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2）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3）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麽？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5）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6），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7）。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麽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麽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8）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9）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麽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麽？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麽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麽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麽“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麽？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麽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麽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時有恒，江蘇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切創作……讀讀，當能給我們以新路的認識”，“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魯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綜合性雜誌，上海北新書局發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創刊。初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語見《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據唐代孔穎達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內的“天下百物，鳥獸草木”。
（5）關於吃人的筵宴的議論，參看《墳·燈下漫筆》第二節。
（6）“醉蝦”江浙等地把活蝦放進醋、酒、醬油等拌成的配料裏生吃的一種菜。
（7）即本文後一篇《辭“大義”》。
（8）“研究係”在他們主辦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曾刊載《北京文藝界之分別門戶》一文，內稱“與‘現代派’抗衡者是‘語絲派’”，又說“語絲派”以魯迅“為主”。“現代派”，即現代評論派，他們曾稱魯迅為“語絲派首領”。參看本書《革“首領”》。
（9）“投諸四裔”流放到四方邊遠的地方去。語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10）指顧頡剛。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說：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按指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見《兩地書·四十八》）
（11）《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史書，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貶”的“微言大義”，稱之為“春秋筆法”。
（12）這裏指陳萬裏（田千頃）、黃堅（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參看本卷第402頁注（7）。
（13）獨秀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之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瀏陽人。當時是《現代評論》的經常撰稿人；以後依附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是著名的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報《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的一則新聞，其中曾引用《語絲》上揭發《現代評論》收受段祺瑞津貼的文字；接著唐有壬便於同月十八日致函《晶報》強作辯解，並造謠說：“《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當時我們聽了，以為這不過是共產黨造謠的慣技，不足為奇。”
《晶報》在發表這封信時，標題是《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本報書》。
（15）“撫哭叛徒的吊客”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第三節《最先與最後》。這裏說的“叛徒”，指舊製度的叛逆者。
（16）吳稚暉。他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給邵飄萍的一封信中說過這樣的話：“赤化就是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更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的呈文，叫囂“打倒”“嚴辦”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的愛國學生和市民後，作者曾作散文詩《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並號召生者繼續戰鬥。這裏是指當時遭受國民黨反動派殺戮的革命群眾的流血。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3）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
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麽？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5）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6），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7）。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麽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
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麽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8）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9）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麽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麽？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麽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麽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麽“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麽？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麽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麽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時有恒，江蘇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切創作……讀讀，當能給我們以新路的認識”，“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魯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綜合性雜誌，上海北新書局發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創刊。初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語見《尚書·武成》：“今商王受（紂）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據唐代孔穎達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內的“天下百物，鳥獸草木”。
（5）關於吃人的筵宴的議論，參看《墳·燈下漫筆》第二節。
（6）“醉蝦”江浙等地把活蝦放進醋、酒、醬油等拌成的配料裏生吃的一種菜。
（7）即本文後一篇《辭“大義”》。
（8）“研究係”在他們主辦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曾刊載《北京文藝界之分別門戶》一文，內稱“與‘現代派’抗衡者是‘語絲派’”，又說“語絲派”以魯迅“為主”。“現代派”，即現代評論派，他們曾稱魯迅為“語絲派首領”。參看本書《革“首領”》。
（9）“投諸四裔”流放到四方邊遠的地方去。語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10）指顧頡剛。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許廣平信中說：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按指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見《兩地書·四十八》）
（11）《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史書，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貶”的“微言大義”，稱之為“春秋筆法”。
（12）這裏指陳萬裏（田千頃）、黃堅（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參看本卷第402頁注（7）。
（13）獨秀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之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瀏陽人。當時是《現代評論》的經常撰稿人；以後依附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次長，是著名的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報《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的一則新聞，其中曾引用《語絲》上揭發《現代評論》收受段祺瑞津貼的文字；接著唐有壬便於同月十八日致函《晶報》強作辯解，並造謠說：“《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當時我們聽了，以為這不過是共產黨造謠的慣技，不足為奇。”
《晶報》在發表這封信時，標題是《現代評論主角唐有壬致本報書》。
（15）“撫哭叛徒的吊客”參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第三節《最先與最後》。這裏說的“叛徒”，指舊製度的叛逆者。
（16）吳稚暉。他曾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給邵飄萍的一封信中說過這樣的話：“赤化就是所謂共產，這實在是三百年以後的事；猶之乎還有比他更進步的，叫做無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所謂“彈劾”共產黨的呈文，叫囂“打倒”“嚴辦”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的愛國學生和市民後，作者曾作散文詩《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並號召生者繼續戰鬥。這裏是指當時遭受國民黨反動派殺戮的革命群眾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