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麵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麵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麽?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製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眾,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麽大作品了。隻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麵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麽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2)。——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麽,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3)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複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4),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5)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讚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麽,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著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6),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著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著唱下去。什麽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幹,就隻向著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麽?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著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麽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麵造一道橋到天上。


    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7)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裏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8)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國人也說道:“你家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隻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麵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著老調子,那麽,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著老調子將他們唱完,隻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麽,怎麽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麽?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麽?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9)的,鼓詞裏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隻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仿佛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於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裏。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眾有甚麽關係,甚麽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著。但這些事和民眾有甚麽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麽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嗬!”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讚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10)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著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麽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裏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麽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麽樣,世界怎麽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白胡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曆些危險。隻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第四十八號曾予轉載。


    (2)“特別國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複辟帝製時,他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曾於八月十日北京《亞細亞日報》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不適宜實行民主政治,應當恢複君主政體。這種謬論,曾經成為反動派阻撓民主改革和反對進步學說的借口。


    (3)“仍舊貫”語見《論語·先進》:“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躍曬幔*之何?何必改作!’”


    (4)理學又稱道學,是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它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把“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


    (5)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他在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出任宰相,實行改革,推行均輸、青苗、免役、市貿、方田均稅、保甲保馬等新法,後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而失敗。


    (6)元朝將全國人分為四等:蒙古人最貴,色目人次之,漢人又次之,南人最賤。按漢人指契丹、女貞、高麗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國漢人;南人指南宋遺民。


    (7)關於西洋人用神話哄騙非洲土人的事,參看《熱風》


    (8)“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語見《論語·公冶長》玻埂場〖仲糊鰨ㄔ跡保*92—1674)字應寵,號木皮散人,山東曲阜人,明代遺民、鼓詞作家。這裏所引的話見於明亡後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詞》中關於周武王滅商紂王的一段:“多虧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計,獻上個興周滅商的女嬌娃;……他爺們(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晝夜商議行仁政,那紂王胡裏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隻等得太白"縲*才知道命有差。”


    (10)參看《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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