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說《黃金時代》，有人說它格調不高，引起了我對格調問題的興趣。各種作品、各種人，尤其是各種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問題。眾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調高，但總免不了要幹些格調低的事。這就使得格調問題帶有了一定的複雜性。
當年有人問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親，嫂子掉到水裏，要不要伸手去拉。這涉及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假如“禮”是那麽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嗎？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禮，不去救嫂子則“是豺狼也”，所以隻好從權，寧願非禮而不做豺狼。必須指出，在非禮和豺狼之中做一選擇是痛苦的，但這要怪嫂子幹嗎要掉進水裏。這個答案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壞，因為他沒有說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過了以後再把手臂剁下來。他也沒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別的女人，是不是該去救。但是你不能對孟子說，在生活裏，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著為了些虛禮犧牲它——說了孟夫子準要和你翻臉。另一個例子是舜曾經不通知父親就結了婚。孟子認為，他們父子關係很壞，假如請示的話，可能一輩子結不了婚；他還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結論是舜隻好從權了。這個結論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假如舜的父親稍稍寬容，許可舜和一個極為惡毒的女人結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樣的。假如讓舜這樣一位聖賢娶上一個惡毒的婦人，從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為不夠恰當。倘若你說，在由活裏，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臉。但不管怎麽說，一個理論裏隻要有了“從權”這種說法，總是有點欠嚴謹。好在孟子又有些補充說明，聽上去更有道理。
有關禮與色孰重的問題，孟子說，禮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雖然一車草能比一小塊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計，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確是不可能的，因為草和草還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換算關係，可以作為生活的指南，雖然怎麽使用還是個問題。不管怎麽說，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裏有些東西重，有些東西輕。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作為一個前理科學生，我有些混賬想法，可能會讓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看了身上長雞皮疙瘩。對於“禮”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它們是不同質的東西，沒有可比性；其二，禮重色輕，但是它們沒有共同的度量；最後是有這種度量，禮比色重若幹，或者一單位的禮相當於若幹單位的色；以上的分類恰恰就是科學上說的定類（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這四種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區別不太重要）。這四種尺度越靠後的越精密、格調既然有高低之分，顯然屬於定序以後的尺度。然而，說格調僅僅是定序的尺度還不能令人滿意——按定序的尺度，禮比色重，順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該打一輩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從權的說法，那就隻能把格調定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麽時候從權，什麽時候不可從權的問題——如果沒個尺度，想從權就從權，禮重色輕就成了一句空話。於是，孟子的格調之說應視為定比的尺度，以格調來度量，一份禮大致等於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禮，九十九份色，我們不可從權；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該從權了。前一種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選了一百，後者是從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選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能使自己的總格調得以提高。
對於作品來說，提升格調也是要緊的事。改革開放之初有部電影，還得過獎的，是個愛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熱戀之中，不說“我愛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nd！”場景是在廬山上，喊起來地動山搖，格調就很高雅，但是離題太遠。國外的電影拍到這類情節，必然是男女主角擁抱熱吻一番，這樣格調雖低，但比較切題。就愛情電影而言，顯然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格調高雅，但是晦澀難解。另一種較為直接，但是格調低下。按照前一種方式，邏輯是這樣的：當男主角立於廬山之上對著女主角時，心中有各種感情：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父母，等等。最後，並非完全不重要，他也愛女主角。而這最後一點，他正急於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經過權衡，前麵那些愛變得很重，必須首先表達之，愛她這件事就很難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調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愛祖國、愛人民等等，正是說到愛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著。我記得電影裏沒有演到說出“i love you”，按照這種節奏，拍上十幾個鍾頭就可以演到。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幾十集的連續劇，所以真正的愛情場麵很難看到。外國人在這方麵缺少訓練，所以對這部影片的評價是：雖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後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麵前時，心裏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於是說，我愛你，並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隻在於有無經過格調方麵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複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複雜。後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等——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後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隻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製約。“文革”裏有一類作品隻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裏假如隻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麽關係？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麽回答：藝術與格調，尤色與禮也。作品裏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麽說，最後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麽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麽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麽。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現在可以談談為什麽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幹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幹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裏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曆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家夥寫些丫丫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隻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革命”裏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願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麽不承認有這麽回事，要麽除此什麽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占。這是因為這個社會裏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麽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於一件愚蠢的事，你隻能唱唱反調。
當年有人問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親，嫂子掉到水裏，要不要伸手去拉。這涉及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假如“禮”是那麽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嗎？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禮，不去救嫂子則“是豺狼也”，所以隻好從權，寧願非禮而不做豺狼。必須指出，在非禮和豺狼之中做一選擇是痛苦的，但這要怪嫂子幹嗎要掉進水裏。這個答案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壞，因為他沒有說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過了以後再把手臂剁下來。他也沒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別的女人，是不是該去救。但是你不能對孟子說，在生活裏，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著為了些虛禮犧牲它——說了孟夫子準要和你翻臉。另一個例子是舜曾經不通知父親就結了婚。孟子認為，他們父子關係很壞，假如請示的話，可能一輩子結不了婚；他還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結論是舜隻好從權了。這個結論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假如舜的父親稍稍寬容，許可舜和一個極為惡毒的女人結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樣的。假如讓舜這樣一位聖賢娶上一個惡毒的婦人，從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為不夠恰當。倘若你說，在由活裏，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臉。但不管怎麽說，一個理論裏隻要有了“從權”這種說法，總是有點欠嚴謹。好在孟子又有些補充說明，聽上去更有道理。
有關禮與色孰重的問題，孟子說，禮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雖然一車草能比一小塊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計，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確是不可能的，因為草和草還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換算關係，可以作為生活的指南，雖然怎麽使用還是個問題。不管怎麽說，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裏有些東西重，有些東西輕。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作為一個前理科學生，我有些混賬想法，可能會讓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看了身上長雞皮疙瘩。對於“禮”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它們是不同質的東西，沒有可比性；其二，禮重色輕，但是它們沒有共同的度量；最後是有這種度量，禮比色重若幹，或者一單位的禮相當於若幹單位的色；以上的分類恰恰就是科學上說的定類（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這四種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區別不太重要）。這四種尺度越靠後的越精密、格調既然有高低之分，顯然屬於定序以後的尺度。然而，說格調僅僅是定序的尺度還不能令人滿意——按定序的尺度，禮比色重，順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該打一輩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從權的說法，那就隻能把格調定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麽時候從權，什麽時候不可從權的問題——如果沒個尺度，想從權就從權，禮重色輕就成了一句空話。於是，孟子的格調之說應視為定比的尺度，以格調來度量，一份禮大致等於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禮，九十九份色，我們不可從權；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該從權了。前一種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選了一百，後者是從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選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能使自己的總格調得以提高。
對於作品來說，提升格調也是要緊的事。改革開放之初有部電影，還得過獎的，是個愛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熱戀之中，不說“我愛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nd！”場景是在廬山上，喊起來地動山搖，格調就很高雅，但是離題太遠。國外的電影拍到這類情節，必然是男女主角擁抱熱吻一番，這樣格調雖低，但比較切題。就愛情電影而言，顯然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格調高雅，但是晦澀難解。另一種較為直接，但是格調低下。按照前一種方式，邏輯是這樣的：當男主角立於廬山之上對著女主角時，心中有各種感情：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父母，等等。最後，並非完全不重要，他也愛女主角。而這最後一點，他正急於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經過權衡，前麵那些愛變得很重，必須首先表達之，愛她這件事就很難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調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愛祖國、愛人民等等，正是說到愛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著。我記得電影裏沒有演到說出“i love you”，按照這種節奏，拍上十幾個鍾頭就可以演到。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幾十集的連續劇，所以真正的愛情場麵很難看到。外國人在這方麵缺少訓練，所以對這部影片的評價是：雖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後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麵前時，心裏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於是說，我愛你，並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隻在於有無經過格調方麵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複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複雜。後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等——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後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隻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製約。“文革”裏有一類作品隻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裏假如隻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麽關係？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麽回答：藝術與格調，尤色與禮也。作品裏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麽說，最後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麽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麽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麽。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現在可以談談為什麽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幹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幹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裏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曆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家夥寫些丫丫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隻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革命”裏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願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麽不承認有這麽回事，要麽除此什麽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占。這是因為這個社會裏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麽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於一件愚蠢的事，你隻能唱唱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