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麵碰壁，隻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
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2），——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麽？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3）。大義麽，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麽“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麽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麽“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為胡適、徐誌摩、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取名於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曾以詩社的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報副刊》版麵出過《詩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該社分子多數南下，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他們原來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
（3）“公理”和“正義”，是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在支持章士釗、楊蔭榆壓迫女師大學生時經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當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回校複課時，陳西瀅、王世傑等人又組織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反對女師大複校，支持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
作者在《新的薔薇》一文中曾說：“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見《華蓋集續編》）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
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2），——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諡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麽？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3）。大義麽，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麽“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麽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麽“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為胡適、徐誌摩、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取名於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曾以詩社的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報副刊》版麵出過《詩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該社分子多數南下，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他們原來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
（3）“公理”和“正義”，是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在支持章士釗、楊蔭榆壓迫女師大學生時經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當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回校複課時，陳西瀅、王世傑等人又組織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反對女師大複校，支持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
作者在《新的薔薇》一文中曾說：“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見《華蓋集續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