京菜。就是這樣,還常有客人說宮保菜裏辣椒糊了。所以美國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從早到晚,也是要幹十五個鍾點。據我所知,雖然入了美國籍,他在台灣也算個幹部子弟哩。何況他在美國拿到了建築學碩士學位,蠻可以找個建築師的事幹幹。說實在的,給我他那份錢我要,讓我幹他的事我不幹——在此順便說說我自己,過去我也極能吃苦,十六歲就跑到雲南去開荒,一天幹十六七個鍾點的時候都有。如此幹了幾年,臨走時一看,沒開出什麽田來,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壞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湯子。從此就相當的懶。從不給錢也拚命幹變到不缺錢就不幹——所以我就問他。他說幹這個餐館是應該的。有這麽個店,就幫了好多人,當然也幫了他本人。當時在那個店裏幹活的人可真不少,還有國內名牌大學來的副教授呢。不過這個幫字聽起來還是蠻別扭。y老板也知道剩餘價值學說,所以他想讓我說說在x廚的遭遇,就這麽說:小波,談談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麽受壓迫的--他就是不說受剝削。不過應該給他個知恥近勇的評價,因為他幹起活來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幫二廚倒垃圾,幫我刷碗,同時引吭高歌。當時他手下國內來的頗多,你猜猜他唱什麽吧——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還說:這歌不壞,有調。晚上打烊後,大魚大蝦炒一頓給大家吃,並且宣布:我是y老板,不是周老板。他就是這麽籠絡員工的。
不管y老板怎麽看自己,我還要說他有一切老板的通病。假如沒有客人來,前廳的女招待(都是留學生)找個地方坐下來,掏出課本來看,他就陰沉著臉。這種時候你必須站著,對準店外做個翹首以望的樣子,他看了才喜歡。這是他小心眼的一麵。也有手麵大的一麵:每年總有一天,他到公園裏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裏做過的人和一切熟客、鄰居都請來吃頓烤肉。他還能記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裏,獻上他免費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裏不能忘記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為別人生活裏不被遺忘的一件事。這是他的生計。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以禮待人,還要本分。
附言: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內容是我親耳聽來的,我來擔保到我耳朵以後的真實性。至於楊傳廣在羅馬被人破了童子功以致痛失金牌,是在紐約的華文報紙看來的。我對體育一竅不通,人家怎麽說,我就怎麽信了。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