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賓王（約公元640—約684），浙江義烏人。他年輕時就會寫文章，尤其精於五言詩，“嚐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唐高宗時候，“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誌，棄官而去”。
徐敬業起兵討武則天，他參加了，代徐敬業主持宣傳與軍中書檄。最有名的《討武瞾檄》，就出於他手筆。傳說武則天剛看到這篇罵她的妙文的時候，滿不在乎，並且還嘻嘻哈哈的，但是讀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兩句時，睜著眼睛說：“誰寫的？”左右告訴她，駱賓王寫的。武則天埋怨說：“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麽這樣的人才沒給注意到！）
徐敬業起兵失敗後，《新唐書》說：“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唐書》說“伏誅”，顯然是被殺了。
駱賓王死後，武則天找人尋訪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傳於世”。
駱賓王任侍禦史時入獄，寫了《在獄詠蟬》，說：“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他死後，絕沒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頭號政敵！武則天的度量，真不簡單！
像武則天這種度量，在後代的統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尋。明末清初時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1602—1645）複多爾袞書，拒絕招降，終於以四十三歲盛年，於亂軍之中就義而死。他死後，他這封複多爾袞書湮沒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傳》中甚至不載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時候，敕修《曆代通監輯覽》，開始出現“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書等齎書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書”的話。乾隆“禦批”說：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雲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嚐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複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唯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主義耳！餘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汲修主人（清禮親王昭梿）《嘯亭續錄》卷三也記此事，說：
純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旨嚐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劄，因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大聖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嚐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唯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為史可法出版了遺作，並且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史可法就義以後一百三十一年，賜諡“文正”，建祀立碑，題像賦詩。在敕賜專諡文裏，乾隆說史可法“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恒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諡為忠正。於戲！溯流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逾於華袞。幽光特闡，鑒當年嗷日之心；正氣鹹伸，勵萬古疾風之節。欽茲茂典，慰爾英靈”。雖然史可法死後被他所反對的敵人如此禮遇賜諡，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統治者對敵人的度量，比起小氣的國民黨來，卻足以發人深省了！
1984年9月7日
〔附記〕關於史可法答多爾袞書，捉刀者有不同說法。據鄧之誠《史忠正答攝政王多爾袞書》（《古董瑣記》）：“攝政王致史忠正書，為華亭李舒章雯筆，見《嘯亭雜錄》。史複書，樂平王綱筆也。綱字乾維。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按談遷《棗林雜俎》雲：出自沔陽黃曰芳筆。曰芳庚辰進士。忠正俾答書，詞頗峻。忠正手刪之雲：‘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筆》雲：乃新建歐陽五敕筆，江都強惟良脫稿。未知孰是。”
徐敬業起兵討武則天，他參加了，代徐敬業主持宣傳與軍中書檄。最有名的《討武瞾檄》，就出於他手筆。傳說武則天剛看到這篇罵她的妙文的時候，滿不在乎，並且還嘻嘻哈哈的，但是讀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兩句時，睜著眼睛說：“誰寫的？”左右告訴她，駱賓王寫的。武則天埋怨說：“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麽這樣的人才沒給注意到！）
徐敬業起兵失敗後，《新唐書》說：“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唐書》說“伏誅”，顯然是被殺了。
駱賓王死後，武則天找人尋訪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傳於世”。
駱賓王任侍禦史時入獄，寫了《在獄詠蟬》，說：“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他死後，絕沒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頭號政敵！武則天的度量，真不簡單！
像武則天這種度量，在後代的統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尋。明末清初時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1602—1645）複多爾袞書，拒絕招降，終於以四十三歲盛年，於亂軍之中就義而死。他死後，他這封複多爾袞書湮沒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傳》中甚至不載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時候，敕修《曆代通監輯覽》，開始出現“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書等齎書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書”的話。乾隆“禦批”說：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雲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嚐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複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唯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主義耳！餘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汲修主人（清禮親王昭梿）《嘯亭續錄》卷三也記此事，說：
純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旨嚐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劄，因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大聖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嚐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唯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為史可法出版了遺作，並且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史可法就義以後一百三十一年，賜諡“文正”，建祀立碑，題像賦詩。在敕賜專諡文裏，乾隆說史可法“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恒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諡為忠正。於戲！溯流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逾於華袞。幽光特闡，鑒當年嗷日之心；正氣鹹伸，勵萬古疾風之節。欽茲茂典，慰爾英靈”。雖然史可法死後被他所反對的敵人如此禮遇賜諡，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統治者對敵人的度量，比起小氣的國民黨來，卻足以發人深省了！
1984年9月7日
〔附記〕關於史可法答多爾袞書，捉刀者有不同說法。據鄧之誠《史忠正答攝政王多爾袞書》（《古董瑣記》）：“攝政王致史忠正書，為華亭李舒章雯筆，見《嘯亭雜錄》。史複書，樂平王綱筆也。綱字乾維。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按談遷《棗林雜俎》雲：出自沔陽黃曰芳筆。曰芳庚辰進士。忠正俾答書，詞頗峻。忠正手刪之雲：‘不必角口。’曰芳曾刻其原草。《借庵偶筆》雲：乃新建歐陽五敕筆，江都強惟良脫稿。未知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