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之初，一個幽靈悄悄潛入中國。最先是學理的現象，後來是出版的現象，再後來是校園的現象，再再後來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隨乃至思想崇拜現象——並且，終於，相互浸潤混淆，推波助瀾，呈現為實難分清歸類的文化狀態。
因而，從當時的中國學界到大學校園，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們，言必談尼采者眾。似乎皆以不讀尼采為恥。
是的，那一個幽靈，便是尼采的幽靈。“思想巨人”“上一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大師”“悲劇哲學家”“站在人類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義之父”“詩性哲學之父”……
中國人曾將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靈的頭上。剛剛與“造神”曆史告別的中國人，幾乎是那麽習以為常地又恭迎著一位“洋神”了。
時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讚譽是源於真誠，而哪些推崇隻不過是出版業的炒作慣技。
然而我對中國學界在80年代之初“引進”尼采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還沒有徹底融化“個人迷信”的堅冰的情況下，尼采是一劑猛藥。
尼采“哲學”的最銳利的部分，乃在於對幾乎一切崇拜一切神聖的凶猛而痛快的顛覆。所以尼采的中國“思想之旅”又幾乎可說是適逢其時的。
十幾年過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個真相，那就是——當年的“尼采瘧疾”，在中國留下了幾種思想方麵的後遺症。如結核病在肺葉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髒出現疤癲。
這時我忽然想說說尼采的動機。
在哲學方麵，我連小學三年級的水平都達不到。但是我想，也許這並不妨礙我指出幾點被中國的“尼采迷”們“疏忽”了的事實：
尼采在西方從來不曾像在中國一樣被推崇到“熱發昏”的程度
“存在主義的演講過程中，尼采占著中心席位：如果沒有尼采，那麽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和薩特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卡繆的《西西弗的神話》的結論，聽來也像是尼采的遙遠的回音。”
這幾乎是一切盛讚尼采的中國人寫的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過的話——普林斯頓大學考夫曼教授的話。
然而有一點我們的知識者同胞們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談——存在主義也不過就是哲學諸多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已，並非什麽哲學的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占著它的“中心席位”，並不能順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兩次愛情均告失敗，心靈受傷，終身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貧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處的時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國知識界理解。這種命運，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凡·高。此點最能引起中國學界和知識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憐的成分。每導致中國學界人士及知識分子群體，在學理討論和對知識者思想者的評述方麵，過分熱忱地以太濃的情感色彩包裝客觀的評價。
這在目前仍是一種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彈“擊斃”的。在尼采所處的時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們的心裏漸漸地壽歸正寢了。
尼采隻不過指出了這一事實。
在西方，沒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學家認為是尼采“殺死”了人類的“上帝”。隻不過尼采自己那樣認為那樣覺得罷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這一事實，與在上帝無比強大的時候宣告上帝並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義決然不同的。尼采並沒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敵視或判決，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自然“老”死的。
關於尼采的斷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並非多麽地浩瀚。任何人隻要想讀，幾天就可以讀完。十天內細讀兩遍也不成問題。他的理論也不是多麽晦澀玄奧的那一種。與他以前的一般哲學家們的哲學著述相比，理解起來絕不吃力。對於他深惡痛絕些什麽，主張什麽，一讀之下，便不難明了七八分的。
我還是比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學史上的一位哲學家這一說法的。但——他對“哲學”二字並無什麽切實的貢獻。這樣的哲學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詡是一位“悲劇哲學家”。
他在他的自傳《看，這個人》中聲稱，“我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大有前無古人的意思。
這我也一並接受。盡管我對“悲劇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認一個人是演員，至於他聲稱自己是本色演員還是性格演員，對我則不怎麽重要了。
在中國知識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啟超，而且是與馬克思之名同時第一次提到的。這是1902年，尼采死後第二年的事。
梁氏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尼采的個人主義，是當時德國“最占勢力的兩大思想”。
再二年後，王國維在《叔本華和尼采》一文中，亦對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頌詞，令人肅然。如，“以強烈之意見而輔之以極偉大之智力，高瞻遠矚於精神界。”並謳歌尼采的“工作”在於“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
又三年後魯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抨擊掃蕩焉”；“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一向以文化批判社會批判為己任的魯迅，對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一東一西，各自為戰卻不謀而合。
到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再次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引薦”尼采，那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需要從西方借來一麵思想解放的旗幟。比之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尼采的個人主義更合那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胃口，也更見容於當局。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鼓吹文化的運動，而又能自覺謹慎地將文化運動限定在文化的半徑內進行，中國的一概當局，向來是頗願表現出寬諒的開明的。因為文化的運動，不過是新舊文化勢力，這種那種文化幫派之間的混戰和廝殺。即使“人仰馬翻”，對於統治卻是安全的。對於文化人，也不至於有真的凶險。
而一個事實是，無論尼采在世的時候，還是從他死後的1900年到1915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其在德國、法國，擴而論之在整個歐洲所獲的評價，遠不及在中國所獲的評價那麽神聖和光榮。事實上從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問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人物。隻有在中國，才由最優秀的大知識分子們一次次交口稱讚並隆重推出。這是為什麽呢？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國之封建統治的曆史，比大日耳曼帝國之形成並延續其統治的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國是沒有“知識分子”一詞的。有的隻不過是類似的譯詞，“智識分子”便是，正如馬克思曾被譯為“麥喀士”，尼采曾被譯為“尼至埃”。
早期中國文人即早期中國知識分子。
早期中國文人對自身作為的最高願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頂尖級別是“相”，位如一國之總理。倘官運不通，於是淪為“布衣”。倘雖已淪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為，那麽隻有充當“士”這一社會角色了。反之，曰“隱士”。“士”與“隱士”，在中國，一向是相互大不以為然的兩類文人。至近代，亦然。至當代，亦亦然。“士”們批評“隱士”們的全無時代使命感，以“隱”作消極逃遁的體麵的盾。或“假隱”，其實巴望著張顯的時機到來。“隱士”們嘲諷“士”們的擔當責任是堂吉訶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作秀”。或那句適用於任何人的話——“你以為你是誰？”無論“士”或“隱士”中，都曾湧現過最優秀的中國文人，也都有偽隱者和冒牌的“士”。
在當今，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依然喜歡兩件事——或在客廳裏懸掛一幅古代的“士”們的詞聯；或給自己的書房起一個“隱”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當今之中國，其實已沒有像那麽回子事的“隱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士”。
然而，畢竟的，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士”們的時代，不是“隱士”們獲尊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準切地說，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確乎被封建王權、被封建王權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壓抑得太久也太苦悶了。他們深感靠一己們的思想的“銳”和“力”，實難一舉劃開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質地綿緊的厚度。正如小雞封在恐龍的堅硬蛋殼裏，隻從內部啄，是難以出生的。何況，那是一次中國的門戶開放時代，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鑒和精神的依傍。於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張，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者們借來的一把利刃。由於他們是文化人，他們首先要推翻的，必然隻能是文化壓迫的“大山”。馬克思與尼采的不同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更新了一種政權的性質，人類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馬克思主義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權模式，但對文化卻持尊重曆史遺產的態度；尼采則認為，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則解決了人類的一切問題。
尼采的哲學，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文化至上”的哲學，或曰“唯文化論”的哲學。再進一步說，是“唯哲學論”的哲學，也是“唯尼采的哲學論”的哲學。
“借著這一本書（指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給予我的同類人一種為他們所獲得的最大贈予。”
“這本書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書，是真正屬於高山空氣的書——一切現象，人類都是躺在他足下一個難以估計的遙遠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書，是從真理的最深處誕生出來的；像一個取之不盡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無不滿載而歸的。”
語句的不連貫難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噥嗎？“我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說出的東西，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沒說出的東西。”“這種東西（指他的書）隻是給那些經過嚴格挑選的人的。能在這裏做一個聽者乃是無上的特權……”“我覺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書，那是一個人所能給予他自己的最高榮譽。”
“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也就是說，在生命中體驗了它們，會把一個人提升到比‘現代’人類中的優智者所到達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對他的哲學的自我評價。在他一生的文字中，類似的，或比以上話語還令人瞠目結舌的強烈自戀式的自我評價比比皆是。而對於他自己，尼采是這麽宣言的：“我允諾去完成的最後一件事是‘改良’人類。”“這個事實將我事業的偉大性和我同時代人的渺小性之間的懸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我得以完整地閱讀尼采，我不禁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國現代史中極為優秀的知識分子感到難堪。因為，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之所以優秀和值得後人敬仰，乃由於讀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詩體的小冊子中的六句話。我隻能這麽理解——中國曆史上那一場新文化運動，需要一位外國的“戰友”；正如中國後來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國的導師。於是自戀到極點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文論中。這其實是尼采的殊榮。尼采死前絕想不到這一點。如果他生前便獲知了這一點，那麽他也許不會是四十五歲才住進耶拿大學的精神病院，而一定會因為與中國“戰友”們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進去……
在中國，我以為，一位當代知識分子，無論其學問淵博到什麽程度，無論其思想高深到什麽境界，無論其精神的世界自以為純潔超俗到多高的高處，一旦自戀起來，緊接著便會矮小。
關於魯迅與尼采
排除別人不提，魯迅確乎是將尼采視為果敢無畏地向舊文化衝鋒陷陣的戰士（或用魯迅習慣的說法，稱為“鬥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對比魯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話語，給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個戰士，攻擊是我的本能。”“我的事業不是壓服一般的對抗者，而是壓服那些必須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氣以對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為敵手的那些對抗者……成為敵人的對手，這是一個光榮決鬥的第一條件。”“我隻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等它們變成這樣時才攻擊它們。”“我隻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找不到盟友的東西。”“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
總而言之，尼采認為自己的“攻擊”，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超人”式的“攻擊”。因而是他的“敵人”的自豪。
魯迅：“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佩著盒子炮。他毫不乞靈於牛皮和鐵的甲胄；他隻有自己，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這樣的戰士將誰們視為“敵人”呢？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即使“敵人”們發誓其實自己有益無害或並無大害也不行。“他微笑著，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縱使“敵人”們友好點頭也不行。因為那戰士“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於是戰士一次次舉起投槍。戰士是一定要挑戰那虛假的“太平”的。
“但他舉起了投槍！”
那樣的戰士，他是“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一生都在呼喚“這樣的一種戰士”，然而於他似乎終不可得。事實上“這樣的一種戰士”是要求太過苛刻的戰士，因為幾乎等於要求他視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糞土。因而魯迅隻有孤獨而悲愴地，自己始終充當著這樣的戰士。他“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並確信：“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都由於魯迅對他所處的時代深惡痛絕。而那一個時代，也確乎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魯迅所期望誕生的那一種戰士嗎？今天倘我們細細研讀尼采，便會發現，寫過一篇雜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錯了人”的魯迅，自己也難免有看錯了人的時候。魯迅認為他以前的中國文化隻不過是“瞞和騙”的文化，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化，隻不過是“瞞和騙”的繼續，認為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真相，隻不過是“吃人”二字。魯迅要從精神上喚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從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類。尼采認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類除少數智者，其餘一概虛偽而又卑鄙，根本無可救藥地活著。因而慈悲者、說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學者、詩人，乃至賤氓（即窮愁而麻木的芸芸眾生），一概都是不獲他的“改良”，便該從地球上徹底消滅幹淨的東西。縱然少數他認為還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應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學）的洗禮。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參與戰爭的士兵。他鼓勵一切士兵都要成為他理想之中的戰士：“你們當得這樣，你們的眼睛永遠追求一個仇敵——你們的仇敵。你們中有許多人且要一見麵就起憎恨。”“你們要尋找你們的仇敵，你們要挑動你們的戰爭。”“你們當愛和平，以和平為對於新的戰爭的手段——並愛短期的和平甚於愛長期的和平。”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為了發動更大的戰爭你們需有短暫的和平時期儲備你們再戰的銳氣。“戰爭和勇敢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你們問：‘什麽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們必須驕傲你們能有仇敵。”“所以你們這樣過著你們的服從和戰鬥的生活吧！長生算什麽呢？戰士誰願受人憐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裏尼祝壽時，以尼采文集之精裝本作為禮物相贈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向士兵分發尼采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小冊子，命他們的士兵滿懷著“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的冷酷意誌去征服別的國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當德國士兵那麽滅絕人性地屠殺別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時，可以像進行日常工作一樣不受良知的譴責。因為“查拉圖斯特拉”說：“仇恨就是你們的工作。你們永遠不要停止工作。”當然，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不能歸於尼采。但，一種自稱旨在“改良”人類的思想，或一種所謂哲學，竟被世界上最反動最恐怖的行為所利用，其本身的價值顯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魯迅卻又終究是與尼采不同的。魯迅並不自視為中國人，更不自視為全人類的思想的上帝。魯迅固然無怨無悔地做著與中國舊文化孤身奮戰的戰士，但他也不過就視自己是那樣的一個戰士而已。並且，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卻連那樣的戰士也不是的，隻不過是這俗世間的一分子。
魯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這樣形容自己：“我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畝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雖深知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麽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是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
魯迅這一種自知之明，與尼采的病態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
魯迅有很自謙的一麵。尼采則完全沒有。非但沒有，尼采甚而認為自謙是被異化了的道德，奴性的道德。他那一種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體現。
魯迅是時常自省的。尼采則認為自省之於人也是虛偽醜陋的。仿佛，因為他拒絕自省，所以他才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精神完人，並且一再地聲明自己的身體也是健康強壯的。所以他，隻有他，才有資格這樣寫書：《我為什麽這樣智慧》《我為什麽這樣聰明》《我為什麽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我的書是——“一部給一切人看而無人能看懂的書”……
魯迅是悲憫大眾的。尼采不但蔑視大眾，並簡直可以說仇視大眾。他叫他們為“賤氓”。他說：“生命是一派快樂之源泉；但賤氓所飲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說：“許多人逃避開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賤氓；他憎恨和他們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實。”他說：“許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寧願與猛獸一同感到幹渴，隻是因為不願同汙髒的趕駱駝的人坐在水槽的旁邊。”
因而，從當時的中國學界到大學校園，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們，言必談尼采者眾。似乎皆以不讀尼采為恥。
是的，那一個幽靈，便是尼采的幽靈。“思想巨人”“上一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大師”“悲劇哲學家”“站在人類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義之父”“詩性哲學之父”……
中國人曾將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靈的頭上。剛剛與“造神”曆史告別的中國人，幾乎是那麽習以為常地又恭迎著一位“洋神”了。
時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讚譽是源於真誠，而哪些推崇隻不過是出版業的炒作慣技。
然而我對中國學界在80年代之初“引進”尼采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還沒有徹底融化“個人迷信”的堅冰的情況下，尼采是一劑猛藥。
尼采“哲學”的最銳利的部分，乃在於對幾乎一切崇拜一切神聖的凶猛而痛快的顛覆。所以尼采的中國“思想之旅”又幾乎可說是適逢其時的。
十幾年過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個真相，那就是——當年的“尼采瘧疾”，在中國留下了幾種思想方麵的後遺症。如結核病在肺葉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髒出現疤癲。
這時我忽然想說說尼采的動機。
在哲學方麵，我連小學三年級的水平都達不到。但是我想，也許這並不妨礙我指出幾點被中國的“尼采迷”們“疏忽”了的事實：
尼采在西方從來不曾像在中國一樣被推崇到“熱發昏”的程度
“存在主義的演講過程中，尼采占著中心席位：如果沒有尼采，那麽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和薩特是不可思議的，並且，卡繆的《西西弗的神話》的結論，聽來也像是尼采的遙遠的回音。”
這幾乎是一切盛讚尼采的中國人寫的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過的話——普林斯頓大學考夫曼教授的話。
然而有一點我們的知識者同胞們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談——存在主義也不過就是哲學諸多主義中的一種主義而已，並非什麽哲學的最偉大的思想成果。占著它的“中心席位”，並不能順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兩次愛情均告失敗，心靈受傷，終身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貧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處的時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國知識界理解。這種命運，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凡·高。此點最能引起中國學界和知識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憐的成分。每導致中國學界人士及知識分子群體，在學理討論和對知識者思想者的評述方麵，過分熱忱地以太濃的情感色彩包裝客觀的評價。
這在目前仍是一種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彈“擊斃”的。在尼采所處的時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們的心裏漸漸地壽歸正寢了。
尼采隻不過指出了這一事實。
在西方，沒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學家認為是尼采“殺死”了人類的“上帝”。隻不過尼采自己那樣認為那樣覺得罷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這一事實，與在上帝無比強大的時候宣告上帝並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義決然不同的。尼采並沒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敵視或判決，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自然“老”死的。
關於尼采的斷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並非多麽地浩瀚。任何人隻要想讀，幾天就可以讀完。十天內細讀兩遍也不成問題。他的理論也不是多麽晦澀玄奧的那一種。與他以前的一般哲學家們的哲學著述相比，理解起來絕不吃力。對於他深惡痛絕些什麽，主張什麽，一讀之下，便不難明了七八分的。
我還是比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學史上的一位哲學家這一說法的。但——他對“哲學”二字並無什麽切實的貢獻。這樣的哲學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詡是一位“悲劇哲學家”。
他在他的自傳《看，這個人》中聲稱，“我是第一個悲劇哲學家”。大有前無古人的意思。
這我也一並接受。盡管我對“悲劇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認一個人是演員，至於他聲稱自己是本色演員還是性格演員，對我則不怎麽重要了。
在中國知識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啟超，而且是與馬克思之名同時第一次提到的。這是1902年，尼采死後第二年的事。
梁氏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尼采的個人主義，是當時德國“最占勢力的兩大思想”。
再二年後，王國維在《叔本華和尼采》一文中，亦對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頌詞，令人肅然。如，“以強烈之意見而輔之以極偉大之智力，高瞻遠矚於精神界。”並謳歌尼采的“工作”在於“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
又三年後魯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抨擊掃蕩焉”；“然其為將來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驅”。一向以文化批判社會批判為己任的魯迅，對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一東一西，各自為戰卻不謀而合。
到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再次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引薦”尼采，那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需要從西方借來一麵思想解放的旗幟。比之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尼采的個人主義更合那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胃口，也更見容於當局。倘若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鼓吹文化的運動，而又能自覺謹慎地將文化運動限定在文化的半徑內進行，中國的一概當局，向來是頗願表現出寬諒的開明的。因為文化的運動，不過是新舊文化勢力，這種那種文化幫派之間的混戰和廝殺。即使“人仰馬翻”，對於統治卻是安全的。對於文化人，也不至於有真的凶險。
而一個事實是，無論尼采在世的時候，還是從他死後的1900年到1915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其在德國、法國，擴而論之在整個歐洲所獲的評價，遠不及在中國所獲的評價那麽神聖和光榮。事實上從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問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人物。隻有在中國，才由最優秀的大知識分子們一次次交口稱讚並隆重推出。這是為什麽呢？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國之封建統治的曆史，比大日耳曼帝國之形成並延續其統治的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國是沒有“知識分子”一詞的。有的隻不過是類似的譯詞，“智識分子”便是，正如馬克思曾被譯為“麥喀士”，尼采曾被譯為“尼至埃”。
早期中國文人即早期中國知識分子。
早期中國文人對自身作為的最高願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頂尖級別是“相”，位如一國之總理。倘官運不通，於是淪為“布衣”。倘雖已淪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為，那麽隻有充當“士”這一社會角色了。反之，曰“隱士”。“士”與“隱士”，在中國，一向是相互大不以為然的兩類文人。至近代，亦然。至當代，亦亦然。“士”們批評“隱士”們的全無時代使命感，以“隱”作消極逃遁的體麵的盾。或“假隱”，其實巴望著張顯的時機到來。“隱士”們嘲諷“士”們的擔當責任是堂吉訶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時下流行的說法是“作秀”。或那句適用於任何人的話——“你以為你是誰？”無論“士”或“隱士”中，都曾湧現過最優秀的中國文人，也都有偽隱者和冒牌的“士”。
在當今，中國的文人型知識分子，依然喜歡兩件事——或在客廳裏懸掛一幅古代的“士”們的詞聯；或給自己的書房起一個“隱”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當今之中國，其實已沒有像那麽回子事的“隱士”，正如已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士”。
然而，畢竟的，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的“士”們的時代，不是“隱士”們獲尊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準切地說，中國的文人知識分子們，確乎被封建王權、被封建王權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壓抑得太久也太苦悶了。他們深感靠一己們的思想的“銳”和“力”，實難一舉劃開幾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質地綿緊的厚度。正如小雞封在恐龍的堅硬蛋殼裏，隻從內部啄，是難以出生的。何況，那是一次中國的門戶開放時代，普遍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識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鑒和精神的依傍。於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張，成為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者們借來的一把利刃。由於他們是文化人，他們首先要推翻的，必然隻能是文化壓迫的“大山”。馬克思與尼采的不同在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更新了一種政權的性質，人類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馬克思主義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權模式，但對文化卻持尊重曆史遺產的態度；尼采則認為，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則解決了人類的一切問題。
尼采的哲學，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文化至上”的哲學，或曰“唯文化論”的哲學。再進一步說，是“唯哲學論”的哲學，也是“唯尼采的哲學論”的哲學。
“借著這一本書（指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我給予我的同類人一種為他們所獲得的最大贈予。”
“這本書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書，是真正屬於高山空氣的書——一切現象，人類都是躺在他足下一個難以估計的遙遠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書，是從真理的最深處誕生出來的；像一個取之不盡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無不滿載而歸的。”
語句的不連貫難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噥嗎？“我用十句話說出別人用一本書說出的東西，說出別人用一本書沒說出的東西。”“這種東西（指他的書）隻是給那些經過嚴格挑選的人的。能在這裏做一個聽者乃是無上的特權……”“我覺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書，那是一個人所能給予他自己的最高榮譽。”
“能夠了解那本書中的六句話（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也就是說，在生命中體驗了它們，會把一個人提升到比‘現代’人類中的優智者所到達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對他的哲學的自我評價。在他一生的文字中，類似的，或比以上話語還令人瞠目結舌的強烈自戀式的自我評價比比皆是。而對於他自己，尼采是這麽宣言的：“我允諾去完成的最後一件事是‘改良’人類。”“這個事實將我事業的偉大性和我同時代人的渺小性之間的懸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我得以完整地閱讀尼采，我不禁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國現代史中極為優秀的知識分子感到難堪。因為，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之所以優秀和值得後人敬仰，乃由於讀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詩體的小冊子中的六句話。我隻能這麽理解——中國曆史上那一場新文化運動，需要一位外國的“戰友”；正如中國後來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國的導師。於是自戀到極點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文論中。這其實是尼采的殊榮。尼采死前絕想不到這一點。如果他生前便獲知了這一點，那麽他也許不會是四十五歲才住進耶拿大學的精神病院，而一定會因為與中國“戰友”們的精神的“交近”更早地住進去……
在中國，我以為，一位當代知識分子，無論其學問淵博到什麽程度，無論其思想高深到什麽境界，無論其精神的世界自以為純潔超俗到多高的高處，一旦自戀起來，緊接著便會矮小。
關於魯迅與尼采
排除別人不提，魯迅確乎是將尼采視為果敢無畏地向舊文化衝鋒陷陣的戰士（或用魯迅習慣的說法，稱為“鬥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對比魯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話語，給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個戰士，攻擊是我的本能。”“我的事業不是壓服一般的對抗者，而是壓服那些必須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氣以對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為敵手的那些對抗者……成為敵人的對手，這是一個光榮決鬥的第一條件。”“我隻攻擊那些勝利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會等它們變成這樣時才攻擊它們。”“我隻攻擊那些我在攻擊時找不到盟友的東西。”“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是炸藥。”
總而言之，尼采認為自己的“攻擊”，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超人”式的“攻擊”。因而是他的“敵人”的自豪。
魯迅：“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佩著盒子炮。他毫不乞靈於牛皮和鐵的甲胄；他隻有自己，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這樣的戰士將誰們視為“敵人”呢？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即使“敵人”們發誓其實自己有益無害或並無大害也不行。“他微笑著，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縱使“敵人”們友好點頭也不行。因為那戰士“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於是戰士一次次舉起投槍。戰士是一定要挑戰那虛假的“太平”的。
“但他舉起了投槍！”
那樣的戰士，他是“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一生都在呼喚“這樣的一種戰士”，然而於他似乎終不可得。事實上“這樣的一種戰士”是要求太過苛刻的戰士，因為幾乎等於要求他視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糞土。因而魯迅隻有孤獨而悲愴地，自己始終充當著這樣的戰士。他“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並確信：“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都由於魯迅對他所處的時代深惡痛絕。而那一個時代，也確乎腐朽到了如是田地。
然而尼采真的是魯迅所期望誕生的那一種戰士嗎？今天倘我們細細研讀尼采，便會發現，寫過一篇雜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錯了人”的魯迅，自己也難免有看錯了人的時候。魯迅認為他以前的中國文化隻不過是“瞞和騙”的文化，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化，隻不過是“瞞和騙”的繼續，認為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真相，隻不過是“吃人”二字。魯迅要從精神上喚醒的是自己的同胞。
尼采要從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類。尼采認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類除少數智者，其餘一概虛偽而又卑鄙，根本無可救藥地活著。因而慈悲者、說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學者、詩人，乃至賤氓（即窮愁而麻木的芸芸眾生），一概都是不獲他的“改良”，便該從地球上徹底消滅幹淨的東西。縱然少數他認為還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應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學）的洗禮。
他唯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參與戰爭的士兵。他鼓勵一切士兵都要成為他理想之中的戰士：“你們當得這樣，你們的眼睛永遠追求一個仇敵——你們的仇敵。你們中有許多人且要一見麵就起憎恨。”“你們要尋找你們的仇敵，你們要挑動你們的戰爭。”“你們當愛和平，以和平為對於新的戰爭的手段——並愛短期的和平甚於愛長期的和平。”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為了發動更大的戰爭你們需有短暫的和平時期儲備你們再戰的銳氣。“戰爭和勇敢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你們問：‘什麽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們必須驕傲你們能有仇敵。”“所以你們這樣過著你們的服從和戰鬥的生活吧！長生算什麽呢？戰士誰願受人憐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裏尼祝壽時，以尼采文集之精裝本作為禮物相贈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向士兵分發尼采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小冊子，命他們的士兵滿懷著“比博愛做著更偉大的事情”的冷酷意誌去征服別的國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當德國士兵那麽滅絕人性地屠殺別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時，可以像進行日常工作一樣不受良知的譴責。因為“查拉圖斯特拉”說：“仇恨就是你們的工作。你們永遠不要停止工作。”當然，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不能歸於尼采。但，一種自稱旨在“改良”人類的思想，或一種所謂哲學，竟被世界上最反動最恐怖的行為所利用，其本身的價值顯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魯迅卻又終究是與尼采不同的。魯迅並不自視為中國人，更不自視為全人類的思想的上帝。魯迅固然無怨無悔地做著與中國舊文化孤身奮戰的戰士，但他也不過就視自己是那樣的一個戰士而已。並且，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卻連那樣的戰士也不是的，隻不過是這俗世間的一分子。
魯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這樣形容自己：“我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呐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畝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雖深知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隻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麽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是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
魯迅這一種自知之明，與尼采的病態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
魯迅有很自謙的一麵。尼采則完全沒有。非但沒有，尼采甚而認為自謙是被異化了的道德，奴性的道德。他那一種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體現。
魯迅是時常自省的。尼采則認為自省之於人也是虛偽醜陋的。仿佛，因為他拒絕自省，所以他才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精神完人，並且一再地聲明自己的身體也是健康強壯的。所以他，隻有他，才有資格這樣寫書：《我為什麽這樣智慧》《我為什麽這樣聰明》《我為什麽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我的書是——“一部給一切人看而無人能看懂的書”……
魯迅是悲憫大眾的。尼采不但蔑視大眾，並簡直可以說仇視大眾。他叫他們為“賤氓”。他說：“生命是一派快樂之源泉；但賤氓所飲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說：“許多人逃避開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賤氓；他憎恨和他們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實。”他說：“許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寧願與猛獸一同感到幹渴，隻是因為不願同汙髒的趕駱駝的人坐在水槽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