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所住那條小街對麵，店鋪緊挨店鋪，毫無空隙。從街頭到街尾，概莫如此。
15年前那條小街的一側有處新樓群開盤，每平米6400。我家剛搬去時，小街對麵是一幢幢五層或六層的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建成的板樓，窗臨街，門在後，每幢樓的窗前都由一米多高的綠色的鐵柵欄圍著。那時街麵和人行道是平的，也可以說沒有劃分清楚的人行道。當年除了出租車會開到那裏，街兩側是絕無私家車占地久停的。我們那個小區有地下車庫，車位閑置率大，物業很希望業主們租或買地下車位。但地上車位租金便宜，有長遠眼光買地下車位的人家不多。
當年小街兩旁有許多老樹，小街很清靜，買東西卻不方便。
後來，究竟從哪一年起我記不清了，大約是三四年後吧——街口的一處樓群也開盤了，每平米的價格漲到1萬多了，旺銷而畢。小街上的人家翻了數倍，人口變得相當稠密。隨之，街對麵有幾段鐵柵欄拆了，有幾戶住一層的人家將房子租給外地人開店鋪了。
當年我是海澱區人大代表，預見到了後來可能是什麽情況，曾建議有關部門對那種商租現象應有所限製。
不知為什麽我的建議未起作用。
僅一年後，所有一層人家的房子都變成了店鋪。相鄰的三處由高樓群組成的社區入住率很快就滿了，每一個社區的車位也都不夠用了。不論社區內還是小街上，人們常因車位問題而爭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時，快半夜了，不知哪裏會響起對罵聲、哭喊聲、呼救聲。
2005年前後，那條在三環與四環之間的小街，成為北京市最髒亂差的小街之一。早晚車輛堵得水泄不通的現象司空見慣。炎熱的日子裏街上時有臭味，雨天流淌的雨水是黑的，漂著油。若誰鞋襪濕了，回到家裏不用肥皂是洗不淨仿佛油膩之足的。
我在《緊繃的小街》一文中，曾概述過那條小街當年的情形。
如今，具體說是十八大後，小街的麵貌改善多了。一些老舊樓房刷新了，加了保溫層。小街也重鋪過兩次了，左右都有高出街麵的人行道了。老樹雖已很少了，新樹卻一年年長高了。
我估計，改變那條小街髒亂差現象所花的成本，遠比各方麵當年收費和繳稅的總和多得多。這如同當年中國某些地方的“野蠻發展”，後來須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錢來治理。而且稍一放鬆治理，又會迅速變回到髒亂差去。實際上，那條小街的半段差不多已經變回去了。
當年的樓盤已漲到快6萬一平米了，一套120多平米的三居室，在中介公司的標價是750萬左右。據說很容易賣出，買方多是外地人。三處高樓社區裏的居民三分之二是外地的，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包括回遷戶。而我在小街上所見的人，則十之八九是外地人。
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樣，這條小街的兩側也從早到晚停滿了車。往往，右側或左側還會有停了雙排車的時候。幸而小街成為車輛單行街了，卻沒安探頭，所以不管那一套的駕車人往往仍會造成小街上的車輛堵塞現象。
小街上店鋪多，給居民帶來的好處是買東西方便。而買東西方便可以說是生活方便的主項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圖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確乎在一個時期內都有受惠之感。當年也就是2003年時一處門麵的年房租才1.8萬至2萬元，每一處外地人所租的門麵都足以解決一戶人家的生計問題，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鄉農村蓋了房或在鎮裏縣裏買了房，而租金對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驅逐占道擺攤賣菜的小販時，居民中的老太太們還很光火，立場完全站在小販們一邊——她們隻要方便和便宜，對小街變得多麽髒亂差都能包容。
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僅是她們，否則治理是否屬於順應民意之事還真得兩說了。
如今門麵租金漲到了每年十萬或十一二萬。電費由每度5角漲到了1.54元。
不論是那些臨街小門麵或街後超市裏的東西，一切一切都隨之漲價了。也可以說，倘一戶人家的基本收入沒增加，從理論上講實際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個燒餅由5角變成1元了。
煎餅卷由2元變成3元5元6元了。
油餅由1元變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價也漲得很明顯。
理一次發由15元漲到了20元或25元了，買優惠卡20元，否則25元。
按摩由一小時60元變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門麵撐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點房、雜貨鋪——紛紛關門了。
凡麵向少數人或經營貨物非屬日常消費的門麵，基本都撐不下去了。
但飯店並沒倒閉，菜鋪亦然穩穩當當地存在著。舉凡與吃字沾邊的生意，一如既往地並不受房租漲價的負麵影響。理發鋪也不受此影響。男人半月一個月才理一次發，女人最多一年內做兩次頭發，都對理發鋪漲價充分理解。但這種理解並不同樣給予開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當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許多人就寧肯用家裏的洗衣機洗了。
誰愛走誰走，房東是一點兒也沒有危機感的。往往是，前人剛走，房子幾天後就又租出去了，也許租金還又提了些。而後來者們，大抵是要開飯店的，或賣與“吃”字連在一起的東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經濟一直方興未艾，充分體現了“民以食為天”。
小街兩端各有一家複印社——東家也有照快相的業務，西家兼製各種材質（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廣告招牌，東家所受影響不大；西家從2015年起，已減少了1／3左右的招牌製作業務。這乃因為，凡製招牌的，都是由於店鋪需要，而隻要開的不是理發店或與賣吃的不沾邊，那麽就很難堅持得下去。
在不遠處的翠微商場那樣的較大商場情形也類似。每日一開門，人們蜂擁而至，兩個小時內一層顧客多多——一層的一半是食品區；賣首飾、化妝品的另一半極為冷清。
賣服裝的二層、賣家電的三層都難得一見顧客的身影，售貨員們顯得百無聊賴。這情形也有兩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遊）、下一代的撫養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醫藥費）——拉動內需，基本靠國人此四方麵之消費。
房地產和汽車業拉動gdp的功能乃“雙刃劍”，有時體現為飲鴆止渴，無須贅述。
廣場舞現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謂“盛世”現象，乃體現於底層民眾心理的“盛世”危機現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費民間方式。
電影業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長，可歸於娛樂消費的“舍得”意識。
對於境外旅遊的中國人往往成為外國的“暴購”團，愛國之人士每大發驚詫議論，責備有錢為什麽不花在國內呢？——其實，那些中國人在國外的“舍得”消費，除了外國的商品質量確優，性價比往往還低於國內，也還有“玩”得盡興與否的心理在左右他們。在外國特“舍得”地消費幾次，能更大程度地滿足自己“到此一遊”遊得瀟灑的良好感覺。
當然，僅靠以上“四項基本內容”為拉動國家的內需做貢獻，給力的程度是太不夠了。
還靠什麽呢？
我也想不出來。
縱觀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史，大多數國家的內需gdp其實也主要靠以上“四項基本內容”。
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次發達國家相比，不同在於，前者一向在謀求多掙外國人的錢，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後者隻能一個時期內做到，難以一向做到。
故，在前者，出口創匯才是gdp增長的大頭，內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出口創匯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何時君再來”尚不可知，估計不會很快又來了。
對於中國，拉動內需也開始是“保底”時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國人的內需品質總體上還相當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億人口，基數大，將gdp增長的底兜住一個時期似應不成問題。
我們中國的經濟增長顯然已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不是如何抑製增長過快的問題，而是如何防止下滑過快的問題。
若在以後的三四年裏，我國gdp增長指數降到6％以下，我是不會吃驚的。若六七年後逐漸降至5％，但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穩定，我以為也不必沮喪。
因為那將仍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現象。
我們中國應從經濟高速增長的快意中清醒過來，調整心態，以平常心冷靜地麵對增長緩速下降的事實，盡量使下降較長期停止於某一個安全點。
這是我對於“新常態”的超前解讀，並自認為並未超前多少。
至於那會使我們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目標何時實現，我覺得可以先放一放這想頭。
有比、趕、超的目標自然很好，但有時放一放遠大目標，將現實的國計民生問題抓住，逐步予以解決，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於北京
15年前那條小街的一側有處新樓群開盤，每平米6400。我家剛搬去時，小街對麵是一幢幢五層或六層的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建成的板樓，窗臨街，門在後，每幢樓的窗前都由一米多高的綠色的鐵柵欄圍著。那時街麵和人行道是平的，也可以說沒有劃分清楚的人行道。當年除了出租車會開到那裏，街兩側是絕無私家車占地久停的。我們那個小區有地下車庫，車位閑置率大，物業很希望業主們租或買地下車位。但地上車位租金便宜，有長遠眼光買地下車位的人家不多。
當年小街兩旁有許多老樹，小街很清靜，買東西卻不方便。
後來，究竟從哪一年起我記不清了，大約是三四年後吧——街口的一處樓群也開盤了，每平米的價格漲到1萬多了，旺銷而畢。小街上的人家翻了數倍，人口變得相當稠密。隨之，街對麵有幾段鐵柵欄拆了，有幾戶住一層的人家將房子租給外地人開店鋪了。
當年我是海澱區人大代表，預見到了後來可能是什麽情況，曾建議有關部門對那種商租現象應有所限製。
不知為什麽我的建議未起作用。
僅一年後，所有一層人家的房子都變成了店鋪。相鄰的三處由高樓群組成的社區入住率很快就滿了，每一個社區的車位也都不夠用了。不論社區內還是小街上，人們常因車位問題而爭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時，快半夜了，不知哪裏會響起對罵聲、哭喊聲、呼救聲。
2005年前後，那條在三環與四環之間的小街，成為北京市最髒亂差的小街之一。早晚車輛堵得水泄不通的現象司空見慣。炎熱的日子裏街上時有臭味，雨天流淌的雨水是黑的，漂著油。若誰鞋襪濕了，回到家裏不用肥皂是洗不淨仿佛油膩之足的。
我在《緊繃的小街》一文中，曾概述過那條小街當年的情形。
如今，具體說是十八大後，小街的麵貌改善多了。一些老舊樓房刷新了，加了保溫層。小街也重鋪過兩次了，左右都有高出街麵的人行道了。老樹雖已很少了，新樹卻一年年長高了。
我估計，改變那條小街髒亂差現象所花的成本，遠比各方麵當年收費和繳稅的總和多得多。這如同當年中國某些地方的“野蠻發展”，後來須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錢來治理。而且稍一放鬆治理，又會迅速變回到髒亂差去。實際上，那條小街的半段差不多已經變回去了。
當年的樓盤已漲到快6萬一平米了，一套120多平米的三居室，在中介公司的標價是750萬左右。據說很容易賣出，買方多是外地人。三處高樓社區裏的居民三分之二是外地的，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包括回遷戶。而我在小街上所見的人，則十之八九是外地人。
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樣，這條小街的兩側也從早到晚停滿了車。往往，右側或左側還會有停了雙排車的時候。幸而小街成為車輛單行街了，卻沒安探頭，所以不管那一套的駕車人往往仍會造成小街上的車輛堵塞現象。
小街上店鋪多，給居民帶來的好處是買東西方便。而買東西方便可以說是生活方便的主項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圖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確乎在一個時期內都有受惠之感。當年也就是2003年時一處門麵的年房租才1.8萬至2萬元，每一處外地人所租的門麵都足以解決一戶人家的生計問題，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鄉農村蓋了房或在鎮裏縣裏買了房，而租金對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驅逐占道擺攤賣菜的小販時，居民中的老太太們還很光火，立場完全站在小販們一邊——她們隻要方便和便宜，對小街變得多麽髒亂差都能包容。
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僅是她們，否則治理是否屬於順應民意之事還真得兩說了。
如今門麵租金漲到了每年十萬或十一二萬。電費由每度5角漲到了1.54元。
不論是那些臨街小門麵或街後超市裏的東西，一切一切都隨之漲價了。也可以說，倘一戶人家的基本收入沒增加，從理論上講實際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個燒餅由5角變成1元了。
煎餅卷由2元變成3元5元6元了。
油餅由1元變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價也漲得很明顯。
理一次發由15元漲到了20元或25元了，買優惠卡20元，否則25元。
按摩由一小時60元變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門麵撐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點房、雜貨鋪——紛紛關門了。
凡麵向少數人或經營貨物非屬日常消費的門麵，基本都撐不下去了。
但飯店並沒倒閉，菜鋪亦然穩穩當當地存在著。舉凡與吃字沾邊的生意，一如既往地並不受房租漲價的負麵影響。理發鋪也不受此影響。男人半月一個月才理一次發，女人最多一年內做兩次頭發，都對理發鋪漲價充分理解。但這種理解並不同樣給予開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當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許多人就寧肯用家裏的洗衣機洗了。
誰愛走誰走，房東是一點兒也沒有危機感的。往往是，前人剛走，房子幾天後就又租出去了，也許租金還又提了些。而後來者們，大抵是要開飯店的，或賣與“吃”字連在一起的東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經濟一直方興未艾，充分體現了“民以食為天”。
小街兩端各有一家複印社——東家也有照快相的業務，西家兼製各種材質（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廣告招牌，東家所受影響不大；西家從2015年起，已減少了1／3左右的招牌製作業務。這乃因為，凡製招牌的，都是由於店鋪需要，而隻要開的不是理發店或與賣吃的不沾邊，那麽就很難堅持得下去。
在不遠處的翠微商場那樣的較大商場情形也類似。每日一開門，人們蜂擁而至，兩個小時內一層顧客多多——一層的一半是食品區；賣首飾、化妝品的另一半極為冷清。
賣服裝的二層、賣家電的三層都難得一見顧客的身影，售貨員們顯得百無聊賴。這情形也有兩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遊）、下一代的撫養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醫藥費）——拉動內需，基本靠國人此四方麵之消費。
房地產和汽車業拉動gdp的功能乃“雙刃劍”，有時體現為飲鴆止渴，無須贅述。
廣場舞現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謂“盛世”現象，乃體現於底層民眾心理的“盛世”危機現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費民間方式。
電影業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長，可歸於娛樂消費的“舍得”意識。
對於境外旅遊的中國人往往成為外國的“暴購”團，愛國之人士每大發驚詫議論，責備有錢為什麽不花在國內呢？——其實，那些中國人在國外的“舍得”消費，除了外國的商品質量確優，性價比往往還低於國內，也還有“玩”得盡興與否的心理在左右他們。在外國特“舍得”地消費幾次，能更大程度地滿足自己“到此一遊”遊得瀟灑的良好感覺。
當然，僅靠以上“四項基本內容”為拉動國家的內需做貢獻，給力的程度是太不夠了。
還靠什麽呢？
我也想不出來。
縱觀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史，大多數國家的內需gdp其實也主要靠以上“四項基本內容”。
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次發達國家相比，不同在於，前者一向在謀求多掙外國人的錢，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後者隻能一個時期內做到，難以一向做到。
故，在前者，出口創匯才是gdp增長的大頭，內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出口創匯的黃金時代已然過去，“何時君再來”尚不可知，估計不會很快又來了。
對於中國，拉動內需也開始是“保底”時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國人的內需品質總體上還相當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億人口，基數大，將gdp增長的底兜住一個時期似應不成問題。
我們中國的經濟增長顯然已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不是如何抑製增長過快的問題，而是如何防止下滑過快的問題。
若在以後的三四年裏，我國gdp增長指數降到6％以下，我是不會吃驚的。若六七年後逐漸降至5％，但相當長時期內保持穩定，我以為也不必沮喪。
因為那將仍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現象。
我們中國應從經濟高速增長的快意中清醒過來，調整心態，以平常心冷靜地麵對增長緩速下降的事實，盡量使下降較長期停止於某一個安全點。
這是我對於“新常態”的超前解讀，並自認為並未超前多少。
至於那會使我們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目標何時實現，我覺得可以先放一放這想頭。
有比、趕、超的目標自然很好，但有時放一放遠大目標，將現實的國計民生問題抓住，逐步予以解決，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